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挑战中国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赵爱民
“中国现有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7亿，到2050年将有4.3亿，届时比例将达32%左右。”8日，在广东举行的联合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高级研修班”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介绍说，我国老龄人口正以每年500多万的速度递增。
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现状和趋势如何？老年人如何发挥“余热”？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国内老龄化难题？带着相关疑问，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与会的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特鲁伊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和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主任拉贾教授。
（小题）中国每年净增500多万老年人
羊城晚报：您在报告中说，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它到底有多严重？ 特鲁伊斯：1985年时，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4.27亿，占总人口的
8.83%，到2025年，预计将升至11.71亿，而到2050年，这一数量将达20亿，占总人口比例约为21%。尽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拥有较年轻的人口，但未来30年内，他们也将经历老龄人口数量和比例的显著增加。
羊城晚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特点有什么不同？
特鲁伊斯：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的逐渐增长过程，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迅速出现。1985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56.5%（2.41亿）的老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2000年时，这一比例已达61.5%，而在2025年预计将达71.9%。
羊城晚报：中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国内残疾老年人大约有多少？ 杜鹏：去年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占总人口的12.55%，现正以每年500万至600万的速度净增；受5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影响，2014年左右，老年人数预计超2亿，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而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共有8296万人，其中残疾老年人的比例约为53%，以北京为例，当时北京共有99万残疾人，其中老人占2/3。
羊城晚报：印度的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相比有什么不同？
拉贾：两国在人口数量和老龄化特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目前印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8%，印度10%的劳动者被社保体系覆盖，中国这一数据为23%左右，都比较低。
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农村现在仍以大家庭为主，城市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口之家，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低。而在中国，农村是老人最密集的地方。 还有一点，印度的城市老人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因城市生活成本高，老人们都愿意带上养老金、想法和创意到农村去，中国一些地区如上海也有这一趋势。
（小题）放开二胎生育是未来方向
羊城晚报：从1994年与中国打交道以来，您认为中国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中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特鲁伊斯：中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做出了不懈努力，这是不可否认的。我比
较赞赏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很多老年大学，里面有漂亮的大楼和齐备的设施。但这些老年大学能不能建在农村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农村是中国老年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中国建立了很多养老院，这很好，但养老院使老人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是8年前世界老龄人口马德里大会上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社会已将他们隔离开来。当时，大会还认为，把老人送入养老院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继续在原来的社区生活。养老院是更好地帮助老人融入社会还是将其隔离？我见过很多很多敬老院，但不幸的是，这些敬老院都将老人从社会中隔离开来。
羊城晚报：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放开城市二胎生育的观点，您认为这能缓解中国老龄化问题吗？
杜鹏：控制人口数量是特定阶段内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而放开人口生育限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赞成放开二胎生育观点，但有保留地认为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途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在鼓励生育，但这三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位居世界前三，分别达22.6%、22.2%和20%。放开二胎生育可以视为合理要求，但不能将其作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式，我觉得应抛开人口老龄化，从家庭自身来考虑要几个孩子。
羊城晚报：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提出柔性延迟退休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
杜鹏：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这个政策并非针对所有人，而是“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过去的退休政策是防止一些人不愿退休，上海瞄准的是有特殊技能的这些人。其实，柔性退休或弹性退休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例如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二级教授职称的教师就可以65岁退休。
（小题）“老年人可以写点东西”
羊城晚报：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难题的呢？
杜鹏：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来因比例越来越高，日本着力发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与普通保险不同的是，它由法律强制规定，40岁以上的人必须缴纳，而等公民65岁时，将由专门机构评估老人养老、雇人服务或送养老院需花费的金额，再由相关机构支付。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我国的养老保险不同，我国的养老保险是达到一定年龄即可领取，而这个保险的领取对象仅是不能照顾自己的老人。日本的这个政策实施10余年来，基本达到了效果。2007年后，韩国和新加坡相继效仿。
羊城晚报：您认为老年人有哪些途径发挥“余热”，实现“老有所乐”？ 杜鹏：我国的1.7余亿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仅占总数的8.9%，很多人还是能够发挥“余热”的。很多尤其是农村的老人长期承担着照顾孩子、看家的任务。另外，还有很多老人为充实生活、丰富生活而去老年大学学习——这与年轻人的学习目的不同。此外，做志愿者也是很多老人的选择，相信广州亚运会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老人们应该写点东西。每个老人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把这些年轻时工作、学习、奋斗、恋爱的经历写出来，肯定能为后人提供认识长辈的机会，另外，老人在写作的同时，每个交织着苦难的奋斗过程都能衬托出快
