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阅读40 烫手的奖赏不敢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伍子胥死后，第一个连带遭殃的人就是被离。在伯嚭的撺弄下，夫差早就对被离与伍子胥私下议论自己而不满。但夫差毕竟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他只是对被离施以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并没有赶尽杀绝。
在吴越之国，风俗一向是断发文身的，故而在吴国，髡刑并不像在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观念的中原诸夏那样被视为重刑。可见，夫差还是宽大为怀的。
有人倒霉，必然有人得意。伍子胥死后，伯嚭终于扳倒他上升之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夫差本来已经明确说过要提升他为上卿，现在伍子胥一死，相国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宝座就这样成了伯嚭的囊中之物。
勾践绝没有料到，自己这一趟吴国之行，竟然会亲眼目睹头号大敌伍子胥的倒台与身死。伍子胥是勾践最为忌讳的吴国人。一直以来，只有伍子胥始终在高调宣扬“越国威胁论”，这给越国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此前，如果不是齐国攻鲁，子贡横插了一杠，已经被伍子胥说动的夫差说不定早已大兵压境，将越国整个歼灭了。所以，文种的“破吴七策”中专门针对伍子胥提出了一条——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对勾践来说，伍子胥一日不死，勾践一日不安，越国一日不宁。
现在，心头大患伍子胥终于死了，勾践最后的担心也消失了。而他身在吴国，以观察者的身份冷眼旁观“子胥之死”的这一幕，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一种被称为“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认知偏差，并据此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此后十数年吴越两国命运的重大决定。
当一个人成为行为的施行者时，环境（情境）会支配他的注意力。而当他成为行为的旁观者时，作为行为施行者的他人，则会成为自己关注的中心，而环境（情境）的影响就被忽视了。
这就是“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所施行的行为归因于外部情境因素，而将他人所施行的行为归因于内部性格特质，所以，就同一事件而言，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是完全不同的。
在夫差赐死伍子胥这一重大事件中，作为当事人的夫差认为是情势逼得自己动手（伍子胥叛吴的种种蛛丝马迹，来自伯嚭的压力等）。总之，夫差认为自己是被动而为。而作为旁观者的勾践，却将其归因为夫差的性格缺陷，认为夫差“愚昧不仁”，主动自毁长城。
当勾践将夫差归结为这样的性格特质后，他立即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尽管目前吴国确实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在如此昏庸颟顸的国君领导下，绝不可能永远强盛。
由此，勾践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如愿达成。他下定决心，要毫不动摇地继续走复仇之路，厉兵秣马，等待时机，一举将吴国倾覆。
而他的这一个决定，又引发了接下来的一个连锁反应。
再说夫差，早已公开声明要对勾践厚加封赏，继续扩大他的封地。杀了伍子胥后，夫差准备兑现自己的承诺。
但是勾践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自勾践幸运归国后，复仇之心渐渐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他所有的行为举措，不是为了增强越国的实力，就是为了削弱吴国的实力。现在，夫差主动提出要再次增大越国的封地，显然最符合勾践的利益需求——不但增强了越国的实力，而且削弱了吴国的实力。况且，勾践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复仇之路了，如果接受夫差的这一次赏赐，对于实现最终的破吴目标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那么，勾践为什么还要拒绝这天大的好事呢？
事实上，正因为勾践要与吴国为敌的这个决定，导致勾践主动放弃了这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在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或情感的交换，只有你来我往、来来往往才能持续长久。同时，在付出的数量上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度，才会让双方心安理得。而这个度，一般是由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决定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付出不获取，也不可能只获取不付出。任何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都不可能赞赏认可“恩将仇报”、“背信弃义”。
