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个案分析与评价
我们在上一章，重点分析了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演变历程。在四个不同的时期，都出现了一些富有典范意义的语文教材。如果我们深入每一部教材，认真去读一读，我们会发现现代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语文教育家、教材编辑者对旧式的文选型教材体系的不断改造、逐步发展和不断突破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旧制文选的改良型教材，旧制文选的突破型教材，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和单元组合型教材。下面我们就以这四类中学语文教材为例，看一下它们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看一看当时人们对教材的评价。
3.1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个案分析
3.1.1旧制文选的改良型教材。
因为我们古代的私塾课本除了启蒙性的读物外，就是一些文选，清朝最突出的要算《古文观止》了。但在清末，随着时局的发展，人们把原来的一些文选加以改良，有些保留了历史上优秀文章，有些虽然还是“文言体”，但文字已经较为通俗，内容也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曾祺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种。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本来于1912年1月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但由于文件下达时，寒假即将结束，新的教科书来不及准备，所以教育部又呈文要求，
将旧教科书修正应用，得到政府的批准。因此，多数民初教材就把封面换为“共和国教科书”字样，或钤上“现奉部批仍准通用”的木记。上述两种教科书在民初还被使用，我们重点看一下吴曾祺所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
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这是我国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以来的最早问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一。编者在课本“例言”中告诉读者，本套课本的特色是“沿革以溯源，由近以及远”。主编独出心裁地采用了按文学史时期逆推选文的办法，第一册先选“清朝”文章，第二册选用“金文”、“元文”、“明文”，第三册选用“五代”至“宋”诗文，第四册选用“晋”至“唐”诗文，第五册选用“周秦”至“汉魏”诗文。本套教材，不仅“史”的线索清晰，而且编写体例更具特色，即在每集之前有例言一编，综述文学渊源、文章优劣，颇有独到之处。我们看一下它的几篇选文：魏学洢的《核舟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刘禹锡的《陋室铭》、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等。这几篇文章涉及到了清文、明文、宋文、唐文和汉文，应当说，都是经久不衰的典范文章。
《陋室铭》被编排在此套教科书的第四册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文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德为文，刘禹锡德行高尚，身处逆境仍不屈不挠，不求显赫，本文立意高远，当源于作者以德为本；二是机杼独出，明明是陋室，作者偏偏要为之作文，而且提出了陋室不陋，因在德馨的
观点；三是文脉贯通，全文仅九句，一二句以山水作比，引出陋室，三句点德馨而室不陋，托出主旨，四句写室中景，五句写室中人，六七句写室中事，八句以先贤自况，末句引孔子言，以反问出之，品德馨香则陋室不陋，一气呵成。《陋室铭》言简意赅，句式整饬，音调和谐，节奏明快，便于吟咏，易于背诵，作为典范课文，它好学好教，故经久不衰。
《五人墓碑记》是清代《古文观止》的终卷之篇，入选于本套教科书的第二册。在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例言》中说：“兹编所选，专以助人之精神兴趣，而仍不戾于绳尺者为主。”既要从“精神兴趣”上激励学生，又要从“作文之法”方面给学生以示范。文章表现了下层市民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牺牲精神，阐述了人的生死价值问题，深刻地反映出“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责任意识。另外，本文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对比，行文很有章法，而且又凸现了文章的内容。
《核舟记》的作者魏学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他著有《茅檐集》，但这本文集中并未收入《核舟记》。吴曾祺是从清代张潮编辑的小说集《虞初新志》中选出的。《虞初新志》中不少文章是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核舟记》就属于这一类的文章。从当时的古文家来看，对这类文章是采取极其排斥的态度的。吴曾祺能够把它选入课本，反映了它不同寻常的眼光和选文的标准。他认为，课文要讲究“适用”不能“偏读”，又认为“文以载道”固然不错，然而“粗精大小皆道也”，“纪一物，则必有物理”。这样的
思想是比较先进的，就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核舟记》进入了语文教科书。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篇文章确实写得很好，描写细致、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文章在状物上和有特点，可以作为学生学习写作的典范。另外，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篇作品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读。十五六岁的学生眼界渐开，对许多事物，尤其是新奇的事物都有好奇心，而这篇作品恰恰是写微雕技艺的“奇”和“巧”，契合了学生的阅读心理，所以学生读来津津有味，百读不厌。因此，这篇文章屡屡入选不同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成为了地道的“传统课文”。
3.1.2旧制文选的突破型教材
中学语文教材对旧制文选的突破，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刘法曾、姚汉章所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在选材面上进行了拓展，在选材观念上有了大的突破，表现在对《国殇》的选择上。许国英、张元济编选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鉴于以前的选本很少涉及诗歌，所以在本套教材中选入了许多诗歌，且多是词义浅显，情韵俱佳的作品，可以说在体裁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在编排上有了很大突破，改变了旧式文选型教材单纯以时代为序的“直线式”编排的套路，兼顾时代先后及文字深浅的两个方面，并尝试运用了文体分编的新体制，另外，这套教材较的助读系统得到明显的扩充，增加了诸如题解、作者介绍、注释和夹评夹注等内容，旨在帮助学生阅读，领悟文章作法。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非文选型的语文知识教科书，如张之纯、庄庆祥编的《文字源流》和王梦
增编的《中华中学文法要略》等。他们把一部分语文知识抽取出来，另编教科书，这对以往采用单一的文选型课本来说，也是一种突破。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一些选文。
刘法曾、姚汉章所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编了如《民贵君轻》（选自《孟子》）、《触龙说赵太后》、《滕王阁序》、《病梅馆记》等文章，还选入了《国殇》（《楚辞》中的一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泊秦淮》、《书愤》、《己亥杂诗》等诗歌。我们知道《国殇》，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传统语文教育中是不会被选读的，应当说它的入选较好的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国殇》既是悼念阵亡将士的悼歌，也是激励士气的战歌。诗中创造了一个忠诚、勇武、威毅、刚强并带有悲剧性的鬼雄形象，表现了楚国将士为了保卫疆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击外国的侵略，几乎每战皆败，处境与战国时期受秦国侵袭的楚国甚为相似，读了《国殇》这首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悲壮美感的战歌，是能够振奋一代青年的心的。在以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多会看到此文，尤其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触龙说赵太后》一文选自战国策，当时的战国形势是，秦国侵略六国，六国互相猜疑，触龙利用父母爱怜少子的感情，申述利害，说服赵太后以国家利益为重，使长安君出质齐国。同时，触龙见赵太后一段的描写很有特色，触龙绕了一个“弯子”，说服了赵太后。这个弯子合情合理，情理中包含着心理因素、伦理因素、利益因素。当然，不能说触龙是有意识在运用心理学、伦
