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发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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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發展概要

周敦頣(濂) 邵雍 張載(關) *周張二家在宋明理學發展歷程中為 第一階段

其特徵是混合形上學及宇宙論以建構其思想系統

就主觀方面而言

是承孔孟之學排佛而輕漢儒﹔但客觀而論

則二人尚未完全擺脫漢儒"宇宙論中心哲學"之影響

与孟子之"心性"論尚有距離

(洛)

程顥 程頣 *二程立"性即理"之說

建構較純粹之形上學系統

與周、張混有宇宙論及形上學之理論不同

"性即理"之說

不但將漢儒"宇宙論中心哲學"掃除一空

亦對佛教"心性觀"提出一有力駁辯

其說比周張更進一步

為理學發展之第二階段

陸九淵 朱熹(閩) *朱熹有意綜合北宋各理論學說

以構成一系統

而其說較偏于宇宙論

故特重周張之學

陸九淵物始立"心即理"之說

是理學歸向"心性論中心哲學"階段

與孔孟本旨漸逼近

王陽明 *陸氏開啟"心即理"學說

至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說乃建立心性論之系統

以歸向孔孟為方向之儒學復興運動

至此正式完成

王陽明承陸學而代表宋明理學之第三階段

總而言之

宋明理學發展

其基本方向是歸向孔孟之心性論

而排斥漢儒與佛教

第一階段之周、張以"天"為主要觀念

混有形上學與宇宙論兩種成份

第二階段以"理"或"性"為主要觀念

淘洗宇宙論成份而保留形上學成份

第三階段則以"心"或"知"為主要觀念

所肯定者為最高之"本體"

完成心性論形態之思想系統

試略述宋代理學之興盛原因(起源)與重要之派別

唐末五代武人專政

風氣敗壞

道德淪亡

毫無廉恥

宋代讀書人為扭轉這不良風氣

便刻意從學問修養上挽救人心社會

加上當時國家的統一、君主的提倡與書籍流傳之盛

而大開講學之風

促成理學的發達

宋代理學興盛的學術思想因素

可分為外來的影響和內在的變化兩方面

外來的影響

就是在無形中受了「佛」、「道」的影響

尤其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之道

影響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為主

論者便以為缺乏哲學上的推理系統

難以滿足好學深思的人進一步探究的要求

因此

唐代儒學雖得到政府倡導

實際影響卻遠不及佛學深遠

宋初學者針對五代的混亂

為挽回世道人心

再度提倡儒學

並為了能與佛學相抗衡

特別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學」體系的建立

同時

亦吸收道教中關於宇宙本體的概念

作為建構理學「宇宙論」、「本體論」方面的重要部分

但理學家著述立論的目

在於救世濟民

尋求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和人

故此仍以倫理為主

故儒、道、佛三種思想揉合的結果

於是產生理學

內在的變化

就是儒家思想本身的變化

儒學自兩漢以至隋

已由孔、孟、荀的儒學

變為經學;而且所謂經學

從西漢、東漢到唐代

亦已由注重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

一變而為專重訓詁考據的古文經學;又由箋注經傳的「注」

再變而為「注」作「注」的疏

致力於文字訓詁名物考據、章句分析

已有偏重書本研究之嫌

與孔、孟、荀「尊德性」、「論政治」的學風距離越來越遠

而且箋注日趨繁瑣

而唐人作「疏」

例不破「注」

即「注」有錯誤亦不會指出

反而代為解釋維護

這種瑣屑的講疏

有違孔、孟遺意

忽略先哲經傳中所含義理的討究

捨本逐末

正是經學末流的弊病

到韓愈、李翱的作《原道》、《復性書》

儒家思想開始轉向一新的路向

他們鄙棄漢儒瑣碎的訓詁、章句之學

而專究於修己、治平之道

而著力於做人的工夫

而形成宋代理學的興盛

【韓愈的《原道》

指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道統

並感慨地說:「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

」從此

孟子的地位得以提高

《孟子》一書亦可與《論語》並列

同時《原道》又引《大學》「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

加以闡釋;李翱的《復性書》三篇

上篇論性、情及聖人;中篇論修養成為聖人的方法

下篇論人必須修養

他的思想深受佛學的影響

為儒家學說開闢一條新途徑

更走向理學的境界

此外

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

宋初各帝

鑒於唐末五代以來

倫理道德崩潰

臣民的廉恥之心盡喪

社會風氣因此而敗壞不堪

使一般的士人只求榮利

不重氣節

如五代的馮道

歷事四姓十君而不以為恥

反而自稱為「長樂老」

洋洋自得

到了宋太祖立國以後

因鑒於前代之失

便極力挽救這種頹廢的風氣

積極提倡文教

獎勵儒學

力崇實踐

專事於修養的工夫

於是士風為之轉移

進而成為宋儒致力於身心修養的理學

加以宋代君主好學

科舉考試又以孔孟的學說為本

更助長了理學的發達

再者

宋代書院極盛

尤以白鹿、嶽麓、應天、嵩陽四大書院為最著名

這些書院多聘請名儒主講

他們大多排斥功利

崇尚道義

而教學宗旨在於發揚孔門義理之學及修己立人之道

開啟了理學身體力行的風氣

因此宋代書院成了理學研習的地方

最後

印刷術的發明亦促使理學興盛

唐、宋以前的書籍

多用手抄寫

因而不易流行

但自從唐代的雕版和宋代的活字印刷發明以後

經書的流傳容易

學者可以獨自讀研經書

不必受經師、家法的

拘束

自由發揮

總括而言

宋代理學的源起

是由於儒學內部的變化

由經義訓詁轉而義理探求

加上

老莊、佛學對儒學的衝擊

理學遂應運而生

至於理學得以大盛

除了政治上的提倡外

也應該考慮到社會因素

社會上書院講學風氣以及活版印刷的流行

對於理學的發展

都有很大助力

所謂理學

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明學案》中提到宋代的理學家

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

但宋初各儒的思想理論

還很粗淺

未能深入精微的地方

所謂理學

也未建立起來

故宋初各儒努力的結果

只是開創了風氣

為理學家舖平道路而已

直到周敦頤起

憑他的博大精深的學識

確切地發揮到儒家心性學的精微地方

其後理學才成立

故周敦頤可算是宋代理學的首創者

傳之程顥、程頤

而奠定理學的基礎

宋代理學的宗派

就地域劃分

可分為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於閩講學的朱熹

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學

陸九淵的象山學等

宋學的整個系統如下:

北宋五子 南宋理學家

張 載(關)→→→→→→→→→→→→┐

┌程 頤→→→→→→→→朱 熹(閩)

周敦頤(濂)→→→→ ┤ (洛)

└程 顥→→→→→→→→陸九淵(象山學)

邵 雍(百源學) 呂祖謙(浙東)

就學理來劃分

宋代理學可分為「象數」、「理氣」與「心性」三種主要派別

「象數」派

以周易象數的理論

及道教所傳的圖書來立論

如周敦頤、邵雍、張載等都屬這一派

至於「理氣」與「心性」兩派

其理論多根據四書以發揮;程顥、程頤與朱熹以「理」為形式法則

「氣」為實質內容

屬於「理氣派」代表人物

陸九淵側重探討主觀的心

解釋天賦的性

認為宇宙即吾心

屬「心性」派的代表

有宋一代的理學家

其所發揮者

都不外循著這象數、理氣、心性三種趨勢

現分述之如下:

(甲) 濂學周敦頤

著有《太極圖說》、《通書》

《太極圖說》以圖形說明宇宙發生的原理和次序;《通書》則重在闡述「誠」的意義

程顥、程頤即受其影響極深

(乙) 關學張載

著《東銘》、《西銘》、《正蒙》等書

其中《西銘》最為人所稱誦

「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是他的名言

他又以為性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卻有善

有不善

於是形成「氣」、「理」二元說

而人可貴的地方是能變化氣質

(丙) 百源學邵雍

著有《先天圖》等

他根據《易傳》關於八卦形成的解釋

參雜道教思想

認為宇宙之本是「太極」

亦即是「道」、「心」(換言之

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太極永恒不變

而天地萬物皆有消長、有終始

人如能知天地萬物之道

便能參天地、育萬物

成為天地萬物的主宰

(丁) 洛學的程顥

世稱明道先生

早年深受老、釋影響

後來才致力研究六經

著有《識仁篇》、《定性書》

他重內心體證

透過內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養的道理

認為學者須先識仁

然後以誠敬存養

為進德的真功夫

明道氣度寬弘

下開陸象山尊德性、先立其大的氣概

至於程頤

學者稱他做伊川先生

是程顥的弟弟

他的治學方法重學習

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

主張知識的探究以建立做人的原則

伊川居敬致知

謹嚴自持

下啟朱熹道問學、即物窮理之學說

(戊) 閩學朱熹

世人稱他做晦庵先生

他博覽群書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

他認為「格物」、「致知」可幫助了解個別事物的理

從而歸納了解宇宙的天理

因此他認為修養方法在「道問學」以致知

「存天理」以去人慾

宋代的理學

經他提倡因而大盛

(己) 象山學陸九淵

學者稱他做象山先生

陸九淵與朱熹的見解完全不同

他認為「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

故透過自我內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視持敬

持敬使人能明心見性

因此他強調反省

認為知識的多寡與個人修養無必然關係

而提倡「尊德性」

宋代理學盛行

其主要者有濂、洛、關、閩四派

試述四者之淵源及其學說之內容

理學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講求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故又稱「道學」

宋代理學宗派

主要有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講學於閩中的朱熹

現將四派的淵源及其學說分述如下:

濂學周敦頤

他的學說淵源於道家的太極、陰陽五行之說

參以佛家的心性

而以儒家仁義之道為宗

據《宋史?道學傳》載

周敦頤得華山陳摶老祖的《太極圖》而著《太極圖說》一書;他以「無欲故靜」作為修養方法的見解

根源實際是來自佛家「清靜寂滅」之說

又與道家的「恬靜無欲」有相近地方

而中正、仁義之道

明顯是來自儒家

所以《宋史?道學傳》稱:「孟子歿後無傳

至宋中葉

周敦頤乃得聖賢不傳之學

至於其學說內容

周敦頤認為宇宙的起源

乃由「

無極而太極」

「太極」是宇宙的本體

「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動極而後靜

靜極而後動

循環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

由五行而生萬物

在人生方面

周敦頤認為陰陽五行配合得最恰當的就是人

所以萬物中以人最靈秀

具有太極之理、五行之性

受太極「純粹至善」的「理」

故人之性本來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

則人亦有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見諸實施

則不外乎仁義二者(所以配合陰陽)

仁義之性

皆是善的

但用得不當

卻可變為惡

所以人要不離乎中正以立「人極」(做人的標準)

