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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1期（总第80期）2009年2月出版JournalofNanchangCollegeNo.1(Sum80)Feb.2009
从《世说新语·德行》首篇看东汉末年士风变化
祁凌军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流。
关键词：陈蕃；陈寔；党锢道；清议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09）01-0045-03
甘肃
兰州
730070）
要：《世说新语·德行》中涉及到两个陈姓人物———陈寔、陈蕃，二人俱是东汉末年名士，在士林中名望俱
高，然《世说新语·德行》以陈蕃为首篇，凸现了纷乱时代士人思想的变化，文章就这一问题探讨汉末士人思想的分
一
陈蕃、陈寔皆汉末名士，名望俱高，对时人及后世有较大影响。据《三国志·魏书》载，邓艾“年十二，随母之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世则’，艾遂名范，字世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邓艾及时人皆以名“范”为荣，表现出对先贤欣然向慕之意。《南史·陈本纪》：“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姓陈氏，其本甚微，自谓汉太丘长寔之后也。”陈霸先自称是汉末名士陈寔后裔，颍川是陈氏的郡望，对这一点史家颇感疑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书中说，这一点“疑不可言”。
时人推崇“二陈”的重要原则是二人德行俱高，可做世人楷模。陈寔为官清廉，讲究道德，因而尽管他的官职不高，仅一太丘长，但在当时朝野却很有名望，三公之位若有空缺，朝廷征召候选人就是他。民间若有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他裁决后，当事人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这样的乡谣：“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当朝太尉杨赐，司徒陈耿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名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高官感到惭愧。陈寔不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均享有很高声誉。汉桓帝延熹九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之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陈寔也牵连其中。当时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纷纷逃亡。陈寔却说“无不就狱，众无所恃。”大难临头，不仅不避，反而以身相迎。党锢之祸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就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被其拒绝。中平四年，在家中去世，全国竟有三万多人为其送葬，海内罕有。然《世说新语》“德行”门不以陈寔为首篇却以陈蕃为第一，值得深思。
二
中国古代的“士”多以“道”自任，以批评政治社会为己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议”即批评，士大夫群体也应是在庶人之列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直接承继礼乐传统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眼中就是“天下无道”，以此推之，“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样看来，东汉末年亦是“天下无道”的时代。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道”，那么“道”的担子就落在“士”的身上，“士”成了“道”的承担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性格，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但个人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异常沉重的，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确保士的个体地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走此远路，精神修养于是就成为关键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围绕的中心应是“道”。《中庸》：“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坚信，“士”是文化的先觉，应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自任以天下为重”。汉末，以陈蕃为代表的党人就承担起拯救苍生，兴复大道的重任。
谢承《后汉书·陈蕃传》提到：“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可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陈蕃是把维护政权，扭转天下作为自己最终扭转的目标的。官至高位，更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屡次上书革除旧弊，铲除阉患。在此作了一个粗略统计：延熹二年白马令李云抗命，帝怒，当伏重诛，陈蕃作《救李云疏》，“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面归故里”；延喜六年，上《谏幸广城校猎疏》以言“逸游之害”，书奏不纳；延熹八年，李膺忤旨，朝堂之上为李膺请命，甚至希望皇帝为李膺官复原职，然“帝不听，因流涕而
收稿日期：2008－11－28
作者简介：祁凌军（1977－），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1期