理学和社会学，但他的言辞中闪烁着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机智，展现出《战国策》一书以记言为主的独特魅力。这也是此文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选有此文。
许国英、张元济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选入了《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曹刿论战》（选自《左传》）、《出师表》、《五柳先生传》、《师说》、《卖柑者言》等文章，又选编了《行路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阿房宫赋》等诗赋。看一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它的入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内容符合当时的教育方针，当时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行“民国教育方针”，认为“民国教育方针”当“以公民道德为中坚”，而杜甫的这首诗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怀。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情况下，在这狂风暴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并且发出了“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嗟叹。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呀，忧国忧民的情感跃然纸上。这样一首诗完全符合培养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求。二是浅显如话的语言符合这套教材的编写原则，《国文读本》的“编辑大意”说明了全书的主要编写原则。“从前选本，多不及诗歌，窃以箴、铭、颂、赞、哀、祭等韵文纪一概列入，诗亦韵文之一，间列一二，岂得为自乱其例？且非独助美术，供吟讽而已，古人所谓涵养性情，宣导血气，断在乎诗，其裨益良非浅鲜，兹编略师此意，取古风之声律和顺易学易
能者，每册列入数首，不拘时代派别，虽三代以来，汉魏六朝之诗，但词义浅显，情韵俱佳者，无不采录，各次列于文辞之后，以节宣堙郁之意云尔。”可见此前的教材中一般不选诗歌，此次入选是一种创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属于“词义浅显，情韵俱佳者”中的上品，理应入选。再看一下《行路难》这首诗，它是唐代李白的作品，共三首。清朝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中曾选了其中第一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也选了其中的第一首编入第二册。《行路难》本是乐府杂曲歌辞，喻世道险阻，多写人世艰难与离别情谊。在当时，写出了无数人的坎坷遭遇，道尽了中下层人士的共同感慨，极易激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全诗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的情调，遭逢艰难世道而用世之心不改，对后代士子具有极大的激励意义，确有“涵养性情，宣导血气”的效果。诗篇用典精当而不生僻，蕴意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虽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为短篇，但却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应当说特色鲜明。《行路难》第一首与后两首相比，更显深沉亢奋，比如第二首的结尾“行路难，归去来”，与第一首的结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比，显然多一点消极避世的情绪。无论从直接表现李白其人，还是着眼于激励少年学子，第一首都比后两首更有价值。教科书一般选择第一首，是颇为恰当的。
3.1.3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 “五四”运动以后，文选型教科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首先是现代白话文进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选》首开用现代白话文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纪录。孙俍工、沈仲九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全部选文都为白
话文。此后出现的多种语文教材也一改旧式文选型教材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白话、文言分编或混编的格局。沈星一编辑了文白分编的教材，《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收录的全部是古文，《初级国语读本》收录的全部是语体文。其次，选文的思想内容也大大改观，许多反映“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白话作品，被选入了教科书，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讲演、论文等，使得当时的新式语文教材充满了时代气息。再次，这个时期的新制文选教科书，在助读材料方面也进一步充实了内容，更新了设计，并开始配置必要的作业练习。
我们重点看一下，被选入教材的一些时文。鲁迅的《孔乙己》和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都被选入孙俍工、沈仲九所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中。《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继《狂人日记》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是又一篇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孔乙己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它所具有的认知意义不可低估。鲁迅先生曾表示，在他所写的短篇小说里最喜欢《孔乙己》这一篇。小说的语言简洁、含蓄，具有穿透力。在以后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篇。
《天上的市街》这首现代诗，在发表的当年，就被选入了语文教材。五四新诗草创之时的最突出的缺点是，缺乏艺术想象力和缺少诗味，而《天上的市街》恰恰没有这两个缺点。郭沫若善于从现实的具体事物联想开去，又用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驰骋想象，联想和想象丰富而瑰丽；全诗通过清新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和谐的节奏，营
造了一个动人而深邃的意境，令读者心驰神往、回味无穷。
冰心的《笑》被选入沈星一等编辑《初级国语读本》。这套教材的第一册42篇课文，全部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教材编者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第一册都是今人浅显的作品，以期和小学衔接”。显然，无论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还是教科书本身变革的需要，冰心的作品被教材编者选中都是必然的。这套《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选入了包括她的《笑》在内的七篇作品，应当说这在教科书的编写中是不多见的。《笑》是冰心早期的一篇颇有影响的作品。五百多字的篇幅，描写了三幅画面：画中的小天使、路旁的孩子、茅舍中的老妇，各自抱着一束花，都在那里微笑，纯净而自然。作者独具匠心，用“微微的笑”和“默默的想”把三幅画面串在一起，深情地歌颂了爱，歌颂了真、善、美。它的结构借鉴古典诗歌重章叠句的手法，通过反复写“笑”来表现“爱”，具有一唱三叹的效果。冰心的文章之所以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文字的秀丽、清新，充满诗情画意以外，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大多以爱为主题，表达了对美的歌颂和追求，切合新时代的精神和主题。