欲立「人極」

必須無欲、主靜

無欲便會心靈虛靜

於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慮上便能居於中道

明理通達

而在行動上便自然的正直無私

能做到這樣的話

便能達到至誠的境界

也是一個聖人的境界

同時也是一個太極的境界

達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頤的學說

已將宇宙論與修身為人之道揉合一起

於是理學規模逐漸確立

關學張載

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指出張載是繼孫復、范仲淹經世濟人的思想

再加以性理的參透

而成為關中學派

他說得非常合理

因張載治學

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

以「孔孟」為法

至於他的學說是從宇宙現象所開展立論

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都由於氣的聚散、動靜

氣中又有陰陽二性

沉、降、靜之性是陰性

浮、升、動之性是陽性

氣有聚散

氣聚則物成

氣散則物毀

氣的聚散

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物的產生

有一定的秩序

這叫做「理」

「人」亦由氣聚所產生

故亦得其性的部分

具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人與萬物俱生於天地之間

天地是人與萬物的父母

人就應該努力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

而使個體和天地萬物合一

為達這目的

首先要變化「氣質之性」

使它恢復為原來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說的「理」

張載在《西銘》一文中闡明人對宇宙所應持的態度

以為「吾人之體」即「宇宙之體」

「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

我們應視宇宙為父母

應以事父母之道對待宇宙;應視天下之人皆如兄弟

天下萬物皆如同類

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

故張載是確立「氣」在理學中的地位的理學家

洛學的程顥、程頤

《宋史?道學傳》載:「受業周(敦頤)氏

表章中庸

與論、孟並行」

是他兩人學說的淵源

又據程頤為程顥作行狀時說

程顥「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經而後得」

可見二程學說

也深受佛

、老的影響

二程學說均不喜歡探討宇宙問題

而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道理

因此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的方法

程顥認為天下一切真理

必須經過親身體驗

才不會流於空談

他認為「天理」在於「仁」

人如能具有仁德

便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所以學者必須先「識仁」

他說:「學者須先識仁

.... 義、禮、智、信皆仁也

」他認為「仁」在人之本性中

不須外求

只要「明心」

便能「見性」

便能「求仁」「得仁」

我們明白這道理後

便須緊記不忘

更要身體力行

一切行事

皆本此心去做

即所謂以「誠敬存之」

所以「誠」與「敬」

便是明道、修身、養性的法門

程顥側重「心」的修養

認為「舍心之外天下無理」

要人「自其心體驗天理」

至於程頤論「心性」與程顥相同

但論「誠、敬」方面的修養則不一致

程頤提出「存天理

去人欲」的方法

在「涵養」和「進學」兩方面

並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誠意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一方面修己的意志

使之專一集中

不為外物所動(敬);一方面今日格(「窮」(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

然後加以歸納

便會豁然貫通

明白萬物都是一理

可見他主張「持敬」與「窮理」並重

閩學朱熹

在道統中得洛學之正傳

周世輔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分析

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和性即理說、知先後行說是來自程頤;他的理氣合一論

多少受了程顥的道器合一論的影響;他的人性二元論

是將張、程的學說再加以闡釋;他的周易本義

則以邵雍的象數為本;他的人為萬物之靈說及進化的人生觀

是發揮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周世輔分析得十分正確

同時

朱熹上承孔子、子思、孟子的儒家傳統

是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而成新儒學的一大思想體系

至於朱熹的學說

他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真理存在

這個真理就是「太極」

至於「真理」要表現而成為具體的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

」由此而解釋到人、物的形成

「理」與「氣」合而構成人

由於氣中有清、濁

因而人性亦有善、有惡

因此

朱熹教人從善

要「存天理

去人欲」

要去人欲

便必須「敬」與「致知」

所謂「敬」

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

常常受到警策監督

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

便要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學問的意思

他以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於聖賢書中

所以讀聖賢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

而古書則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六經的階梯

人若做到「敬」與「致知」

是絕

對可以到達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試述宋代理學各派代表人物學說之要旨

理學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講求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故又稱「道學」

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明學案》中提到宋代的理學家

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

但宋初各儒的思想理論還很粗淺

未能深入精微的地方

所謂理學

也未建立起來

故宋初各儒努力的結果

只是開創了風氣

為理學家舖平道路而已

直至周敦頤憑其博大精深的學識

確切地發揮到儒家心性學的精微地方

理學才成立

故周敦頤是宋代理學的首創者

傳之程顥、程頤

而奠定理學之基礎

宋代理學宗派

主要有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於閩中講學的朱熹

此四學派後人認定為理學的正宗

此外

尚有邵雍的百源學、陸九淵的象山學與呂祖謙等的浙東派

合起來便成為宋代理學的整個系統

北宋五子 南宋理學家

張 載(關)→→→→→→→→→→→→┐

┌程 頤→→→→→→→→朱 熹(閩)

周敦頤(濂)→→→→ ┤ (洛)

└程 顥→→→→→→→→陸九淵(象山學)

邵 雍(百源學) 呂祖謙(浙東)

-------------------------------------------------------------------------------------------

宋代理學極盛

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極多

重要的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以上合稱北宋五子)

以及南宋的朱熹和陸九淵等

至於各派代表人物的學說要旨

分析如下:

(甲) 濂派

濂派代表人物是周敦頤

世稱濂溪先生

著有《太極圖書》及《通書》

他的學說源自道家「太極」、「陰陽五行」之說

從宇宙觀講到人生觀

他認為宇宙的起源

乃由「無極而太極」

「太極」是宇宙的本體

「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陽動陰靜而生金、木、水、火、土

五氣分布

四時行焉

」太極為理

陰陽五行為氣(陰陽二氣

五行為五氣)

陰陽交感

「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此為周敦頤宇宙論的要旨

在人生方面

周敦頤認為陰陽五行配合得最恰當的就是人

所以萬物中以人最靈秀

具有太極之理、五行之性

受太極「純粹至善」的「理」

故人之性本來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

則人亦有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見諸實施

則不外乎仁義二者(所以配合陰陽)

仁義之性

皆是善的

但用得不當

卻可

變為惡

所以人要不離乎中正以立「人極」(做人的標準)

欲立「人極」

必須無欲、主靜

無欲便會心靈虛靜

於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慮上便能居於中道

明理通達

而在行動上便自然的正直無私

能做到這樣的話

便能達到至誠的境界

也是一個聖人的境界

同時也是一個太極的境界

達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頤的學說

已將宇宙論與修身為人之道揉合一起

於是理學規模逐漸確立

(乙) 關派

張載是關派的代表人物

世稱橫渠先生

他的學說是從宇宙現象所開展立論

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都由於氣的聚散、動靜

氣中又有陰陽二性

沉、降、靜之性是陰性

浮、升、動之性是陽性

氣有聚散

氣聚則物成

氣散則物毀

氣的聚散

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物的產生

有一定的秩序

這叫做「理」

「人」亦由氣聚所產生

故亦得其性的部分

具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人與萬物俱生於天地之間

天地是人與萬物的父母

人就應該努力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

而使個體和天地萬物合一

為達這目的

首先要變化「氣質之性」

使它恢復為原來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說的「理」

張載在《西銘》一文中闡明人對宇宙所應持的態度

以為「吾人之體」即「宇宙之體」

「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

我們應視宇宙為父母

應以事父母之道對待宇宙;應視天下之人皆如兄弟

天下萬物皆如同類

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

故張載是確立「氣」在理學中的地位的理學家

(丙) 百源學

百源學代表人物邵雍

學者稱他做康節先生

他的學說從宇宙論推論到人生觀

認為人是萬物之一

亦為萬物之靈

而「人心」為一切的主體

宇宙萬物萬事的變化

皆由於人心的觀察而生

所謂「萬化萬事生於心」

而以心為「太極」

因此

人要「養心」、「去利欲」

而任「至誠」

則宇宙之道

無所不通

亦可窮天地性理的奧秘

(丁) 洛派

程顥、程頤兩兄弟是洛派的代表人物

二程幼年曾受學於周敦頤

後居洛陽

故被稱為洛派

宋代理學雖創始於周敦頤

而能確定宋代理學地位者

則為程顥、程頤兩兄弟

二程學說均不喜歡探討宇宙問題

而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道理

因此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的方法

程顥認為天下一切真理

必須經過親身體驗

才不會流於空談

他認為「天理」在於「仁」

人如能具有仁德

便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所以學者必須先「識仁」

他說:「學者須先識仁

.... 義、禮、智、信皆仁也

」他認為「

仁」在人之本性中

不須外求

只要「明心」

便能「見性」

便能「求仁」「得仁」

我們明白這道理後

便須緊記不忘

更要身體力行

一切行事

皆本此心去做

即所謂以「誠敬存之」

所以「誠」與「敬」

便是明道、修身、養性的法門

程顥側重「心」的修養

認為「舍心之外天下無理」

要人「自其心體驗天理」

至於程頤論「心性」與程顥相同

但論「誠、敬」方面的修養則不一致

程頤提出「存天理

去人欲」的方法

在「涵養」和「進學」兩方面

並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誠意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一方面修己的意志

使之專一集中

不為外物所動(敬);一方面今日格(「窮」(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

然後加以歸納

便會豁然貫通

明白萬物都是一理

可見他主張「持敬」與「窮理」並重

(戊) 閩派

朱熹是閩派代表人物

學者稱他做晦庵先生

為南宋婺源人

講學於閩

故稱其學派為閩派

朱子思想宏大

集北宋理學的大成

使之融合為一

再上接孔、孟組成一大理學系統

朱熹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真理存在

這個真理就是「太極」

至於「真理」要表現而成為具體的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

」由此而解釋到人、物的形成

「理」與「氣」合而構成人

由於氣中有清、濁

因而人性亦有善、有惡

因此

朱熹教人從善

要「存天理

去人欲」

要去人欲

便必須「敬」與「致知」

所謂「敬」

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

常常受到警策監督

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

便要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學問的意思

他以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於聖賢書中

所以讀聖賢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

而古書則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六經的階梯

人若做到「敬」與「致知」

是絕對可以到達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己) 象山學派

代表人物是被稱為象山先生的陸九淵

他特別注重持敬的內向工夫

主張心即是理

不容有二

認為即物窮理為支離破碎

而教人先發明本心之明

而後博覽

以應萬物之變

他曾說:「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注腳

」與朱熹讀書窮理的見解

大異其趣

下開明代王陽明之心學

(戊) 浙東學派

代表人物是呂祖謙

他被稱為東萊先生

他與朱、陸同時

呂祖謙雖講「理學」

但重視學以致用

論者稱之為「事功派」

此外

葉適與陳亮亦同樣反對正心誠意之學

而提倡事功

浙東派的出現

是宋思想界的一大轉變

綜合上述各派之學理內容分析

實可分為「象數」、「理氣」、「心性」三種主要派系

象數派

以周易象數理論及道教所傳之圖書而立論

如周敦頤、邵雍、張載等

便是屬於「象數」派

至於「理氣」與「心性」

他們的理論多根據四書以發揮

二程與朱熹以「理」為形式法則

「氣」為實質內容

而為「理氣派」的主要人物

陸九淵的學說重在探討主觀之心

闡發天賦之性

提倡「宇宙即吾心」的言論

屬心性派的代表

宋代理學

有朱、陸二派之分

二派之淵源及學說內容為何?學術之異同如何?其相互爭論之經過及影響又如何?試略述之

朱、陸之淵源及學說內容

  宋代學者治學

不重經籍考據而重義理的探求

這種義理之學

世稱「新儒學」或「理學」

由周敦頤創始

經程顥、程頤奠立基礎

下啟閩與象山學派

朱熹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與「心學」派的領導人物陸九淵同為南宋學術界的重要人物

