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路线，是化解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的过程和结果。新时期新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重新认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本质，认真对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现的干部失灵和群众失灵现象，努力追求在一定的利益融合的基础上消除对抗、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实现彼此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干部群众共同发展的正确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形式，培育社会组织是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有效形式。 [关键词] 群众路线 处理 干部与群众 关系 矛盾 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路线的主体是干部与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新时期新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重新认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本质，认真对待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矛盾。以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一、干部与群众关系本质的再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部活动中，既要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唯一宗旨，又要无限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任务。同时，党只有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和利益，才能得到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或者特殊利益，这是党执政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边界。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各级干部扎根于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同时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干部和群众之间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和亲人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相联系，在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当中出现了干部失灵，即干部在责任、廉洁、监督和公信力等方面失去约束效力的状况，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尽管干群矛盾在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或处理不好，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能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建立起良好的干群关系，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和政府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这也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关系就是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前，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或矛盾中，干部是主要方面，群众是次要方面。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那么也可以看到干部失灵和群众失灵的现象。在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矛盾过程中，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 1.干部失灵是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 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凸显，干群矛盾也有激化的迹象，作为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干部失灵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1）干部责任失灵 责任失灵指的是干部淡忘了自己作为党员和干部的责任，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颠倒了主仆关系，在思想上漠视群众，在感情上疏远群众，在作风上脱离群众，造成干部与群众的隔阂。在思想上，责任失灵表现为忽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实践上表现为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作风。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例如“官本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机关形象。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苏联干部与群众矛盾的激化推动了这一进程，这是不争的事实，理应成为长鸣的警钟。由此看来，干部责任失灵的确是干群矛盾的根源之一。 （2）干部廉洁失灵 干部廉洁失灵指的是腐败现象。这是个世界话题，但凡有政府执政必有腐败现象。一些国家的政府公务员廉洁有效，大部分国家会出现廉洁失灵。当前我国存在的干部廉洁失灵，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的政府失灵，政府及其公务员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包括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小集体利益等，造成干部廉洁失灵。在利益驱动下，部分政府官员自律意识差，私欲膨胀、以权谋私、渎职失责、大搞权钱交易、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3）干部监督失灵 首先是政府管理体制内部权力监督缺失。中国的政府管理往往是对执政党及上级政府负责，对渎职、失职的责任追究往往很难落实。由于民主和法治制度的缺失，政府管理的程序化程度不高，命令主义盛行，对公权力的行使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决策的随意性、长官意志明显，非正式的约定多于正式规则。干部多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搞一言堂，权大于法。其次是政府与公民互动缺失，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对执政行为的关注和监督。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缺少完备的公民参与途径，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效力。 （4）干部公信力失灵 干部公信力失灵是指人民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不高，助长了群众的离心倾向。干部代表党和政府，本应该具有高度的公信力，现实中政府的公共信息供给、社会公共安全服务供给失灵，监管失败，以及干部自身言行失当，都造成了政府和干部的社会公信力流失。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为了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数字、假报告盛行，使政府缺信失信现象突出。一些干部言行失当，“雷人言论”不断被刷新，触碰到干群关系最敏感的神经，大有淹没政府和干部公信力之势。 2.群众失灵是干群矛盾的次要方面 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矛盾中虽然不处于支配地位，不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不决定矛盾的性质，但是对矛盾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影响，是矛盾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次方面会发生转化，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群众在干群矛盾中的次要地位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忽视次要方面。在干群矛盾中存在干部失灵，同时出现群众失灵的现象。当然，群众失灵也是由干部失灵决定的。 （1）群众地位感失灵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时期内，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推翻“三座大山”，处于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地位，感受到了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干部和群众本身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关系中客观存在着对立面，地位差距明显。由于干部失灵，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优越感正在流失，造成了群众地位感失灵。 （2）群众政治参与失灵 我国公民享有参加国家管理的平等权利，政府必须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来作出公共决策。党和政府及其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从本质上说，党和政府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的需求，不论在数量上、程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呈上升趋势。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但是渠道狭窄乃至缺失的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群众政治参与程度不高，干部与群众沟通机制尚不够完善，群众反映情况问题和建议，领导干部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对制定政策施加影响等，都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群众政治参与失灵，不但会歪曲信息，使领导决策失误，而且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群众与党和政府及其干部的隔阂加深，冷淡和不信任情绪增长。这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问题的重要症结。 （3）群众心态平衡失灵 群众心态平衡失灵指的是群众在平衡心态上失去效力。利益差别的扩大化， 尤其是由于机会和起点不公平造成的贫富收入差距，是一般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态平衡失灵的根源。政府及其干部与群众在立场、价值观和利益等方面不同，地位上的差别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成为可能，尤其是由权力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造就一夜暴富神话的现象出现以后，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引发群众心态平衡失灵。 群众心态平衡失灵还伴随着行为的异化。现实社会中，群众大部分的诉求是合理的，但同时也的确存在许多不合理诉求。还有很多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奉行“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从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大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来看，甚至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事件当中来。他们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往往是少数不法分子违法犯罪与一些群众无目的的参与相互交织，出现众多的围观、起哄甚至挑衅者。不仅使小事件的规模扩大、破坏的烈度增强，而且事件的社会影响也迅速蔓延。