蔡元培的《建筑》一文，被收入吴研因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蔡元培是我国倡导美育的先驱，《建筑》这篇文章，形式上是用浅显的文言写的说明文字，其用心在渗透美育，这一思想和《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吴研因拟）注重“涵养感情、德行；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趣味”，以及《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叶圣陶拟）注重“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都极为契合。《建筑》一文先
从“衣、食与宫室”三者的“美术之意味”入笔，强调“建筑之术，尤于美学上有独立之价值焉”，然后从建筑材料和“吾人之感情”的关系、我国古代建筑“具美术性质”的类型两个方面展开说明，最后归纳我国建筑的美学特点。作者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在介绍具体建筑的结构，也不在说明建筑的原理和方法，而是以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的美为中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竭力提倡白话文的吴研因把这篇用浅显文言写作的文章选入教材，也正是看中了突出美育这一点。
《最后一课》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作品，当时由胡适进行翻译，被选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编者选《最后一课》进入教科书，当有三点意图：一是启发学生认识民族危机，激发爱国热情，本文在当时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二是让学生的思想从桎梏下解放出来，文章对大多数孩子都会有所触动；三是课文使用了新的表现方法，即第一人称、主管叙述和限知视角以及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反映法国人民的普遍哀痛。应当说，文章表现了法国民族的爱国精神，启迪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觉醒，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然，除了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还有以文言文为重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这套教科书中只有少量的当代文章和少量的诗歌，以及少量的翻译作品，主要供使用文言的学校使用。教科书中选编了诸如，《愚公移山》、《劝学》、《三峡》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还保留在现代的语文教材中，可见它们的生命力，也可见编选者的眼光。
3.1.4单元组合型教材。新制文选本的创编，到20世纪30年代，在
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更新的进展，中学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不仅有以文体、作家、时代、题材为内容的单元组合，更有读写结合与融语文知识、范文和作业于一体的综合单元。在综合单元中，前者以孙良工编的《国文教科书》最为典型，后者以夏丏尊、叶绍钧编的《国文百八课》最具特色。《国文教科书》以“文章作法”为线索进行单元组合，每个单元均以一个读写训练点为中心配以一定的选文和作文题目。《国文百八课》则以“文章学”为系统，每课为一单元，每册18课，初中全套教材6册共108课。每课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这是一套以白话为主，文白合编，融语文知识、范文、作业为一体的由综合单元组成的训练系列，是尝试语文教学科学化的不朽之作。
孙俍工编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文章作法”为线索进行单元组合，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揭示训练中心的小标题。以初中《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共设以下八个单元：
第一单元 白描风景的技能底授予
第二单元 描写天象季节的方法底授予
第三单元 授予以人物底形态个性底描写法
第四单元 授予以人物底内在生活底描写
第五单元 授予以记载社会风俗底方法
第六单元 授予以记事文中怎样应用感情怎样运用想象的方法 第七单元 授予以记事文中掺入议论的方法
第八单元 授予以抒写杂记日记的具体的方法
各单元的选文都服从于本单元的“文章作法”要求，提供相应的范例。如第一单元讲“白描风景的技能”，选文有徐蔚南的《山阴道上》、刘鹗的《大明湖》、冰心的《慰冰湖畔》、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十几篇写景佳作。除此之外，每个单元还按照本单元的“文章作法”的要求布置若干作文题目，以供教师指导学生时选用。比如第一单元布置了八道作文题，分别是：⑴《虎丘山下》，⑵《溪流》，⑶《出了三峡》，⑷《波上的白鸥》，⑸《吴淞江口》，⑹《韬光的翠竹》⑺《菊径》，⑻《松涛》。如此一来，使得以往教材单纯的选文阅读单元，发展成了具有读写双重训练功能的综合单元了。
另外，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一书。此套教科书共有六册，每册按内容分为八组，每组一般编入六篇课文。《初中国文读本》的“编选主旨”中说：“这套教材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生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这里所说的“按照初中生程度”，就是讲课文“要适合学生”这一重要的教材编选原则。在第一册的第五组“四季景色的描写”中，有六篇课文，其中四篇都是特约撰写的课文，包括朱自清专为中学生写的优美的抒情散文《春》和叶圣陶的专门写的《晨》。特约专家撰写课文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套教材的六册书中，特约撰写的课文达到48篇之多。下面看一下朱自清的《春》这篇文章。朱自清对“春之美和它的生命力”有特殊感受，对春有丰富的情感积累和语言积累。但他写这篇文章时不满足
于已有的积累，而是坚定地站在中学生的角度，思考如何使文章真正“适合中学生”学习。因而在春中他不止于自己对春的独特感悟，而是“抱着爱美的热诚”，用精雕细刻的笔法，描绘了青草勃发的春草图、百花争艳的春花图、轻柔和煦的春风图、细密绵长的春雨图、春早人勤的迎春图，从而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把对春的深切感悟传达给学生。所以有人说，《春》是献给中学生的一卷春的图画、一曲春的赞歌、一首春的抒情诗。所用语言尽量适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兴味，可以说是朱自清的匠心独运。《春》全文不到700字，语言高度凝炼，而且行文流畅、富有韵味和节奏感。文中多处运用了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使学生在阅读时始终有新鲜感、亲切感、愉悦感、追求感，因此，阅读《春》是一种美的熏陶和享受。
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标志着单元组合法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在编此套课本之前，夏丏尊和叶绍钧、宋云彬、陈望道等曾合编一套供函授自学用的《开明国文讲义》，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文章类别和写作技术方面的介绍，第三册注重文学史的了解，学生读了这三册书，“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分别以“文话”、“文学史话”、“文法”、“修辞”等项目写成一篇篇短文，有机地穿插在相关的文选之后，形成了以语文基础知识为贯穿线索、以精选文篇为印证材料，二者互相配合的格局。这套教科书体现了编者们对国文科基本特性的独到见解，并为《国文百八课》的编制与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文百八课》是夏丏尊和叶绍钧依据他们“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该书编辑大意）编成的一
套富有特色的初中语文课本。全套书共六册，每册18课，合计“百八课”（由于历史原因只出版了前四册）。本书的特色是：一、文言、语体混合编制，而以语体文为主。在语体文中，除了选编“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中的佳品外，还收录了一些国外名著的优秀译作。二、打破了历来课本选文各不相关、毫无系统可循的传统编辑模式，而创制了一种尽可能体现语文教学科学程序的编辑体例。编者把初中阶段的教学内容归纳成108“课”，每“课”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根据这个教学目的写一段“文话”，置于每“课”之首，然后选编两篇课文做示例；选文后面安排“文法或修辞”，从选文中取例，同时保持着知识本身的系统性；最后有“习问”，就本“课”涉及的知识提出值得思考或应该复习的问题。“文话”、“选文”、“文法或修辞”、“习问”这四项，都服从于本“课”的教学目的。如此循序渐进，跨过108步台阶（即“百八课”）而达到一个预定目标，形成一个编者认为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完整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这种“综合组元”的教科书格局，对我们中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3.2当时社会对语文教材的评价