但兩人在學術上的見解頗有不同

於是有朱、陸兩派之分

朱熹與陸九淵兩人的學說淵源

可上溯程顥、程頤

甚至可追溯至周敦頤

《宋史?道學傳》載:「程顥、程頤

受業周氏」

二人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中建立人生的道理

故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方法

但二程雖同講心學

但亦有不同的地方

程頤略偏於格致

為後來朱熹所宗;程顥則更偏於心學

為後來陸九淵所宗

便形成朱、陸兩派之分

朱熹為二程的四傳弟子

亦可說是由「洛學」而開的「閩學」

其學說淵源

周世輔於《中國哲學史》中指出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和性即理說、知先後行說是來自程頤;他的理氣合一論

多少受了程顥的道器合一論的影響;他的人性二元論

是將張、程的學說再加以闡釋;他的周易本義

則以邵雍的象數為本;他的人為萬物之靈說及進化的人生觀

是發揮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同時

朱熹上承孔子、子思、孟子的儒家傳統

是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而成新儒學的一大思想體系

他認為天下一切事物

皆有其「理」

而形成具體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

生物之具也

」而「氣」中之「理」

即人之「性」;而「氣」有清、濁

稟「氣」之清者為聖人氣

濁者為愚人

故人須明德修身以滌除「濁」氣;由是而提出「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主張

而以「居敬」、「格物」為本

陸九淵的學說主要來自程顥的「識仁」、「定性」精神

而以「心學」為主

此受程顥及禪宗的影響至深

故其學說多偏重「心性」

認為「心即理」

他以為充塞在天地之間的真理

都存在我的心中

因此「心即理」

他說:「人皆有是心

心皆有是理

心即理也

」又說:「宇宙便是

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

」由此可見

宇宙之理

皆存在我心中

如果能保存此心

便能保存此理

其實

他所說的「理」

就是仁、義、禮、智之心

若能保存此心

便能保存此理

他在這方面繼承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四端」學說

不過

陸九淵以為

人有時會受到物慾所蒙蔽

或受個人的偏見所蒙蔽而失去本心

使天理不明

因此

要恢復天理

便必須去人欲

立大志

他認為要追求真理

不必向外尋求

只要向內反省

認識本心

發明本心

便能發明「天理」

陸九淵的學說

除了求明「本心」之外

又注意「躬身實踐」

他說:「為學有講明

有踐履

」可見陸九淵的學說

注重「澄心」

注重「踐履」

簡易樸實

朱、陸之異同

一般論史者論朱、陸異同的時候

多指朱熹偏重道問學

而陸九淵則偏重尊德性

但朱子之學的最終目的

仍在「明吾心之全體大用」

故謂朱熹不注重尊德性

則值得商榷

其實二人之哲學

根本上有差異的地方

而這種差異在二程的哲學中已存在

現述兩人思想之分別如下:

就思想淵源分析

程頤一派學說

至朱熹而得完全發展;程顥一派的學說

至陸九淵而得相當的發展

嚴格來說

朱熹一派

可說是「理學」;陸九淵一派

可說是「心學」

兩派的不同見解

有:

先對「無極而太極」的看法不同

朱熹認為這話是形容「太極」的無形而有理;陸九淵則以為《易繫辭》只說「太極」

不應於太極之上加無極

次對「陰陽」的看法不同

朱熹以「一陰一陽之謂道」

而「形而上者謂之道」

故認為「陰陽」列於「形而上」;陸九淵受程顥「陰陽亦形而下者」

而將「陰陽」列於形而下

再對「無物形成」的見解不同

朱熹講求「理」、「氣」二元論

認為「理」與「氣」合而構成萬物

而「氣」中之「理」

人之「性」;陸九淵主唯理一元論

以太極(理)為萬物的根本

最後對「心性」的看法不同

朱熹認為「性即理」

陸九淵則認為「心即理」;朱熹認為「道心」、「人心」有別;陸九淵則認為「道心」、「人心」沒分別

就教育宗旨分析

朱熹以造就一個「完人」為目的;陸九淵則以「做人」為目的

故說:「學者所以為學

學為人而已

就修養方法分析

朱熹為學偏重於外在工夫之「格物致知」

向事物上窮求其「理」

積久自通;而陸九淵則偏於內在工夫之修養德性

以為學問之道

不在古人的文字

而在其精神

朱熹教人

使各自研讀其所註聖賢典籍;陸九淵則因人設教

直指本心

至於為學的程序

朱熹主張首先縱觀博覽

而後歸之約;陸九淵則主先發明本心

而後博覽

因此

朱熹近於歸納法

陸九淵近於演繹

法;朱學重經驗

陸學重直覺

故朱熹以陸學「心即理」太簡易;陸九淵又以朱學「格物致知」過於繁瑣、支離

儘管朱學偏於入世

重視象界的自我

陸學偏於出世

重本體界的自我

其實

他們兩人在目的上

並沒有基本的矛盾

兩人都是重視修身養性

都是以儒家仁義之道為依歸

故周世輔在其《中國哲學史》中指出兩派學說有六處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對「太極」的看法大致相同

同以「理」釋「太極」;其二是對「義利」的看法相似;其三是同樣主張知先行後;其四是朱熹未忽視「尊德性」

陸九淵亦未忽視去「物欲」;其五是同重視國計民生問題;其六是同重視民族主義

朱、陸爭論經過

由於朱熹與陸九淵的學說有其根本相異之處

成為南宋理學內部之一大爭論

相互駁斥

猜測當日兩派弟子不免有入主出奴之見

因此在南宋孝宗淳煦二年

呂祖謙欲調和兩人學說

於是約同朱熹、陸九淵與陸九齡於信州鵝湖寺

一起論學

陸九齡與陸九淵事前講論

各作詩一首

至鵝湖寺後

呂祖謙問陸九齡別後有何創獲

陸九齡便誦他的詩

其中有譏諷朱熹的地方

其後

朱熹與陸九齡論辯;繼而陸九淵加入

朱熹評陸學「舊學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養轉深沉

」陸九淵頗為不滿

甚至想問朱熹

堯舜以前哪裏有經書可讀

卻一樣可治天下

但被陸九齡所勸阻

陸九淵即席作詩批評朱熹

其中「簡易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沈」

朱熹不悅

據《陸九淵年譜》的記載

大抵朱熹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二陸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

朱熹以陸之教人「太簡」

陸九淵以朱之教人為「支離」

這次學術辯論會便是著名的「鵝湖之會」

其後

陸九淵又與朱熹

往來書信辯論《太極圖說》

陸九淵本易經以「太極」為最高之命

「太極」上加「無極」是重床疊架;朱熹以為「無極」方是最高之命

兩人於是又展開一場學術上之筆墨論戰

這是兩人另一次的爭論

朱、陸爭論之影響

朱熹和陸九淵在哲學上的異同之辯

對宋以後八百年間的思想史影響頗大

其間大部分哲學家

都以宗朱、宗陸、或糾正其說以表現自己

正如全謝山說:「乾(道)淳(熙)以後

學派大別為三:曰朱學、曰陸學、曰呂學

三家同時不甚相合

朱子以格物致知

陸以明心

呂學則兼取其長

」他說得甚有道理

因召開「鵝湖之會」的時候

不少江浙學者出席

為時達十日之久

影響之大

可想而知

現分別論述三派所受之影響:

陸九齡所受的影響甚深

據呂祖謙與朱熹書說:「子壽(陸九齡)前日經過

留此二十餘日

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

甚欲著實看書講演

」陸九淵雖「終身守其說不變」

但於「鵝湖之會」時之粗心浮氣

事後亦感不安

從朱熹《答呂祖謙書》中表示「子靜(陸九淵)近日講論

比舊亦不同

但終有未盡合處

幸其確好商量

亦彼此有益

」可見朱、陸兩人學說見解

其後亦有所容納

至於朱熹經「鵝湖辯論」後

常兼取兩家的長處

並告誡弟子不要互相詆毀

對陸九淵也甚為欽佩

在重修白鹿洞書院後曾請陸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一章

兩人經常有書信來往談論其見解

朱熹當亦受陸九淵影響不少

呂祖謙則受朱熹的影響頗深

他認為朱熹「工夫就實入細

殊未易量」

而指陸九淵「欠開闊」

可見呂祖謙有維護朱熹之意

故呂祖謙死後

其門人多歸向朱熹

試述陸九淵學說之貢獻

陸九淵的學說

對後世的貢獻極大

較重要的有下列數點:

第一、陸九淵認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

它的具體內容就是「仁、義、禮、智」

繼承了孟子人心「四端」的學說

鞏固了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的標準

第二、陸九淵認為「心即理」

「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

簡單直截

易於求功

因而到明代中葉王陽明以後

陸學極盛

能上接孟子而加以發揚光大

第三、陸九淵具有懷疑精神

他說:「為學患無疑

疑則有進

」又說:「小疑則小進

大疑則大進

」而且

他又充滿自立自重的精神

反對盲目依傍

他說:「自立自重

不可隨人腳跟

學人言語

」他又反對迷信

主張「凡事看其理如何

不要看其人是誰

」這一切對後世學習有啟發作用

第四、陸九淵的學說為中國的儒學開闊了一個新途徑

使一般學人

不再遵循漢儒時代的章句訓詁

只從做人修身的義理方面入手

他只重孟子的四端學說

發揚人的善性真理

對中國倫理道德影響極大

第五、陸九淵學說著重思考

不受古代經典文字的拘束

此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糾正了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端

對後世的人有極大的啟發

第六、陸九淵講求修養及砥礪名節

使以前的寡廉薄恥的敗壞風氣

得以矯正

使宋朝不僅男子講求忠孝節義

婦女亦重視名節

因而宋代的忠臣義士

以及義夫節婦極多

對中國的道德觀念影響極大

陸九淵的學說

雖南宋末及元、明初年的沈寂一時

到陳獻章

湛若水出

已漸見復甦

到了王陽明時

更使陸九淵的「心學」

得到更大的發揚

試略述王陽明學說之大要

王守仁

浙江餘姚人

早年讀書於陽明洞

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

王守仁初篤信程朱之學

以為通過格致可以悟出生命的真理

但始終無所獲

反致大病

中年時因得罪宦官劉瑾

謫配貴州龍場驛

嘗盡艱苦

但卻使他悟

出了人生的至理

發現本著自己良知而行

便可合乎聖人之道

無須向外求索

結果創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

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理」說

主張人心是宇宙本源與人世間的唯一道德準則

換言之

離開了心

便無宇宙、天地、萬物

甚至鬼神

因此王氏提出「心外無事

心外無物

心外無理」的觀點

他認為萬物皆存於我們的心中

所以我們的心便成為人生一切行為是非衡量的標準

而不需通過認知才可以求得到的

因此

王陽明主張人要去私慾

才能保存我們內在的「天性」

「天理」才得以保存

從「心即理」的觀點出發

王陽明認為天理存在於人心之中

這種天理在人心的發露

就是「良知」

良知「不待學而有

不待慮而得」

它是人人生來就有一種知善知惡的天賦本性

既然人人都有良知

良知又出於自然

因此人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

人之所以不能成為聖人

全在於有沒有做到「致」的工夫

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

就是要人去私慾的蒙蔽

恢復良知的本來面目

並且把它擴充到底的意思

「致良知」不是憑空捏造可成

而是一種識知的功夫

是透過實踐的「行」來達致的

王陽明重視身體力行

切實體驗及實踐

他說:「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的始

行是知的成

」王陽明認為一切「知」(包括「善」和「良知」)

