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过去研究新政只限于1901年至1905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1906年至1911年之间的预备立宪囊括在内。这样不仅扩大了研究时域，更有利于对清末新政这一有机整体的研究。
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情况，1989年以前，清末新政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新政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的学者已做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多是否定的评价。“文革”前17年中，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发表的论文不超过十篇。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小册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算是唯一的专门性论著。有关观点都是夹杂在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论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集》等书中辑录了很少一部分。人物方面的只有李时岳的《张謇与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1957年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立宪运动更是一棒打死，持完全否定态度。“文革”期间，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算是较早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
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一时变成热门，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据不完全统计，与清末新政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有百篇之多，约为文革前的十倍之余。 论文主要有：侯宜杰的《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华友根的《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略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郑大华的《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张锡勤的《论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纷歧》（《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王笛的《清
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王邦佐的《试论一九０一年——一九０五年清政府的“新政”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港、台著作有：李炳南的《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正中书局1987年版) ；张云樵的《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宪政编查馆研究》，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林熙的《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与丁未政潮》（《大成》1988年第5期），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此时期，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人物方面的资料集。如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总的来看，这些年的清末新政研究尽管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只是一个开始。这些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属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对于其他专题而言，这一专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关于立宪运动专题论文总计也不过七、八篇，有关的大量观点都是夹杂其中。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一般都能做到言之有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新见解，得出了新结论。而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肯定的比较多了，基本否定论者肯定的成分较前增多，绝对否定论者更是极少见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论著主要有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晓秋, 、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三百来篇，主要有陈向阳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张连起的《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1990年第5期；黄加文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赵朝峰的《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王永江的《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郭世佑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的《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的《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周积明的《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种研究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并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至今成为一个趋势。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大大拓展了清末新政的研究领域，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下文将从几个方面择要述之。
一、 关于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罗荣渠认为虽然清末新政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
途夭折”，但“这十年的变化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化社会变革的新起点”(《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陈向阳认为它“在使中国从传统农业专制社会向现代化工业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对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也有观点说明，他认为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提供了方便条件”。（张连起：《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孙代尧、王文章也认为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溃的催化剂”。（《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余丽芬、刘平指出：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刘平：《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 此外，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权力”（《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黄加文认为官制改革“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赵朝峰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永江指出“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关于清末新政性质的问题
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季云飞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蒋华志、王建科则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蒋华志：《清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朱英也指出“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三、关于清末新政得失原因的问题
朱立则从清末新政进步方面，指出其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效应，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是由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发起和推动的，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能得到社会基层的响应”（《试析清末新政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之原因》，《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 赵文认为“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条件看，清末新政败在两点：其一，缺乏真正的现代化领导核心；其二，变革时机的错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叶瑞昕指出，“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即“‘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蒋秀丽认为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论清末新政的败因》，《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邵勇在《从权威的流坠到清末新政的失败》（《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中指出，“旧人办新政，最高统治者平庸无能，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致使权威日益流坠，国家机器运转严重失
灵，最终导致新政变革失败。”
四、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问题
关于官制改革。沈振群认为：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窠臼，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整体的先河”（《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徐军认为官制改革“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试论清末官制制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袁亚忠则认为它“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实为清末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最终亦付之东流（《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庄梦兰指出“清末管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此次改革带有很多局限性，其经验教训十分深刻”（《试论清末管制改革》，《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关于资政院、咨议局。侯宜杰认为资政院“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立法权限不太完全的立法机关，其结构成分、内部组织、纪律处分等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雷同”，但它“绝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咨询或御用捧场的机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韦庆远等人也肯定“清末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这样多多少少反映一点民意的法定机构还是亘古以来的首创”；“对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罗华庆认为，资政院已经“初步具备”了“在法理上所属的宪政性质”。（《略论清末咨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关于地方自治。陆建红认为它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名自治而实官治。（《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 。而马小泉却认为地方自治“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魏光奇指出，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