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教育发展曲折，具体到语文教材领域更是如此。不过，在每一套语文教材编辑出版后，都会受到当时关心语文教育的人士的强烈关注，对语文教材进行评价，以使以后的教材编纂更合乎时代的要求和教学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中始终存在着斗争与反复。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民国初年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沿用清
末教材，而新编教材也大多和原来文选性教材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关注上，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批评显得弱一些。在辛亥革命后的七年中，政局不稳，共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为首的三次复古运动。每复古一次，关于“读经”与“尊孔”的滥调就重提一次，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也就遭到一次劫难。
1921年，美国的孟禄对中国教育作了“全面”调查以后，曾批评中国的中等教育最为薄弱。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中等教育协会，遂即研究这个问题，并对高中等教育质量作了探讨。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胡适在会上宣读了《中学国文的教授》，更引起人们对中学国文、国语教学改革的普遍关注，可以说，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语文教育研究才逐步深入到中等教育领域。
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夕，文化教育界许多著名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国文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中一些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预科，以文学革命为宗旨进行了国文教学改革试验。他认为，“到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于是抱定宗旨：“只求在短时间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做通人应作之文，及其在职业上所必作之文。”（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孙本文，对中学生读书能力进行过科学测试，对中学国文科的阅读教学做过系统研究，从而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的论文中发人深思地指
出：“课内教授仅为指导课外自读之预备；国文之主课宜于课外自读求之，不当斤斤于课内求之也。”（孙本文：《中学校之读文教授》，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7号。）像这样的从教学实践和科学实验引发的观点和理论，在“五四”时期不断涌现，对当时的教材和教法建设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上文提到的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就是受此影响而产生的。不过，这套课本，不是教育部编订的，而是由各家书局约人编辑，送教育部审定，然后颁行的。既非国定本，各地学校便可以自己选用，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在用。
为了更好的进行教材建设，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教材的选材标准。周予同曾指出，“„„许多国文教师，他自己喜欢格调文的，就拿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再选些《史记》、《左传》当教材。他自己研究藻饰文的，就拿了一部《文选》来敷衍。高明一点的，专研究周秦的学术思想，专教授诸子的文章。”他以“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为前提，暂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即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的发表思想感情，或记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与周予同持相同观点的王森然，在《京报》副刊上撰文进一步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中等学校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1.以接近学生经验，合于青年心理及青年境遇为准；2.纪述明白的；3.表情真挚的；4.思想与时代不等的；5.合于论理文法的；6.富有趣味的；
7.有关人生的；8.有美术性质的；9.研讨学术的；10.以文章内容---实
质---为主，以外形---形式---为辅。”（王森然：《中等学校国文之商榷》，载《京报》副刊，1925年5月）在当时，叶圣陶、刘半农等人也指出，中学生将来又不是个个都做文学家、语言学家，因此，“五四”以后的国文教科书，从发展的趋向来看，越来越注意到课文的“实用性”了。所以当时的一些语文教科书就明显注重职业教材，注重应用文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白话文和应用文的教材愈来愈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可是，封建复古势力千方百计地要在教材中保存腐朽没落的东西，以读经为名，力图将三纲五常、八股文等东西变相的强加给中小学生。文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如陈望道、玄庐、邵力子等人强力反对，郑重声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教育部下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但是，教材仍不统一，中学的国语、国文教材更是五光十色。有不少人认为，白话文浅俗不堪，味同嚼蜡，从而摈弃白话文教材，依然采用文言文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学语文教学是否采用文言文，以及如何采用文言文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也包含有学术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文言、白话分教，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穆济波的意见就是如此。有人则反对初中兼采文言，理由有三：⑴从文艺本身上说，从来好的文言都是国语的；⑵从思想上说，古代的文章里面没有好的思想；⑶从教育的效果上说，中国教育的无效果，古文的势力，“中学为体”的思想，实在要算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穆济波：《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的说明》，载《中等教育》2
卷，5号）孙俍工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朱自清则认为这样的观点否定了文言文的价值，他本人“是承认文言有时代价值的”：初中学生懂得“一点本国古代思潮，也未尝不是有益的事”；“现在的书报-----尤其是报-----还有许多是用文言的”；“白话的词类、兼词、成语等甚是贫乏，是不得不借材于文言；阅读文言，于了解别人文字于自己作文都有帮助”。（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7号）应当说，在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利弊问题的争论上，朱自清的观点还是较为科学的。但是，诸如此类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十年。
（围绕白话与文言的问题来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纂与批评，即使是现在仍然存在着一问题的讨论）