都需要「行」

否則不可視作「真知」

他教人必須要躬行實踐

才能成其學

總之

知行不能分成兩部分

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說

綜觀王陽明之學說

著重於經驗的磨練

能擺脫舊思想的束縛

使人充分發揮個性;且精簡直截

易入人心

所以能支配當時社會思想而盛極一時

及其死後

其學說更盛行於南方

成為一大門派

自後王學遂成為明代學術思想的主流

王陽明末學之流弊

平心而論

王陽明思想的超卓

實非平常學者所能及

他的致良知之說

實是一種上達工夫

他因為自己的資質與造詣

已達上乘境界

能夠做到上達工夫

便把天下後世的人

都當作和自己一樣的聰明豪邁

要把下學一層工夫直接刪去

教人專做上達工夫

若依王陽明之意

以為只求事事物物於吾心

否認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

成為一種極端主觀的唯心論

因而陷入主觀和唯心之弊

而王學末流問題更嚴重

王學後分成多派(七)

各派對陽明學說的申論

意見有所分歧

其中以「良知」的歧見最為大

如王畿(龍溪)以為良知是現成的

信得過便是悟了

就算是實在的學問

這種方法

明顯地受到禪宗的影響

失去王陽明實踐的精義

泰州學派的王艮

認為人人皆良知

人人可為聖賢

讀書修養等工夫都不需要;他的三傳弟子李贄的立論更為驚人

認為「良知」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你有你的良知

我有我的良知;你有你的天理

我有我的天理

你不必拿你的是非來勉強我

我也不必拿我的是非來勉強你

提倡個人自由和社會解放

於是

流風所及

「空疏浮陋

束書不觀」

是當時學術界的通病

為後人所詬病

細析王學末流之弊有:

首先是行為狂放

自王陽明死後

其徒專講心法

各以己見立說

崇拜頓悟

更以為人皆有良知

人人可為聖賢

則連讀書、修養等工夫亦不需要

如龍溪、泰州兩派

均崇尚「見成良知」、「不學不慮」

極端者更蔑視禮教、道德規範

他們以狂逸為高尚

蔑棄禮義

無所忌憚

另方面則愈來愈玄虛

王學繼承南宋陸九淵的路徑

主張「先立乎其大者」

並譏笑朱熹的「格致之學」為「支離破碎」

王陽明過分強調心的價值

其後學除了少部分能補正其「心即理」學說之失

如劉宗周認為

心並非如王陽明所說是宇宙的本體(理);而且

人對是非的判斷及主宰

是建基於自己的認識和意志

並非單單靠「良知」

可惜

堅守「心即理」的學者

始終佔大多數

並將此說妄加發揮

甚至提出「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的說法

於是出現了「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置國家安危、民生休戚於不顧的流弊

故論者每以明亡與王學相提並論

事實上

王學末流已脫離王學的要旨

故顧炎武批評王學末流比作魏晉清談的流禍

王夫之更痛斥陽明後學為陽儒陰釋

歪曲聖人的學說

可見其流弊之深

至清初大儒

乃針對其流弊

力倡經世致用

以改學風

王學的影響

   

   自王守仁高倡"心學"

明代學術界出現大變

以"拯救人心"為矢的之王學

讓士子一新耳目

清人顏元指出

王學"精神不損

臨事尚為有用"

方苞亦云:"自明之季

以至于今

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

能自豎立

而以志節事功

振于一世時

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

"(《望溪集》)自嘉靖以後

王學風靡天下

成為明代中後期的"顯學"

不僅是一種學術主流

更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清人陸隴其謂:"自嘉、隆以來

秉國鈞作民牧者

孰非浸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

繼也遂持之于上

始也為議論、為聲氣

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

"由此可見

王學不單影響當時的學術思想

更影響至政治、社會

   在學術思想方面

王學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視個人為一切事理的最終繩墨

有打破權威主義的傾向

為理學開創新路向

王學既主張天理與一切道德標準皆在人心

不假外求

因此人人皆可為堯舜

樹立平常人的尊嚴和地位

此打破程朱學說的權威性與束

為明初以來久經僵化的理學灌入新生命

王學在晚明社會風靡一時

對儒學的平民化與世俗化

功勞至鉅

至於王學未流

士子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導至學術淺薄空疏

明清之際的學者

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力倡回復程朱格物窮理

經世致用的學風

中國學術思想乃由性理之學演變為清代的考據之學

   王學的興起

亦為政治社會注入一股清流

王陽明提倡「知良知」、「知行合一」

是有感於政治社會風氣的敗壞

乃倡言正心修身

重視窮行實踐

企圖憑藉此種學說

先完善個人道德

再完善社會道德

根本著眼於挽救國家、社會

王學盛行

對矯正明中期的政治社會風氣有很大作用

   

   然而王學末流進一步走向禪宗化

其流弊是晚明士子溺于清談

崇尚面壁禪坐

只求頓悟

不顧修習

加劇士大夫階級的腐化

因而影晚明的政風

明末士子"不知職掌何事"

"問錢谷不知

問兵甲不知"此與"心學"末說"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一味"淨心自悟"不無關係

顧炎武直指明末士子清談誤國

謂:"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所謂"清談談孔孟"乃指"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清初陸稼書更謂﹕"明之天下

不亡於流寇

不亡於朋黨

而亡於學術

"可見王學侈言心性

對明國運不無壞影響

另方面

王學講求正心誠意

不少以名節為尚的士人

難免矯情負氣

在政治議題上常流於正邪是非的爭辯

不少學者認為晚明黨爭激烈

與理學強調政治的道德價值有密切關係

王學對明代的學術、政治、社會皆有巨大影響

王學最初以"修治心術"為目標

逐漸演變成一股日益走向禪學虛空境界的思潮

造成虛無主義與清談學風泛濫

自明而清王學可謂"毀譽參半"有譽王守仁"為孟子之後一人"

亦有直斥其"壞人心術"

至于東林派顧憲成認為:"以姚江為宗

其弊也蕩"

以"蕩"概括王學之失頗有見地

明清之際整個理學思潮走向衰微

而一種有別于宋學傳統的考據新學風乃代之而興

清初思想界對王陽明學說之反應

清初各大儒力倡敦實之學風以矯王學之弊

注重躬行、以經世致用為主

故梁啟超以為清初的思想大勢是陸王學說的「大反動」

其內容是「厭倦主觀的冥想

傾向於客觀的考察

」《中國近三百學術史》雖然清初反儒均著眼於矯正王學的流弊

但因對王學的態度不同

而有不同的反應

細析可分成下列各派:

其一是折衷程朱與陸王

代表人物是反玄談、貴實踐的孫奇逢與黃宗羲

經他們的提倡後

清初程朱學說得以風行

孫奇逢之學原出於陸、王

以「慎獨」為主

以「體

認天理」為宗旨

以「日用人倫」為目的

認為朱、陸不可判分二途

合「實在論」與「唯心論」為一體

取折衷的態度

漸由玄虛而趨於實用

調和朱熹與王陽明兩人的學說

黃宗羲之學亦以「誠意」、「慎獨」為主

以為明儒講學襲語錄糟粕

不以六經為根底

是其大弊

故主張博學以求致用

他說:「學者必先窮經

經術所以經世

乃不為迂儒

」又說:「讀書不多

無以證斯理;讀書多而不求於心

則又為偽儒矣

」故其「心性」的見解本於王陽明

而又反對明末王學援佛入儒

力主學問要實踐

不尚空談

調和朱、王學說的痕跡

極為明顯

其二是反王學而復朱學

代表人是力主經世致用的顧炎武和王夫之

顧炎武首標「經世致用」之學

開實事求是的真知真學之始

王夫之崇尚真知實踐

以糾正心性之虛妄

重程朱之宋學而抑明之王學

顧炎武熟通經世之學

曾說:「經學即理學也

舍經學

則所謂理學

禪學也

」他又極力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本「實事求是」精神

其學說之規模宏遠

絕口不談心性

獨以「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自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為目標

排斥王學不務實際之弊

為清代學術開創新方向

王夫之學說源於張載、朱熹

否定王陽明良知之說

對於理氣之性

排斥明而保存宋

依張載而立論

以為「天理中自有人欲」

不以「理」、「欲」為相對

與王陽明「心即理」的見解全然不同

並直斥王學末流之弊為「陽儒陰釋

誣聖之邪說」

其三是反理學

代表人物是務篤實踐履之顏元與李

顏、李學派可說是清學根本轉變之一大關鍵

梁啟超以為是「排斥理論

提倡實踐」

厭棄主觀冥想

而務實利思想

顏元之學

直揭儒家道統之體用

力矯宋儒章句玄理之弊

不以空言立教

全以事物為依歸

其著作《存性》、《存學》、《存治》、《存人》

無不在反對空談心性玄理而主實踐

由是宋明理學為之失色

六百年理學被痛擊得體無完膚

李 發揚顏元務實精神

痛斥王學末流「高者談性於撰語錄;卑者疲精神於舉棄業」

置當世事務不顧

四海窮困而不言

政權之轉移

與之不無關係

為反王學

而崇尚「經世濟民」之道

錢穆批評宋明理學的最顯著的缺憾是「蔽於靜而不知動

蔽於家而不知群

蔽於中庸而不知用力」

故清初諸大師深省明末之失

對明代理學提出嚴厲的批評

從而建立實事求是的實學實證學風

於是使王學一蹶不振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明末王學自身的反動是舊時代的結束

清初反王學的撻伐是新時代的開始

」確是一語中的

試述王守仁(陽明)學說之貢獻

自王陽明(王

守仁)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種學說後

王學便成為明代的學術主流

因此

王學對當時的貢獻極大

其要者有下列各點:

第一、王陽明以「良知」為「心」的本體

即無私慾障蔽的「天理」

即是「明德」

亦即是「至善」

直指本心

使趨於一個最高的理想

從而建立一去惡從善的人生觀

第二、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

著重於實踐與體驗

因此成為一種「力行的哲學」

第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

使知識與實證、理論與實踐

合而為一

施之於實際生活

則直截了當

無坐言而不能起行的弊端

第四、程、朱學說教人埋首讀書

講明義理

尤注意於循序漸進

影響所及

流於支離破碎

士氣頹喪

自王陽明提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學說

便可重振士風

把程、朱學說洗刷一新

第五、由於王陽明的門生故吏遍天下

到他死後

他的學說更盛行於南方

成為一個有力的學派

因此明代理學思想便以「王學」為主

由以上可見

王陽明學說對明代學術之貢獻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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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發展概要