祁凌军：从《世说新语·德行》首篇看东汉末年士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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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同年，山阳太守翟起收没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翟起、黄浮皆获罪，陈蕃单独上奏皇帝，结果“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延喜九年，李膺因党事下狱，陈蕃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人，遂策免之”；在桓帝立后事件中，陈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主政，陈蕃就阉患向太后上疏，并对太后寄予厚望，以期一举铲除阉患，然“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数次上书直谏，然被接纳的寥寥无几，即使皇帝偶一纳言，也属无奈，迫于门族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立后事件即是此例，然心中对陈蕃有诸多不满，陈蕃却“执迷不悟”，依然我行我素，有意见就提，有本就奏，忠诚履行忠臣的责任，以期重建统治秩序。
陈蕃数次上书直谏，内容多与宦官有关。陈蕃乃有气节之清流名士，然政权多被阉寺小人所把持，因此他对阉党不可谓不恨之入骨。澄清天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铲除阉患，将宦官制造的污烟浊气一扫而尽，上书言事直谏阉宦，为此与宦官结下很深的怨结。当时的太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不畏强御陈仲举。”面对宦官干政，淆乱宫廷，陈蕃不畏强御，嫉恶如仇与窦武等人合谋除宦，然事情败露，为阉党诛杀。明人于慎行论东汉末年诛宦官事说：“陈蕃老儒无算，……乃至率管属诸生八十余人，到尚书门攘臂大呼。欲何为也？直愚儒耳！”认为陈蕃之流迂腐不堪，不合时宜，难以成事。桓、灵时期，是有汉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戚与宦官交替当道，是非颠倒，正邪易位，黑白不分。在这样的气氛中，明智的读书人大多选择隐居民间，读书耕田，读书唱和，远离时政。与陈蕃同朝的另一位忠正之士范谤评价名士郭泰说：“此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道出了普通读书人的处世态度。面对这样的局面，选择隐居容易，而选择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意味着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显示出一个读书人兼济天下的执著与悲壮。陈蕃等人的心理是维护中权的大一统，革除阉党，重建统治秩序。他们忠于朝廷，以名节自高，为此反对宦官，终于罹祸。被人所讥笑的迂腐恰是其所坚守的大“道”。大一统的政权已处于无可挽回的分崩瓦解之中，陈蕃等人对此未必没有认识，但作为“士”这个“道”的承担者，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中坚守的依然是“士”对国家天下的责任。责任对他们来说不是趋利避害，而是慷慨激昂、满腔悲愤与浊流斗争，“穷则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并不适用。
桓、灵之世的东汉社会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此时宦官势力达到顶峰，国之忠士无法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集团抗衡。如果一定要探究其失败原因，那么，士大夫缺少斗争经验，刚正有余，谋略不足，过分把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应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硬伤。陈蕃等人因忠以成名，因忠以被害，令人钦佩亦令人叹息。《后汉书》作者范晔评陈蕃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旋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
公之力也。”陈蕃是东汉末年少有的亮点，是维护正邪平衡的一根支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然而穷时还能兼济天下，实在是突现了作为士人的社会良心。陈蕃去世后，朝中再难听到正义之声，绵延三百多年的大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陈蕃为“德行门”首篇确是当之无愧。
三
汉末两次党祸，均围绕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展开。陈寔在党祸时也牵连其中，但须注意这样一个细节：第一次党祸，陈寔慷慨就狱，后遇赦放归。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颖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后乃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张让何许人也，系宦官政权的代表人物，通过几次成功的政变稳固地把持朝政数十年。而陈寔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兼资九德，总修百行”被世人推崇的楷模却往吊那位权倾朝野的宦官的父亲，不由得让人为之一惊。他一方面与宦官集团斗争，一方面又与宦官保持着某种若有若无的联系，说明陈寔不似陈蕃那样直言犯上，无所顾忌，被人认为是一迂腐之人，他是能够“与时抑扬”的，能够顺应某种潮流。《后汉书·陈寔传》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口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挈方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物竖已叫唤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这进退的“度”，陈寔把握得非常到位，他能够处理好各种关系，与世抑扬，不仅保全身家，亦可获得举世皆赞的声名。
陈寔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言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党锢的同时，士人思想上也有了“清议”的禁锢。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其结果就是士人集团开始分流，一部分以陈藩为代表的士人继续坚守天下大任，另一部分士人则是游离在政权的边缘，表现出了对政权的疏离，清谈盛行。从是非臧否，到“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从空洞无物的纲常名教，到纲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其间转向的契机，应从郭林宗讲起。与郭林宗同时或略早的诸人，如徐穉、黄宪、荀淑、陈寔、戴良、袁闳之流，皆是与郭一道同气。
