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文献观
作者：张元鑫
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12期
摘 要：诸子学说百花齐放，其思想之迥异，也体现在他们对文献的态度上。墨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为贫贱者立说”，故其学说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墨家学说，成为与儒家学说并立的“显学”。而墨子对礼乐文化与典籍的态度不同于儒家的传统观点，因其思想独树一帜，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献观。
关键词：墨子;儒家;文献观;对比
中图分类号：G12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133-02
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出身贫寒。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的行为及言论都有记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是底层人民的代言人。
孔子作为“文献”一词的最初的表述者在《论语·八佾》中这样的表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在这里的文献指的就是典籍与贤才。而墨子的思想理论来源也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就是在儒家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两家学说的理论材料相同，但是在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上是不同的。韩愈对两家思想有如下评述：“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孔子与墨子的学说各侧重某一方面，不能人为地割裂二者的关系。墨家的文献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先王”思想
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材料上范围大致相同。墨子主张法先王之道，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贵义》）。墨子也主张效法先王之行为，但是并不主张完全吸收先王的思想，本着批判地吸收的原则，着重于法尧、舜、禹之政，强调的是统治者应该具有兼爱、非攻、尚贤、勤俭等品质，是将文献作为证据材料来吸收，目的是为阐明自己墨家的观点，而舍弃了夏商周以来的礼乐传统，而非从继承文化典籍与传统的角度来谈文献。而孔子则在弘扬先代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的基础上渗透儒家的思想，正所谓“我注六经”的思想。孔子也主张法先王之说，主张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贤明君主之礼法。而后来的“孔子删诗”说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处理对待典籍的态度。
二、看重文献的教化与实践作用，讲求“述而又作”
文献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载体，墨子与孔子的思想都偏重将文献作为手段来表明自己学说。孔子主张，文学应该“兴、观、群、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抒发情志，结交朋友。从社会角度出发能够观察社会与自然现象，同时能够纾解心中不平之气，针砭时弊。这样才能起到文献的现实意义。
墨子在注重书面文献的同时，不以诗书为桎梏，皓首穷经，而是把这种文学思想带入到自己的学说当中：“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1]墨子注重言语的实践效果。他以古代匠人掌握制轮工艺的例子强调制轮子要有实践效果“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从而有助于生产实践，墨子的落脚点虽然在生产而非文化，但是他的理论同样是文献以及知识的运用是为了实践。
墨子早年曾学习儒家理论，墨子的观点之所以与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也在于此。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墨翟发现儒家理论不同于自己“为贫贱者立言”的思想，后脱离孔门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思想。《淮南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2]由此可见墨子之所以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满儒家礼乐思想之烦琐。墨子的学说与儒家的学说的思想观点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墨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非儒”与“非乐”两个章节，而在其他诸如“三辩”、“公孟”等墨子与信奉儒家学说人的论辩中能够看出儒墨两家对待礼乐文化态度的不同。
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只阐发先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创作文学。只是通过阐释经典来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使得自己的思想能够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让读者接受这种“克己复礼”“仁爱”的思想;而孟子的创作思想在《孟子·耕柱》中，儒家学者与墨子的对话就能看出“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诛，今也善者不作。其次，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诛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认为最不具有品行的人既不释故也不创作，品行不好的人只创作而不对古代进行诠释，这与儒家信奉的述而不作是一样的，而最好的君子应该是既述且作，应该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行。这不仅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点，而且也表明了墨子对待文献的态度。
从另一个方面看，墨子的文学观侧重于实践，注重从实际的角度阐发文学的发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配合，强调人与人间的互利思想。将文学的外延扩大了，不将文学局限在对古人观点的阐发上，为文学发展打开了思路。
三、反“礼乐”的文献观