周敦頣(濂) 邵雍 張載(關) *周張二家在宋明理學發展歷程中為 第一階段

其特徵是混合形上學及宇宙論以建構其思想系統

就主觀方面而言

是承孔孟之學排佛而輕漢儒﹔但客觀而論

則二人尚未完全擺脫漢儒"宇宙論中心哲學"之影響

与孟子之"心性"論尚有距離

(洛)

程顥 程頣 *二程立"性即理"之說

建構較純粹之形上學系統

與周、張混有宇宙論及形上學之理論不同

"性即理"之說

不但將漢儒"宇宙論中心哲學"掃除一空

亦對佛教"心性觀"提出一有力駁辯

其說比周張更進一步

為理學發展之第二階段

陸九淵 朱熹(閩) *朱熹有意綜合北宋各理論學說

以構成一系統

而其說較偏于宇宙論

故特重周張之學

陸九淵物始立"心即理"之說

是理學歸向"心性論中心哲學"階段

與孔孟本旨漸逼近

王陽明 *陸氏開啟"心即理"學說

至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說乃建立心性論之系統

以歸向孔孟為方向之儒學復興運動

至此正式完成

王陽明承陸學而代表宋明理學之第三階段

總而言之

宋明理學發展

其基本方向是歸向孔孟之心性論

而排斥漢儒與佛教

第一階段之周、張以"天"為主要觀念

混有形上學與宇宙論兩種成份

第二階段以"理"或"性"為主要觀念

淘洗宇宙論成份而保留形上學成份

第三階段則以"心"或"知"為主要觀念

所肯定者為最高之"本體"

完成心性論形態之思想系統

試略述宋代理學之興盛原因(起源)與重要之派別

唐末五代武人專政

風氣敗壞

道德淪亡

毫無廉恥

宋代讀書人為扭轉這不良風氣

便刻意從學問修養上挽救人心社會

加上當時國家的統一、君主的提倡與書籍流傳之盛

而大開講學之風

促成理學的發達

宋代理學興盛的學術思想因素

可分為外來的影響和內在的變化兩方面

外來的影響

就是在無形中受了「佛」、「道」的影響

尤其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之道

影響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為主

論者便以為缺乏哲學上的推理系統

難以滿足好學深思的人進一步探究的要求

因此

唐代儒學雖得到政府倡導

實際影響卻遠不及佛學深遠

宋初學者針對五代的混亂

為挽回世道人心

再度提倡儒學

並為了能與佛學相抗衡

特別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學」體系的建立

同時

亦吸收道教中關於宇宙本體的概念

作為建構理學「宇宙論」、「本體論」方面的重要部分

但理學家著述立論的目

在於救世濟民

尋求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和人

故此仍以倫理為主

故儒、道、佛三種思想揉合的結果

於是產生理學

內在的變化

就是儒家思想本身的變化

儒學自兩漢以至隋

已由孔、孟、荀的儒學

變為經學;而且所謂經學

從西漢、東漢到唐代

亦已由注重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

一變而為專重訓詁考據的古文經學;又由箋注經傳的「注」

再變而為「注」作「注」的疏

致力於文字訓詁名物考據、章句分析

已有偏重書本研究之嫌

與孔、孟、荀「尊德性」、「論政治」的學風距離越來越遠

而且箋注日趨繁瑣

而唐人作「疏」

例不破「注」

即「注」有錯誤亦不會指出

反而代為解釋維護

這種瑣屑的講疏

有違孔、孟遺意

忽略先哲經傳中所含義理的討究

捨本逐末

正是經學末流的弊病

到韓愈、李翱的作《原道》、《復性書》

儒家思想開始轉向一新的路向

他們鄙棄漢儒瑣碎的訓詁、章句之學

而專究於修己、治平之道

而著力於做人的工夫

而形成宋代理學的興盛

【韓愈的《原道》

指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道統

並感慨地說:「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

」從此

孟子的地位得以提高

《孟子》一書亦可與《論語》並列

同時《原道》又引《大學》「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

加以闡釋;李翱的《復性書》三篇

上篇論性、情及聖人;中篇論修養成為聖人的方法

下篇論人必須修養

他的思想深受佛學的影響

為儒家學說開闢一條新途徑

更走向理學的境界

此外

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

宋初各帝

鑒於唐末五代以來

倫理道德崩潰

臣民的廉恥之心盡喪

社會風氣因此而敗壞不堪

使一般的士人只求榮利

不重氣節

如五代的馮道

歷事四姓十君而不以為恥

反而自稱為「長樂老」

洋洋自得

到了宋太祖立國以後

因鑒於前代之失

便極力挽救這種頹廢的風氣

積極提倡文教

獎勵儒學

力崇實踐

專事於修養的工夫

於是士風為之轉移

進而成為宋儒致力於身心修養的理學

加以宋代君主好學

科舉考試又以孔孟的學說為本

更助長了理學的發達

再者

宋代書院極盛

尤以白鹿、嶽麓、應天、嵩陽四大書院為最著名

這些書院多聘請名儒主講

他們大多排斥功利

崇尚道義

而教學宗旨在於發揚孔門義理之學及修己立人之道

開啟了理學身體力行的風氣

因此宋代書院成了理學研習的地方

最後

印刷術的發明亦促使理學興盛

唐、宋以前的書籍

多用手抄寫

因而不易流行

但自從唐代的雕版和宋代的活字印刷發明以後

經書的流傳容易

學者可以獨自讀研經書

不必受經師、家法的

拘束

自由發揮

總括而言

宋代理學的源起

是由於儒學內部的變化

由經義訓詁轉而義理探求

加上

老莊、佛學對儒學的衝擊

理學遂應運而生

至於理學得以大盛

除了政治上的提倡外

也應該考慮到社會因素

社會上書院講學風氣以及活版印刷的流行

對於理學的發展

都有很大助力

所謂理學

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明學案》中提到宋代的理學家

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

但宋初各儒的思想理論

還很粗淺

未能深入精微的地方

所謂理學

也未建立起來

故宋初各儒努力的結果

只是開創了風氣

為理學家舖平道路而已

直到周敦頤起

憑他的博大精深的學識

確切地發揮到儒家心性學的精微地方

其後理學才成立

故周敦頤可算是宋代理學的首創者

傳之程顥、程頤

而奠定理學的基礎

宋代理學的宗派

就地域劃分

可分為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於閩講學的朱熹

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學

陸九淵的象山學等

宋學的整個系統如下:

北宋五子 南宋理學家

張 載(關)→→→→→→→→→→→→┐

┌程 頤→→→→→→→→朱 熹(閩)

周敦頤(濂)→→→→ ┤ (洛)

└程 顥→→→→→→→→陸九淵(象山學)

邵 雍(百源學) 呂祖謙(浙東)

就學理來劃分

宋代理學可分為「象數」、「理氣」與「心性」三種主要派別

「象數」派

以周易象數的理論

及道教所傳的圖書來立論

如周敦頤、邵雍、張載等都屬這一派

至於「理氣」與「心性」兩派

其理論多根據四書以發揮;程顥、程頤與朱熹以「理」為形式法則

「氣」為實質內容

屬於「理氣派」代表人物

陸九淵側重探討主觀的心

解釋天賦的性

認為宇宙即吾心

屬「心性」派的代表

有宋一代的理學家

其所發揮者

都不外循著這象數、理氣、心性三種趨勢

現分述之如下:

(甲) 濂學周敦頤

著有《太極圖說》、《通書》

《太極圖說》以圖形說明宇宙發生的原理和次序;《通書》則重在闡述「誠」的意義

程顥、程頤即受其影響極深

(乙) 關學張載

著《東銘》、《西銘》、《正蒙》等書

其中《西銘》最為人所稱誦

「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是他的名言

他又以為性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卻有善

有不善

於是形成「氣」、「理」二元說

而人可貴的地方是能變化氣質

(丙) 百源學邵雍

著有《先天圖》等

他根據《易傳》關於八卦形成的解釋

參雜道教思想

認為宇宙之本是「太極」

亦即是「道」、「心」(換言之

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太極永恒不變

而天地萬物皆有消長、有終始

人如能知天地萬物之道

便能參天地、育萬物

成為天地萬物的主宰

(丁) 洛學的程顥

世稱明道先生

早年深受老、釋影響

後來才致力研究六經

著有《識仁篇》、《定性書》

他重內心體證

透過內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養的道理

認為學者須先識仁

然後以誠敬存養

為進德的真功夫

明道氣度寬弘

下開陸象山尊德性、先立其大的氣概

至於程頤

學者稱他做伊川先生

是程顥的弟弟

他的治學方法重學習

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

主張知識的探究以建立做人的原則

伊川居敬致知

謹嚴自持

下啟朱熹道問學、即物窮理之學說

(戊) 閩學朱熹

世人稱他做晦庵先生

他博覽群書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

他認為「格物」、「致知」可幫助了解個別事物的理

從而歸納了解宇宙的天理

因此他認為修養方法在「道問學」以致知

「存天理」以去人慾

宋代的理學

經他提倡因而大盛

(己) 象山學陸九淵

學者稱他做象山先生

陸九淵與朱熹的見解完全不同

他認為「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

故透過自我內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視持敬

持敬使人能明心見性

因此他強調反省

認為知識的多寡與個人修養無必然關係

而提倡「尊德性」

宋代理學盛行

其主要者有濂、洛、關、閩四派

試述四者之淵源及其學說之內容

理學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講求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故又稱「道學」

宋代理學宗派

主要有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講學於閩中的朱熹

現將四派的淵源及其學說分述如下:

濂學周敦頤

他的學說淵源於道家的太極、陰陽五行之說

參以佛家的心性

而以儒家仁義之道為宗

據《宋史?道學傳》載

周敦頤得華山陳摶老祖的《太極圖》而著《太極圖說》一書;他以「無欲故靜」作為修養方法的見解

根源實際是來自佛家「清靜寂滅」之說

又與道家的「恬靜無欲」有相近地方

而中正、仁義之道

明顯是來自儒家

所以《宋史?道學傳》稱:「孟子歿後無傳

至宋中葉

周敦頤乃得聖賢不傳之學

至於其學說內容

周敦頤認為宇宙的起源

乃由「

無極而太極」

「太極」是宇宙的本體

「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動極而後靜

靜極而後動

循環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

由五行而生萬物

在人生方面

周敦頤認為陰陽五行配合得最恰當的就是人

所以萬物中以人最靈秀

具有太極之理、五行之性

受太極「純粹至善」的「理」

故人之性本來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

則人亦有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見諸實施

則不外乎仁義二者(所以配合陰陽)

仁義之性

皆是善的

但用得不當

卻可變為惡

所以人要不離乎中正以立「人極」(做人的標準)