围绕在陈寔周围的多是这部分士人，我们来看看《后汉书》与陈寔同卷的几人。陈寔与荀淑父子甚相厚。《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称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记载了他与陈寔相会一节，被夸饰为“真人东行”，“德星聚”，“五百里贤人聚”，不难看出荀淑是重德行修养且有“避就”情怀的。荀淑有八子，时称“八龙”。“八龙”中负“无双”盛誉的荀爽，最能代表颍川荀氏家传的“避就”之隐。《后汉书·李膺传》记载：“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圣乱世，为书贻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夭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
（下转第50页）弃和取同。
50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
太而起了争执，她一边拿起扇子一边宣布：“是的，你今天送给了我这把扇子；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如果那个女人踏进我家的门槛，我就用这把扇子抽她的脸”[1](p30)。在这里，这把扇子不光是一个侮辱人的工具，更是温德米尔夫人向她的假象情敌，她丈夫，以及温德米尔勋爵爱情的背叛所发起反击的武器。
在第二幕中，舞会开始了。她丈夫怕她不识大局，来找她谈话，她把扇子递给了达林顿：“你能帮我拿一下这把扇子吗？”[1](p80)而谈话不欢而散后，她对达林顿说：“你能把扇子还给我吗？谢谢…扇子是很有用的东西，对吧！…今天晚上我需要一个朋友，达林顿勋爵，我原不知道我这么快就需要朋友了”
[1](p81)
救女儿的声誉和家庭。扇子作为一个关键的道具把剧情推向高潮，使厄林太太的挺身而出显得合情合理。而最终，这把象征爱情的扇子回到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手中，她不需要重新选择，对丈夫和家庭的爱使她回归家庭。
最后一幕中，温德米尔夫人把象征爱情的扇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厄林太太，以表示对其的祝福，并对其丈夫奥古塔斯爵士说：“你娶到了一个好女人”[1](p298)。由此，扇子成为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信物，她们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两人虽然没有相认，但想必好感油然而生。
王尔德虽然号称“为艺术而艺术”，单从唯美主义的角度出发，追求形式之美，并声称艺术无关道德。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主题就是家庭道德观。戏剧只是形式，只是载体，其目的都是为了烘托主题。
［参考文献］
。此处的朋友和第一幕达林顿的诱惑之词相呼应，而扇子
的交接则说明温德米尔夫人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动摇。象征丈夫爱情的扇子已经转手至别处。
厄林太太来了，她“抓紧扇子，然后听任扇子掉落到地上。”[1](p70)当然，观众可以认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软弱，也可以认为是她被震慑了，但让原本象征爱情，类似于定情信物的扇子掉落在地上，不置可否地表现了温德米尔夫人内心完美世界的崩塌，对丈夫背叛爱情的惊慌，对自己所坚守的家庭道德所痛惜。
第三幕中，温德米尔夫人在达林顿寓所逃离的匆忙间把扇子遗忘在沙发上，厄林太太为了女儿挺身而出，挽
[1]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
社，2000.
[2]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刘茂生.从看王尔德的伦理观
[J].世界文学评论，2006(2).
[4]张介明.对王尔德戏剧的叙事观照[J].台州学院学报
2005(5).
TheDramaFormContributetoPlayinguptheTheme:
thedramacharacteristicinLadyWindermere’sFan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thedramacharacteristicinLadyWindermere’sFanfromthepointofdramapattern,themeanalysis,andproperty.WildequestionedtheethicsinfamiliesinVictorianPeoriodthroughtheproductionandresolutionoffamilyconflicts.Thus,itpointsoutthethemewithdramaformandexplains:findingharmonybyforgiveness.
Keywords：LadyWindermere'sFan；familyethic；dramaform
（上接第47页）
方今天地气阴，大人体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恰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荀爽在书中揭示了一种“怡神偃息，与时抑扬”的生活态度。荀爽居官以后，所上奏疏，论三年之丧，论尚主之仪，论采女猥多，论臣僭君服，均非当时紧要问题，故其所论虽非避实就虚，却也是避重就轻。与荀淑同卷的钟皓，李膺常叹以为“至德可师”，范书说：“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副所安多次类也。则其明哲保身之道，与荀氏同风”。从中不难看出，名声出于荀淑的陈寔所做到的“善则称君，过则称己”，正是合乎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处世哲学，其独吊张让父丧，训譬梁上君子，就是所谓的“贞不绝俗”，他是能够“与时抑扬”，明哲保身的。
［参考文献］
汉末这些隐逸山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他们以一种隐居远祸害的自全的方式冷眼旁观政权的更迭衰微，在士人与政权之间，儒家正统思想之间形成了一条间隔，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正日渐削弱，士人自觉的群体也随之支离破碎，他们又重新走向了动荡。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O］.中华书局，1982.[2]范晔.后汉书[O].中华书局，1982.[3]李延涛.南史［O］.中华书局，1975.