墨子的文学观点与儒家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是什么”这个层面就已经发生了分歧。具体体现在文学的组成部分应不应该包含“礼乐”这一部分。墨子从功利的角度认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他对事物好坏的判断就是从所谓的天下之利弊出发，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为统治者“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及口之所甘及身体之所安”的奢侈享受而损害人民的利益的做法是不利于统治的，“亏民衣食之财”的行为不是仁者的行为，这一评判标准直接就将矛头指向儒家文化所代表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经典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礼乐思想，认为《礼》《乐》文化是统治者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损害百姓利益的产物，不应该把文学中这部分内容继承下来。墨子把百姓的利益得失与否作为对事物评判的标准，当然这也包括对文学典籍及礼乐文化的态度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所以墨子得出了“为乐，非也！”的结论。墨子认为夏桀、商纣王都是因为喜爱音乐而误国害事，所以他将导致百姓利益受损，国家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礼乐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他“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为重视礼乐文化的鲁国贵族的后代，他认为春秋后期的社会动荡，尔虞我诈是由于“礼崩乐坏”所造成的，提倡继承先代的文化，包括文献、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内容，形成具有规范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境界。礼乐作为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由后人经过编订整理，传给后人，保持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秩序。
而墨子对于文化典籍的态度，也是从个人立言的角度出发，“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引诗11条，说《诗》4条，通行本《墨了》，引《书》40节，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土的基本文献”[3]。但是同样作为先王的著作，《礼》《乐》思想作为墨子的批评对象，一次也没有征引，由此可见墨子对待典籍的态度是批判的继承。取而代之的是“兼爱”与“非攻”思想，他反对孔子这种用礼乐文化将先代社会理想化的治学态度，继承的学说应该与当代社会现实相切合。正如《墨子·鲁问》中墨子有这样一段回答：“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墨子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揭示出“春秋无义战”的本质，不仅提出了自己的非攻与兼爱的思想，而且也对全盘接受先代典籍的态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像这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文献不应该记录下来。
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只阐发先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创作文学。只是通过阐释经典来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使得自己的思想在能够解读经典的过程中，让读者接受这种“克己复礼”“仁爱”的思想;墨子认为最不具有品行的人既不释古也不创作，其次品行不好的人只创作而不对古代进行诠释，这与儒家信奉的述而不作是一样的，而最好的君子应该是既述且作，应该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行。这不仅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点，而且也表明了墨子对待文献的态度。
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墨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诸侯实力增强，此时儒家思想也开始向法家思想过渡，墨家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形成的，墨子从“兼爱”、“非攻”的角度出发，主张君主应该从民生角度出发，在节葬、非乐、非攻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指
导下，引导君主注意休养生息，从而壮大诸侯国的实力，从这一角度说，墨子的学说确实反映出墨子注重实际的一面，而与此相对，儒家思想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墨子》文献观虽较儒家文献观显得并不完善，并没有产生像儒家典籍观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在对待某些文学典籍的态度问题上和处理方式上还有待商榷，但是《墨子》的文献观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在文学典籍是否只应该维护经典的地位，而忽视现实文学创造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在墨子的文献观上也鲜明地提出了为贫贱者立说的观点，将礼乐上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上，在这一点上，墨子的观点还是很鲜明的。墨子的文献观也与荀子的思想产生了联系，荀子针锋相对地将礼乐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地位上来。而礼乐这种文化遗产如何被继承，也因墨子的观点而产生分歧，对礼乐的争议，墨子“非乐”的文献观也随着荀子及韩非子学说的产生而不断发展着，也影响着后来统治者如何处理文化典籍的文化政策。这也是我们讨论墨子典籍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刘安.淮南子·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王齐洲.论墨子的文学观念[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4]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陈朝晖.孔墨尚贤人才观之比较[G]//墨子研究论丛：第二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社，1993.