欲立「人極」

必須無欲、主靜

無欲便會心靈虛靜

於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慮上便能居於中道

明理通達

而在行動上便自然的正直無私

能做到這樣的話

便能達到至誠的境界

也是一個聖人的境界

同時也是一個太極的境界

達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頤的學說

已將宇宙論與修身為人之道揉合一起

於是理學規模逐漸確立

關學張載

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指出張載是繼孫復、范仲淹經世濟人的思想

再加以性理的參透

而成為關中學派

他說得非常合理

因張載治學

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

以「孔孟」為法

至於他的學說是從宇宙現象所開展立論

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都由於氣的聚散、動靜

氣中又有陰陽二性

沉、降、靜之性是陰性

浮、升、動之性是陽性

氣有聚散

氣聚則物成

氣散則物毀

氣的聚散

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物的產生

有一定的秩序

這叫做「理」

「人」亦由氣聚所產生

故亦得其性的部分

具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人與萬物俱生於天地之間

天地是人與萬物的父母

人就應該努力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

而使個體和天地萬物合一

為達這目的

首先要變化「氣質之性」

使它恢復為原來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說的「理」

張載在《西銘》一文中闡明人對宇宙所應持的態度

以為「吾人之體」即「宇宙之體」

「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

我們應視宇宙為父母

應以事父母之道對待宇宙;應視天下之人皆如兄弟

天下萬物皆如同類

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

故張載是確立「氣」在理學中的地位的理學家

洛學的程顥、程頤

《宋史?道學傳》載:「受業周(敦頤)氏

表章中庸

與論、孟並行」

是他兩人學說的淵源

又據程頤為程顥作行狀時說

程顥「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經而後得」

可見二程學說

也深受佛

、老的影響

二程學說均不喜歡探討宇宙問題

而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道理

因此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的方法

程顥認為天下一切真理

必須經過親身體驗

才不會流於空談

他認為「天理」在於「仁」

人如能具有仁德

便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所以學者必須先「識仁」

他說:「學者須先識仁

.... 義、禮、智、信皆仁也

」他認為「仁」在人之本性中

不須外求

只要「明心」

便能「見性」

便能「求仁」「得仁」

我們明白這道理後

便須緊記不忘

更要身體力行

一切行事

皆本此心去做

即所謂以「誠敬存之」

所以「誠」與「敬」

便是明道、修身、養性的法門

程顥側重「心」的修養

認為「舍心之外天下無理」

要人「自其心體驗天理」

至於程頤論「心性」與程顥相同

但論「誠、敬」方面的修養則不一致

程頤提出「存天理

去人欲」的方法

在「涵養」和「進學」兩方面

並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誠意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一方面修己的意志

使之專一集中

不為外物所動(敬);一方面今日格(「窮」(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

然後加以歸納

便會豁然貫通

明白萬物都是一理

可見他主張「持敬」與「窮理」並重

閩學朱熹

在道統中得洛學之正傳

周世輔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分析

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和性即理說、知先後行說是來自程頤;他的理氣合一論

多少受了程顥的道器合一論的影響;他的人性二元論

是將張、程的學說再加以闡釋;他的周易本義

則以邵雍的象數為本;他的人為萬物之靈說及進化的人生觀

是發揮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周世輔分析得十分正確

同時

朱熹上承孔子、子思、孟子的儒家傳統

是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而成新儒學的一大思想體系

至於朱熹的學說

他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真理存在

這個真理就是「太極」

至於「真理」要表現而成為具體的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

」由此而解釋到人、物的形成

「理」與「氣」合而構成人

由於氣中有清、濁

因而人性亦有善、有惡

因此

朱熹教人從善

要「存天理

去人欲」

要去人欲

便必須「敬」與「致知」

所謂「敬」

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

常常受到警策監督

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

便要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學問的意思

他以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於聖賢書中

所以讀聖賢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

而古書則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六經的階梯

人若做到「敬」與「致知」

是絕

對可以到達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試述宋代理學各派代表人物學說之要旨

理學是「探究宇宙與心性的關係

希望在思想方面

能建立一套貫通宇宙人生的原則及修己立人的理論」的一種學問

講求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故又稱「道學」

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明學案》中提到宋代的理學家

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

但宋初各儒的思想理論還很粗淺

未能深入精微的地方

所謂理學

也未建立起來

故宋初各儒努力的結果

只是開創了風氣

為理學家舖平道路而已

直至周敦頤憑其博大精深的學識

確切地發揮到儒家心性學的精微地方

理學才成立

故周敦頤是宋代理學的首創者

傳之程顥、程頤

而奠定理學之基礎

宋代理學宗派

主要有濂、洛、關、閩四派

濂學的開宗者是周敦頤;洛學即是洛陽的程顥、程頤;關學是關中的張載;閩學是曾於閩中講學的朱熹

此四學派後人認定為理學的正宗

此外

尚有邵雍的百源學、陸九淵的象山學與呂祖謙等的浙東派

合起來便成為宋代理學的整個系統

北宋五子 南宋理學家

張 載(關)→→→→→→→→→→→→┐

┌程 頤→→→→→→→→朱 熹(閩)

周敦頤(濂)→→→→ ┤ (洛)

└程 顥→→→→→→→→陸九淵(象山學)

邵 雍(百源學) 呂祖謙(浙東)

-------------------------------------------------------------------------------------------

宋代理學極盛

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極多

重要的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以上合稱北宋五子)

以及南宋的朱熹和陸九淵等

至於各派代表人物的學說要旨

分析如下:

(甲) 濂派

濂派代表人物是周敦頤

世稱濂溪先生

著有《太極圖書》及《通書》

他的學說源自道家「太極」、「陰陽五行」之說

從宇宙觀講到人生觀

他認為宇宙的起源

乃由「無極而太極」

「太極」是宇宙的本體

「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陽動陰靜而生金、木、水、火、土

五氣分布

四時行焉

」太極為理

陰陽五行為氣(陰陽二氣

五行為五氣)

陰陽交感

「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此為周敦頤宇宙論的要旨

在人生方面

周敦頤認為陰陽五行配合得最恰當的就是人

所以萬物中以人最靈秀

具有太極之理、五行之性

受太極「純粹至善」的「理」

故人之性本來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

則人亦有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見諸實施

則不外乎仁義二者(所以配合陰陽)

仁義之性

皆是善的

但用得不當

卻可

變為惡

所以人要不離乎中正以立「人極」(做人的標準)

欲立「人極」

必須無欲、主靜

無欲便會心靈虛靜

於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慮上便能居於中道

明理通達

而在行動上便自然的正直無私

能做到這樣的話

便能達到至誠的境界

也是一個聖人的境界

同時也是一個太極的境界

達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頤的學說

已將宇宙論與修身為人之道揉合一起

於是理學規模逐漸確立

(乙) 關派

張載是關派的代表人物

世稱橫渠先生

他的學說是從宇宙現象所開展立論

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都由於氣的聚散、動靜

氣中又有陰陽二性

沉、降、靜之性是陰性

浮、升、動之性是陽性

氣有聚散

氣聚則物成

氣散則物毀

氣的聚散

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物的產生

有一定的秩序

這叫做「理」

「人」亦由氣聚所產生

故亦得其性的部分

具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

人與萬物俱生於天地之間

天地是人與萬物的父母

人就應該努力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

而使個體和天地萬物合一

為達這目的

首先要變化「氣質之性」

使它恢復為原來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說的「理」

張載在《西銘》一文中闡明人對宇宙所應持的態度

以為「吾人之體」即「宇宙之體」

「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

我們應視宇宙為父母

應以事父母之道對待宇宙;應視天下之人皆如兄弟

天下萬物皆如同類

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

故張載是確立「氣」在理學中的地位的理學家

(丙) 百源學

百源學代表人物邵雍

學者稱他做康節先生

他的學說從宇宙論推論到人生觀

認為人是萬物之一

亦為萬物之靈

而「人心」為一切的主體

宇宙萬物萬事的變化

皆由於人心的觀察而生

所謂「萬化萬事生於心」

而以心為「太極」

因此

人要「養心」、「去利欲」

而任「至誠」

則宇宙之道

無所不通

亦可窮天地性理的奧秘

(丁) 洛派

程顥、程頤兩兄弟是洛派的代表人物

二程幼年曾受學於周敦頤

後居洛陽

故被稱為洛派

宋代理學雖創始於周敦頤

而能確定宋代理學地位者

則為程顥、程頤兩兄弟

二程學說均不喜歡探討宇宙問題

而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道理

因此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的方法

程顥認為天下一切真理

必須經過親身體驗

才不會流於空談

他認為「天理」在於「仁」

人如能具有仁德

便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所以學者必須先「識仁」

他說:「學者須先識仁

.... 義、禮、智、信皆仁也

」他認為「

仁」在人之本性中

不須外求

只要「明心」

便能「見性」

便能「求仁」「得仁」

我們明白這道理後

便須緊記不忘

更要身體力行

一切行事

皆本此心去做

即所謂以「誠敬存之」

所以「誠」與「敬」

便是明道、修身、養性的法門

程顥側重「心」的修養

認為「舍心之外天下無理」

要人「自其心體驗天理」

至於程頤論「心性」與程顥相同

但論「誠、敬」方面的修養則不一致

程頤提出「存天理

去人欲」的方法

在「涵養」和「進學」兩方面

並認為「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誠意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一方面修己的意志

使之專一集中

不為外物所動(敬);一方面今日格(「窮」(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

然後加以歸納

便會豁然貫通

明白萬物都是一理

可見他主張「持敬」與「窮理」並重

(戊) 閩派

朱熹是閩派代表人物

學者稱他做晦庵先生

為南宋婺源人

講學於閩

故稱其學派為閩派

朱子思想宏大

集北宋理學的大成

使之融合為一

再上接孔、孟組成一大理學系統

朱熹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真理存在

這個真理就是「太極」

至於「真理」要表現而成為具體的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

」由此而解釋到人、物的形成

「理」與「氣」合而構成人

由於氣中有清、濁

因而人性亦有善、有惡

因此

朱熹教人從善

要「存天理

去人欲」

要去人欲

便必須「敬」與「致知」

所謂「敬」

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

常常受到警策監督

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

便要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學問的意思

他以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於聖賢書中

所以讀聖賢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

而古書則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六經的階梯

人若做到「敬」與「致知」

是絕對可以到達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己) 象山學派

代表人物是被稱為象山先生的陸九淵

他特別注重持敬的內向工夫

主張心即是理

不容有二

認為即物窮理為支離破碎

而教人先發明本心之明

而後博覽

以應萬物之變

他曾說:「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注腳

」與朱熹讀書窮理的見解

大異其趣

下開明代王陽明之心學

(戊) 浙東學派

代表人物是呂祖謙

他被稱為東萊先生

他與朱、陸同時

呂祖謙雖講「理學」

但重視學以致用

論者稱之為「事功派」

此外

葉適與陳亮亦同樣反對正心誠意之學

而提倡事功

浙東派的出現

是宋思想界的一大轉變

綜合上述各派之學理內容分析

實可分為「象數」、「理氣」、「心性」三種主要派系

象數派

以周易象數理論及道教所傳之圖書而立論

如周敦頤、邵雍、張載等

便是屬於「象數」派

至於「理氣」與「心性」

他們的理論多根據四書以發揮

二程與朱熹以「理」為形式法則

「氣」為實質內容

而為「理氣派」的主要人物

陸九淵的學說重在探討主觀之心

闡發天賦之性

提倡「宇宙即吾心」的言論

屬心性派的代表

宋代理學

有朱、陸二派之分

二派之淵源及學說內容為何?學術之異同如何?其相互爭論之經過及影響又如何?試略述之

朱、陸之淵源及學說內容

  宋代學者治學

不重經籍考據而重義理的探求

這種義理之學

世稱「新儒學」或「理學」

由周敦頤創始

經程顥、程頤奠立基礎

下啟閩與象山學派

朱熹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與「心學」派的領導人物陸九淵同為南宋學術界的重要人物