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卞修全认为地方自治是“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清末地方自治新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关于责任内阁。董方奎认为“皇族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作为过渡内阁”，“又何尝不可为”（《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认为“若单纯就人事而言，这个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若从制度本身而论，较之军机旧制则有很大进步”（《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自开商埠方面，方小芬、曹均伟肯定自开商埠为利用外资“开创了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反映了清末利用外资政策和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郑义凤、张九洲也认为“自开商埠促进了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试论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杨天宏指出“自开商埠成批出现 ，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经济法规和公司制度方面，朱英充分肯定了清末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法规“在中国法律史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李玉、熊秋良肯定了清廷制定的《公司律》的积极意义（《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财政政策方面，张神根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马陵合却认为，“地方政府往往以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和满足私利”，从而使得“地方外债已完全成为一种恶债”(《论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铁路政策方面，马陵合、萧功秦都认为清廷的铁路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 (马陵合：《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张九洲也认为，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 ，教训深刻”（《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五、关于清末新政与其他运动关系的问题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这一问题展开。李泽厚指出“辛亥革命是激进思潮的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马勇则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55年第1期）；朱英认为辛亥革命导致清末新政的中止或失败，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和片面”(《清末新政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胡松、龚书铎等人指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胡松：《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郭世佑认为“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也许是必要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前者从“改革的决策领导、广度、深度、以及结果来看”，都比洋务运动“提高了、深入了、发展了”（《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蒋华志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季云飞、王守中等人也指出了二者在性质、特征及内容等各方面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的成效“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蒋志华：《清
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王守中：《从甲午到清末中国两次改革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者的关系。郭世佑、陈向阳、周力、周积明等均认为清末新政无论在实绩、规模、影响和水平的各方面都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上（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六、国外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改革运动，在国外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现就国外清末新政相关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1．英国学者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英文版））是最早的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专著。该书共十章，对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作了详细地阐述。卡梅伦认为这次改革在教育、预备立宪运动、军事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和进步，同时对清末的禁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卡梅伦还探讨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但他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的施行，并表示惋惜。
2．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在中国备受重视，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著述，该书分上下两卷，在下卷中对清末新政有专题论述。
3．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弗洛里达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一书专从政治改革的领域对清末立宪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清廷的预备立宪是进步的，是适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但他认为清政府的这次运动仍然是一次“传统的运动”，因而其改革的真实目的和本质正是为了维护它的王朝。同时他还指出清政府之所以推
迟立宪运动，是因为统治阶级旧的惯性造成的。
4．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版））一书同样对清末新政的政治方面进行研究。在这本书里，傅因彻对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清末的自治运动是中央和地方合力促成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的权力仍然很微弱，各级议员所追求的还是国家整个政治的民主化，以避免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傅因彻还看到了国际方面对清末自治的影响，认为一些自治组织的出现与列强对敌方土地权的争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总的来看，作者在该书中对清末的自治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5．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英文版））和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法国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这两本书从教育改革的领域对清末新政作了相关论述。前一本专著主要说明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当时已经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要求，因而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也是迫不得已的。新的教育政策和体制必然会战胜已经不适应教育发展要求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后一本著作中，作者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教育改革不能当做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而应当做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但同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巴斯蒂认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完全抛弃旧的教育体制，去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因为学堂的设立及学费的增高，使得许多农家子弟失去了受教育或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学堂学习。
6．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冯兆基著、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本著作主要研究晚清的军事改革。前一书是最早系统介绍晚清军事改革领域的专著。该书对晚清的湘
军、淮军和陆军的建立发展过程以及清末新军和军阀的关系，均作了具体详尽的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几年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失败了。后书对中国后英国军事发展的不足作了简要介绍，但他认为新军与以往的军队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该书还对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
7．美国学者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和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英文版））是研究清末新政人物的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前文认为张之洞属于官僚型改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改革政策也是官僚性改革主义。作者指出在扩张自己集团在中央的权力这一方面，张之洞更有先见之明，因此，张之洞始终坚持国家官僚的立场，对中央也是始终是忠诚的。通过对张之洞的研究，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之中，中央和地方督抚的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在后一本书中，麦金农指出袁世凯和张之洞一样，他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并非地方分离主义，而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袁世凯通过各种改革措施，企图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袁世凯一方面试图避免列强对中国的干涉，然而却不敢直接与列强发生冲突。他还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统治并未垮掉的象征。
8．王风岗（中国留学生）的英文著作《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北平：读者书屋出版社1931年版）。该书在第四章中对日本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作了集中讨论，作者具体列出了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是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员；二是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四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
9．李佳白之子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美国学者任达的（DouglasR 。Reynolds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书较早注意到了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此文详细叙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政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认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恶劣的外部环境是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后一本书系统研究了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些偏激，过分强调了日本对新政的影响，这本书还
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新政时期，也许中国模仿日本可以说是间接地学习了西方。
参考文献：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孙代尧、王文章：《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
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董从林：《清末直隶新政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英]卡梅伦：《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
[台]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
[台]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
