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8日，我受邀前往甘肃省图书馆，一览谭蝉雪先生捐赠的70余种河西宝卷。
“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自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专题研究孟姜女故事开始，宝卷进入学者视野；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将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后，宝卷断续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由于河西宝卷流行于敦煌一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数位有见识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段平安、谢生保、谭蝉雪、方步和等，其中三位学者与我甚有机缘。
第一位是段平安老师，笔名段平，是我大学期间的老师，当时为兰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大二时，我选修了段老师的《民间文学》课，主要讲授宝卷。那时的选修课没有“学分”一说，完全凭自己喜好。暑假期间，我回到老家及邻县作有关宝卷的田野调查，抄录了数种在家乡及邻县古浪流行的宝卷，记得有《四姐宝卷》、《牧羊宝卷》等四五种，回来后都交给了段老师。后来，段老师出版《河西宝卷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河西宝卷续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时，都有收录，我也撰写过数篇宝卷研究的文章。平易憨厚的段老师于十几年前就已仙逝，记得他的人很少，唯有他留下的这数本宝卷集及其研究论文被研究者每每提起。
第二位是谢生保先生，他是酒泉本地人，是我调入敦煌研究院后才有幸认识的。许多人可能只知道谢先生研究敦煌民俗、敦煌服饰，出版过《敦煌之最》等，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首流传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词作者，这首歌曾红遍全中国。当年，许多年轻的红卫兵就是戴着臂章，扎着军用腰带，手举红宝书，打着红旗，唱着这首歌长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的。我小学时即会唱这首歌，调入敦煌院后始知谢先生是词作者，惊愕又钦佩。谢先生在调入敦煌研究院前，曾在酒泉地区（今酒泉市）当过文工团编剧，据说他创作的剧目曾数次获奖，还曾与谭蝉雪先生一起收集编纂酒泉宝卷。1991年，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酒泉市文化馆联合刊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酒泉宝卷》，谢先生出力不少。我调入敦煌研究院后，每年赴莫高窟考评，入住阳关宾馆。由于谢先生打鼾特别厉害，其他人多不愿与先生同舍，我虽然也不耐打鼾，但想到和谢先生同舍，能听到许多酒泉掌故、河西奇闻轶事、敦院的历史等，于是几乎每年冬天考评，我都与谢先生同住一舍。今秋，我在敦煌开会，路过时看到那栋建筑尚在，回想起与谢先生相处的日子，颇有收获，而如今，谢先生也已作古十多年了。
第三位是谭蝉雪先生。谭先生是广东开平人，也毕业于兰大中文系，与我同校同系。她命途多舛，1957年在校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4年，1980年平反后在酒泉就业，后来调入敦煌研究院，有多种论著问世，在敦煌学界有广泛影响。由于研究方向接近，我与谭先生多有接触，知道她曾经收集、整理并研究过酒泉宝卷，但没想到她竟然收藏有如此多的酒泉宝卷！
1998年，谭先生退休，随女儿居住在上海。据甘肃省图书馆李芬玲副馆长介绍，曾有多家图书馆有意收藏谭先生的这批宝卷，她都没有答应，却主动电话邀约甘肃省图书馆，将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宝卷捐赠给它的故乡，使宝物回归甘肃，被永久珍藏，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方便。
这些宝卷有刻本、印本，大多数为抄本。抄本中有毛笔抄本、钢笔抄本，有清代、民国以及当代的抄本，抄写工整，说明抄写者态度非常恭敬；有些还标有朱点，应是念卷人所标，反映了当地宝卷流行和念卷的历史，是重要的说唱艺术研究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念卷的录音带和当时所记乐谱，这些宝卷应是谭先生在酒泉师范学校当教师期间所收集，弥足珍贵。除此之外，一同被捐赠的还有谭先生研究宝卷的论文手稿以及录音磁带、宝卷乐谱等。
在甘肃省图书馆举办的谭蝉雪先生捐赠70余种宝卷展览发言中，我谈到了几点这些宝卷的价值：
其一，宝卷是甘肃省重要的文化资源。甘肃拥有在全国叫得响、知名度高、历史文化价值厚重的多种文化资源，如敦煌石窟及敦煌文献、彩陶、汉简、岩画、墓葬壁画等，河西宝卷也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独特文化资源之一。
其二，酒泉是敦煌所在地，是敦煌学的发祥地，酒泉宝卷与敦煌变文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这些宝卷可谓敦煌学的“新材料”，必将为敦煌学的深入研究增添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宝卷中的一些词牌及音乐，如《五更词》、《山坡羊》等，为研究敦煌民间音乐及流行词牌音乐提供了直接证据。当年，我在研究敦煌“五更词”时也曾提到过这一点。
其三，1986年，河西宝卷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遗产名录的实物体，谭先生的这些收集品可谓河西流行念卷的直接证据。
其四，谭先生的这些收集品可为甘肃省图书馆增添光彩，成为省图收藏的又一亮点。甘肃省图书馆一向以收藏西北文献为特色，此次入藏的70多件宝卷必将为其再添一项独特之处。
其五，全国许多图书馆都收藏有各代刻印宝卷，但唯河西宝卷拥有自己的特色。除与敦煌变文具有天然联系外，部分宝卷的题材来自河西，叙述内容为河西历史事件，有些还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对研究当地民风民俗、历史事件等都是珍贵资料。
目前，河西宝卷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不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论著不时见诸学术刊物。我粗略检索，竟已有60余篇研究论文、数本研究专著，整理出版的宝卷集有十几种之多。我相信，随着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推进，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贯彻，河西宝卷必将迎来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谭先生捐赠的这批宝卷可谓“宝藏”，必将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2015年12月8日，我受邀前往甘肃省图书馆，一览谭蝉雪先生捐赠的70余种河西宝卷。
