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由此可见：1、1930年代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收入结构以工资为主，辅以其他杂项收入。但工资与总收入的比例比塘沽和北平的94.9％和90.5％要小，这一则表明上海生活指数高，工人仅靠工资难以养家谋生，二则表明上海谋生渠道要比他处为多，使工资外的收入成为可能。2、这种收入结构也说明了上海工人家庭在工资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充分就业以增加总收入，上海女工、童工、老年摊贩、报童之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3、即便如此，仍有入不敷出之虞，因此，举债典当等“假性收入”已成为工人家庭维持生计所必需。在这里，我们看到边际消费倾向已非正数，而呈负数。之所以与现代生活水平理论成反论，原因很简单，收入水平太低，难以维持生存，而一定时空下的生活消费指数总是常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下，享受与发展已成为奢望。
现代“包身工”惊现天津 记者：石洪涛
“简直是噩梦！”已经打工5年的陆荣勇在描述他最近一次打工经历时，至今仍心惊胆战。虽然已经从那家厂子出来半个多月了，但他的哥哥陆煜对他的担心反而越来越重，因为弟弟每天夜里说的梦话让他觉得弟弟子脑子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看到和陆荣勇一起打工的同乡陆万红时，陆煜才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幸运的。他这样描述见到陆万红时的情景：“他正躺在沙发上，两眼微闭，我问他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他说就是头晕，总是想吐：左手肿得油光发亮。我一问才知道，他的前臂被厂里的打手用钢叉穿过，伤口也发炎，呈乌黑色，而且现在活动不停。我想带他到公安机关报案，但他一听说就害怕，死活不去。他脸上那种害怕的神色，就像是电影里面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样子。”
2002年3月13日，家住重庆市黔江区两河镇良家村的陆荣勇和同村的陆万红、陆万江兄弟以及其他20来个同乡，在重庆包工头陈永锡的带领下，来到天津市大港区小王庄南抛村的新联砖厂（以下简称“南抛砖厂”）打工。
“来之前，陈永锡告诉我们一年能挣上八千块钱，但是我们来之后，情况就全变了。”陆荣勇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我负责拿锅又挑砖，按规定挑1万块砖才能拿到20元钱。有活时，我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累死累活顶多挑6000多块，只能拿到十一二块钱。而每天要想在厂里的食堂吃饱，就得花10元钱，所以我们每天等于白干活，根本拿不到钱。”
陆荣勇说：“除了干活累，工人们平时还经常挨打。我们没有自由，平时不许出厂，寄信都是统一交到厂里，但是给家里写了信都好像石
沉大海，没有收到过回信。”“刚来一个月，我就不想干了。但厂长说，要走必须交2000块钱。我根本走不了！”他摸着自己的脸告诉记者，自己就挨过管理人员的大耳光，理由是未以按时在早上4点半起来干活。
比起陆荣勇，在厂里开车拉砖的陆万红可惨多了！未满18岁的他是第一次出来打工。陆万红回忆，4月27日，因为拉砖的事，他和厂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在被打了两拳后，俩人动起手来，厂里的几个人一起打他。其中一个用挑砖的钢叉将他的手臂扎透了。疼痛难忍的他，捂着流血的伤口向厂外跑去，但是被厂里的几个人骑摩托追上，8名壮汉拳脚相加，其中一人用铁棒将陆万红一棍打昏。工人们逼工头陈永锡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陆万红被送至大港医院，经过短暂治疗，又被拉回厂里。
陆万红说，正是利用自己被打伤需要照顾的机会，在同一砖厂打工的哥陆万江才得以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速来救他们。头昏、恶心腰部剧痛的陆万红躺在床上，盼望着家人的到来。
4月30日，陆万红的继父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亲戚一起来到厂里，准备接陆万红、陆万江及其女友离开砖厂。厂长刘木敏将他们一行拦住，说走也行，每人交2000元钱！名目是工厂为工人花了“培训费”，以及工人离开后因“缺编”给工厂造成的损失费。在经过多轮的交涉后，厂方最终同意：受伤干不了活的陆万红可以走，哥哥陆万江和其女友不能走。
同在该厂打工的陆荣勇趁人不注意，求前来接人的南开大学大二学生于文文给在自己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哥哥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陆煜得知自己弟弟的情况后，于5月2日赶赴大港，并相继向当地派出所和大港区公安局刑警队扫案。在警方的帮助下，5月5日，陆荣勇终在没有交纳2000元“培训”费的情况下被哥哥接走；走时，工头陈永锡给了每个重庆来的工人20元钱，这也是陆荣勇等人两个月来唯一的收入！
5月22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大港西南、介于津冀交界处的南抛砖厂。记者问正在露天干活的工人：“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工人边干活边答：“大概十三四人小时。”“每天几点起来干活？”“起五更。”“什么时候给钱？”“说是麦秋。”
