作者：何成学
广西民族研究 2000年09期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贯方针和政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就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在领导壮、汉、瑶、苗等民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措施，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谱写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丰富了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并为我们党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在左右江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其中壮族约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85%，遍布在左右江各县；汉族占10%；瑶族约占4%，分散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一带山区；其他民族占1%。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尽管在不同时期，按其自身的力量和统治的需要，曾在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政策和方式，如唐宋时期在左右江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设置羁縻州县；宋代后期在左右江地区推行土官制度，元明清时期在左右江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自然不可能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而是视之为蛮夷，非我族类。土司制度是带有浓厚的农奴制性质的社会制度。在土官的统治下，土司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殴斗时有发生，破坏了民族间的团结；土官对辖下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左右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土归流”以后，不仅反动政府更加强了对左右江各族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压迫，而且土司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反动统治阶级一方面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把壮族称为“愚顽的‘土人’”，把瑶、苗等少数民族称为未开化的“原种人”（注：民国《广西年鉴》第一回，第155页，1933年版。）。分别给少数民族的名称加上“犭”旁，写成“獞”、“猺”等，视他们为异类。另一方面，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致使各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防范的心理，加深他们的隔阂。直到大革命时期，左右江地区的民族隔阂问题，还相当突出。如当时东兰县就分土人（壮族）、客人（外地迁来的汉人）、瑶人三种，土人向耻与客人为伍，客人还被称为“湖广佬”，瑶人则要向土人纳贡、服徭役。当地少数民族中受压迫最深重的是瑶族，他们被反动统治阶级贬称为“蛮瑶”、“顽瑶”，赶到深山老林里，常年靠红薯、南瓜、野菜度日；除了受封建山主奴役外，还被迫“向土官进贡，为土官服徭役，”（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甚至被山主出卖、抵押、转让；山主规定山丁（瑶人）不得读书，不准穿唐装和白色的衣服。
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上土地贫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因而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
为了反抗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剥削，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曾多次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近代史上，他们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镇南关起义、辛亥革命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未能获得民族解放；20世纪20年代，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运动，但革命成果被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吞了。因此，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党的民族政策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实践
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措施，使左右江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的大团结。
首先，积极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邓小平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1929年10月底，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在纲领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93-9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右江党组织也提出了“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口号和主张；红七军则提出了实行各族“官兵待遇平等”的主张。从而使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从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是扼杀中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各族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是“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党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驱逐了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官员；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残余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在根据地中流传一首壮族山歌：“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注：《在左右江两岸》，《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
其次，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各民族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政治上，各族人民入党参军参政，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废除傜役、苛捐杂税和契约，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在文化上，县乡劳动小学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在干群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干部经常到壮乡瑶寨走村串户，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勉励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风俗习惯上，根据地内禁止使用歧视或不尊重少数民族称呼（如不许叫瑶胞为“布龙”，不许叫汉族为“布滚”），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员从严处理。从而使根据地少数民族人民获得一次解放，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第三，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而斗争。在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方面，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左右江地区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地区的党的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左右江地区特别是右江地区，建立发展党组织的条件与全国其他地区又不相同：阶级基础不同（右江地区基本上没有产业工人，非产业工人和农村雇农等无产阶级人数也很少，自耕农占大多数）；民族特点突出（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左右）。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左右江地区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壮大。这一创造性的党建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建立一支较强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有40余人。（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第11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邓小平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后，曾派出雷经天等党员干部到右江地区，建立右江工作委员会，负责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百色起义时，党员发展到300人左右。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更注意地方党的建设，根据地内建立了右江特委和9个县委，县委下设区委、乡支部，1930年9月，右江革命根据地有党员约2000人（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第1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党员。(2)“创造布尔塞维克党”。在没有产业工人、农村雇农少，只有市政工人，农村自耕农占大多数的左右江地区，既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要大力发展党组织，是党建工作一大难题。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就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即“创造布尔塞维克党”：既尽量吸收工人、雇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又注意吸收贫农、中农等自耕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既注重在乡村发展党员，又重视加强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素质。(3)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把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左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有许多方面需要调整、完善。调整完善的主要内容是地方党*
员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成份比例，同时采取思想教育、培训等手段来巩固发展党组织。通过以上措施，壮大了左右江地区党的组织，并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左右江地区各族群众团体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1)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壮大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红七军前委不仅任命了壮族韦拔群、黄治峰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三、第四纵队队长，而且还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右江特委10名委员中8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壮、瑶族委员6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和左江各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就有壮族干部108名（注：《发扬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优良传统，促进改革开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43页，1995年6月广西中共党史学会编。）。(2)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军部成立教导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以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训初级干部，仅红八军军政干校在1930年2月就培训了近100名民族干部。（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第113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边工作边指导与举办理论培训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邓小平曾先后在东兰、恩隆两县举办过几期党政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讲课。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促进各民族团体与进步。