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心态平衡失灵进而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4）群众现代性失灵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效应。 一方面它提供机会，使无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和积聚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和享受。另一方面它也带来风险，在现代性的晚期即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风险意味着社会安全保障的丧失，承担风险的频率、烈度与后果无法预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这种双重效应。但是人们往往过多关注现代性的风险面。一些人把面对的社会风险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社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有人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准备不足，不能理性地看待问题，产生怨气和不满。这是公民现代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导致现代性失灵的具体表现。 三、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矛盾 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路线，是化解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实践过程和结果。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消灭对方或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去解决，应该努力追求在一定的利益融合的基础上消除对抗、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实现彼此关系的和谐。当然，解决干部与群众矛盾的过程也是克服干部失灵、群众失灵的过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干部群众共同发展的正确形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感召下，励精图治，不断进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可的，对党、政府和干部总体上是信任的。根据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调查，居民对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的信任程度最高，得分达69.8分。群众相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强大，中华民族振兴。这不但是解决干部与群众矛盾的出发点和一致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及其干部担负的责任。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形式 解决干群矛盾不是一方试图吃掉另一方，或追求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矛盾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必须得到尊重和体现。当前最重要的是切实解决劳资矛盾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和地位问题。政府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形式，使再分配政策向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弱势群体倾斜；同时，限制和取消干部的种种特权，并使干部阶层的收入公开化、透明化，切实抑制住其隐性收入、灰色收入，通过宏观调控使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趋于合理化。党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之所以得到拥护和坚决地贯彻执行，道理就在这里。 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干部来说，行使任何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的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把各项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于群众来说，无论是什么理由和借口，都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社会的利益，这也是群众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是对群众利益的最大保护。 3.培育社会组织是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有效形式 社会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自愿联合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来的第三方力量。在转变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社会组织发挥着政府与市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弥补干部失灵、群众失灵，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朝着解决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迈出坚实步伐。 参考文献： [1]陈如钧：《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论文。 [2]陈如钧：《时刻不忘密切党群关系这个大道理》，《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2期。 [3]蔡霞：《面对社会冲突执政党需要思考些什么》，《学习与创新》第60期。 [4]孙其昂：《从社会文化视角解读中国的环境问题》，《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6月6日。 [5]王玨：《社科院蓝皮书：慎防群体怨恨扩大》，文汇报（香港）2011年5月5日。
[摘要] 党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路线，是化解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的过程和结果。新时期新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重新认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本质，认真对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现的干部失灵和群众失灵现象，努力追求在一定的利益融合的基础上消除对抗、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实现彼此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干部群众共同发展的正确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形式，培育社会组织是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有效形式。 [关键词] 群众路线 处理 干部与群众 关系 矛盾 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路线的主体是干部与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新时期新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重新认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本质，认真对待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矛盾。以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一、干部与群众关系本质的再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部活动中，既要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唯一宗旨，又要无限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任务。同时，党只有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和利益，才能得到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或者特殊利益，这是党执政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边界。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各级干部扎根于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同时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干部和群众之间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和亲人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相联系，在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当中出现了干部失灵，即干部在责任、廉洁、监督和公信力等方面失去约束效力的状况，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尽管干群矛盾在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或处理不好，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能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建立起良好的干群关系，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和政府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这也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关系就是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前，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或矛盾中，干部是主要方面，群众是次要方面。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那么也可以看到干部失灵和群众失灵的现象。在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矛盾过程中，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 1.干部失灵是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 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凸显，干群矛盾也有激化的迹象，作为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干部失灵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1）干部责任失灵 责任失灵指的是干部淡忘了自己作为党员和干部的责任，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颠倒了主仆关系，在思想上漠视群众，在感情上疏远群众，在作风上脱离群众，造成干部与群众的隔阂。在思想上，责任失灵表现为忽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实践上表现为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作风。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例如“官本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机关形象。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苏联干部与群众矛盾的激化推动了这一进程，这是不争的事实，理应成为长鸣的警钟。由此看来，干部责任失灵的确是干群矛盾的根源之一。 （2）干部廉洁失灵 干部廉洁失灵指的是腐败现象。这是个世界话题，但凡有政府执政必有腐败现象。一些国家的政府公务员廉洁有效，大部分国家会出现廉洁失灵。当前我国存在的干部廉洁失灵，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的政府失灵，政府及其公务员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包括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小集体利益等，造成干部廉洁失灵。