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13 白利娟 2013311900 这学期，我们小组一起读了《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Weber right?》。在读这本书时，我对韦伯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顺带着读了这部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探究。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收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中，韦伯阐明在社会分层中各个宗教派别的分布特点，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在经济职业中“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所以新教的精神伦理就有极大的机会影响西方的经济及其文化。本章绝大篇幅讲解为何新教徒会在各种高级经济职业中相对于其他宗教教徒占有多数，因素大多与其宗教所宣扬的文化有莫大的关系。第二章中，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标题，不仅阐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分析了其起源问题。本章韦伯采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费迪南德•古恩伯格、雅各布•福格还有索姆巴特的研究作论据。首先，马克斯•韦伯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而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种态度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另外在顾忠华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中，他指出：韦伯阐述”一种披着‘伦理’外衣，服从着规范之约束的特定生活形式，奠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马克斯•韦伯还指出”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他还点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第三章中，文章开头讲述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是译者自己的精神，这种观念要归功于宗教改革；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当然，路德的职业观念并不完全值得韦伯所肯定，“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韦伯希望”职业”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第四章中，韦伯条列出四个禁欲主义新教的代表：加尔文宗教、虔信教、循道教和浸礼宗诸派的教义，通过他们的宗教观念来了解“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第五章中，韦伯解答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错综复杂的深后渊源。
这本书被奉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它的内容已经是老生常谈，所以我并不打算在这方面说太多；我主要是对两个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纵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有着这样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具体地说，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区别于以前各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而这种特点应归之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着近代资本主义形式。而在进一步溯源过程中，韦伯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又直接哺育于新教伦理，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整个因果模式就可以简化为：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实际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整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其一再避免和否认的：新教伦理决定著资本主义，
只不过这种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资本主义精神。
进一步而言，韦伯所关注和强调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源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特别是他在书中极力强调的加尔文教。虽然他极力否认，但其“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取向是昭然若示的。
这种“文化决定论”尚具有其方法论上的逻辑必然性。韦伯在社会学史上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其方法论的主旨就在于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从对人的意义来把握社会生活。而从这个出发点着手研究社会现象，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并受到极大地强调。这种主旨与其社会唯名论的立场相结合，就往往陷入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韦伯那里，这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中，韦伯一个隐含的命题就在于，新教伦理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是通过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天职观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
在韦伯的因果模式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在韦伯的该书中，韦伯所极力辩白的正是这麼一种关系，新教伦理先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进而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这里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先后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新教伦理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不成立，具体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精神先于新教存在，这种哺育关系就是不攻自破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努力就只能说是失败的。
韦伯对这种关系的论证，是基于这麼一个事实: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存在著一种相关关系，即“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在韦伯看来，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更表现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但是，对于这个事实，这种相关关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即一方面可解释为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而另一方面可解释为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两种解释的取向是相反的，前者试图以新教徒来界定资产阶级，新教徒处于“先”的位置;后者则试图用资产阶级来解释新教徒的社会成分，新教徒处于“后”的位置。二者的结论也是迥异的，前者的推导结果是资产阶级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后者必然推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著新教形式的发展。显然，在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中存在著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韦伯却回避了这个问题，直接从前者(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研究中，韦伯将上述问题存而不论，事先假定新教伦理是先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的，直接着手于新教的教义分析，从教义和宗教伦理中求解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宗教似乎是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而自我发展的社会现象。因此，他极力避免对宗教改革本身及其外部因素的考察，而把宗教改革视为一种宗教内部的逻辑发展，视为先知先觉的个人创造。其结果给人的印象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切都出于天才的突发奇想，一切只是出于偶然。在这里，其或然性的历史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立足于上述立场，韦伯得出了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论断。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个论断是在无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人类文明任何一部分的进步或发展都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次社会危机的产物，宗教改革也不例外。宗教改革固然有其本身的逻辑发展，社会历史力量的推动是一个火药桶。
早在十三至十五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后果是“人”的意识的复兴，而其作为一种对中世纪的反叛，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就是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宗教改革只不过是这一反抗链条中的一环。西方资产阶级的出现，从历史上考察，显然是先于宗教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而不似中世纪时代许多变革思想一样被作为异端扼杀，是不能没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一社会力量基础就是新兴的资产
阶级和迅速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
虽然，陈述二者的先后关系，并不能从表象上直接推论近代资本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贸然笼统地推论经济决定论，但可以断定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并不能从宗教改革那里溯源。然而，忽视近代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于宗教改革之前的社会事实，甚至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其理论推论必然走向一种谬误。这是我对韦伯思想提出的一点质疑。
二