[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M］.上海：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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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1期（总第80期）2009年2月出版JournalofNanchangCollegeNo.1(Sum80)Feb.2009
从《世说新语·德行》首篇看东汉末年士风变化
祁凌军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流。
关键词：陈蕃；陈寔；党锢道；清议中图分类号：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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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7354（2009）01-00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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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730070）
要：《世说新语·德行》中涉及到两个陈姓人物———陈寔、陈蕃，二人俱是东汉末年名士，在士林中名望俱
高，然《世说新语·德行》以陈蕃为首篇，凸现了纷乱时代士人思想的变化，文章就这一问题探讨汉末士人思想的分
一
陈蕃、陈寔皆汉末名士，名望俱高，对时人及后世有较大影响。据《三国志·魏书》载，邓艾“年十二，随母之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世则’，艾遂名范，字世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邓艾及时人皆以名“范”为荣，表现出对先贤欣然向慕之意。《南史·陈本纪》：“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姓陈氏，其本甚微，自谓汉太丘长寔之后也。”陈霸先自称是汉末名士陈寔后裔，颍川是陈氏的郡望，对这一点史家颇感疑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书中说，这一点“疑不可言”。
时人推崇“二陈”的重要原则是二人德行俱高，可做世人楷模。陈寔为官清廉，讲究道德，因而尽管他的官职不高，仅一太丘长，但在当时朝野却很有名望，三公之位若有空缺，朝廷征召候选人就是他。民间若有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他裁决后，当事人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这样的乡谣：“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当朝太尉杨赐，司徒陈耿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名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高官感到惭愧。陈寔不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均享有很高声誉。汉桓帝延熹九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之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陈寔也牵连其中。当时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纷纷逃亡。陈寔却说“无不就狱，众无所恃。”大难临头，不仅不避，反而以身相迎。党锢之祸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就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被其拒绝。中平四年，在家中去世，全国竟有三万多人为其送葬，海内罕有。然《世说新语》“德行”门不以陈寔为首篇却以陈蕃为第一，值得深思。
二
中国古代的“士”多以“道”自任，以批评政治社会为己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议”即批评，士大夫群体也应是在庶人之列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直接承继礼乐传统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眼中就是“天下无道”，以此推之，“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样看来，东汉末年亦是“天下无道”的时代。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道”，那么“道”的担子就落在“士”的身上，“士”成了“道”的承担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性格，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但个人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异常沉重的，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确保士的个体地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走此远路，精神修养于是就成为关键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围绕的中心应是“道”。《中庸》：“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坚信，“士”是文化的先觉，应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自任以天下为重”。汉末，以陈蕃为代表的党人就承担起拯救苍生，兴复大道的重任。
谢承《后汉书·陈蕃传》提到：“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可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陈蕃是把维护政权，扭转天下作为自己最终扭转的目标的。官至高位，更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屡次上书革除旧弊，铲除阉患。在此作了一个粗略统计：延熹二年白马令李云抗命，帝怒，当伏重诛，陈蕃作《救李云疏》，“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面归故里”；延喜六年，上《谏幸广城校猎疏》以言“逸游之害”，书奏不纳；延熹八年，李膺忤旨，朝堂之上为李膺请命，甚至希望皇帝为李膺官复原职，然“帝不听，因流涕而
收稿日期：2008－11－28