客观地说，夫差对勾践是有恩的，不但赦免了他的杀父之仇，还让越国保住了宗庙社稷。而勾践也公开且明确地表示了对夫差的效忠，承诺越国永为吴国的属国。
如果勾践决定走“吴越友好”之路，那么，对于夫差的赏赐勾践大可接受，而且是越多越好。只要他诚心事吴，丰厚纳贡，也就算是完成了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等量交换的义务了。
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复仇之路了，摆明了是要承担“恩将仇报”、“背信弃义”的骂名了。勾践性格坚忍，但并不是毫无羞耻之心，可以置社会舆论于完全不顾。为了减少自己因背离社会准则而产生的心理压力，那么，夫差的恩惠还是少接受一点为好。因为恩惠越大，回报的压力就越大，背叛的压力也就越大。
勾践的这种心理反应就是“过度合理化效应”。这是指，当一个人的所得远远超过了他的付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震荡，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反常行为。
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过度合理化”事件来帮助理解勾践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三国时期刘备的三让徐州。当时，徐州被曹操围困攻打，太守陶谦邀请素不相识的刘备前来支援。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前去支援。陶谦随后三番两次要将徐州交给刘备执掌。刘备素以仁义名闻天下，对自己的声誉十分珍惜。虽然他急需一块大的地盘来作为发展事业的根基，但是又十分担心自己受让徐州，会让天下人认为自己假托仁义之名，却行狼子野心之举。所以，刘备只能忍痛拒绝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详参“心理三国”三部曲）
勾践的心情也正是如此。接受夫差的恩惠越多、越大，以后必须给出的回报也就越多、越大。而勾践已经决定用复仇来“回报”夫差了，夫差的赏赐自然也就成了烫手的山芋，造成了勾践内心极大的不安，唯恐自己现在欠下的恩债太重，将来就不能狠心对夫差下手了。
这也说明，勾践并不是一个冷血无情，丝毫不受人类道德底线约束的人。
勾践坚定地拒绝了夫差的赏赐，让自己感觉舒服了许多。夫差虽然略感奇怪，但也未深究。勾践告辞回国后，图谋吴国之心更加急如星火。
伍子胥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吴国身居高位数十年，在国内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伍子胥死后，夫差内心颇为不安，担心引发朝野对自己的非议，因此变得十分敏感。而吴国重臣之一的王孙骆，果然用不上朝来表示无言的抗议。
夫差急忙派人请来王孙骆，说：“你为什么要避开我而不上朝呢？”
王孙骆说：“我只是有些害怕而已。”
夫差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杀子胥太严厉了？”
王孙骆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我在想，我的性命和伍子胥有什么不同呢？我正为此而恐惧。”
这种温和的对抗，正是王孙骆一贯的做法。尽管话语轻柔，但分量却不轻。夫差决不想成为滥杀大臣的国君，他有些心虚地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因为听信了伯嚭的话才杀掉子胥的，而是因为子胥背叛我啊。”
夫差一方面将责任推给子胥有叛吴之心，另一方面却又坐实了伯嚭确实进过谗言。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努力，而将责任归结为他人的过失，正是一种标准的“自我服务偏见”。
王孙骆说：“当君主的一定要有敢于谏诤的臣子，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有敢于说话的知交。子胥是先王的老臣，如果他不忠不信，就不可能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获得先王的信任，并委以重任。”
王孙骆并不是伍子胥的朋友，但他今天为伍子胥说的这几句话却很够意思。可见，乌云虽然经常蔽日，但公道自在人心。
夫差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在气头上下令赐死子胥，冷静下来后，内心已有些不忍。再经王孙骆细语轻言讲了这么一番道理，悲伤顿生，悔意更增，脱口而出，说：“难道不是因为伯嚭诋毁子胥，我才杀了他吗？那我就杀了伯嚭吧！”
夫差想杀伯嚭，是因为经过王孙骆提醒，他认识到杀了伍子胥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自己立志想要成为的“聪明仁义之君”极为不利。但人死不可复生，只有将伯嚭当成替罪羊杀了，才能消除他内心的认知失调。
人们在纠正自己的错误时，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并导致发生另一个向度的错误。
王孙骆一听，吓了一大跳。以他柔和中庸的性格，根本就不敢想象夫差连杀两大重臣的局面，连忙说：“不行。大王如果杀了伯嚭，这就成了第二个子胥了。”
夫差一寻思，自己确实又过激了。杀了伍子胥，后悔了，用杀伯嚭来缓解。那么，杀了伯嚭，后悔了，又该杀谁来缓解呢？也许，只能杀了自己了……
夫差决定不杀伯嚭了。既然如此，那么，根据“决策后失调”，夫差在潜意识中必然不断地强化杀子胥是对的，而伯嚭是好的。这样的认知，又会将夫差带往何处呢？
心理感悟：矫枉必然过正。
﹙未完待续，相约下周五﹚