在利益驱动下，部分政府官员自律意识差，私欲膨胀、以权谋私、渎职失责、大搞权钱交易、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3）干部监督失灵 首先是政府管理体制内部权力监督缺失。中国的政府管理往往是对执政党及上级政府负责，对渎职、失职的责任追究往往很难落实。由于民主和法治制度的缺失，政府管理的程序化程度不高，命令主义盛行，对公权力的行使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决策的随意性、长官意志明显，非正式的约定多于正式规则。干部多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搞一言堂，权大于法。其次是政府与公民互动缺失，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对执政行为的关注和监督。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缺少完备的公民参与途径，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效力。 （4）干部公信力失灵 干部公信力失灵是指人民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不高，助长了群众的离心倾向。干部代表党和政府，本应该具有高度的公信力，现实中政府的公共信息供给、社会公共安全服务供给失灵，监管失败，以及干部自身言行失当，都造成了政府和干部的社会公信力流失。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为了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数字、假报告盛行，使政府缺信失信现象突出。一些干部言行失当，“雷人言论”不断被刷新，触碰到干群关系最敏感的神经，大有淹没政府和干部公信力之势。 2.群众失灵是干群矛盾的次要方面 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矛盾中虽然不处于支配地位，不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不决定矛盾的性质，但是对矛盾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影响，是矛盾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次方面会发生转化，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群众在干群矛盾中的次要地位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忽视次要方面。在干群矛盾中存在干部失灵，同时出现群众失灵的现象。当然，群众失灵也是由干部失灵决定的。 （1）群众地位感失灵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时期内，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推翻“三座大山”，处于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地位，感受到了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干部和群众本身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关系中客观存在着对立面，地位差距明显。由于干部失灵，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优越感正在流失，造成了群众地位感失灵。 （2）群众政治参与失灵 我国公民享有参加国家管理的平等权利，政府必须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来作出公共决策。党和政府及其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从本质上说，党和政府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的需求，不论在数量上、程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呈上升趋势。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但是渠道狭窄乃至缺失的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群众政治参与程度不高，干部与群众沟通机制尚不够完善，群众反映情况问题和建议，领导干部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对制定政策施加影响等，都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群众政治参与失灵，不但会歪曲信息，使领导决策失误，而且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群众与党和政府及其干部的隔阂加深，冷淡和不信任情绪增长。这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问题的重要症结。 （3）群众心态平衡失灵 群众心态平衡失灵指的是群众在平衡心态上失去效力。利益差别的扩大化， 尤其是由于机会和起点不公平造成的贫富收入差距，是一般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态平衡失灵的根源。政府及其干部与群众在立场、价值观和利益等方面不同，地位上的差别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成为可能，尤其是由权力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造就一夜暴富神话的现象出现以后，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引发群众心态平衡失灵。 群众心态平衡失灵还伴随着行为的异化。现实社会中，群众大部分的诉求是合理的，但同时也的确存在许多不合理诉求。还有很多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奉行“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从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大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来看，甚至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事件当中来。他们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往往是少数不法分子违法犯罪与一些群众无目的的参与相互交织，出现众多的围观、起哄甚至挑衅者。不仅使小事件的规模扩大、破坏的烈度增强，而且事件的社会影响也迅速蔓延。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心态平衡失灵进而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4）群众现代性失灵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效应。 一方面它提供机会，使无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和积聚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和享受。另一方面它也带来风险，在现代性的晚期即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风险意味着社会安全保障的丧失，承担风险的频率、烈度与后果无法预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这种双重效应。但是人们往往过多关注现代性的风险面。一些人把面对的社会风险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社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有人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准备不足，不能理性地看待问题，产生怨气和不满。这是公民现代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导致现代性失灵的具体表现。 三、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矛盾 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路线，是化解双方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实践过程和结果。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消灭对方或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去解决，应该努力追求在一定的利益融合的基础上消除对抗、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实现彼此关系的和谐。当然，解决干部与群众矛盾的过程也是克服干部失灵、群众失灵的过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干部群众共同发展的正确形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感召下，励精图治，不断进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可的，对党、政府和干部总体上是信任的。根据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调查，居民对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的信任程度最高，得分达69.8分。群众相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强大，中华民族振兴。这不但是解决干部与群众矛盾的出发点和一致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及其干部担负的责任。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形式 解决干群矛盾不是一方试图吃掉另一方，或追求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矛盾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地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必须得到尊重和体现。当前最重要的是切实解决劳资矛盾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和地位问题。政府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形式，使再分配政策向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弱势群体倾斜；同时，限制和取消干部的种种特权，并使干部阶层的收入公开化、透明化，切实抑制住其隐性收入、灰色收入，通过宏观调控使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趋于合理化。党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之所以得到拥护和坚决地贯彻执行，道理就在这里。 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干部来说，行使任何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的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把各项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于群众来说，无论是什么理由和借口，都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社会的利益，这也是群众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是对群众利益的最大保护。 3.培育社会组织是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有效形式 社会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自愿联合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来的第三方力量。在转变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社会组织发挥着政府与市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弥补干部失灵、群众失灵，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朝着解决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迈出坚实步伐。 参考文献： [1]陈如钧：《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论文。 [2]陈如钧：《时刻不忘密切党群关系这个大道理》，《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2期。 [3]蔡霞：《面对社会冲突执政党需要思考些什么》，《学习与创新》第60期。 [4]孙其昂：《从社会文化视角解读中国的环境问题》，《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6月6日。 [5]王玨：《社科院蓝皮书：慎防群体怨恨扩大》，文汇报（香港）2011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