第三章 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个案分析与评价
我们在上一章，重点分析了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演变历程。在四个不同的时期，都出现了一些富有典范意义的语文教材。如果我们深入每一部教材，认真去读一读，我们会发现现代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语文教育家、教材编辑者对旧式的文选型教材体系的不断改造、逐步发展和不断突破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旧制文选的改良型教材，旧制文选的突破型教材，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和单元组合型教材。下面我们就以这四类中学语文教材为例，看一下它们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看一看当时人们对教材的评价。
3.1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个案分析
3.1.1旧制文选的改良型教材。
因为我们古代的私塾课本除了启蒙性的读物外，就是一些文选，清朝最突出的要算《古文观止》了。但在清末，随着时局的发展，人们把原来的一些文选加以改良，有些保留了历史上优秀文章，有些虽然还是“文言体”，但文字已经较为通俗，内容也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曾祺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种。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本来于1912年1月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但由于文件下达时，寒假即将结束，新的教科书来不及准备，所以教育部又呈文要求，
将旧教科书修正应用，得到政府的批准。因此，多数民初教材就把封面换为“共和国教科书”字样，或钤上“现奉部批仍准通用”的木记。上述两种教科书在民初还被使用，我们重点看一下吴曾祺所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
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这是我国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以来的最早问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一。编者在课本“例言”中告诉读者，本套课本的特色是“沿革以溯源，由近以及远”。主编独出心裁地采用了按文学史时期逆推选文的办法，第一册先选“清朝”文章，第二册选用“金文”、“元文”、“明文”，第三册选用“五代”至“宋”诗文，第四册选用“晋”至“唐”诗文，第五册选用“周秦”至“汉魏”诗文。本套教材，不仅“史”的线索清晰，而且编写体例更具特色，即在每集之前有例言一编，综述文学渊源、文章优劣，颇有独到之处。我们看一下它的几篇选文：魏学洢的《核舟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刘禹锡的《陋室铭》、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等。这几篇文章涉及到了清文、明文、宋文、唐文和汉文，应当说，都是经久不衰的典范文章。
《陋室铭》被编排在此套教科书的第四册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文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德为文，刘禹锡德行高尚，身处逆境仍不屈不挠，不求显赫，本文立意高远，当源于作者以德为本；二是机杼独出，明明是陋室，作者偏偏要为之作文，而且提出了陋室不陋，因在德馨的
观点；三是文脉贯通，全文仅九句，一二句以山水作比，引出陋室，三句点德馨而室不陋，托出主旨，四句写室中景，五句写室中人，六七句写室中事，八句以先贤自况，末句引孔子言，以反问出之，品德馨香则陋室不陋，一气呵成。《陋室铭》言简意赅，句式整饬，音调和谐，节奏明快，便于吟咏，易于背诵，作为典范课文，它好学好教，故经久不衰。
《五人墓碑记》是清代《古文观止》的终卷之篇，入选于本套教科书的第二册。在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例言》中说：“兹编所选，专以助人之精神兴趣，而仍不戾于绳尺者为主。”既要从“精神兴趣”上激励学生，又要从“作文之法”方面给学生以示范。文章表现了下层市民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牺牲精神，阐述了人的生死价值问题，深刻地反映出“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责任意识。另外，本文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对比，行文很有章法，而且又凸现了文章的内容。
《核舟记》的作者魏学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他著有《茅檐集》，但这本文集中并未收入《核舟记》。吴曾祺是从清代张潮编辑的小说集《虞初新志》中选出的。《虞初新志》中不少文章是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核舟记》就属于这一类的文章。从当时的古文家来看，对这类文章是采取极其排斥的态度的。吴曾祺能够把它选入课本，反映了它不同寻常的眼光和选文的标准。他认为，课文要讲究“适用”不能“偏读”，又认为“文以载道”固然不错，然而“粗精大小皆道也”，“纪一物，则必有物理”。这样的
思想是比较先进的，就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核舟记》进入了语文教科书。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篇文章确实写得很好，描写细致、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文章在状物上和有特点，可以作为学生学习写作的典范。另外，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篇作品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读。十五六岁的学生眼界渐开，对许多事物，尤其是新奇的事物都有好奇心，而这篇作品恰恰是写微雕技艺的“奇”和“巧”，契合了学生的阅读心理，所以学生读来津津有味，百读不厌。因此，这篇文章屡屡入选不同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成为了地道的“传统课文”。
3.1.2旧制文选的突破型教材
中学语文教材对旧制文选的突破，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刘法曾、姚汉章所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在选材面上进行了拓展，在选材观念上有了大的突破，表现在对《国殇》的选择上。许国英、张元济编选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鉴于以前的选本很少涉及诗歌，所以在本套教材中选入了许多诗歌，且多是词义浅显，情韵俱佳的作品，可以说在体裁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在编排上有了很大突破，改变了旧式文选型教材单纯以时代为序的“直线式”编排的套路，兼顾时代先后及文字深浅的两个方面，并尝试运用了文体分编的新体制，另外，这套教材较的助读系统得到明显的扩充，增加了诸如题解、作者介绍、注释和夹评夹注等内容，旨在帮助学生阅读，领悟文章作法。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非文选型的语文知识教科书，如张之纯、庄庆祥编的《文字源流》和王梦
增编的《中华中学文法要略》等。他们把一部分语文知识抽取出来，另编教科书，这对以往采用单一的文选型课本来说，也是一种突破。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一些选文。
刘法曾、姚汉章所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编了如《民贵君轻》（选自《孟子》）、《触龙说赵太后》、《滕王阁序》、《病梅馆记》等文章，还选入了《国殇》（《楚辞》中的一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泊秦淮》、《书愤》、《己亥杂诗》等诗歌。我们知道《国殇》，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传统语文教育中是不会被选读的，应当说它的入选较好的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国殇》既是悼念阵亡将士的悼歌，也是激励士气的战歌。诗中创造了一个忠诚、勇武、威毅、刚强并带有悲剧性的鬼雄形象，表现了楚国将士为了保卫疆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击外国的侵略，几乎每战皆败，处境与战国时期受秦国侵袭的楚国甚为相似，读了《国殇》这首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悲壮美感的战歌，是能够振奋一代青年的心的。在以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多会看到此文，尤其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触龙说赵太后》一文选自战国策，当时的战国形势是，秦国侵略六国，六国互相猜疑，触龙利用父母爱怜少子的感情，申述利害，说服赵太后以国家利益为重，使长安君出质齐国。同时，触龙见赵太后一段的描写很有特色，触龙绕了一个“弯子”，说服了赵太后。这个弯子合情合理，情理中包含着心理因素、伦理因素、利益因素。当然，不能说触龙是有意识在运用心理学、伦