开心阅读40 烫手的奖赏不敢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伍子胥死后，第一个连带遭殃的人就是被离。在伯嚭的撺弄下，夫差早就对被离与伍子胥私下议论自己而不满。但夫差毕竟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他只是对被离施以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并没有赶尽杀绝。
在吴越之国，风俗一向是断发文身的，故而在吴国，髡刑并不像在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观念的中原诸夏那样被视为重刑。可见，夫差还是宽大为怀的。
有人倒霉，必然有人得意。伍子胥死后，伯嚭终于扳倒他上升之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夫差本来已经明确说过要提升他为上卿，现在伍子胥一死，相国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宝座就这样成了伯嚭的囊中之物。
勾践绝没有料到，自己这一趟吴国之行，竟然会亲眼目睹头号大敌伍子胥的倒台与身死。伍子胥是勾践最为忌讳的吴国人。一直以来，只有伍子胥始终在高调宣扬“越国威胁论”，这给越国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此前，如果不是齐国攻鲁，子贡横插了一杠，已经被伍子胥说动的夫差说不定早已大兵压境，将越国整个歼灭了。所以，文种的“破吴七策”中专门针对伍子胥提出了一条——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对勾践来说，伍子胥一日不死，勾践一日不安，越国一日不宁。
现在，心头大患伍子胥终于死了，勾践最后的担心也消失了。而他身在吴国，以观察者的身份冷眼旁观“子胥之死”的这一幕，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一种被称为“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认知偏差，并据此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此后十数年吴越两国命运的重大决定。
当一个人成为行为的施行者时，环境（情境）会支配他的注意力。而当他成为行为的旁观者时，作为行为施行者的他人，则会成为自己关注的中心，而环境（情境）的影响就被忽视了。
这就是“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所施行的行为归因于外部情境因素，而将他人所施行的行为归因于内部性格特质，所以，就同一事件而言，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是完全不同的。
在夫差赐死伍子胥这一重大事件中，作为当事人的夫差认为是情势逼得自己动手（伍子胥叛吴的种种蛛丝马迹，来自伯嚭的压力等）。总之，夫差认为自己是被动而为。而作为旁观者的勾践，却将其归因为夫差的性格缺陷，认为夫差“愚昧不仁”，主动自毁长城。
当勾践将夫差归结为这样的性格特质后，他立即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尽管目前吴国确实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在如此昏庸颟顸的国君领导下，绝不可能永远强盛。
由此，勾践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如愿达成。他下定决心，要毫不动摇地继续走复仇之路，厉兵秣马，等待时机，一举将吴国倾覆。
而他的这一个决定，又引发了接下来的一个连锁反应。
再说夫差，早已公开声明要对勾践厚加封赏，继续扩大他的封地。杀了伍子胥后，夫差准备兑现自己的承诺。
但是勾践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自勾践幸运归国后，复仇之心渐渐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他所有的行为举措，不是为了增强越国的实力，就是为了削弱吴国的实力。现在，夫差主动提出要再次增大越国的封地，显然最符合勾践的利益需求——不但增强了越国的实力，而且削弱了吴国的实力。况且，勾践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复仇之路了，如果接受夫差的这一次赏赐，对于实现最终的破吴目标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那么，勾践为什么还要拒绝这天大的好事呢？
事实上，正因为勾践要与吴国为敌的这个决定，导致勾践主动放弃了这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在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或情感的交换，只有你来我往、来来往往才能持续长久。同时，在付出的数量上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度，才会让双方心安理得。而这个度，一般是由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决定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付出不获取，也不可能只获取不付出。任何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都不可能赞赏认可“恩将仇报”、“背信弃义”。