乐。
光明日报曾开办了一个栏目叫《永久的悔》，专门接受老人对一辈子最后悔事情的回忆。其中一期是季羡林的《永久的悔》，他写道，小时候一家三口只靠半亩地生活，经常吃得极坏，按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红的”（红高粱饼子）。“白的”与他们家无缘，与“黄的”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的只有“红的”。
他在母亲身边只呆到六岁。后来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他当时很难理解：记忆中的母亲好像一辈子都没笑过。有一次回家时听对面的大婶子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对此，他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并不深刻。到高中时，逐渐理解了。但因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无法实现，于是暗下决心：一旦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还没毕业，母亲就永远离开了。季羡林最后说，他很后悔，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季羡林的这个回忆反映了“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道理。通过故事教育后人，也是老人发挥余热的方式。
（小题）链接：广东老年人数超过1000万
据广东省老龄委提供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全省户籍人口约8366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048万，占户籍总数的12.5%，且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其中，城市人口约360万，农村约688万。另外，全省88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65.3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5.8%。
省老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存在机构养老床位严重不足和居家养老服务滞后的问题。全省现有机构养老床位10.3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既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至7%，也落后于上海（2.8%）、北京（2.64%）和浙江（2.2%）等经济实力与广东相当的地区。该负责人还指出，当前广东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
（三位教授简介）
约瑟夫·特鲁伊斯，1945年生于马耳他，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老年学。出版《马耳他的老龄化现象》、《亚洲的老年女性》等专著。现任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马耳他大学社会老年学教授、欧洲老年学会主任。
杜鹏，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董事\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亚大地区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谁来养老》（主编）、《欧盟国家的老龄问题与老龄政策》、《中国农村残疾人及其社会保障》（主编）。
拉贾，出生于1959年，曾求学于伦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其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对南亚、东南亚研究甚多，出版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专著多种。现任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主任、经济与统计学教授、联合国老龄研究所特邀教授。
图yzwdll2010121108 图为与会的特鲁伊斯（中）、杜鹏（左）与拉贾三位教授。
“未富先老”挑战中国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赵爱民
“中国现有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7亿，到2050年将有4.3亿，届时比例将达32%左右。”8日，在广东举行的联合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高级研修班”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介绍说，我国老龄人口正以每年500多万的速度递增。
世界范围内的老龄化现状和趋势如何？老年人如何发挥“余热”？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国内老龄化难题？带着相关疑问，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与会的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特鲁伊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和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主任拉贾教授。
（小题）中国每年净增500多万老年人
羊城晚报：您在报告中说，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它到底有多严重？ 特鲁伊斯：1985年时，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4.27亿，占总人口的
8.83%，到2025年，预计将升至11.71亿，而到2050年，这一数量将达20亿，占总人口比例约为21%。尽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拥有较年轻的人口，但未来30年内，他们也将经历老龄人口数量和比例的显著增加。
羊城晚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特点有什么不同？
特鲁伊斯：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的逐渐增长过程，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迅速出现。1985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56.5%（2.41亿）的老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2000年时，这一比例已达61.5%，而在2025年预计将达71.9%。
羊城晚报：中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国内残疾老年人大约有多少？ 杜鹏：去年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占总人口的12.55%，现正以每年500万至600万的速度净增；受5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影响，2014年左右，老年人数预计超2亿，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而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共有8296万人，其中残疾老年人的比例约为53%，以北京为例，当时北京共有99万残疾人，其中老人占2/3。
羊城晚报：印度的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相比有什么不同？
拉贾：两国在人口数量和老龄化特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目前印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8%，印度10%的劳动者被社保体系覆盖，中国这一数据为23%左右，都比较低。
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农村现在仍以大家庭为主，城市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口之家，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低。而在中国，农村是老人最密集的地方。 还有一点，印度的城市老人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因城市生活成本高，老人们都愿意带上养老金、想法和创意到农村去，中国一些地区如上海也有这一趋势。
（小题）放开二胎生育是未来方向