一是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在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主要采取了四条措施和方法：(1)先试点后推广。1930年3月，派韦菁等人在凤山县中亭乡进行土地革命试点，5月分逐步铺开。(2)制定颁布法规。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制定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为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法规性的依据。(3)作出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的规定，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级，有利于土地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4)1930年5月1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颁布了《共耕条例》，用法规把“共耕”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通过以上措施，1930年6月，右江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进入高潮。二是制定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致力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在制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贸易；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人民子女免费就学等主张。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从部队到地方都设立了经济管理机关，管理生产，发展经济；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406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在文教工作方面，地、县、区、乡四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实行平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创办中小学（多为免费教育，瑶族地区开办的学校，经费全部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各乡村普遍设立夜校和妇女夜读班；设立群众书报社，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这些政策措施，不仅发展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且还为右江革命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人才，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团结合作。
三、做好左右江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的光辉实践。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左右江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使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的大团结，为巩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的经验，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依据左右江地区具有十年革命斗争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0%的实际，创造出从依靠农民协会到建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新路子，形成壮汉瑶苗族干部团结主政的政治局面。这条革命建政路子，既是邓小平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沿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又为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二是邓小平领导右江党组织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继承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从左右江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土地革命：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办试点——颁布法规——全面铺开。其中右江革命根据地制定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法规相比，条例的内容更丰富、规定更具体，富有创造性。三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创造性的经验集中体现在“创造布尔塞维克党”，建立一支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
其次，邓小平在左右江地区创造性地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使根据地各民族空前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为巩固革命政权和壮大革命武装贡献了力量。由于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好了各民族间的关系，使左右江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并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成为根据地力量最深厚的源泉。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前，积极参加工农运动，组织工农自卫军、赤卫队，协助起义部队打击土豪劣绅，肃清土匪。1929年10月，右江地区的部分农民自卫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围歼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11月，奉议、恩隆两县农军主力协助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围歼了奉议大土豪黄曹山团局武装，为百色起义扫除了主要障碍。在左江地区，11月中旬，左江工农赤卫大队配合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围攻占据龙州城的副大队长蒙志仁700人马，收复龙州，为龙州起义扫除了一大障碍。百色、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各族人民努力进行革命政权、军队、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土地革命工作，左右江地区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和地方赤卫队，出现妻送夫、父送子参军的动人情景，1930年春，左江地区有10000余人参加了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军；到1930年夏秋间，右江地区约有15000各族子弟参加了红七军和右江赤卫军（其中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6000壮瑶农民参加了红七军和赤卫军），另建立区、乡、村赤卫队数万人。（注：综合于《左江特委报告》1930年2月8日；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1930年5月；《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1930年8月22日；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左右江赤卫队，担任维护地方治安或配合红军作战，如右江各县工农赤卫队配合红七军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成等反动武装，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城镇、农村，组织了工会、雇农工会、妇女会、青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他们一边努力生产，支援红军，一边组织起来成立被服厂、小型兵工厂、修理队，为红军做衣服、军鞋、修桥补路、护理伤病员，还参加宣传、调查侦察、分配土地、护送干部等工作。原红军军长张云逸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注：《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第1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三，培养了一大批党员、红军战士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这些党员、红军战士成为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骨干力量和主体力量。左右江红军经七千里艰苦远征北上汇合中央苏区后，成为红三军团的中坚力量，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多次称赞红七军是一支灵似猴、勇似虎的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培养了数百名党政军干部，其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的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仅壮族干部就有108名；不少参加过百色、龙州起义的壮族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如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冼恒汉、覃健，少将韦祖珍、卢绍武、朱鹤云、欧致富、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
第四，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中，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较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坚定了左右江各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激励革命斗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和封建地主豪绅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壮大了党和革命斗争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邓小平在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党的民族工作的实践，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0年，但是，这些经验仍然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对于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有12个世居民族，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全国、全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相互团结。没有民族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什么事也做不成，做不好。要使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创辉煌，就必须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既是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和走向繁荣昌盛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可靠保证。其一是在全国12亿多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8.3%，但居住的地域却占国土总面积的50%至60%；在广西4589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8.3%（注：《广西民族问题理论论文集》（第二辑），第21页，广西民族研究所1985年编印；《广西民族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第343页，广西区民委1999年8月编印。）。因此，大力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关系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民族问题能否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二是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问题，需要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这是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可靠保证。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来自少数民族群众之中，土生土长，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不仅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本民族的发展繁荣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实际工作中，有着外来干部不可能具有的、本地的汉族干部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成功的民族工作经验证明，只有相信当地民族党员和干部，广泛地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得到顺利执行。
第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才能使一个多民族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富强；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因此，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作者介绍：何成学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2
作者：何成学