理学和社会学，但他的言辞中闪烁着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机智，展现出《战国策》一书以记言为主的独特魅力。这也是此文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选有此文。
许国英、张元济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选入了《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曹刿论战》（选自《左传》）、《出师表》、《五柳先生传》、《师说》、《卖柑者言》等文章，又选编了《行路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阿房宫赋》等诗赋。看一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它的入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内容符合当时的教育方针，当时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行“民国教育方针”，认为“民国教育方针”当“以公民道德为中坚”，而杜甫的这首诗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怀。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情况下，在这狂风暴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并且发出了“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嗟叹。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呀，忧国忧民的情感跃然纸上。这样一首诗完全符合培养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求。二是浅显如话的语言符合这套教材的编写原则，《国文读本》的“编辑大意”说明了全书的主要编写原则。“从前选本，多不及诗歌，窃以箴、铭、颂、赞、哀、祭等韵文纪一概列入，诗亦韵文之一，间列一二，岂得为自乱其例？且非独助美术，供吟讽而已，古人所谓涵养性情，宣导血气，断在乎诗，其裨益良非浅鲜，兹编略师此意，取古风之声律和顺易学易
能者，每册列入数首，不拘时代派别，虽三代以来，汉魏六朝之诗，但词义浅显，情韵俱佳者，无不采录，各次列于文辞之后，以节宣堙郁之意云尔。”可见此前的教材中一般不选诗歌，此次入选是一种创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属于“词义浅显，情韵俱佳者”中的上品，理应入选。再看一下《行路难》这首诗，它是唐代李白的作品，共三首。清朝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中曾选了其中第一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也选了其中的第一首编入第二册。《行路难》本是乐府杂曲歌辞，喻世道险阻，多写人世艰难与离别情谊。在当时，写出了无数人的坎坷遭遇，道尽了中下层人士的共同感慨，极易激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全诗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的情调，遭逢艰难世道而用世之心不改，对后代士子具有极大的激励意义，确有“涵养性情，宣导血气”的效果。诗篇用典精当而不生僻，蕴意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虽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为短篇，但却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应当说特色鲜明。《行路难》第一首与后两首相比，更显深沉亢奋，比如第二首的结尾“行路难，归去来”，与第一首的结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比，显然多一点消极避世的情绪。无论从直接表现李白其人，还是着眼于激励少年学子，第一首都比后两首更有价值。教科书一般选择第一首，是颇为恰当的。
3.1.3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 “五四”运动以后，文选型教科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首先是现代白话文进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选》首开用现代白话文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纪录。孙俍工、沈仲九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全部选文都为白
话文。此后出现的多种语文教材也一改旧式文选型教材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白话、文言分编或混编的格局。沈星一编辑了文白分编的教材，《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收录的全部是古文，《初级国语读本》收录的全部是语体文。其次，选文的思想内容也大大改观，许多反映“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白话作品，被选入了教科书，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讲演、论文等，使得当时的新式语文教材充满了时代气息。再次，这个时期的新制文选教科书，在助读材料方面也进一步充实了内容，更新了设计，并开始配置必要的作业练习。
我们重点看一下，被选入教材的一些时文。鲁迅的《孔乙己》和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都被选入孙俍工、沈仲九所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中。《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继《狂人日记》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是又一篇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孔乙己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它所具有的认知意义不可低估。鲁迅先生曾表示，在他所写的短篇小说里最喜欢《孔乙己》这一篇。小说的语言简洁、含蓄，具有穿透力。在以后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篇。
《天上的市街》这首现代诗，在发表的当年，就被选入了语文教材。五四新诗草创之时的最突出的缺点是，缺乏艺术想象力和缺少诗味，而《天上的市街》恰恰没有这两个缺点。郭沫若善于从现实的具体事物联想开去，又用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驰骋想象，联想和想象丰富而瑰丽；全诗通过清新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和谐的节奏，营
造了一个动人而深邃的意境，令读者心驰神往、回味无穷。
冰心的《笑》被选入沈星一等编辑《初级国语读本》。这套教材的第一册42篇课文，全部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教材编者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第一册都是今人浅显的作品，以期和小学衔接”。显然，无论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还是教科书本身变革的需要，冰心的作品被教材编者选中都是必然的。这套《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选入了包括她的《笑》在内的七篇作品，应当说这在教科书的编写中是不多见的。《笑》是冰心早期的一篇颇有影响的作品。五百多字的篇幅，描写了三幅画面：画中的小天使、路旁的孩子、茅舍中的老妇，各自抱着一束花，都在那里微笑，纯净而自然。作者独具匠心，用“微微的笑”和“默默的想”把三幅画面串在一起，深情地歌颂了爱，歌颂了真、善、美。它的结构借鉴古典诗歌重章叠句的手法，通过反复写“笑”来表现“爱”，具有一唱三叹的效果。冰心的文章之所以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文字的秀丽、清新，充满诗情画意以外，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大多以爱为主题，表达了对美的歌颂和追求，切合新时代的精神和主题。
