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社会转型理论与全球化议题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一是基于美欧社会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而出现的后现代化理论；二是随着俄罗斯与东欧的市场化转型而出现的转型发展理论；三是随着信息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全球化问题研究。
一、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化理论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美国从1950年开始有一个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第三产业的产值与服务人员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这种变化超越了原来传统工业社会的结构，向后工业社会进行转变。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正是由于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这个“后”字，这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框架。“后”字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分水岭，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与知识经济作为基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服务而不是物质，这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
1代化或再现代化，因此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趋势，第
一次现代化是传统的工业化，而当前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还面临着新的现代化任务，即要实现第二次现代化。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分期问题，他认为欧美进入了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late/high modernity ）。贝克和吉登斯共同认为，全球化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因为当代人制造了各种风险，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品质。
2同时，国内学者何传启也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出版了《第二次现代化》、《东
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等著作。他认为，第一次现代化，就是经典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专业化等；第二次现代化，主要包括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绿色文明转变。何传启领导的现代化研究课题组连续发表了多部现代化研究报告，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发展规律、发展道路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二、市场化与社会转型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的经验基础就是俄罗斯、东欧等的市场化转型实践。俄罗斯与东欧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社会转型理论主要研究这样一些转型国家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主要涉及市场化转型与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中国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进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
孙立平在《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一文中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
3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
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
孙立平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一文中认为：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另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1
2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参见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development) 。中国、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孙立平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
4以中国、俄罗斯与东欧的经济社会转型为议题，发展经济学的市场转型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研究共同构成了转型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国内外直到目前还没有产生真正重大的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但以转型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反思和提升，完全可望生成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型理论。我们中国人今天如何创造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空前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感受和思考，从而可能生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社会转型理论。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
全球化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普遍使用。80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了一个描述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全球化造成的问题本身，在探讨全球化的诸多关系中，全球化普世性要求与本土化特殊性要求的矛盾成为中心话题。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全球化是民族国家打破其界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不断交往、加速分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强化其文化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重塑其民族传统特色的过程。这两种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因为全球化进程的未来不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多元化、多模式化，事实上就是指本土化。这种本土化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全球化为背景，积极参与、平等对话、相互交融、竞争合作，在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取得共识。
然而，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在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下形成的，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成为全球化拓展的主要逻辑内涵。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目前主要是指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成、扩张的历史产物。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走向全球化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背景，忽视了这一点，就看不清当前全球化的实质。这两种趋势在当前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和谐一致的，而是充满着诸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首先，从文化上来说，体现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全球化是当4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代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要求各种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以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文化的本土化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的过程，是一种在普遍文化格局中更加认同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过程。文化越是全球化就越容易形成民族文化的本土化；越是认同民族文化特色，就越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多元化。然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存在着强势文化，在当前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霸权。这种强势文化必然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较量，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美国以其综合实力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取舍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有不同，便展开文化主导权的争夺，这样就容易使文化全球化演变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泛化过程，压抑其他民族文化，人为制造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所揭示的“文明的冲突”正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所暴露出来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因此，应展开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世界的和平。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想象的建构，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
5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他提出了后殖民文化的概念，其目的在于让东方摆脱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多元文明的对话与和解。
其次，从政治经济上来说，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当前，在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这种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其民族国家利益与主权受到西方支配，特别是担心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会侵蚀民族文化和传统宗教的正统性，因而对全球化采取了抵抗的立场；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行业和人士，由于担心其经济利益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害怕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冲击他们的收入，因此对全球化疑虑重重；三是全球范围内的环保组织，由于担心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也采取了反全球化的立场。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世界市场体系，操纵着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从而在经济交换中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政治的全球化，实质上是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有时面临着丧失主权的危险，而发达国家在全球政治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要企图主导世界事务，将自己的标准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如有不从，便以武力威胁，甚至发动战争，使得政治的全球化，比起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来说更加充满矛盾性、复杂性和冲突性。这样，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基本上都认同和拥护全球化，而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对全球化表示出了谨慎的甚至是抵触的姿态。因为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主义、话语、意识形态的纷争仅仅是表面现象，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也都是浅层现象，而其深层的却是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渗透与反渗透、霸权与反霸权的较量。全球新文明秩序的生成，必然是一个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潮流之间长期斗争、妥协与协调的过程。
最后，从民族国家的适应性来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还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力量较量。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有足够的适应性与整合力，就不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外来因素中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被化解，而其中有利的因素很容易被消化、吸收，这样，就容易在全球化中受益，反之亦然。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这种内在优势，又缺乏引进、吸收积极因素和抵制避免不良因素的能力，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无疑充满着更多的风险和动荡。 5 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正确地把握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直面全球化的现实，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抓住全球化对提升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前机遇，将全球化的过程当作是民族传统创新的过程、整体实力提升的过程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化舞台上并不占据中心地位，要格外重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做到应有的清醒和准备：首先是要立足于自身，保持内部稳定的社会秩序，防止全球化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其次要提高鉴别能力，对那些促进和提升生产力、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球性因素要大胆引进、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再次是警惕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勿使其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后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开放和创新的社会，建构一个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又能涵容多元文化因素的社会。中国应注重从本土因素挖掘和开发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民族特色，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人类和谐发展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第九讲：社会转型理论与全球化议题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一是基于美欧社会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而出现的后现代化理论；二是随着俄罗斯与东欧的市场化转型而出现的转型发展理论；三是随着信息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全球化问题研究。