广西民族研究 2000年09期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贯方针和政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就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在领导壮、汉、瑶、苗等民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措施，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谱写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丰富了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并为我们党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在左右江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其中壮族约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85%，遍布在左右江各县；汉族占10%；瑶族约占4%，分散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一带山区；其他民族占1%。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尽管在不同时期，按其自身的力量和统治的需要，曾在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政策和方式，如唐宋时期在左右江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设置羁縻州县；宋代后期在左右江地区推行土官制度，元明清时期在左右江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自然不可能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而是视之为蛮夷，非我族类。土司制度是带有浓厚的农奴制性质的社会制度。在土官的统治下，土司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殴斗时有发生，破坏了民族间的团结；土官对辖下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左右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土归流”以后，不仅反动政府更加强了对左右江各族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压迫，而且土司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反动统治阶级一方面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把壮族称为“愚顽的‘土人’”，把瑶、苗等少数民族称为未开化的“原种人”（注：民国《广西年鉴》第一回，第155页，1933年版。）。分别给少数民族的名称加上“犭”旁，写成“獞”、“猺”等，视他们为异类。另一方面，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致使各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防范的心理，加深他们的隔阂。直到大革命时期，左右江地区的民族隔阂问题，还相当突出。如当时东兰县就分土人（壮族）、客人（外地迁来的汉人）、瑶人三种，土人向耻与客人为伍，客人还被称为“湖广佬”，瑶人则要向土人纳贡、服徭役。当地少数民族中受压迫最深重的是瑶族，他们被反动统治阶级贬称为“蛮瑶”、“顽瑶”，赶到深山老林里，常年靠红薯、南瓜、野菜度日；除了受封建山主奴役外，还被迫“向土官进贡，为土官服徭役，”（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甚至被山主出卖、抵押、转让；山主规定山丁（瑶人）不得读书，不准穿唐装和白色的衣服。
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上土地贫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因而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
为了反抗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剥削，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曾多次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近代史上，他们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镇南关起义、辛亥革命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未能获得民族解放；20世纪20年代，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运动，但革命成果被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吞了。因此，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党的民族政策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实践
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措施，使左右江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的大团结。
首先，积极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邓小平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1929年10月底，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在纲领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93-9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右江党组织也提出了“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口号和主张；红七军则提出了实行各族“官兵待遇平等”的主张。从而使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从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是扼杀中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各族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是“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党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驱逐了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官员；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残余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在根据地中流传一首壮族山歌：“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注：《在左右江两岸》，《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
其次，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各民族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政治上，各族人民入党参军参政，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废除傜役、苛捐杂税和契约，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在文化上，县乡劳动小学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在干群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干部经常到壮乡瑶寨走村串户，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勉励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风俗习惯上，根据地内禁止使用歧视或不尊重少数民族称呼（如不许叫瑶胞为“布龙”，不许叫汉族为“布滚”），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员从严处理。从而使根据地少数民族人民获得一次解放，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第三，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而斗争。在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方面，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左右江地区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地区的党的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左右江地区特别是右江地区，建立发展党组织的条件与全国其他地区又不相同：阶级基础不同（右江地区基本上没有产业工人，非产业工人和农村雇农等无产阶级人数也很少，自耕农占大多数）；民族特点突出（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左右）。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左右江地区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壮大。这一创造性的党建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建立一支较强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有40余人。（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第11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邓小平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后，曾派出雷经天等党员干部到右江地区，建立右江工作委员会，负责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百色起义时，党员发展到300人左右。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更注意地方党的建设，根据地内建立了右江特委和9个县委，县委下设区委、乡支部，1930年9月，右江革命根据地有党员约2000人（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第1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党员。(2)“创造布尔塞维克党”。在没有产业工人、农村雇农少，只有市政工人，农村自耕农占大多数的左右江地区，既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要大力发展党组织，是党建工作一大难题。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就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即“创造布尔塞维克党”：既尽量吸收工人、雇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又注意吸收贫农、中农等自耕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既注重在乡村发展党员，又重视加强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素质。(3)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把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左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有许多方面需要调整、完善。调整完善的主要内容是地方党*
员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成份比例，同时采取思想教育、培训等手段来巩固发展党组织。通过以上措施，壮大了左右江地区党的组织，并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左右江地区各族群众团体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1)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壮大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红七军前委不仅任命了壮族韦拔群、黄治峰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三、第四纵队队长，而且还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右江特委10名委员中8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壮、瑶族委员6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和左江各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就有壮族干部108名（注：《发扬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优良传统，促进改革开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43页，1995年6月广西中共党史学会编。）。(2)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军部成立教导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以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训初级干部，仅红八军军政干校在1930年2月就培训了近100名民族干部。（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第113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边工作边指导与举办理论培训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邓小平曾先后在东兰、恩隆两县举办过几期党政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讲课。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促进各民族团体与进步。一是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在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主要采取了四条措施和方法：(1)先试点后推广。