蔡元培的《建筑》一文，被收入吴研因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蔡元培是我国倡导美育的先驱，《建筑》这篇文章，形式上是用浅显的文言写的说明文字，其用心在渗透美育，这一思想和《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吴研因拟）注重“涵养感情、德行；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趣味”，以及《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叶圣陶拟）注重“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都极为契合。《建筑》一文先
从“衣、食与宫室”三者的“美术之意味”入笔，强调“建筑之术，尤于美学上有独立之价值焉”，然后从建筑材料和“吾人之感情”的关系、我国古代建筑“具美术性质”的类型两个方面展开说明，最后归纳我国建筑的美学特点。作者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在介绍具体建筑的结构，也不在说明建筑的原理和方法，而是以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的美为中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竭力提倡白话文的吴研因把这篇用浅显文言写作的文章选入教材，也正是看中了突出美育这一点。
《最后一课》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作品，当时由胡适进行翻译，被选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编者选《最后一课》进入教科书，当有三点意图：一是启发学生认识民族危机，激发爱国热情，本文在当时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二是让学生的思想从桎梏下解放出来，文章对大多数孩子都会有所触动；三是课文使用了新的表现方法，即第一人称、主管叙述和限知视角以及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反映法国人民的普遍哀痛。应当说，文章表现了法国民族的爱国精神，启迪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觉醒，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然，除了新制文选的创编教材，还有以文言文为重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这套教科书中只有少量的当代文章和少量的诗歌，以及少量的翻译作品，主要供使用文言的学校使用。教科书中选编了诸如，《愚公移山》、《劝学》、《三峡》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还保留在现代的语文教材中，可见它们的生命力，也可见编选者的眼光。
3.1.4单元组合型教材。新制文选本的创编，到20世纪30年代，在
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更新的进展，中学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不仅有以文体、作家、时代、题材为内容的单元组合，更有读写结合与融语文知识、范文和作业于一体的综合单元。在综合单元中，前者以孙良工编的《国文教科书》最为典型，后者以夏丏尊、叶绍钧编的《国文百八课》最具特色。《国文教科书》以“文章作法”为线索进行单元组合，每个单元均以一个读写训练点为中心配以一定的选文和作文题目。《国文百八课》则以“文章学”为系统，每课为一单元，每册18课，初中全套教材6册共108课。每课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这是一套以白话为主，文白合编，融语文知识、范文、作业为一体的由综合单元组成的训练系列，是尝试语文教学科学化的不朽之作。
孙俍工编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文章作法”为线索进行单元组合，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揭示训练中心的小标题。以初中《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共设以下八个单元：
第一单元 白描风景的技能底授予
第二单元 描写天象季节的方法底授予
第三单元 授予以人物底形态个性底描写法
第四单元 授予以人物底内在生活底描写
第五单元 授予以记载社会风俗底方法
第六单元 授予以记事文中怎样应用感情怎样运用想象的方法 第七单元 授予以记事文中掺入议论的方法
第八单元 授予以抒写杂记日记的具体的方法
各单元的选文都服从于本单元的“文章作法”要求，提供相应的范例。如第一单元讲“白描风景的技能”，选文有徐蔚南的《山阴道上》、刘鹗的《大明湖》、冰心的《慰冰湖畔》、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十几篇写景佳作。除此之外，每个单元还按照本单元的“文章作法”的要求布置若干作文题目，以供教师指导学生时选用。比如第一单元布置了八道作文题，分别是：⑴《虎丘山下》，⑵《溪流》，⑶《出了三峡》，⑷《波上的白鸥》，⑸《吴淞江口》，⑹《韬光的翠竹》⑺《菊径》，⑻《松涛》。如此一来，使得以往教材单纯的选文阅读单元，发展成了具有读写双重训练功能的综合单元了。
另外，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一书。此套教科书共有六册，每册按内容分为八组，每组一般编入六篇课文。《初中国文读本》的“编选主旨”中说：“这套教材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生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这里所说的“按照初中生程度”，就是讲课文“要适合学生”这一重要的教材编选原则。在第一册的第五组“四季景色的描写”中，有六篇课文，其中四篇都是特约撰写的课文，包括朱自清专为中学生写的优美的抒情散文《春》和叶圣陶的专门写的《晨》。特约专家撰写课文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套教材的六册书中，特约撰写的课文达到48篇之多。下面看一下朱自清的《春》这篇文章。朱自清对“春之美和它的生命力”有特殊感受，对春有丰富的情感积累和语言积累。但他写这篇文章时不满足
于已有的积累，而是坚定地站在中学生的角度，思考如何使文章真正“适合中学生”学习。因而在春中他不止于自己对春的独特感悟，而是“抱着爱美的热诚”，用精雕细刻的笔法，描绘了青草勃发的春草图、百花争艳的春花图、轻柔和煦的春风图、细密绵长的春雨图、春早人勤的迎春图，从而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把对春的深切感悟传达给学生。所以有人说，《春》是献给中学生的一卷春的图画、一曲春的赞歌、一首春的抒情诗。所用语言尽量适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兴味，可以说是朱自清的匠心独运。《春》全文不到700字，语言高度凝炼，而且行文流畅、富有韵味和节奏感。文中多处运用了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使学生在阅读时始终有新鲜感、亲切感、愉悦感、追求感，因此，阅读《春》是一种美的熏陶和享受。
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标志着单元组合法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在编此套课本之前，夏丏尊和叶绍钧、宋云彬、陈望道等曾合编一套供函授自学用的《开明国文讲义》，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文章类别和写作技术方面的介绍，第三册注重文学史的了解，学生读了这三册书，“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分别以“文话”、“文学史话”、“文法”、“修辞”等项目写成一篇篇短文，有机地穿插在相关的文选之后，形成了以语文基础知识为贯穿线索、以精选文篇为印证材料，二者互相配合的格局。这套教科书体现了编者们对国文科基本特性的独到见解，并为《国文百八课》的编制与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文百八课》是夏丏尊和叶绍钧依据他们“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该书编辑大意）编成的一
套富有特色的初中语文课本。全套书共六册，每册18课，合计“百八课”（由于历史原因只出版了前四册）。本书的特色是：一、文言、语体混合编制，而以语体文为主。在语体文中，除了选编“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中的佳品外，还收录了一些国外名著的优秀译作。二、打破了历来课本选文各不相关、毫无系统可循的传统编辑模式，而创制了一种尽可能体现语文教学科学程序的编辑体例。编者把初中阶段的教学内容归纳成108“课”，每“课”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根据这个教学目的写一段“文话”，置于每“课”之首，然后选编两篇课文做示例；选文后面安排“文法或修辞”，从选文中取例，同时保持着知识本身的系统性；最后有“习问”，就本“课”涉及的知识提出值得思考或应该复习的问题。“文话”、“选文”、“文法或修辞”、“习问”这四项，都服从于本“课”的教学目的。如此循序渐进，跨过108步台阶（即“百八课”）而达到一个预定目标，形成一个编者认为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完整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这种“综合组元”的教科书格局，对我们中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3.2当时社会对语文教材的评价