客观地说，夫差对勾践是有恩的，不但赦免了他的杀父之仇，还让越国保住了宗庙社稷。而勾践也公开且明确地表示了对夫差的效忠，承诺越国永为吴国的属国。
如果勾践决定走“吴越友好”之路，那么，对于夫差的赏赐勾践大可接受，而且是越多越好。只要他诚心事吴，丰厚纳贡，也就算是完成了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等量交换的义务了。
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复仇之路了，摆明了是要承担“恩将仇报”、“背信弃义”的骂名了。勾践性格坚忍，但并不是毫无羞耻之心，可以置社会舆论于完全不顾。为了减少自己因背离社会准则而产生的心理压力，那么，夫差的恩惠还是少接受一点为好。因为恩惠越大，回报的压力就越大，背叛的压力也就越大。
勾践的这种心理反应就是“过度合理化效应”。这是指，当一个人的所得远远超过了他的付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震荡，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反常行为。
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过度合理化”事件来帮助理解勾践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三国时期刘备的三让徐州。当时，徐州被曹操围困攻打，太守陶谦邀请素不相识的刘备前来支援。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前去支援。陶谦随后三番两次要将徐州交给刘备执掌。刘备素以仁义名闻天下，对自己的声誉十分珍惜。虽然他急需一块大的地盘来作为发展事业的根基，但是又十分担心自己受让徐州，会让天下人认为自己假托仁义之名，却行狼子野心之举。所以，刘备只能忍痛拒绝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详参“心理三国”三部曲）
勾践的心情也正是如此。接受夫差的恩惠越多、越大，以后必须给出的回报也就越多、越大。而勾践已经决定用复仇来“回报”夫差了，夫差的赏赐自然也就成了烫手的山芋，造成了勾践内心极大的不安，唯恐自己现在欠下的恩债太重，将来就不能狠心对夫差下手了。
这也说明，勾践并不是一个冷血无情，丝毫不受人类道德底线约束的人。
勾践坚定地拒绝了夫差的赏赐，让自己感觉舒服了许多。夫差虽然略感奇怪，但也未深究。勾践告辞回国后，图谋吴国之心更加急如星火。
伍子胥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吴国身居高位数十年，在国内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伍子胥死后，夫差内心颇为不安，担心引发朝野对自己的非议，因此变得十分敏感。而吴国重臣之一的王孙骆，果然用不上朝来表示无言的抗议。
夫差急忙派人请来王孙骆，说：“你为什么要避开我而不上朝呢？”
王孙骆说：“我只是有些害怕而已。”
夫差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杀子胥太严厉了？”
王孙骆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我在想，我的性命和伍子胥有什么不同呢？我正为此而恐惧。”
这种温和的对抗，正是王孙骆一贯的做法。尽管话语轻柔，但分量却不轻。夫差决不想成为滥杀大臣的国君，他有些心虚地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因为听信了伯嚭的话才杀掉子胥的，而是因为子胥背叛我啊。”
夫差一方面将责任推给子胥有叛吴之心，另一方面却又坐实了伯嚭确实进过谗言。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努力，而将责任归结为他人的过失，正是一种标准的“自我服务偏见”。
王孙骆说：“当君主的一定要有敢于谏诤的臣子，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有敢于说话的知交。子胥是先王的老臣，如果他不忠不信，就不可能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获得先王的信任，并委以重任。”
王孙骆并不是伍子胥的朋友，但他今天为伍子胥说的这几句话却很够意思。可见，乌云虽然经常蔽日，但公道自在人心。
夫差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在气头上下令赐死子胥，冷静下来后，内心已有些不忍。再经王孙骆细语轻言讲了这么一番道理，悲伤顿生，悔意更增，脱口而出，说：“难道不是因为伯嚭诋毁子胥，我才杀了他吗？那我就杀了伯嚭吧！”
夫差想杀伯嚭，是因为经过王孙骆提醒，他认识到杀了伍子胥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自己立志想要成为的“聪明仁义之君”极为不利。但人死不可复生，只有将伯嚭当成替罪羊杀了，才能消除他内心的认知失调。
人们在纠正自己的错误时，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并导致发生另一个向度的错误。
王孙骆一听，吓了一大跳。以他柔和中庸的性格，根本就不敢想象夫差连杀两大重臣的局面，连忙说：“不行。大王如果杀了伯嚭，这就成了第二个子胥了。”
夫差一寻思，自己确实又过激了。杀了伍子胥，后悔了，用杀伯嚭来缓解。那么，杀了伯嚭，后悔了，又该杀谁来缓解呢？也许，只能杀了自己了……
夫差决定不杀伯嚭了。既然如此，那么，根据“决策后失调”，夫差在潜意识中必然不断地强化杀子胥是对的，而伯嚭是好的。这样的认知，又会将夫差带往何处呢？
心理感悟：矫枉必然过正。
﹙未完待续，相约下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