1930年3月，派韦菁等人在凤山县中亭乡进行土地革命试点，5月分逐步铺开。(2)制定颁布法规。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制定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为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法规性的依据。(3)作出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的规定，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级，有利于土地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4)1930年5月1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颁布了《共耕条例》，用法规把“共耕”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通过以上措施，1930年6月，右江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进入高潮。二是制定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致力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在制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贸易；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人民子女免费就学等主张。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从部队到地方都设立了经济管理机关，管理生产，发展经济；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406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在文教工作方面，地、县、区、乡四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实行平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创办中小学（多为免费教育，瑶族地区开办的学校，经费全部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各乡村普遍设立夜校和妇女夜读班；设立群众书报社，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这些政策措施，不仅发展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且还为右江革命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人才，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团结合作。
三、做好左右江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的光辉实践。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左右江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使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的大团结，为巩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的经验，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依据左右江地区具有十年革命斗争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0%的实际，创造出从依靠农民协会到建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新路子，形成壮汉瑶苗族干部团结主政的政治局面。这条革命建政路子，既是邓小平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沿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又为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二是邓小平领导右江党组织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继承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从左右江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土地革命：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办试点——颁布法规——全面铺开。其中右江革命根据地制定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法规相比，条例的内容更丰富、规定更具体，富有创造性。三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创造性的经验集中体现在“创造布尔塞维克党”，建立一支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
其次，邓小平在左右江地区创造性地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使根据地各民族空前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为巩固革命政权和壮大革命武装贡献了力量。由于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好了各民族间的关系，使左右江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并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成为根据地力量最深厚的源泉。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前，积极参加工农运动，组织工农自卫军、赤卫队，协助起义部队打击土豪劣绅，肃清土匪。1929年10月，右江地区的部分农民自卫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围歼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11月，奉议、恩隆两县农军主力协助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围歼了奉议大土豪黄曹山团局武装，为百色起义扫除了主要障碍。在左江地区，11月中旬，左江工农赤卫大队配合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围攻占据龙州城的副大队长蒙志仁700人马，收复龙州，为龙州起义扫除了一大障碍。百色、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各族人民努力进行革命政权、军队、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土地革命工作，左右江地区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和地方赤卫队，出现妻送夫、父送子参军的动人情景，1930年春，左江地区有10000余人参加了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军；到1930年夏秋间，右江地区约有15000各族子弟参加了红七军和右江赤卫军（其中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6000壮瑶农民参加了红七军和赤卫军），另建立区、乡、村赤卫队数万人。（注：综合于《左江特委报告》1930年2月8日；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1930年5月；《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1930年8月22日；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左右江赤卫队，担任维护地方治安或配合红军作战，如右江各县工农赤卫队配合红七军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成等反动武装，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城镇、农村，组织了工会、雇农工会、妇女会、青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他们一边努力生产，支援红军，一边组织起来成立被服厂、小型兵工厂、修理队，为红军做衣服、军鞋、修桥补路、护理伤病员，还参加宣传、调查侦察、分配土地、护送干部等工作。原红军军长张云逸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注：《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第1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三，培养了一大批党员、红军战士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这些党员、红军战士成为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骨干力量和主体力量。左右江红军经七千里艰苦远征北上汇合中央苏区后，成为红三军团的中坚力量，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多次称赞红七军是一支灵似猴、勇似虎的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培养了数百名党政军干部，其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的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仅壮族干部就有108名；不少参加过百色、龙州起义的壮族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如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冼恒汉、覃健，少将韦祖珍、卢绍武、朱鹤云、欧致富、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
第四，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中，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较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坚定了左右江各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激励革命斗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和封建地主豪绅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壮大了党和革命斗争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邓小平在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党的民族工作的实践，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0年，但是，这些经验仍然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对于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有12个世居民族，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全国、全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相互团结。没有民族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什么事也做不成，做不好。要使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创辉煌，就必须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既是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和走向繁荣昌盛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和具体体现。
其次，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可靠保证。其一是在全国12亿多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8.3%，但居住的地域却占国土总面积的50%至60%；在广西4589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8.3%（注：《广西民族问题理论论文集》（第二辑），第21页，广西民族研究所1985年编印；《广西民族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第343页，广西区民委1999年8月编印。）。因此，大力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关系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民族问题能否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二是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问题，需要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这是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可靠保证。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来自少数民族群众之中，土生土长，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不仅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本民族的发展繁荣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实际工作中，有着外来干部不可能具有的、本地的汉族干部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成功的民族工作经验证明，只有相信当地民族党员和干部，广泛地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得到顺利执行。
第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才能使一个多民族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富强；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因此，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作者介绍：何成学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