[6]程有为.墨子尚贤思想简论[G]//中原墨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7]舒大刚.苦行与救世—墨子的智慧[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收稿日期：2014-10-08
作者简介：张元鑫（1988-），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古籍整理研究。（指导教师：李先耕）
（责任编辑：李 慧）
《墨子》的文献观
作者：张元鑫
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12期
摘 要：诸子学说百花齐放，其思想之迥异，也体现在他们对文献的态度上。墨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为贫贱者立说”，故其学说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墨家学说，成为与儒家学说并立的“显学”。而墨子对礼乐文化与典籍的态度不同于儒家的传统观点，因其思想独树一帜，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献观。
关键词：墨子;儒家;文献观;对比
中图分类号：G12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133-02
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出身贫寒。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的行为及言论都有记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是底层人民的代言人。
孔子作为“文献”一词的最初的表述者在《论语·八佾》中这样的表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在这里的文献指的就是典籍与贤才。而墨子的思想理论来源也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就是在儒家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两家学说的理论材料相同，但是在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上是不同的。韩愈对两家思想有如下评述：“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孔子与墨子的学说各侧重某一方面，不能人为地割裂二者的关系。墨家的文献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先王”思想
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材料上范围大致相同。墨子主张法先王之道，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贵义》）。墨子也主张效法先王之行为，但是并不主张完全吸收先王的思想，本着批判地吸收的原则，着重于法尧、舜、禹之政，强调的是统治者应该具有兼爱、非攻、尚贤、勤俭等品质，是将文献作为证据材料来吸收，目的是为阐明自己墨家的观点，而舍弃了夏商周以来的礼乐传统，而非从继承文化典籍与传统的角度来谈文献。而孔子则在弘扬先代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的基础上渗透儒家的思想，正所谓“我注六经”的思想。孔子也主张法先王之说，主张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贤明君主之礼法。而后来的“孔子删诗”说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处理对待典籍的态度。
二、看重文献的教化与实践作用，讲求“述而又作”
文献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载体，墨子与孔子的思想都偏重将文献作为手段来表明自己学说。孔子主张，文学应该“兴、观、群、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抒发情志，结交朋友。从社会角度出发能够观察社会与自然现象，同时能够纾解心中不平之气，针砭时弊。这样才能起到文献的现实意义。
墨子在注重书面文献的同时，不以诗书为桎梏，皓首穷经，而是把这种文学思想带入到自己的学说当中：“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1]墨子注重言语的实践效果。他以古代匠人掌握制轮工艺的例子强调制轮子要有实践效果“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从而有助于生产实践，墨子的落脚点虽然在生产而非文化，但是他的理论同样是文献以及知识的运用是为了实践。
墨子早年曾学习儒家理论，墨子的观点之所以与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也在于此。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墨翟发现儒家理论不同于自己“为贫贱者立言”的思想，后脱离孔门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思想。《淮南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2]由此可见墨子之所以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满儒家礼乐思想之烦琐。墨子的学说与儒家的学说的思想观点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墨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非儒”与“非乐”两个章节，而在其他诸如“三辩”、“公孟”等墨子与信奉儒家学说人的论辩中能够看出儒墨两家对待礼乐文化态度的不同。
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只阐发先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创作文学。只是通过阐释经典来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使得自己的思想能够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让读者接受这种“克己复礼”“仁爱”的思想;而孟子的创作思想在《孟子·耕柱》中，儒家学者与墨子的对话就能看出“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诛，今也善者不作。其次，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诛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认为最不具有品行的人既不释故也不创作，品行不好的人只创作而不对古代进行诠释，这与儒家信奉的述而不作是一样的，而最好的君子应该是既述且作，应该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行。这不仅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点，而且也表明了墨子对待文献的态度。
从另一个方面看，墨子的文学观侧重于实践，注重从实际的角度阐发文学的发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配合，强调人与人间的互利思想。将文学的外延扩大了，不将文学局限在对古人观点的阐发上，为文学发展打开了思路。
三、反“礼乐”的文献观