由于厂长刘木敏不在，记者被副厂长刘学达和厂长刘木敏的哥哥刘木强等人“请”到厂部办公室。据他们介绍，这个砖厂是由刘木敏向南抛村承包下来的，共有来自重庆、山东、甘肃的40多名工人在此打工。副厂长刘学达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包工头招工，厂里负责工人来厂的路费。厂里只和包工头打交道，由包工头
管理工人。工厂实行按件记费，只有整个小组完成任务后，工厂才将工资拨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发给工人。重庆包工头陈永锡承认其没有和工人签任何协议，一般工人的工资一年结一次。他们矢口否认4月27日陆万红被打的事件。刘木强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你去看看，附近大大小小的数十家砖厂是怎么对工人的？看看他们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你就知道我们厂对工人还是不错的。”
当我们读到诸如此类催人泪下的报道，当我们耳闻目睹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禁不住想起了夏衍的名作《包身工》，但那揭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私有制下工人的悲惨境遇。而如今在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公有制已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居然又惊现此种“包身工”惨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实在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以上简要描述了安庆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并给出了相关参考意见。笔者认为，虽 经过几年，但下岗职工的问题并未解决。下岗职工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发展中各类深层次 矛盾冲突的后遗症表现。 是国家宏观政策催生的产物， 并非下岗职工本身原因所形成。 因此， 下岗职工有权享有一切符合下岗职工利益的合法权益。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而面 对众多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妥善解决，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矛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 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近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 在谈到国企下岗职工遗留问题的解决办法 时坦言：“时间，是说不能解决的只能拖，拖到找到办法你接受，或者说得不好听点，拖到 这一代人以后。”解决下岗失业职工遗留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 果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好，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从何谈起？毛主席在《满江红和郭沫 若同志》一词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 了社会稳定，为了公平正义，各地党政部门应该痛下决心，真抓实干，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抓紧解决这个天大的问题，还下岗失业职工一个公道，全力拯救数千万下岗失业职工！ 早解决早主动，晚解决就被动。“拖到这一代人以后”？这“是要上书的”！ 撰文：丁汀 主要资料来源互联网及有关部门数据以及对下岗职工的调查。
我所看到的现代工人的悲惨生活
姚小远
2000年7月，带着600块钱，我从厦门到了深圳；我是从南头关进的深圳，没有边防证，躲在一个亲戚的小车后备箱里进来的。
那年夏天中国—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流行滑板车，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当然是开足马
力生产，这次流行滑板车有点象当年的流行呼啦圈，只不过流行的范围更加广泛；呼啦圈当时只是中国流行，而滑板车却在整个世界漂亮地行进着。
滑板车的流行是一个机会，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暴福；我亲戚的一个大哥生产了几个月的滑板车，就在银湖买了别墅还买了一部二手宝马车，而在这之前，这人还欠了一屁股债，于是，我那亲戚也开厂子生产滑板车。
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他们的厂子在公明的一个村子里，后来搬到宝安区西乡镇，在镇子里一栋大楼的五层，最多时候，他们雇的工人有一百来号；跟珠江三角洲所有工厂里的工人一样，这些工人几乎都来自内地偏远地区农村。
因为从小生活在铁道部直属大厂的缘故，我概念里的工厂庞大、气派，象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诗，甚至有种教堂或者寺庙般的严肃和庄严；在深圳见到的这些加工厂没有一点厂子的概念，简单、寒碜、拥挤甚至有种龌龊和委琐。