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指1901—1911年，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的危亡，迎合新兴阶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过去研究新政只限于1901年至1905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1906年至1911年之间的预备立宪囊括在内。这样不仅扩大了研究时域，更有利于对清末新政这一有机整体的研究。
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情况，1989年以前，清末新政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新政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外的学者已做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多是否定的评价。“文革”前17年中，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发表的论文不超过十篇。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小册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算是唯一的专门性论著。有关观点都是夹杂在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论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集》等书中辑录了很少一部分。人物方面的只有李时岳的《张謇与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1957年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立宪运动更是一棒打死，持完全否定态度。“文革”期间，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算是较早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
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一时变成热门，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据不完全统计，与清末新政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有百篇之多，约为文革前的十倍之余。 论文主要有：侯宜杰的《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华友根的《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略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郑大华的《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张锡勤的《论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纷歧》（《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王笛的《清
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王邦佐的《试论一九０一年——一九０五年清政府的“新政”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港、台著作有：李炳南的《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正中书局1987年版) ；张云樵的《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宪政编查馆研究》，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林熙的《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与丁未政潮》（《大成》1988年第5期），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此时期，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人物方面的资料集。如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总的来看，这些年的清末新政研究尽管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只是一个开始。这些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属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对于其他专题而言，这一专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关于立宪运动专题论文总计也不过七、八篇，有关的大量观点都是夹杂其中。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一般都能做到言之有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新见解，得出了新结论。而且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肯定的比较多了，基本否定论者肯定的成分较前增多，绝对否定论者更是极少见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论著主要有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晓秋, 、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三百来篇，主要有陈向阳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张连起的《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王守中《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载社科版1990年第5期；黄加文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赵朝峰的《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王永江的《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郭世佑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的《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的《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周积明的《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种研究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并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至今成为一个趋势。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大大拓展了清末新政的研究领域，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下文将从几个方面择要述之。
一、 关于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罗荣渠认为虽然清末新政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
途夭折”，但“这十年的变化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化社会变革的新起点”(《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陈向阳认为它“在使中国从传统农业专制社会向现代化工业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对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也有观点说明，他认为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提供了方便条件”。（张连起：《关于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孙代尧、王文章也认为清末新政“最后也未有任何功效，并且反而成了清朝崩溃的催化剂”。（《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余丽芬、刘平指出：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刘平：《慈禧新政评议》，《学海》1993年第5期。) 此外，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权力”（《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黄加文认为官制改革“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赵朝峰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永江指出“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关于清末新政性质的问题
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季云飞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蒋华志、王建科则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蒋华志：《清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王建科：《再论清末新政》，《学海》1993年第6期）。朱英也指出“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三、关于清末新政得失原因的问题
朱立则从清末新政进步方面，指出其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效应，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是由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发起和推动的，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能得到社会基层的响应”（《试析清末新政推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之原因》，《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 赵文认为“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条件看，清末新政败在两点：其一，缺乏真正的现代化领导核心；其二，变革时机的错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叶瑞昕指出，“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即“‘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蒋秀丽认为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论清末新政的败因》，《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邵勇在《从权威的流坠到清末新政的失败》（《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中指出，“旧人办新政，最高统治者平庸无能，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致使权威日益流坠，国家机器运转严重失
灵，最终导致新政变革失败。”
四、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问题
关于官制改革。沈振群认为：官制改革“突破了绵延千年的封建政体窠臼，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整体的先河”（《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徐军认为官制改革“只属于方式、方法范畴的统治术改革，不是根本统治制度的改革”（《试论清末官制制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袁亚忠则认为它“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实为清末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最终亦付之东流（《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庄梦兰指出“清末管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此次改革带有很多局限性，其经验教训十分深刻”（《试论清末管制改革》，《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关于资政院、咨议局。侯宜杰认为资政院“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立法权限不太完全的立法机关，其结构成分、内部组织、纪律处分等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雷同”，但它“绝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咨询或御用捧场的机构”(《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韦庆远等人也肯定“清末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这样多多少少反映一点民意的法定机构还是亘古以来的首创”；“对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罗华庆认为，资政院已经“初步具备”了“在法理上所属的宪政性质”。（《略论清末咨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关于地方自治。陆建红认为它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名自治而实官治。（《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 。而马小泉却认为地方自治“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魏光奇指出，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