正是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忽视，偏于对教义的分析，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提供了理性基础的理论观点就明显站不住脚。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然否定韦伯对文化因素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如果我们抽身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极力想论证的观点，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题换个角度，换个思维角度进行重新阐述，也许从同一论据中我们能获取一些真知性的内容。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并存着两个核心概念，即“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通过这两个概念，韦伯从行为的主观意义这一出发点去把握社会现象。“合理性”被用来界定现代化进程；“合法性”则被用来理解某种社会秩序或社会形式的确立，其核心是人们的认同。这两个概念在韦伯理论体系中的整合，可以从现代语言学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来进一步理解：理性化是一种历时态的趋势，而合法性是一种共时态的不同状况。从这个理解出发来解释韦伯的社会变迁模式，可表述如下: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的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一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获得合法性论证，从而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
以此来重新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因素的更为中肯的看法。这就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从而使资本主义由不合法的社会形式转变为一种合法的社会形式。新教对天职的强调，对理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和对世俗活动的神化，以及对各种资本主义观念的纳容，就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其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近代资本主义形式本身也就得到了合法化，因为当时的欧洲宗教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精神价值系统。合法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理性形式针对其它社会生产形式的最终取胜。理性化则通过理性形式的合法化而得以实现。
在“合法性”这个概念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定位。新教并非孕育了资本主义，而是接受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未发展成为古代资本主义业主那样贪婪卑鄙的形式，新教伦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这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新教伦理约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恶性发展。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受约束就在于其面临著“合法性”的威胁。
通过这种理解，新教与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就可以得到双向的把握。一方面，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而新教是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新教伦理又引导著资本主义精神向良性方向的发育，进而约束著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变迁的理性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新教伦理赋予了资本主义精神以理性因素，而这是通过“合法性”约束实现的。
重新审视韦伯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中归纳出此研究给予后人的真正理论贡献: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及其适当的作用方式。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延续与社会发展、变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传统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传统在改造自身之后又在传统的框架中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论证，并给以传统的规范以保证社会在变革中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而不出现迪尔凯姆所担心的那种“失范”状态。
在近代欧洲，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为近代资
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又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规范和约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现在急切需要的不是对中西，古今进行孰优孰劣的笼统判定，而是一种在自身传统中生长而又对传统加以扬弃的“新教伦理”，需要借助它来建立一种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促进和规范著我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13 白利娟 2013311900 这学期，我们小组一起读了《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Weber right?》。在读这本书时，我对韦伯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顺带着读了这部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探究。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收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中，韦伯阐明在社会分层中各个宗教派别的分布特点，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在经济职业中“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所以新教的精神伦理就有极大的机会影响西方的经济及其文化。本章绝大篇幅讲解为何新教徒会在各种高级经济职业中相对于其他宗教教徒占有多数，因素大多与其宗教所宣扬的文化有莫大的关系。第二章中，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标题，不仅阐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分析了其起源问题。本章韦伯采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费迪南德•古恩伯格、雅各布•福格还有索姆巴特的研究作论据。首先，马克斯•韦伯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而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种态度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另外在顾忠华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中，他指出：韦伯阐述”一种披着‘伦理’外衣，服从着规范之约束的特定生活形式，奠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马克斯•韦伯还指出”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他还点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第三章中，文章开头讲述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是译者自己的精神，这种观念要归功于宗教改革；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当然，路德的职业观念并不完全值得韦伯所肯定，“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韦伯希望”职业”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第四章中，韦伯条列出四个禁欲主义新教的代表：加尔文宗教、虔信教、循道教和浸礼宗诸派的教义，通过他们的宗教观念来了解“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第五章中，韦伯解答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错综复杂的深后渊源。
这本书被奉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它的内容已经是老生常谈，所以我并不打算在这方面说太多；我主要是对两个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纵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有着这样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具体地说，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区别于以前各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而这种特点应归之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着近代资本主义形式。而在进一步溯源过程中，韦伯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又直接哺育于新教伦理，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整个因果模式就可以简化为：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实际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整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其一再避免和否认的：新教伦理决定著资本主义，
只不过这种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资本主义精神。
进一步而言，韦伯所关注和强调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源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特别是他在书中极力强调的加尔文教。虽然他极力否认，但其“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取向是昭然若示的。
这种“文化决定论”尚具有其方法论上的逻辑必然性。韦伯在社会学史上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其方法论的主旨就在于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从对人的意义来把握社会生活。而从这个出发点着手研究社会现象，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并受到极大地强调。这种主旨与其社会唯名论的立场相结合，就往往陷入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韦伯那里，这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中，韦伯一个隐含的命题就在于，新教伦理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是通过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天职观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