生产滑板车的工厂大多数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装配车间，十几张几十张木板钉成一张超长桌子，工人们按照工序沿桌子坐着，手工或者借助简单工具把那些钢管速拆滑轮之类拼装在一起，一辆滑板车就出来了。
这样的装配车间空荡荡的，除了几个大铁柜子或者小的工作台，一些装材料的塑料筐子，简单的工具，就是密集的装配工人。两部或者多部大叶风扇不停地转动，发出嗡嗡的响声。工人们大都穿得很少，仍然汗如雨下。车间里的空气不是很好，闷闷的、象一只蒸笼，那些工人脸上、身上红红的，象煮熟了的虾。
因为要赶着出货，所以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二十个小时。从早晨五、六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午夜一、两点甚至更晚。在沉闷的笼子一样的厂房里，工人们做着最简单而且机械的工作。
活多的时候，工人一般被留在厂子里休息，有些就地找个东西铺着睡觉，有些趴在拉线上睡觉，我的那位亲戚和他的大哥的工厂为了叫工人起来工作，专门买了便宜的功放和过时的流行歌曲，清晨时候把音量调到最大，于是工人们被从沉睡里叫醒，马上开始做活。如果尖叫一样的音乐不起作用—工人实在太累的时候，老板就会拿胶锤猛砸拉线，于是工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生活。
工人的吃住也很简单。有的住在厂子里，或者老板在外面租几套三居室、两居室的房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住上二十个人属于正常。
工人的吃饭有两种：一种是老板雇人做，做好了送到厂子或者工人回宿舍吃；一种是到外面的大排挡吃三到五块钱的盒饭。
我亲戚对工人算是好的，午饭、晚饭
一般都有三、五个菜，有肉有汤，很多时候还有鱼吃。
就这样做着最辛苦的活计，吃着最简单的饭食，住着最简单的地方，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并不高；做活是记件的，即使最能干的工人--年轻力壮、技术熟练、手脚麻利，一个月的收入也到不了两千—拉长和厂长等一些管理人员除外，一般工人的工资在一千元左右。因为能够按时发放和经常能请工人去外面吃饭，我亲戚工厂里的工人时常说他们是见到的最好的老板。
以上是我在2000年夏天深圳我亲戚的工厂里看到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工厂很多，即使现在，我想这样的工厂也不会少。
前些年开始看到珠江三角洲出现工人荒的时候心里就想：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总有一天，珠江三角洲会成为出外打工者们最不爱去的地区的。
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由此可见：1、1930年代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收入结构以工资为主，辅以其他杂项收入。但工资与总收入的比例比塘沽和北平的94.9％和90.5％要小，这一则表明上海生活指数高，工人仅靠工资难以养家谋生，二则表明上海谋生渠道要比他处为多，使工资外的收入成为可能。2、这种收入结构也说明了上海工人家庭在工资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充分就业以增加总收入，上海女工、童工、老年摊贩、报童之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3、即便如此，仍有入不敷出之虞，因此，举债典当等“假性收入”已成为工人家庭维持生计所必需。在这里，我们看到边际消费倾向已非正数，而呈负数。之所以与现代生活水平理论成反论，原因很简单，收入水平太低，难以维持生存，而一定时空下的生活消费指数总是常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下，享受与发展已成为奢望。
现代“包身工”惊现天津 记者：石洪涛
“简直是噩梦！”已经打工5年的陆荣勇在描述他最近一次打工经历时，至今仍心惊胆战。虽然已经从那家厂子出来半个多月了，但他的哥哥陆煜对他的担心反而越来越重，因为弟弟每天夜里说的梦话让他觉得弟弟子脑子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看到和陆荣勇一起打工的同乡陆万红时，陆煜才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幸运的。他这样描述见到陆万红时的情景：“他正躺在沙发上，两眼微闭，我问他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他说就是头晕，总是想吐：左手肿得油光发亮。我一问才知道，他的前臂被厂里的打手用钢叉穿过，伤口也发炎，呈乌黑色，而且现在活动不停。我想带他到公安机关报案，但他一听说就害怕，死活不去。他脸上那种害怕的神色，就像是电影里面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样子。”
2002年3月13日，家住重庆市黔江区两河镇良家村的陆荣勇和同村的陆万红、陆万江兄弟以及其他20来个同乡，在重庆包工头陈永锡的带领下，来到天津市大港区小王庄南抛村的新联砖厂（以下简称“南抛砖厂”）打工。
“来之前，陈永锡告诉我们一年能挣上八千块钱，但是我们来之后，情况就全变了。”陆荣勇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我负责拿锅又挑砖，按规定挑1万块砖才能拿到20元钱。有活时，我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累死累活顶多挑6000多块，只能拿到十一二块钱。而每天要想在厂里的食堂吃饱，就得花10元钱，所以我们每天等于白干活，根本拿不到钱。”