但兩人在學術上的見解頗有不同

於是有朱、陸兩派之分

朱熹與陸九淵兩人的學說淵源

可上溯程顥、程頤

甚至可追溯至周敦頤

《宋史?道學傳》載:「程顥、程頤

受業周氏」

二人主張直接從人生實際經驗中建立人生的道理

故教人從實際生活與內心體驗上來尋求修養方法

但二程雖同講心學

但亦有不同的地方

程頤略偏於格致

為後來朱熹所宗;程顥則更偏於心學

為後來陸九淵所宗

便形成朱、陸兩派之分

朱熹為二程的四傳弟子

亦可說是由「洛學」而開的「閩學」

其學說淵源

周世輔於《中國哲學史》中指出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和性即理說、知先後行說是來自程頤;他的理氣合一論

多少受了程顥的道器合一論的影響;他的人性二元論

是將張、程的學說再加以闡釋;他的周易本義

則以邵雍的象數為本;他的人為萬物之靈說及進化的人生觀

是發揮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同時

朱熹上承孔子、子思、孟子的儒家傳統

是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而成新儒學的一大思想體系

他認為天下一切事物

皆有其「理」

而形成具體形象

則有賴於「氣」

他說:「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

生物之具也

」而「氣」中之「理」

即人之「性」;而「氣」有清、濁

稟「氣」之清者為聖人氣

濁者為愚人

故人須明德修身以滌除「濁」氣;由是而提出「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的主張

而以「居敬」、「格物」為本

陸九淵的學說主要來自程顥的「識仁」、「定性」精神

而以「心學」為主

此受程顥及禪宗的影響至深

故其學說多偏重「心性」

認為「心即理」

他以為充塞在天地之間的真理

都存在我的心中

因此「心即理」

他說:「人皆有是心

心皆有是理

心即理也

」又說:「宇宙便是

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

」由此可見

宇宙之理

皆存在我心中

如果能保存此心

便能保存此理

其實

他所說的「理」

就是仁、義、禮、智之心

若能保存此心

便能保存此理

他在這方面繼承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四端」學說

不過

陸九淵以為

人有時會受到物慾所蒙蔽

或受個人的偏見所蒙蔽而失去本心

使天理不明

因此

要恢復天理

便必須去人欲

立大志

他認為要追求真理

不必向外尋求

只要向內反省

認識本心

發明本心

便能發明「天理」

陸九淵的學說

除了求明「本心」之外

又注意「躬身實踐」

他說:「為學有講明

有踐履

」可見陸九淵的學說

注重「澄心」

注重「踐履」

簡易樸實

朱、陸之異同

一般論史者論朱、陸異同的時候

多指朱熹偏重道問學

而陸九淵則偏重尊德性

但朱子之學的最終目的

仍在「明吾心之全體大用」

故謂朱熹不注重尊德性

則值得商榷

其實二人之哲學

根本上有差異的地方

而這種差異在二程的哲學中已存在

現述兩人思想之分別如下:

就思想淵源分析

程頤一派學說

至朱熹而得完全發展;程顥一派的學說

至陸九淵而得相當的發展

嚴格來說

朱熹一派

可說是「理學」;陸九淵一派

可說是「心學」

兩派的不同見解

有:

先對「無極而太極」的看法不同

朱熹認為這話是形容「太極」的無形而有理;陸九淵則以為《易繫辭》只說「太極」

不應於太極之上加無極

次對「陰陽」的看法不同

朱熹以「一陰一陽之謂道」

而「形而上者謂之道」

故認為「陰陽」列於「形而上」;陸九淵受程顥「陰陽亦形而下者」

而將「陰陽」列於形而下

再對「無物形成」的見解不同

朱熹講求「理」、「氣」二元論

認為「理」與「氣」合而構成萬物

而「氣」中之「理」

人之「性」;陸九淵主唯理一元論

以太極(理)為萬物的根本

最後對「心性」的看法不同

朱熹認為「性即理」

陸九淵則認為「心即理」;朱熹認為「道心」、「人心」有別;陸九淵則認為「道心」、「人心」沒分別

就教育宗旨分析

朱熹以造就一個「完人」為目的;陸九淵則以「做人」為目的

故說:「學者所以為學

學為人而已

就修養方法分析

朱熹為學偏重於外在工夫之「格物致知」

向事物上窮求其「理」

積久自通;而陸九淵則偏於內在工夫之修養德性

以為學問之道

不在古人的文字

而在其精神

朱熹教人

使各自研讀其所註聖賢典籍;陸九淵則因人設教

直指本心

至於為學的程序

朱熹主張首先縱觀博覽

而後歸之約;陸九淵則主先發明本心

而後博覽

因此

朱熹近於歸納法

陸九淵近於演繹

法;朱學重經驗

陸學重直覺

故朱熹以陸學「心即理」太簡易;陸九淵又以朱學「格物致知」過於繁瑣、支離

儘管朱學偏於入世

重視象界的自我

陸學偏於出世

重本體界的自我

其實

他們兩人在目的上

並沒有基本的矛盾

兩人都是重視修身養性

都是以儒家仁義之道為依歸

故周世輔在其《中國哲學史》中指出兩派學說有六處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對「太極」的看法大致相同

同以「理」釋「太極」;其二是對「義利」的看法相似;其三是同樣主張知先行後;其四是朱熹未忽視「尊德性」

陸九淵亦未忽視去「物欲」;其五是同重視國計民生問題;其六是同重視民族主義

朱、陸爭論經過

由於朱熹與陸九淵的學說有其根本相異之處

成為南宋理學內部之一大爭論

相互駁斥

猜測當日兩派弟子不免有入主出奴之見

因此在南宋孝宗淳煦二年

呂祖謙欲調和兩人學說

於是約同朱熹、陸九淵與陸九齡於信州鵝湖寺

一起論學

陸九齡與陸九淵事前講論

各作詩一首

至鵝湖寺後

呂祖謙問陸九齡別後有何創獲

陸九齡便誦他的詩

其中有譏諷朱熹的地方

其後

朱熹與陸九齡論辯;繼而陸九淵加入

朱熹評陸學「舊學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養轉深沉

」陸九淵頗為不滿

甚至想問朱熹

堯舜以前哪裏有經書可讀

卻一樣可治天下

但被陸九齡所勸阻

陸九淵即席作詩批評朱熹

其中「簡易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沈」

朱熹不悅

據《陸九淵年譜》的記載

大抵朱熹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二陸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

朱熹以陸之教人「太簡」

陸九淵以朱之教人為「支離」

這次學術辯論會便是著名的「鵝湖之會」

其後

陸九淵又與朱熹

往來書信辯論《太極圖說》

陸九淵本易經以「太極」為最高之命

「太極」上加「無極」是重床疊架;朱熹以為「無極」方是最高之命

兩人於是又展開一場學術上之筆墨論戰

這是兩人另一次的爭論

朱、陸爭論之影響

朱熹和陸九淵在哲學上的異同之辯

對宋以後八百年間的思想史影響頗大

其間大部分哲學家

都以宗朱、宗陸、或糾正其說以表現自己

正如全謝山說:「乾(道)淳(熙)以後

學派大別為三:曰朱學、曰陸學、曰呂學

三家同時不甚相合

朱子以格物致知

陸以明心

呂學則兼取其長

」他說得甚有道理

因召開「鵝湖之會」的時候

不少江浙學者出席

為時達十日之久

影響之大

可想而知

現分別論述三派所受之影響:

陸九齡所受的影響甚深

據呂祖謙與朱熹書說:「子壽(陸九齡)前日經過

留此二十餘日

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

甚欲著實看書講演

」陸九淵雖「終身守其說不變」

但於「鵝湖之會」時之粗心浮氣

事後亦感不安

從朱熹《答呂祖謙書》中表示「子靜(陸九淵)近日講論

比舊亦不同

但終有未盡合處

幸其確好商量

亦彼此有益

」可見朱、陸兩人學說見解

其後亦有所容納

至於朱熹經「鵝湖辯論」後

常兼取兩家的長處

並告誡弟子不要互相詆毀

對陸九淵也甚為欽佩

在重修白鹿洞書院後曾請陸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一章

兩人經常有書信來往談論其見解

朱熹當亦受陸九淵影響不少

呂祖謙則受朱熹的影響頗深

他認為朱熹「工夫就實入細

殊未易量」

而指陸九淵「欠開闊」

可見呂祖謙有維護朱熹之意

故呂祖謙死後

其門人多歸向朱熹

試述陸九淵學說之貢獻

陸九淵的學說

對後世的貢獻極大

較重要的有下列數點:

第一、陸九淵認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

它的具體內容就是「仁、義、禮、智」

繼承了孟子人心「四端」的學說

鞏固了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的標準

第二、陸九淵認為「心即理」

「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

簡單直截

易於求功

因而到明代中葉王陽明以後

陸學極盛

能上接孟子而加以發揚光大

第三、陸九淵具有懷疑精神

他說:「為學患無疑

疑則有進

」又說:「小疑則小進

大疑則大進

」而且

他又充滿自立自重的精神

反對盲目依傍

他說:「自立自重

不可隨人腳跟

學人言語

」他又反對迷信

主張「凡事看其理如何

不要看其人是誰

」這一切對後世學習有啟發作用

第四、陸九淵的學說為中國的儒學開闊了一個新途徑

使一般學人

不再遵循漢儒時代的章句訓詁

只從做人修身的義理方面入手

他只重孟子的四端學說

發揚人的善性真理

對中國倫理道德影響極大

第五、陸九淵學說著重思考

不受古代經典文字的拘束

此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糾正了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端

對後世的人有極大的啟發

第六、陸九淵講求修養及砥礪名節

使以前的寡廉薄恥的敗壞風氣

得以矯正

使宋朝不僅男子講求忠孝節義

婦女亦重視名節

因而宋代的忠臣義士

以及義夫節婦極多

對中國的道德觀念影響極大

陸九淵的學說

雖南宋末及元、明初年的沈寂一時

到陳獻章

湛若水出

已漸見復甦

到了王陽明時

更使陸九淵的「心學」

得到更大的發揚

試略述王陽明學說之大要

王守仁

浙江餘姚人

早年讀書於陽明洞

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

王守仁初篤信程朱之學

以為通過格致可以悟出生命的真理

但始終無所獲

反致大病

中年時因得罪宦官劉瑾

謫配貴州龍場驛

嘗盡艱苦

但卻使他悟

出了人生的至理

發現本著自己良知而行

便可合乎聖人之道

無須向外求索

結果創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

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理」說

主張人心是宇宙本源與人世間的唯一道德準則

換言之

離開了心

便無宇宙、天地、萬物

甚至鬼神

因此王氏提出「心外無事

心外無物

心外無理」的觀點

他認為萬物皆存於我們的心中

所以我們的心便成為人生一切行為是非衡量的標準

而不需通過認知才可以求得到的

因此

王陽明主張人要去私慾

才能保存我們內在的「天性」

「天理」才得以保存

從「心即理」的觀點出發

王陽明認為天理存在於人心之中

這種天理在人心的發露

就是「良知」

良知「不待學而有

不待慮而得」

它是人人生來就有一種知善知惡的天賦本性

既然人人都有良知

良知又出於自然

因此人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

人之所以不能成為聖人

全在於有沒有做到「致」的工夫

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

就是要人去私慾的蒙蔽

恢復良知的本來面目

並且把它擴充到底的意思

「致良知」不是憑空捏造可成

而是一種識知的功夫

是透過實踐的「行」來達致的

王陽明重視身體力行

切實體驗及實踐

他說:「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的始

行是知的成

」王陽明認為一切「知」(包括「善」和「良知」)