羊城晚报：从1994年与中国打交道以来，您认为中国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中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特鲁伊斯：中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做出了不懈努力，这是不可否认的。我比
较赞赏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很多老年大学，里面有漂亮的大楼和齐备的设施。但这些老年大学能不能建在农村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农村是中国老年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中国建立了很多养老院，这很好，但养老院使老人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是8年前世界老龄人口马德里大会上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社会已将他们隔离开来。当时，大会还认为，把老人送入养老院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继续在原来的社区生活。养老院是更好地帮助老人融入社会还是将其隔离？我见过很多很多敬老院，但不幸的是，这些敬老院都将老人从社会中隔离开来。
羊城晚报：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放开城市二胎生育的观点，您认为这能缓解中国老龄化问题吗？
杜鹏：控制人口数量是特定阶段内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而放开人口生育限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赞成放开二胎生育观点，但有保留地认为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途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在鼓励生育，但这三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位居世界前三，分别达22.6%、22.2%和20%。放开二胎生育可以视为合理要求，但不能将其作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式，我觉得应抛开人口老龄化，从家庭自身来考虑要几个孩子。
羊城晚报：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提出柔性延迟退休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
杜鹏：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这个政策并非针对所有人，而是“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过去的退休政策是防止一些人不愿退休，上海瞄准的是有特殊技能的这些人。其实，柔性退休或弹性退休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例如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二级教授职称的教师就可以65岁退休。
（小题）“老年人可以写点东西”
羊城晚报：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难题的呢？
杜鹏：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来因比例越来越高，日本着力发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与普通保险不同的是，它由法律强制规定，40岁以上的人必须缴纳，而等公民65岁时，将由专门机构评估老人养老、雇人服务或送养老院需花费的金额，再由相关机构支付。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我国的养老保险不同，我国的养老保险是达到一定年龄即可领取，而这个保险的领取对象仅是不能照顾自己的老人。日本的这个政策实施10余年来，基本达到了效果。2007年后，韩国和新加坡相继效仿。
羊城晚报：您认为老年人有哪些途径发挥“余热”，实现“老有所乐”？ 杜鹏：我国的1.7余亿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仅占总数的8.9%，很多人还是能够发挥“余热”的。很多尤其是农村的老人长期承担着照顾孩子、看家的任务。另外，还有很多老人为充实生活、丰富生活而去老年大学学习——这与年轻人的学习目的不同。此外，做志愿者也是很多老人的选择，相信广州亚运会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老人们应该写点东西。每个老人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把这些年轻时工作、学习、奋斗、恋爱的经历写出来，肯定能为后人提供认识长辈的机会，另外，老人在写作的同时，每个交织着苦难的奋斗过程都能衬托出快
乐。
光明日报曾开办了一个栏目叫《永久的悔》，专门接受老人对一辈子最后悔事情的回忆。其中一期是季羡林的《永久的悔》，他写道，小时候一家三口只靠半亩地生活，经常吃得极坏，按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红的”（红高粱饼子）。“白的”与他们家无缘，与“黄的”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的只有“红的”。
他在母亲身边只呆到六岁。后来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他当时很难理解：记忆中的母亲好像一辈子都没笑过。有一次回家时听对面的大婶子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对此，他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并不深刻。到高中时，逐渐理解了。但因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无法实现，于是暗下决心：一旦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还没毕业，母亲就永远离开了。季羡林最后说，他很后悔，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季羡林的这个回忆反映了“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道理。通过故事教育后人，也是老人发挥余热的方式。
（小题）链接：广东老年人数超过1000万
据广东省老龄委提供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全省户籍人口约8366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048万，占户籍总数的12.5%，且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其中，城市人口约360万，农村约688万。另外，全省88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65.3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5.8%。
省老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存在机构养老床位严重不足和居家养老服务滞后的问题。全省现有机构养老床位10.3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既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至7%，也落后于上海（2.8%）、北京（2.64%）和浙江（2.2%）等经济实力与广东相当的地区。该负责人还指出，当前广东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
（三位教授简介）
约瑟夫·特鲁伊斯，1945年生于马耳他，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老年学。出版《马耳他的老龄化现象》、《亚洲的老年女性》等专著。现任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马耳他大学社会老年学教授、欧洲老年学会主任。
杜鹏，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董事\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亚大地区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谁来养老》（主编）、《欧盟国家的老龄问题与老龄政策》、《中国农村残疾人及其社会保障》（主编）。
拉贾，出生于1959年，曾求学于伦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其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对南亚、东南亚研究甚多，出版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专著多种。现任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主任、经济与统计学教授、联合国老龄研究所特邀教授。
图yzwdll2010121108 图为与会的特鲁伊斯（中）、杜鹏（左）与拉贾三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