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教育发展曲折，具体到语文教材领域更是如此。不过，在每一套语文教材编辑出版后，都会受到当时关心语文教育的人士的强烈关注，对语文教材进行评价，以使以后的教材编纂更合乎时代的要求和教学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中始终存在着斗争与反复。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民国初年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沿用清
末教材，而新编教材也大多和原来文选性教材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关注上，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批评显得弱一些。在辛亥革命后的七年中，政局不稳，共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为首的三次复古运动。每复古一次，关于“读经”与“尊孔”的滥调就重提一次，国文教科书的编纂也就遭到一次劫难。
1921年，美国的孟禄对中国教育作了“全面”调查以后，曾批评中国的中等教育最为薄弱。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中等教育协会，遂即研究这个问题，并对高中等教育质量作了探讨。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胡适在会上宣读了《中学国文的教授》，更引起人们对中学国文、国语教学改革的普遍关注，可以说，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语文教育研究才逐步深入到中等教育领域。
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夕，文化教育界许多著名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国文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中一些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预科，以文学革命为宗旨进行了国文教学改革试验。他认为，“到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于是抱定宗旨：“只求在短时间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做通人应作之文，及其在职业上所必作之文。”（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孙本文，对中学生读书能力进行过科学测试，对中学国文科的阅读教学做过系统研究，从而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的论文中发人深思地指
出：“课内教授仅为指导课外自读之预备；国文之主课宜于课外自读求之，不当斤斤于课内求之也。”（孙本文：《中学校之读文教授》，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7号。）像这样的从教学实践和科学实验引发的观点和理论，在“五四”时期不断涌现，对当时的教材和教法建设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上文提到的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就是受此影响而产生的。不过，这套课本，不是教育部编订的，而是由各家书局约人编辑，送教育部审定，然后颁行的。既非国定本，各地学校便可以自己选用，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在用。
为了更好的进行教材建设，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教材的选材标准。周予同曾指出，“„„许多国文教师，他自己喜欢格调文的，就拿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再选些《史记》、《左传》当教材。他自己研究藻饰文的，就拿了一部《文选》来敷衍。高明一点的，专研究周秦的学术思想，专教授诸子的文章。”他以“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为前提，暂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即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的发表思想感情，或记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与周予同持相同观点的王森然，在《京报》副刊上撰文进一步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中等学校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1.以接近学生经验，合于青年心理及青年境遇为准；2.纪述明白的；3.表情真挚的；4.思想与时代不等的；5.合于论理文法的；6.富有趣味的；
7.有关人生的；8.有美术性质的；9.研讨学术的；10.以文章内容---实
质---为主，以外形---形式---为辅。”（王森然：《中等学校国文之商榷》，载《京报》副刊，1925年5月）在当时，叶圣陶、刘半农等人也指出，中学生将来又不是个个都做文学家、语言学家，因此，“五四”以后的国文教科书，从发展的趋向来看，越来越注意到课文的“实用性”了。所以当时的一些语文教科书就明显注重职业教材，注重应用文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白话文和应用文的教材愈来愈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可是，封建复古势力千方百计地要在教材中保存腐朽没落的东西，以读经为名，力图将三纲五常、八股文等东西变相的强加给中小学生。文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如陈望道、玄庐、邵力子等人强力反对，郑重声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教育部下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但是，教材仍不统一，中学的国语、国文教材更是五光十色。有不少人认为，白话文浅俗不堪，味同嚼蜡，从而摈弃白话文教材，依然采用文言文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学语文教学是否采用文言文，以及如何采用文言文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也包含有学术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文言、白话分教，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穆济波的意见就是如此。有人则反对初中兼采文言，理由有三：⑴从文艺本身上说，从来好的文言都是国语的；⑵从思想上说，古代的文章里面没有好的思想；⑶从教育的效果上说，中国教育的无效果，古文的势力，“中学为体”的思想，实在要算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穆济波：《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的说明》，载《中等教育》2
卷，5号）孙俍工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朱自清则认为这样的观点否定了文言文的价值，他本人“是承认文言有时代价值的”：初中学生懂得“一点本国古代思潮，也未尝不是有益的事”；“现在的书报-----尤其是报-----还有许多是用文言的”；“白话的词类、兼词、成语等甚是贫乏，是不得不借材于文言；阅读文言，于了解别人文字于自己作文都有帮助”。（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7号）应当说，在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利弊问题的争论上，朱自清的观点还是较为科学的。但是，诸如此类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十年。
（围绕白话与文言的问题来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纂与批评，即使是现在仍然存在着一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