在韦伯的因果模式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在韦伯的该书中，韦伯所极力辩白的正是这麼一种关系，新教伦理先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进而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这里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先后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新教伦理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不成立，具体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精神先于新教存在，这种哺育关系就是不攻自破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努力就只能说是失败的。
韦伯对这种关系的论证，是基于这麼一个事实: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存在著一种相关关系，即“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在韦伯看来，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更表现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但是，对于这个事实，这种相关关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即一方面可解释为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而另一方面可解释为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两种解释的取向是相反的，前者试图以新教徒来界定资产阶级，新教徒处于“先”的位置;后者则试图用资产阶级来解释新教徒的社会成分，新教徒处于“后”的位置。二者的结论也是迥异的，前者的推导结果是资产阶级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后者必然推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著新教形式的发展。显然，在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中存在著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韦伯却回避了这个问题，直接从前者(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研究中，韦伯将上述问题存而不论，事先假定新教伦理是先于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的，直接着手于新教的教义分析，从教义和宗教伦理中求解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宗教似乎是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而自我发展的社会现象。因此，他极力避免对宗教改革本身及其外部因素的考察，而把宗教改革视为一种宗教内部的逻辑发展，视为先知先觉的个人创造。其结果给人的印象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切都出于天才的突发奇想，一切只是出于偶然。在这里，其或然性的历史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立足于上述立场，韦伯得出了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论断。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个论断是在无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人类文明任何一部分的进步或发展都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次社会危机的产物，宗教改革也不例外。宗教改革固然有其本身的逻辑发展，社会历史力量的推动是一个火药桶。
早在十三至十五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后果是“人”的意识的复兴，而其作为一种对中世纪的反叛，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就是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宗教改革只不过是这一反抗链条中的一环。西方资产阶级的出现，从历史上考察，显然是先于宗教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而不似中世纪时代许多变革思想一样被作为异端扼杀，是不能没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一社会力量基础就是新兴的资产
阶级和迅速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
虽然，陈述二者的先后关系，并不能从表象上直接推论近代资本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贸然笼统地推论经济决定论，但可以断定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并不能从宗教改革那里溯源。然而，忽视近代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于宗教改革之前的社会事实，甚至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其理论推论必然走向一种谬误。这是我对韦伯思想提出的一点质疑。
二
正是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忽视，偏于对教义的分析，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提供了理性基础的理论观点就明显站不住脚。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然否定韦伯对文化因素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如果我们抽身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极力想论证的观点，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题换个角度，换个思维角度进行重新阐述，也许从同一论据中我们能获取一些真知性的内容。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并存着两个核心概念，即“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通过这两个概念，韦伯从行为的主观意义这一出发点去把握社会现象。“合理性”被用来界定现代化进程；“合法性”则被用来理解某种社会秩序或社会形式的确立，其核心是人们的认同。这两个概念在韦伯理论体系中的整合，可以从现代语言学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来进一步理解：理性化是一种历时态的趋势，而合法性是一种共时态的不同状况。从这个理解出发来解释韦伯的社会变迁模式，可表述如下: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的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一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获得合法性论证，从而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
以此来重新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因素的更为中肯的看法。这就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从而使资本主义由不合法的社会形式转变为一种合法的社会形式。新教对天职的强调，对理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和对世俗活动的神化，以及对各种资本主义观念的纳容，就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其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近代资本主义形式本身也就得到了合法化，因为当时的欧洲宗教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精神价值系统。合法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理性形式针对其它社会生产形式的最终取胜。理性化则通过理性形式的合法化而得以实现。
在“合法性”这个概念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定位。新教并非孕育了资本主义，而是接受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未发展成为古代资本主义业主那样贪婪卑鄙的形式，新教伦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这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新教伦理约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恶性发展。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受约束就在于其面临著“合法性”的威胁。
通过这种理解，新教与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就可以得到双向的把握。一方面，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而新教是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新教伦理又引导著资本主义精神向良性方向的发育，进而约束著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变迁的理性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新教伦理赋予了资本主义精神以理性因素，而这是通过“合法性”约束实现的。
重新审视韦伯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中归纳出此研究给予后人的真正理论贡献: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及其适当的作用方式。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延续与社会发展、变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传统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传统在改造自身之后又在传统的框架中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论证，并给以传统的规范以保证社会在变革中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而不出现迪尔凯姆所担心的那种“失范”状态。
在近代欧洲，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为近代资
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又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规范和约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现在急切需要的不是对中西，古今进行孰优孰劣的笼统判定，而是一种在自身传统中生长而又对传统加以扬弃的“新教伦理”，需要借助它来建立一种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促进和规范著我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