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卞修全认为地方自治是“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清末地方自治新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关于责任内阁。董方奎认为“皇族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作为过渡内阁”，“又何尝不可为”（《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侯宜杰认为“若单纯就人事而言，这个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若从制度本身而论，较之军机旧制则有很大进步”（《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自开商埠方面，方小芬、曹均伟肯定自开商埠为利用外资“开创了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反映了清末利用外资政策和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郑义凤、张九洲也认为“自开商埠促进了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试论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杨天宏指出“自开商埠成批出现 ，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经济法规和公司制度方面，朱英充分肯定了清末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法规“在中国法律史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李玉、熊秋良肯定了清廷制定的《公司律》的积极意义（《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财政政策方面，张神根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马陵合却认为，“地方政府往往以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和满足私利”，从而使得“地方外债已完全成为一种恶债”(《论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点》，《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铁路政策方面，马陵合、萧功秦都认为清廷的铁路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 (马陵合：《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张九洲也认为，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 ，教训深刻”（《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五、关于清末新政与其他运动关系的问题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这一问题展开。李泽厚指出“辛亥革命是激进思潮的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马勇则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55年第1期）；朱英认为辛亥革命导致清末新政的中止或失败，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简单和片面”(《清末新政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胡松、龚书铎等人指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胡松：《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郭世佑认为“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也许是必要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前者从“改革的决策领导、广度、深度、以及结果来看”，都比洋务运动“提高了、深入了、发展了”（《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蒋华志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季云飞、王守中等人也指出了二者在性质、特征及内容等各方面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的成效“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蒋志华：《清
末新政新论》，《乐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王守中：《从甲午到清末中国两次改革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者的关系。郭世佑、陈向阳、周力、周积明等均认为清末新政无论在实绩、规模、影响和水平的各方面都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上（郭世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周力：《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周积明：《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六、国外清末新政研究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改革运动，在国外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现就国外清末新政相关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1．英国学者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英文版））是最早的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专著。该书共十章，对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作了详细地阐述。卡梅伦认为这次改革在教育、预备立宪运动、军事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和进步，同时对清末的禁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卡梅伦还探讨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但他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的施行，并表示惋惜。
2．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在中国备受重视，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著述，该书分上下两卷，在下卷中对清末新政有专题论述。
3．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弗洛里达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一书专从政治改革的领域对清末立宪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清廷的预备立宪是进步的，是适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但他认为清政府的这次运动仍然是一次“传统的运动”，因而其改革的真实目的和本质正是为了维护它的王朝。同时他还指出清政府之所以推
迟立宪运动，是因为统治阶级旧的惯性造成的。
4．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版））一书同样对清末新政的政治方面进行研究。在这本书里，傅因彻对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清末的自治运动是中央和地方合力促成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的权力仍然很微弱，各级议员所追求的还是国家整个政治的民主化，以避免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傅因彻还看到了国际方面对清末自治的影响，认为一些自治组织的出现与列强对敌方土地权的争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总的来看，作者在该书中对清末的自治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5．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英文版））和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法国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这两本书从教育改革的领域对清末新政作了相关论述。前一本专著主要说明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当时已经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要求，因而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也是迫不得已的。新的教育政策和体制必然会战胜已经不适应教育发展要求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后一本著作中，作者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教育改革不能当做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而应当做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但同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巴斯蒂认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完全抛弃旧的教育体制，去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因为学堂的设立及学费的增高，使得许多农家子弟失去了受教育或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学堂学习。
6．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冯兆基著、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本著作主要研究晚清的军事改革。前一书是最早系统介绍晚清军事改革领域的专著。该书对晚清的湘
军、淮军和陆军的建立发展过程以及清末新军和军阀的关系，均作了具体详尽的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几年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失败了。后书对中国后英国军事发展的不足作了简要介绍，但他认为新军与以往的军队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该书还对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
7．美国学者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英文版））和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英文版））是研究清末新政人物的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前文认为张之洞属于官僚型改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改革政策也是官僚性改革主义。作者指出在扩张自己集团在中央的权力这一方面，张之洞更有先见之明，因此，张之洞始终坚持国家官僚的立场，对中央也是始终是忠诚的。通过对张之洞的研究，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之中，中央和地方督抚的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在后一本书中，麦金农指出袁世凯和张之洞一样，他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并非地方分离主义，而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袁世凯通过各种改革措施，企图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袁世凯一方面试图避免列强对中国的干涉，然而却不敢直接与列强发生冲突。他还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统治并未垮掉的象征。
8．王风岗（中国留学生）的英文著作《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北平：读者书屋出版社1931年版）。该书在第四章中对日本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作了集中讨论，作者具体列出了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是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员；二是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四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
9．李佳白之子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美国学者任达的（DouglasR 。Reynolds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书较早注意到了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此文详细叙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政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认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恶劣的外部环境是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后一本书系统研究了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些偏激，过分强调了日本对新政的影响，这本书还
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新政时期，也许中国模仿日本可以说是间接地学习了西方。
参考文献：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孙代尧、王文章：《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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