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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与
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
文/蔡
一、我国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现状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在城乡全面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取得了良好来, 1%,2003年大约在7之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2. 9亿。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年龄组进行的统计, 人口总数比国家统计局数字多1000万。
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 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首先是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 并且在很长时期里, 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显著。例如,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 少年儿童(0—14岁) 占人口比重从36. 3%降低到22. 9%,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 比重从59. 3%提高到70. 2%, 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 比重从4. 4%上升到7. 0%。
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 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 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 大幅度降低。总体抚养比从1978年的69%降低为2002年的42%。
二、未来人口总量和结构预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按照1. 8的总和生育率假设所进行的预测, 总体看, 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 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 劳动年龄
日方
, , 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因此, 我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极大地控制了人口总量, 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 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据我们估算, 改革期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 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28%, 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24%, 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4%, 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贡献率为21%, 其他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也得出过类似的统计结果。
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将开始面对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目前, 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问题所造成的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 取决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 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源泉。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过程中, 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 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 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因此, 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 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 反而会使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
(本栏目策划、编辑:王晓红)
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定,20222030。
可见,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 很可能比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 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 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逆转。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 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 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 最低点为2013年的38. 8%, 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0%, 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 4%的情况下, 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三、应对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
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 通常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提高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阶段, 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国际经验表明, 1970—1995年期间, 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1/3—1/2。而西方
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3期
29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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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与
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
文/蔡
一、我国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现状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在城乡全面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取得了良好来, 1%,2003年大约在7之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2. 9亿。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年龄组进行的统计, 人口总数比国家统计局数字多1000万。
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 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首先是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 并且在很长时期里, 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显著。例如,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 少年儿童(0—14岁) 占人口比重从36. 3%降低到22. 9%,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 比重从59. 3%提高到70. 2%, 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 比重从4. 4%上升到7. 0%。
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 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 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 大幅度降低。总体抚养比从1978年的69%降低为2002年的42%。
二、未来人口总量和结构预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按照1. 8的总和生育率假设所进行的预测, 总体看, 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 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 劳动年龄
日方
, , 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因此, 我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极大地控制了人口总量, 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 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据我们估算, 改革期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 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28%, 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24%, 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4%, 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贡献率为21%, 其他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也得出过类似的统计结果。
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将开始面对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目前, 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问题所造成的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 取决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 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源泉。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过程中, 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 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 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因此, 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 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 反而会使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
(本栏目策划、编辑:王晓红)
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定,20222030。
可见,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 很可能比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 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 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逆转。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 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 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 最低点为2013年的38. 8%, 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0%, 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 4%的情况下, 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三、应对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
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 通常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提高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阶段, 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国际经验表明, 1970—1995年期间, 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1/3—1/2。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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