“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自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专题研究孟姜女故事开始，宝卷进入学者视野；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将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后，宝卷断续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由于河西宝卷流行于敦煌一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数位有见识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段平安、谢生保、谭蝉雪、方步和等，其中三位学者与我甚有机缘。
第一位是段平安老师，笔名段平，是我大学期间的老师，当时为兰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大二时，我选修了段老师的《民间文学》课，主要讲授宝卷。那时的选修课没有“学分”一说，完全凭自己喜好。暑假期间，我回到老家及邻县作有关宝卷的田野调查，抄录了数种在家乡及邻县古浪流行的宝卷，记得有《四姐宝卷》、《牧羊宝卷》等四五种，回来后都交给了段老师。后来，段老师出版《河西宝卷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河西宝卷续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时，都有收录，我也撰写过数篇宝卷研究的文章。平易憨厚的段老师于十几年前就已仙逝，记得他的人很少，唯有他留下的这数本宝卷集及其研究论文被研究者每每提起。
第二位是谢生保先生，他是酒泉本地人，是我调入敦煌研究院后才有幸认识的。许多人可能只知道谢先生研究敦煌民俗、敦煌服饰，出版过《敦煌之最》等，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首流传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词作者，这首歌曾红遍全中国。当年，许多年轻的红卫兵就是戴着臂章，扎着军用腰带，手举红宝书，打着红旗，唱着这首歌长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的。我小学时即会唱这首歌，调入敦煌院后始知谢先生是词作者，惊愕又钦佩。谢先生在调入敦煌研究院前，曾在酒泉地区（今酒泉市）当过文工团编剧，据说他创作的剧目曾数次获奖，还曾与谭蝉雪先生一起收集编纂酒泉宝卷。1991年，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酒泉市文化馆联合刊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酒泉宝卷》，谢先生出力不少。我调入敦煌研究院后，每年赴莫高窟考评，入住阳关宾馆。由于谢先生打鼾特别厉害，其他人多不愿与先生同舍，我虽然也不耐打鼾，但想到和谢先生同舍，能听到许多酒泉掌故、河西奇闻轶事、敦院的历史等，于是几乎每年冬天考评，我都与谢先生同住一舍。今秋，我在敦煌开会，路过时看到那栋建筑尚在，回想起与谢先生相处的日子，颇有收获，而如今，谢先生也已作古十多年了。
第三位是谭蝉雪先生。谭先生是广东开平人，也毕业于兰大中文系，与我同校同系。她命途多舛，1957年在校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4年，1980年平反后在酒泉就业，后来调入敦煌研究院，有多种论著问世，在敦煌学界有广泛影响。由于研究方向接近，我与谭先生多有接触，知道她曾经收集、整理并研究过酒泉宝卷，但没想到她竟然收藏有如此多的酒泉宝卷！
1998年，谭先生退休，随女儿居住在上海。据甘肃省图书馆李芬玲副馆长介绍，曾有多家图书馆有意收藏谭先生的这批宝卷，她都没有答应，却主动电话邀约甘肃省图书馆，将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宝卷捐赠给它的故乡，使宝物回归甘肃，被永久珍藏，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方便。
这些宝卷有刻本、印本，大多数为抄本。抄本中有毛笔抄本、钢笔抄本，有清代、民国以及当代的抄本，抄写工整，说明抄写者态度非常恭敬；有些还标有朱点，应是念卷人所标，反映了当地宝卷流行和念卷的历史，是重要的说唱艺术研究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念卷的录音带和当时所记乐谱，这些宝卷应是谭先生在酒泉师范学校当教师期间所收集，弥足珍贵。除此之外，一同被捐赠的还有谭先生研究宝卷的论文手稿以及录音磁带、宝卷乐谱等。
在甘肃省图书馆举办的谭蝉雪先生捐赠70余种宝卷展览发言中，我谈到了几点这些宝卷的价值：
其一，宝卷是甘肃省重要的文化资源。甘肃拥有在全国叫得响、知名度高、历史文化价值厚重的多种文化资源，如敦煌石窟及敦煌文献、彩陶、汉简、岩画、墓葬壁画等，河西宝卷也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独特文化资源之一。
其二，酒泉是敦煌所在地，是敦煌学的发祥地，酒泉宝卷与敦煌变文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这些宝卷可谓敦煌学的“新材料”，必将为敦煌学的深入研究增添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宝卷中的一些词牌及音乐，如《五更词》、《山坡羊》等，为研究敦煌民间音乐及流行词牌音乐提供了直接证据。当年，我在研究敦煌“五更词”时也曾提到过这一点。
其三，1986年，河西宝卷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遗产名录的实物体，谭先生的这些收集品可谓河西流行念卷的直接证据。
其四，谭先生的这些收集品可为甘肃省图书馆增添光彩，成为省图收藏的又一亮点。甘肃省图书馆一向以收藏西北文献为特色，此次入藏的70多件宝卷必将为其再添一项独特之处。
其五，全国许多图书馆都收藏有各代刻印宝卷，但唯河西宝卷拥有自己的特色。除与敦煌变文具有天然联系外，部分宝卷的题材来自河西，叙述内容为河西历史事件，有些还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对研究当地民风民俗、历史事件等都是珍贵资料。
目前，河西宝卷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不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论著不时见诸学术刊物。我粗略检索，竟已有60余篇研究论文、数本研究专著，整理出版的宝卷集有十几种之多。我相信，随着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推进，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贯彻，河西宝卷必将迎来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谭先生捐赠的这批宝卷可谓“宝藏”，必将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