作者简介：祁凌军（1977－），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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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凌军：从《世说新语·德行》首篇看东汉末年士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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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同年，山阳太守翟起收没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翟起、黄浮皆获罪，陈蕃单独上奏皇帝，结果“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延喜九年，李膺因党事下狱，陈蕃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人，遂策免之”；在桓帝立后事件中，陈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主政，陈蕃就阉患向太后上疏，并对太后寄予厚望，以期一举铲除阉患，然“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数次上书直谏，然被接纳的寥寥无几，即使皇帝偶一纳言，也属无奈，迫于门族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立后事件即是此例，然心中对陈蕃有诸多不满，陈蕃却“执迷不悟”，依然我行我素，有意见就提，有本就奏，忠诚履行忠臣的责任，以期重建统治秩序。
陈蕃数次上书直谏，内容多与宦官有关。陈蕃乃有气节之清流名士，然政权多被阉寺小人所把持，因此他对阉党不可谓不恨之入骨。澄清天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铲除阉患，将宦官制造的污烟浊气一扫而尽，上书言事直谏阉宦，为此与宦官结下很深的怨结。当时的太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不畏强御陈仲举。”面对宦官干政，淆乱宫廷，陈蕃不畏强御，嫉恶如仇与窦武等人合谋除宦，然事情败露，为阉党诛杀。明人于慎行论东汉末年诛宦官事说：“陈蕃老儒无算，……乃至率管属诸生八十余人，到尚书门攘臂大呼。欲何为也？直愚儒耳！”认为陈蕃之流迂腐不堪，不合时宜，难以成事。桓、灵时期，是有汉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戚与宦官交替当道，是非颠倒，正邪易位，黑白不分。在这样的气氛中，明智的读书人大多选择隐居民间，读书耕田，读书唱和，远离时政。与陈蕃同朝的另一位忠正之士范谤评价名士郭泰说：“此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道出了普通读书人的处世态度。面对这样的局面，选择隐居容易，而选择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意味着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显示出一个读书人兼济天下的执著与悲壮。陈蕃等人的心理是维护中权的大一统，革除阉党，重建统治秩序。他们忠于朝廷，以名节自高，为此反对宦官，终于罹祸。被人所讥笑的迂腐恰是其所坚守的大“道”。大一统的政权已处于无可挽回的分崩瓦解之中，陈蕃等人对此未必没有认识，但作为“士”这个“道”的承担者，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中坚守的依然是“士”对国家天下的责任。责任对他们来说不是趋利避害，而是慷慨激昂、满腔悲愤与浊流斗争，“穷则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并不适用。
桓、灵之世的东汉社会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此时宦官势力达到顶峰，国之忠士无法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集团抗衡。如果一定要探究其失败原因，那么，士大夫缺少斗争经验，刚正有余，谋略不足，过分把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应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硬伤。陈蕃等人因忠以成名，因忠以被害，令人钦佩亦令人叹息。《后汉书》作者范晔评陈蕃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旋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
公之力也。”陈蕃是东汉末年少有的亮点，是维护正邪平衡的一根支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然而穷时还能兼济天下，实在是突现了作为士人的社会良心。陈蕃去世后，朝中再难听到正义之声，绵延三百多年的大汉王朝也走到了尽头。陈蕃为“德行门”首篇确是当之无愧。
三
汉末两次党祸，均围绕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展开。陈寔在党祸时也牵连其中，但须注意这样一个细节：第一次党祸，陈寔慷慨就狱，后遇赦放归。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颖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后乃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张让何许人也，系宦官政权的代表人物，通过几次成功的政变稳固地把持朝政数十年。而陈寔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兼资九德，总修百行”被世人推崇的楷模却往吊那位权倾朝野的宦官的父亲，不由得让人为之一惊。他一方面与宦官集团斗争，一方面又与宦官保持着某种若有若无的联系，说明陈寔不似陈蕃那样直言犯上，无所顾忌，被人认为是一迂腐之人，他是能够“与时抑扬”的，能够顺应某种潮流。《后汉书·陈寔传》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口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挈方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物竖已叫唤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这进退的“度”，陈寔把握得非常到位，他能够处理好各种关系，与世抑扬，不仅保全身家，亦可获得举世皆赞的声名。
陈寔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言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党锢的同时，士人思想上也有了“清议”的禁锢。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其结果就是士人集团开始分流，一部分以陈藩为代表的士人继续坚守天下大任，另一部分士人则是游离在政权的边缘，表现出了对政权的疏离，清谈盛行。从是非臧否，到“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从空洞无物的纲常名教，到纲常名教的否定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其间转向的契机，应从郭林宗讲起。与郭林宗同时或略早的诸人，如徐穉、黄宪、荀淑、陈寔、戴良、袁闳之流，皆是与郭一道同气。