都需要「行」

否則不可視作「真知」

他教人必須要躬行實踐

才能成其學

總之

知行不能分成兩部分

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說

綜觀王陽明之學說

著重於經驗的磨練

能擺脫舊思想的束縛

使人充分發揮個性;且精簡直截

易入人心

所以能支配當時社會思想而盛極一時

及其死後

其學說更盛行於南方

成為一大門派

自後王學遂成為明代學術思想的主流

王陽明末學之流弊

平心而論

王陽明思想的超卓

實非平常學者所能及

他的致良知之說

實是一種上達工夫

他因為自己的資質與造詣

已達上乘境界

能夠做到上達工夫

便把天下後世的人

都當作和自己一樣的聰明豪邁

要把下學一層工夫直接刪去

教人專做上達工夫

若依王陽明之意

以為只求事事物物於吾心

否認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

成為一種極端主觀的唯心論

因而陷入主觀和唯心之弊

而王學末流問題更嚴重

王學後分成多派(七)

各派對陽明學說的申論

意見有所分歧

其中以「良知」的歧見最為大

如王畿(龍溪)以為良知是現成的

信得過便是悟了

就算是實在的學問

這種方法

明顯地受到禪宗的影響

失去王陽明實踐的精義

泰州學派的王艮

認為人人皆良知

人人可為聖賢

讀書修養等工夫都不需要;他的三傳弟子李贄的立論更為驚人

認為「良知」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你有你的良知

我有我的良知;你有你的天理

我有我的天理

你不必拿你的是非來勉強我

我也不必拿我的是非來勉強你

提倡個人自由和社會解放

於是

流風所及

「空疏浮陋

束書不觀」

是當時學術界的通病

為後人所詬病

細析王學末流之弊有:

首先是行為狂放

自王陽明死後

其徒專講心法

各以己見立說

崇拜頓悟

更以為人皆有良知

人人可為聖賢

則連讀書、修養等工夫亦不需要

如龍溪、泰州兩派

均崇尚「見成良知」、「不學不慮」

極端者更蔑視禮教、道德規範

他們以狂逸為高尚

蔑棄禮義

無所忌憚

另方面則愈來愈玄虛

王學繼承南宋陸九淵的路徑

主張「先立乎其大者」

並譏笑朱熹的「格致之學」為「支離破碎」

王陽明過分強調心的價值

其後學除了少部分能補正其「心即理」學說之失

如劉宗周認為

心並非如王陽明所說是宇宙的本體(理);而且

人對是非的判斷及主宰

是建基於自己的認識和意志

並非單單靠「良知」

可惜

堅守「心即理」的學者

始終佔大多數

並將此說妄加發揮

甚至提出「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的說法

於是出現了「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置國家安危、民生休戚於不顧的流弊

故論者每以明亡與王學相提並論

事實上

王學末流已脫離王學的要旨

故顧炎武批評王學末流比作魏晉清談的流禍

王夫之更痛斥陽明後學為陽儒陰釋

歪曲聖人的學說

可見其流弊之深

至清初大儒

乃針對其流弊

力倡經世致用

以改學風

王學的影響

   

   自王守仁高倡"心學"

明代學術界出現大變

以"拯救人心"為矢的之王學

讓士子一新耳目

清人顏元指出

王學"精神不損

臨事尚為有用"

方苞亦云:"自明之季

以至于今

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

能自豎立

而以志節事功

振于一世時

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

"(《望溪集》)自嘉靖以後

王學風靡天下

成為明代中後期的"顯學"

不僅是一種學術主流

更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清人陸隴其謂:"自嘉、隆以來

秉國鈞作民牧者

孰非浸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

繼也遂持之于上

始也為議論、為聲氣

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

"由此可見

王學不單影響當時的學術思想

更影響至政治、社會

   在學術思想方面

王學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視個人為一切事理的最終繩墨

有打破權威主義的傾向

為理學開創新路向

王學既主張天理與一切道德標準皆在人心

不假外求

因此人人皆可為堯舜

樹立平常人的尊嚴和地位

此打破程朱學說的權威性與束

為明初以來久經僵化的理學灌入新生命

王學在晚明社會風靡一時

對儒學的平民化與世俗化

功勞至鉅

至於王學未流

士子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導至學術淺薄空疏

明清之際的學者

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力倡回復程朱格物窮理

經世致用的學風

中國學術思想乃由性理之學演變為清代的考據之學

   王學的興起

亦為政治社會注入一股清流

王陽明提倡「知良知」、「知行合一」

是有感於政治社會風氣的敗壞

乃倡言正心修身

重視窮行實踐

企圖憑藉此種學說

先完善個人道德

再完善社會道德

根本著眼於挽救國家、社會

王學盛行

對矯正明中期的政治社會風氣有很大作用

   

   然而王學末流進一步走向禪宗化

其流弊是晚明士子溺于清談

崇尚面壁禪坐

只求頓悟

不顧修習

加劇士大夫階級的腐化

因而影晚明的政風

明末士子"不知職掌何事"

"問錢谷不知

問兵甲不知"此與"心學"末說"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

一味"淨心自悟"不無關係

顧炎武直指明末士子清談誤國

謂:"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所謂"清談談孔孟"乃指"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清初陸稼書更謂﹕"明之天下

不亡於流寇

不亡於朋黨

而亡於學術

"可見王學侈言心性

對明國運不無壞影響

另方面

王學講求正心誠意

不少以名節為尚的士人

難免矯情負氣

在政治議題上常流於正邪是非的爭辯

不少學者認為晚明黨爭激烈

與理學強調政治的道德價值有密切關係

王學對明代的學術、政治、社會皆有巨大影響

王學最初以"修治心術"為目標

逐漸演變成一股日益走向禪學虛空境界的思潮

造成虛無主義與清談學風泛濫

自明而清王學可謂"毀譽參半"有譽王守仁"為孟子之後一人"

亦有直斥其"壞人心術"

至于東林派顧憲成認為:"以姚江為宗

其弊也蕩"

以"蕩"概括王學之失頗有見地

明清之際整個理學思潮走向衰微

而一種有別于宋學傳統的考據新學風乃代之而興

清初思想界對王陽明學說之反應

清初各大儒力倡敦實之學風以矯王學之弊

注重躬行、以經世致用為主

故梁啟超以為清初的思想大勢是陸王學說的「大反動」

其內容是「厭倦主觀的冥想

傾向於客觀的考察

」《中國近三百學術史》雖然清初反儒均著眼於矯正王學的流弊

但因對王學的態度不同

而有不同的反應

細析可分成下列各派:

其一是折衷程朱與陸王

代表人物是反玄談、貴實踐的孫奇逢與黃宗羲

經他們的提倡後

清初程朱學說得以風行

孫奇逢之學原出於陸、王

以「慎獨」為主

以「體

認天理」為宗旨

以「日用人倫」為目的

認為朱、陸不可判分二途

合「實在論」與「唯心論」為一體

取折衷的態度

漸由玄虛而趨於實用

調和朱熹與王陽明兩人的學說

黃宗羲之學亦以「誠意」、「慎獨」為主

以為明儒講學襲語錄糟粕

不以六經為根底

是其大弊

故主張博學以求致用

他說:「學者必先窮經

經術所以經世

乃不為迂儒

」又說:「讀書不多

無以證斯理;讀書多而不求於心

則又為偽儒矣

」故其「心性」的見解本於王陽明

而又反對明末王學援佛入儒

力主學問要實踐

不尚空談

調和朱、王學說的痕跡

極為明顯

其二是反王學而復朱學

代表人是力主經世致用的顧炎武和王夫之

顧炎武首標「經世致用」之學

開實事求是的真知真學之始

王夫之崇尚真知實踐

以糾正心性之虛妄

重程朱之宋學而抑明之王學

顧炎武熟通經世之學

曾說:「經學即理學也

舍經學

則所謂理學

禪學也

」他又極力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本「實事求是」精神

其學說之規模宏遠

絕口不談心性

獨以「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自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為目標

排斥王學不務實際之弊

為清代學術開創新方向

王夫之學說源於張載、朱熹

否定王陽明良知之說

對於理氣之性

排斥明而保存宋

依張載而立論

以為「天理中自有人欲」

不以「理」、「欲」為相對

與王陽明「心即理」的見解全然不同

並直斥王學末流之弊為「陽儒陰釋

誣聖之邪說」

其三是反理學

代表人物是務篤實踐履之顏元與李

顏、李學派可說是清學根本轉變之一大關鍵

梁啟超以為是「排斥理論

提倡實踐」

厭棄主觀冥想

而務實利思想

顏元之學

直揭儒家道統之體用

力矯宋儒章句玄理之弊

不以空言立教

全以事物為依歸

其著作《存性》、《存學》、《存治》、《存人》

無不在反對空談心性玄理而主實踐

由是宋明理學為之失色

六百年理學被痛擊得體無完膚

李 發揚顏元務實精神

痛斥王學末流「高者談性於撰語錄;卑者疲精神於舉棄業」

置當世事務不顧

四海窮困而不言

政權之轉移

與之不無關係

為反王學

而崇尚「經世濟民」之道

錢穆批評宋明理學的最顯著的缺憾是「蔽於靜而不知動

蔽於家而不知群

蔽於中庸而不知用力」

故清初諸大師深省明末之失

對明代理學提出嚴厲的批評

從而建立實事求是的實學實證學風

於是使王學一蹶不振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明末王學自身的反動是舊時代的結束

清初反王學的撻伐是新時代的開始

」確是一語中的

試述王守仁(陽明)學說之貢獻

自王陽明(王

守仁)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種學說後

王學便成為明代的學術主流

因此

王學對當時的貢獻極大

其要者有下列各點:

第一、王陽明以「良知」為「心」的本體

即無私慾障蔽的「天理」

即是「明德」

亦即是「至善」

直指本心

使趨於一個最高的理想

從而建立一去惡從善的人生觀

第二、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

著重於實踐與體驗

因此成為一種「力行的哲學」

第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

使知識與實證、理論與實踐

合而為一

施之於實際生活

則直截了當

無坐言而不能起行的弊端

第四、程、朱學說教人埋首讀書

講明義理

尤注意於循序漸進

影響所及

流於支離破碎

士氣頹喪

自王陽明提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學說

便可重振士風

把程、朱學說洗刷一新

第五、由於王陽明的門生故吏遍天下

到他死後

他的學說更盛行於南方

成為一個有力的學派

因此明代理學思想便以「王學」為主

由以上可見

王陽明學說對明代學術之貢獻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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