墨子的文学观点与儒家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是什么”这个层面就已经发生了分歧。具体体现在文学的组成部分应不应该包含“礼乐”这一部分。墨子从功利的角度认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他对事物好坏的判断就是从所谓的天下之利弊出发，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为统治者“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及口之所甘及身体之所安”的奢侈享受而损害人民的利益的做法是不利于统治的，“亏民衣食之财”的行为不是仁者的行为，这一评判标准直接就将矛头指向儒家文化所代表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经典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礼乐思想，认为《礼》《乐》文化是统治者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损害百姓利益的产物，不应该把文学中这部分内容继承下来。墨子把百姓的利益得失与否作为对事物评判的标准，当然这也包括对文学典籍及礼乐文化的态度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所以墨子得出了“为乐，非也！”的结论。墨子认为夏桀、商纣王都是因为喜爱音乐而误国害事，所以他将导致百姓利益受损，国家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礼乐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他“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为重视礼乐文化的鲁国贵族的后代，他认为春秋后期的社会动荡，尔虞我诈是由于“礼崩乐坏”所造成的，提倡继承先代的文化，包括文献、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内容，形成具有规范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境界。礼乐作为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由后人经过编订整理，传给后人，保持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秩序。
而墨子对于文化典籍的态度，也是从个人立言的角度出发，“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引诗11条，说《诗》4条，通行本《墨了》，引《书》40节，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土的基本文献”[3]。但是同样作为先王的著作，《礼》《乐》思想作为墨子的批评对象，一次也没有征引，由此可见墨子对待典籍的态度是批判的继承。取而代之的是“兼爱”与“非攻”思想，他反对孔子这种用礼乐文化将先代社会理想化的治学态度，继承的学说应该与当代社会现实相切合。正如《墨子·鲁问》中墨子有这样一段回答：“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墨子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揭示出“春秋无义战”的本质，不仅提出了自己的非攻与兼爱的思想，而且也对全盘接受先代典籍的态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像这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文献不应该记录下来。
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只阐发先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创作文学。只是通过阐释经典来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使得自己的思想在能够解读经典的过程中，让读者接受这种“克己复礼”“仁爱”的思想;墨子认为最不具有品行的人既不释古也不创作，其次品行不好的人只创作而不对古代进行诠释，这与儒家信奉的述而不作是一样的，而最好的君子应该是既述且作，应该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行。这不仅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点，而且也表明了墨子对待文献的态度。
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墨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诸侯实力增强，此时儒家思想也开始向法家思想过渡，墨家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形成的，墨子从“兼爱”、“非攻”的角度出发，主张君主应该从民生角度出发，在节葬、非乐、非攻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指
导下，引导君主注意休养生息，从而壮大诸侯国的实力，从这一角度说，墨子的学说确实反映出墨子注重实际的一面，而与此相对，儒家思想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墨子》文献观虽较儒家文献观显得并不完善，并没有产生像儒家典籍观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在对待某些文学典籍的态度问题上和处理方式上还有待商榷，但是《墨子》的文献观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在文学典籍是否只应该维护经典的地位，而忽视现实文学创造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在墨子的文献观上也鲜明地提出了为贫贱者立说的观点，将礼乐上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上，在这一点上，墨子的观点还是很鲜明的。墨子的文献观也与荀子的思想产生了联系，荀子针锋相对地将礼乐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地位上来。而礼乐这种文化遗产如何被继承，也因墨子的观点而产生分歧，对礼乐的争议，墨子“非乐”的文献观也随着荀子及韩非子学说的产生而不断发展着，也影响着后来统治者如何处理文化典籍的文化政策。这也是我们讨论墨子典籍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刘安.淮南子·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王齐洲.论墨子的文学观念[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4]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陈朝晖.孔墨尚贤人才观之比较[G]//墨子研究论丛：第二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社，1993.
[6]程有为.墨子尚贤思想简论[G]//中原墨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7]舒大刚.苦行与救世—墨子的智慧[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收稿日期：2014-10-08
作者简介：张元鑫（1988-），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古籍整理研究。（指导教师：李先耕）
（责任编辑：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