陆荣勇说：“除了干活累，工人们平时还经常挨打。我们没有自由，平时不许出厂，寄信都是统一交到厂里，但是给家里写了信都好像石
沉大海，没有收到过回信。”“刚来一个月，我就不想干了。但厂长说，要走必须交2000块钱。我根本走不了！”他摸着自己的脸告诉记者，自己就挨过管理人员的大耳光，理由是未以按时在早上4点半起来干活。
比起陆荣勇，在厂里开车拉砖的陆万红可惨多了！未满18岁的他是第一次出来打工。陆万红回忆，4月27日，因为拉砖的事，他和厂里的一名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在被打了两拳后，俩人动起手来，厂里的几个人一起打他。其中一个用挑砖的钢叉将他的手臂扎透了。疼痛难忍的他，捂着流血的伤口向厂外跑去，但是被厂里的几个人骑摩托追上，8名壮汉拳脚相加，其中一人用铁棒将陆万红一棍打昏。工人们逼工头陈永锡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陆万红被送至大港医院，经过短暂治疗，又被拉回厂里。
陆万红说，正是利用自己被打伤需要照顾的机会，在同一砖厂打工的哥陆万江才得以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速来救他们。头昏、恶心腰部剧痛的陆万红躺在床上，盼望着家人的到来。
4月30日，陆万红的继父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亲戚一起来到厂里，准备接陆万红、陆万江及其女友离开砖厂。厂长刘木敏将他们一行拦住，说走也行，每人交2000元钱！名目是工厂为工人花了“培训费”，以及工人离开后因“缺编”给工厂造成的损失费。在经过多轮的交涉后，厂方最终同意：受伤干不了活的陆万红可以走，哥哥陆万江和其女友不能走。
同在该厂打工的陆荣勇趁人不注意，求前来接人的南开大学大二学生于文文给在自己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哥哥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陆煜得知自己弟弟的情况后，于5月2日赶赴大港，并相继向当地派出所和大港区公安局刑警队扫案。在警方的帮助下，5月5日，陆荣勇终在没有交纳2000元“培训”费的情况下被哥哥接走；走时，工头陈永锡给了每个重庆来的工人20元钱，这也是陆荣勇等人两个月来唯一的收入！
5月22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大港西南、介于津冀交界处的南抛砖厂。记者问正在露天干活的工人：“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工人边干活边答：“大概十三四人小时。”“每天几点起来干活？”“起五更。”“什么时候给钱？”“说是麦秋。”
由于厂长刘木敏不在，记者被副厂长刘学达和厂长刘木敏的哥哥刘木强等人“请”到厂部办公室。据他们介绍，这个砖厂是由刘木敏向南抛村承包下来的，共有来自重庆、山东、甘肃的40多名工人在此打工。副厂长刘学达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包工头招工，厂里负责工人来厂的路费。厂里只和包工头打交道，由包工头
管理工人。工厂实行按件记费，只有整个小组完成任务后，工厂才将工资拨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发给工人。重庆包工头陈永锡承认其没有和工人签任何协议，一般工人的工资一年结一次。他们矢口否认4月27日陆万红被打的事件。刘木强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你去看看，附近大大小小的数十家砖厂是怎么对工人的？看看他们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你就知道我们厂对工人还是不错的。”
当我们读到诸如此类催人泪下的报道，当我们耳闻目睹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禁不住想起了夏衍的名作《包身工》，但那揭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私有制下工人的悲惨境遇。而如今在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公有制已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居然又惊现此种“包身工”惨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实在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以上简要描述了安庆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并给出了相关参考意见。笔者认为，虽 经过几年，但下岗职工的问题并未解决。下岗职工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发展中各类深层次 矛盾冲突的后遗症表现。 是国家宏观政策催生的产物， 并非下岗职工本身原因所形成。 因此， 下岗职工有权享有一切符合下岗职工利益的合法权益。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而面 对众多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妥善解决，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矛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 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近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 在谈到国企下岗职工遗留问题的解决办法 时坦言：“时间，是说不能解决的只能拖，拖到找到办法你接受，或者说得不好听点，拖到 这一代人以后。”