围绕在陈寔周围的多是这部分士人，我们来看看《后汉书》与陈寔同卷的几人。陈寔与荀淑父子甚相厚。《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称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记载了他与陈寔相会一节，被夸饰为“真人东行”，“德星聚”，“五百里贤人聚”，不难看出荀淑是重德行修养且有“避就”情怀的。荀淑有八子，时称“八龙”。“八龙”中负“无双”盛誉的荀爽，最能代表颍川荀氏家传的“避就”之隐。《后汉书·李膺传》记载：“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圣乱世，为书贻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夭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
（下转第50页）弃和取同。
50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
太而起了争执，她一边拿起扇子一边宣布：“是的，你今天送给了我这把扇子；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如果那个女人踏进我家的门槛，我就用这把扇子抽她的脸”[1](p30)。在这里，这把扇子不光是一个侮辱人的工具，更是温德米尔夫人向她的假象情敌，她丈夫，以及温德米尔勋爵爱情的背叛所发起反击的武器。
在第二幕中，舞会开始了。她丈夫怕她不识大局，来找她谈话，她把扇子递给了达林顿：“你能帮我拿一下这把扇子吗？”[1](p80)而谈话不欢而散后，她对达林顿说：“你能把扇子还给我吗？谢谢…扇子是很有用的东西，对吧！…今天晚上我需要一个朋友，达林顿勋爵，我原不知道我这么快就需要朋友了”
[1](p81)
救女儿的声誉和家庭。扇子作为一个关键的道具把剧情推向高潮，使厄林太太的挺身而出显得合情合理。而最终，这把象征爱情的扇子回到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手中，她不需要重新选择，对丈夫和家庭的爱使她回归家庭。
最后一幕中，温德米尔夫人把象征爱情的扇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厄林太太，以表示对其的祝福，并对其丈夫奥古塔斯爵士说：“你娶到了一个好女人”[1](p298)。由此，扇子成为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信物，她们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两人虽然没有相认，但想必好感油然而生。
王尔德虽然号称“为艺术而艺术”，单从唯美主义的角度出发，追求形式之美，并声称艺术无关道德。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主题就是家庭道德观。戏剧只是形式，只是载体，其目的都是为了烘托主题。
［参考文献］
。此处的朋友和第一幕达林顿的诱惑之词相呼应，而扇子
的交接则说明温德米尔夫人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动摇。象征丈夫爱情的扇子已经转手至别处。
厄林太太来了，她“抓紧扇子，然后听任扇子掉落到地上。”[1](p70)当然，观众可以认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软弱，也可以认为是她被震慑了，但让原本象征爱情，类似于定情信物的扇子掉落在地上，不置可否地表现了温德米尔夫人内心完美世界的崩塌，对丈夫背叛爱情的惊慌，对自己所坚守的家庭道德所痛惜。
第三幕中，温德米尔夫人在达林顿寓所逃离的匆忙间把扇子遗忘在沙发上，厄林太太为了女儿挺身而出，挽
[1]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
社，2000.
[2]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刘茂生.从看王尔德的伦理观
[J].世界文学评论，2006(2).
[4]张介明.对王尔德戏剧的叙事观照[J].台州学院学报
2005(5).
TheDramaFormContributetoPlayinguptheTheme:
thedramacharacteristicinLadyWindermere’sFan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thedramacharacteristicinLadyWindermere’sFanfromthepointofdramapattern,themeanalysis,andproperty.WildequestionedtheethicsinfamiliesinVictorianPeoriodthroughtheproductionandresolutionoffamilyconflicts.Thus,itpointsoutthethemewithdramaformandexplains:findingharmonybyforgiveness.
Keywords：LadyWindermere'sFan；familyethic；dramaform
（上接第47页）
方今天地气阴，大人体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恰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荀爽在书中揭示了一种“怡神偃息，与时抑扬”的生活态度。荀爽居官以后，所上奏疏，论三年之丧，论尚主之仪，论采女猥多，论臣僭君服，均非当时紧要问题，故其所论虽非避实就虚，却也是避重就轻。与荀淑同卷的钟皓，李膺常叹以为“至德可师”，范书说：“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副所安多次类也。则其明哲保身之道，与荀氏同风”。从中不难看出，名声出于荀淑的陈寔所做到的“善则称君，过则称己”，正是合乎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处世哲学，其独吊张让父丧，训譬梁上君子，就是所谓的“贞不绝俗”，他是能够“与时抑扬”，明哲保身的。
［参考文献］
汉末这些隐逸山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他们以一种隐居远祸害的自全的方式冷眼旁观政权的更迭衰微，在士人与政权之间，儒家正统思想之间形成了一条间隔，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正日渐削弱，士人自觉的群体也随之支离破碎，他们又重新走向了动荡。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O］.中华书局，1982.[2]范晔.后汉书[O].中华书局，1982.[3]李延涛.南史［O］.中华书局，1975.
[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M］.上海：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