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以此为前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鉴于官员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二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官场风气，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官场的显性规则。中国古代官员咏诗言志，赋词遣情，并将其融汇于从政实践中，久之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色彩非常浓郁，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入仕为官。因此，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举凡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进私塾入学堂学习经史子集、四书五经，寒窗苦读目的在于为将来步入仕途、报效国家积累学识。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经过儒师的悉心调教和官场的耳濡目染，入仕时大都谙熟治乱兴衰之道、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成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蓄积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而官员继续读书则成就了更大事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精神追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既是“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背景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儒家核心价值观居于历代封建王朝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漫长苦读且深入传统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才能在官场里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读书天赋、家境又允许的学子，大都养成了读书习惯，为官之后依然读经诵史，赋诗作文，以此颐养性情、陶冶操守、净化心际、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国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此时考核检验官吏的准绳，不仅要看其政绩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低，鉴于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政绩平平的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更无法把一个政绩显赫的官员与一个文化学识浅薄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辞章、风度、名望、口碑等，均作为评价官员的尺度和标准，于是注重读书、讲究作文在官场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中国古代官员把读书和从政合二为一，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秦汉统治者在反思和总结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兴亡教训的基础上，将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历经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察举制度，到了隋唐逐步建立完善起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它把考察文人学子对古典文化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作为公开选拔官员的基本依据，所以不读书者不能入仕为官，于是古代士子的读书之风一朝胜过一朝。士子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读书为文方面更加勤勉笃毅，成为为官和为文两方面的典范，例如宋代的王安石、苏轼、范仲淹，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清代的林则徐、左宗棠等，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当然，喜欢读书与做个好官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喜欢读书不全是好官，但赃官劣官则大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因为此类官员的兴致根本不在读书上，而是钟情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日程安排中，读书肯定是排在酒色之后的。 如同理想和现实构成人类活动的两面，读书与做官也构成中国文人士子心态的两面。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交错混杂在一起，由此构成了古代文人的复杂性格和模糊意绪，这样，在他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的同时，也演绎着一幕幕数不清看不完的人生悲喜剧。例如北宋寇准被罢免丞相之职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准以东道主身份表达情谊，临别时寇准低声咨询张咏：“何以教准？”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后汉书阅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 “此张公谓我矣。”由此推知，即使官居高位，但长期不读书不学习也会贻误国事、害人害己。也许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审视。读书著文在历史上也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司马迁因说直话而罹受宫刑，到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使众多官吏丢掉性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导致万马齐喑，使今人感到在官场上读书立言绝非易事。其实，读书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今世和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单凭勇气就能够做到的。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书立言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研究现实、预测将来都要向历史躬身求教，而历史呈现给你的面孔有时是扑朔迷离的，有时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应像鲁迅那样揭去历史的面纱，袒露历史的真相，直抵历史的本质。 （摘自《学习时报》）
假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以此为前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鉴于官员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二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官场风气，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官场的显性规则。中国古代官员咏诗言志，赋词遣情，并将其融汇于从政实践中，久之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色彩非常浓郁，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入仕为官。因此，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举凡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进私塾入学堂学习经史子集、四书五经，寒窗苦读目的在于为将来步入仕途、报效国家积累学识。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经过儒师的悉心调教和官场的耳濡目染，入仕时大都谙熟治乱兴衰之道、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成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蓄积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而官员继续读书则成就了更大事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精神追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既是“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背景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儒家核心价值观居于历代封建王朝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漫长苦读且深入传统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才能在官场里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读书天赋、家境又允许的学子，大都养成了读书习惯，为官之后依然读经诵史，赋诗作文，以此颐养性情、陶冶操守、净化心际、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国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此时考核检验官吏的准绳，不仅要看其政绩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低，鉴于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政绩平平的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更无法把一个政绩显赫的官员与一个文化学识浅薄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辞章、风度、名望、口碑等，均作为评价官员的尺度和标准，于是注重读书、讲究作文在官场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中国古代官员把读书和从政合二为一，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秦汉统治者在反思和总结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兴亡教训的基础上，将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历经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察举制度，到了隋唐逐步建立完善起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它把考察文人学子对古典文化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作为公开选拔官员的基本依据，所以不读书者不能入仕为官，于是古代士子的读书之风一朝胜过一朝。士子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读书为文方面更加勤勉笃毅，成为为官和为文两方面的典范，例如宋代的王安石、苏轼、范仲淹，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清代的林则徐、左宗棠等，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当然，喜欢读书与做个好官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喜欢读书不全是好官，但赃官劣官则大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因为此类官员的兴致根本不在读书上，而是钟情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日程安排中，读书肯定是排在酒色之后的。 如同理想和现实构成人类活动的两面，读书与做官也构成中国文人士子心态的两面。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交错混杂在一起，由此构成了古代文人的复杂性格和模糊意绪，这样，在他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的同时，也演绎着一幕幕数不清看不完的人生悲喜剧。例如北宋寇准被罢免丞相之职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准以东道主身份表达情谊，临别时寇准低声咨询张咏：“何以教准？”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后汉书阅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 “此张公谓我矣。”由此推知，即使官居高位，但长期不读书不学习也会贻误国事、害人害己。也许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审视。读书著文在历史上也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司马迁因说直话而罹受宫刑，到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使众多官吏丢掉性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导致万马齐喑，使今人感到在官场上读书立言绝非易事。其实，读书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给今世和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单凭勇气就能够做到的。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书立言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研究现实、预测将来都要向历史躬身求教，而历史呈现给你的面孔有时是扑朔迷离的，有时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应像鲁迅那样揭去历史的面纱，袒露历史的真相，直抵历史的本质。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