解决下岗失业职工遗留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 果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好，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从何谈起？毛主席在《满江红和郭沫 若同志》一词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 了社会稳定，为了公平正义，各地党政部门应该痛下决心，真抓实干，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抓紧解决这个天大的问题，还下岗失业职工一个公道，全力拯救数千万下岗失业职工！ 早解决早主动，晚解决就被动。“拖到这一代人以后”？这“是要上书的”！ 撰文：丁汀 主要资料来源互联网及有关部门数据以及对下岗职工的调查。
我所看到的现代工人的悲惨生活
姚小远
2000年7月，带着600块钱，我从厦门到了深圳；我是从南头关进的深圳，没有边防证，躲在一个亲戚的小车后备箱里进来的。
那年夏天中国—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流行滑板车，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当然是开足马
力生产，这次流行滑板车有点象当年的流行呼啦圈，只不过流行的范围更加广泛；呼啦圈当时只是中国流行，而滑板车却在整个世界漂亮地行进着。
滑板车的流行是一个机会，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暴福；我亲戚的一个大哥生产了几个月的滑板车，就在银湖买了别墅还买了一部二手宝马车，而在这之前，这人还欠了一屁股债，于是，我那亲戚也开厂子生产滑板车。
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他们的厂子在公明的一个村子里，后来搬到宝安区西乡镇，在镇子里一栋大楼的五层，最多时候，他们雇的工人有一百来号；跟珠江三角洲所有工厂里的工人一样，这些工人几乎都来自内地偏远地区农村。
因为从小生活在铁道部直属大厂的缘故，我概念里的工厂庞大、气派，象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诗，甚至有种教堂或者寺庙般的严肃和庄严；在深圳见到的这些加工厂没有一点厂子的概念，简单、寒碜、拥挤甚至有种龌龊和委琐。
生产滑板车的工厂大多数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装配车间，十几张几十张木板钉成一张超长桌子，工人们按照工序沿桌子坐着，手工或者借助简单工具把那些钢管速拆滑轮之类拼装在一起，一辆滑板车就出来了。
这样的装配车间空荡荡的，除了几个大铁柜子或者小的工作台，一些装材料的塑料筐子，简单的工具，就是密集的装配工人。两部或者多部大叶风扇不停地转动，发出嗡嗡的响声。工人们大都穿得很少，仍然汗如雨下。车间里的空气不是很好，闷闷的、象一只蒸笼，那些工人脸上、身上红红的，象煮熟了的虾。
因为要赶着出货，所以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二十个小时。从早晨五、六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午夜一、两点甚至更晚。在沉闷的笼子一样的厂房里，工人们做着最简单而且机械的工作。
活多的时候，工人一般被留在厂子里休息，有些就地找个东西铺着睡觉，有些趴在拉线上睡觉，我的那位亲戚和他的大哥的工厂为了叫工人起来工作，专门买了便宜的功放和过时的流行歌曲，清晨时候把音量调到最大，于是工人们被从沉睡里叫醒，马上开始做活。如果尖叫一样的音乐不起作用—工人实在太累的时候，老板就会拿胶锤猛砸拉线，于是工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生活。
工人的吃住也很简单。有的住在厂子里，或者老板在外面租几套三居室、两居室的房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住上二十个人属于正常。
工人的吃饭有两种：一种是老板雇人做，做好了送到厂子或者工人回宿舍吃；一种是到外面的大排挡吃三到五块钱的盒饭。
我亲戚对工人算是好的，午饭、晚饭
一般都有三、五个菜，有肉有汤，很多时候还有鱼吃。
就这样做着最辛苦的活计，吃着最简单的饭食，住着最简单的地方，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并不高；做活是记件的，即使最能干的工人--年轻力壮、技术熟练、手脚麻利，一个月的收入也到不了两千—拉长和厂长等一些管理人员除外，一般工人的工资在一千元左右。因为能够按时发放和经常能请工人去外面吃饭，我亲戚工厂里的工人时常说他们是见到的最好的老板。
以上是我在2000年夏天深圳我亲戚的工厂里看到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工厂很多，即使现在，我想这样的工厂也不会少。
前些年开始看到珠江三角洲出现工人荒的时候心里就想：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总有一天，珠江三角洲会成为出外打工者们最不爱去的地区的。
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