一、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化理论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美国从1950年开始有一个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第三产业的产值与服务人员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这种变化超越了原来传统工业社会的结构，向后工业社会进行转变。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正是由于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这个“后”字，这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框架。“后”字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分水岭，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与知识经济作为基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服务而不是物质，这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
1代化或再现代化，因此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趋势，第
一次现代化是传统的工业化，而当前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还面临着新的现代化任务，即要实现第二次现代化。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分期问题，他认为欧美进入了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late/high modernity ）。贝克和吉登斯共同认为，全球化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因为当代人制造了各种风险，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品质。
2同时，国内学者何传启也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出版了《第二次现代化》、《东
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等著作。他认为，第一次现代化，就是经典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专业化等；第二次现代化，主要包括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绿色文明转变。何传启领导的现代化研究课题组连续发表了多部现代化研究报告，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发展规律、发展道路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二、市场化与社会转型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的经验基础就是俄罗斯、东欧等的市场化转型实践。俄罗斯与东欧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社会转型理论主要研究这样一些转型国家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主要涉及市场化转型与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中国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进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
孙立平在《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一文中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
3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
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
孙立平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一文中认为：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另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1
2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参见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development) 。中国、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孙立平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
4以中国、俄罗斯与东欧的经济社会转型为议题，发展经济学的市场转型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研究共同构成了转型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国内外直到目前还没有产生真正重大的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但以转型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反思和提升，完全可望生成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型理论。我们中国人今天如何创造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空前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感受和思考，从而可能生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社会转型理论。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
全球化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普遍使用。80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了一个描述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全球化造成的问题本身，在探讨全球化的诸多关系中，全球化普世性要求与本土化特殊性要求的矛盾成为中心话题。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全球化是民族国家打破其界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不断交往、加速分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强化其文化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重塑其民族传统特色的过程。这两种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因为全球化进程的未来不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多元化、多模式化，事实上就是指本土化。这种本土化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全球化为背景，积极参与、平等对话、相互交融、竞争合作，在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取得共识。
然而，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在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下形成的，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成为全球化拓展的主要逻辑内涵。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目前主要是指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成、扩张的历史产物。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走向全球化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背景，忽视了这一点，就看不清当前全球化的实质。这两种趋势在当前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和谐一致的，而是充满着诸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首先，从文化上来说，体现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全球化是当4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代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要求各种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以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文化的本土化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的过程，是一种在普遍文化格局中更加认同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过程。文化越是全球化就越容易形成民族文化的本土化；越是认同民族文化特色，就越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多元化。然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存在着强势文化，在当前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霸权。这种强势文化必然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较量，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美国以其综合实力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取舍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有不同，便展开文化主导权的争夺，这样就容易使文化全球化演变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泛化过程，压抑其他民族文化，人为制造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所揭示的“文明的冲突”正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所暴露出来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因此，应展开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世界的和平。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想象的建构，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
5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他提出了后殖民文化的概念，其目的在于让东方摆脱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多元文明的对话与和解。
其次，从政治经济上来说，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当前，在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这种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其民族国家利益与主权受到西方支配，特别是担心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会侵蚀民族文化和传统宗教的正统性，因而对全球化采取了抵抗的立场；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行业和人士，由于担心其经济利益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害怕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冲击他们的收入，因此对全球化疑虑重重；三是全球范围内的环保组织，由于担心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也采取了反全球化的立场。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世界市场体系，操纵着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从而在经济交换中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政治的全球化，实质上是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有时面临着丧失主权的危险，而发达国家在全球政治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要企图主导世界事务，将自己的标准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如有不从，便以武力威胁，甚至发动战争，使得政治的全球化，比起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来说更加充满矛盾性、复杂性和冲突性。这样，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基本上都认同和拥护全球化，而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对全球化表示出了谨慎的甚至是抵触的姿态。因为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主义、话语、意识形态的纷争仅仅是表面现象，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也都是浅层现象，而其深层的却是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渗透与反渗透、霸权与反霸权的较量。全球新文明秩序的生成，必然是一个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潮流之间长期斗争、妥协与协调的过程。
最后，从民族国家的适应性来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还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力量较量。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有足够的适应性与整合力，就不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外来因素中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被化解，而其中有利的因素很容易被消化、吸收，这样，就容易在全球化中受益，反之亦然。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这种内在优势，又缺乏引进、吸收积极因素和抵制避免不良因素的能力，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无疑充满着更多的风险和动荡。 5 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正确地把握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直面全球化的现实，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抓住全球化对提升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前机遇，将全球化的过程当作是民族传统创新的过程、整体实力提升的过程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化舞台上并不占据中心地位，要格外重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做到应有的清醒和准备：首先是要立足于自身，保持内部稳定的社会秩序，防止全球化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其次要提高鉴别能力，对那些促进和提升生产力、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球性因素要大胆引进、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再次是警惕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勿使其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后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开放和创新的社会，建构一个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又能涵容多元文化因素的社会。中国应注重从本土因素挖掘和开发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民族特色，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人类和谐发展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