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皇庄自成化始立，即迅速蔓延，造成局部地区深重的社会灾难。尽管统治当局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努力缓和其所激化的社会问题，但封建统治权力不断膨胀的贪欲使其自身无法克服这一问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虽然在弘治、嘉靖、隆庆时有所缓和，但很快其成果就在正德、万历时被削弱，进而成为明代社会积重难返的重要因素与表征，从而使明代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最终丧失了自我调试能力，引起一波波的农民暴动。
[关键词]皇庄;皇权;恶化
明代皇庄是明朝发展过程中一件重要的历史事物，它从产生伊始就令明朝的统治者欲罢不能，最终以至到无法收拾的境地。它对明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笔者感到有梳理的必要性，由于它是直接涉及到封建土地的问题，所以应该是透视明朝封建统治基础的一个独特视野，若能从中有所收获的话，对于结合历史教训思考当下三农与国家土地问题亦应该有所裨益。所以笔者不揣粗陋，着手对此问题做一相对完整的考察，不在哗众取宠，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现问题，提升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明代皇庄尽管到中期才露出水面，但其蔓延之迅猛，流毒之剧烈，着实令时人与后人始料不及。学术界普遍较能接受的观点是皇庄始设于宪宗即位之初，其中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有典型的代表性，即认为天顺八（1464）年，英宗死，宪宗即位，“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揆为宫中庄田，……此为宫闱庄田之始”（1）。从此以后，皇庄即在京畿地区迅速蔓延开来。进入了恶性发展时期。《明史》卷185《李敏传》载宪宗末年名臣李敏即痛陈：“今畿辅皇庄五，为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三百三十有二，为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2）到正德时统治当局扩张皇庄的规模与速度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中仅刘宦官刘瑾当权几年中即“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3）据史料统计，武宗正德时皇庄土地竟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数字之巨与所在地区与民田之比例竟达一比四点四，着实令人为之咋舌。顾炎武曾统计后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皇庄之岁入，各王府之禄赋，几与惟正之供埒。”（4）
这一时期皇庄不仅规模浩大，管理亦堪称黑暗无比。皇庄劳动者在诏令中称之为“佃仆”，身份世袭，世代不得脱离佃籍，可谓永无明日。佃仆负担远较一般佃户为重，皇庄田既需负担国家赋税，又要上缴田租，实际上是“一田两税”（5）。当时的明代官方文献曾明确记载，皇庄田租能三倍于民田，嘉靖元年为民请命的御史王琳和安陆州知州王槐曾痛切奏言：“查庄田税银亩八分，三倍民田”（6）后世地方志也曾有明确记载：“小民既入国课，复征庄课，一田两税已不堪命。而奸书积校多方掊克，尤甚于公家之征。”（7）“一有拖欠告争，械拷百出，必至破家乃已，甚苦之。”（8）明朝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多次指出管理皇庄的宦官校尉之毒恶。《明史・食货志・田制》曾记载户部尚书李敏的激扬陈词：“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到万历朝这种情形更加严重：“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以至有识之士一再喟叹：“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9）
笔者也注意到很多学者对于皇庄与庄田概念内涵与外延有所争议，这固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更愿意相信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并非不可逾越，因为在笔者所掌握的一些史料中可以明确地探视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全是来自对官田的拨占与对民田的侵夺。官田拨占的形势之剧以到，到明朝中期明太祖曾自以为豪的官家屯田即被侵蠹得面目全非了。《明史・兵志・马政》中曾明确记载到弘治年间由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v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并明确放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可见这些庄田侵占之前俱应属于官家牧地，但该处史料亦同时明确记载“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10）可见侵占势力之炽烈。官田尚如此，民田在野蛮的权势面前就更无什么保障可言了。《明史・商辂传》曾明确记载这样一个事例：“成化时，仁寿太后庄户与民争田，帝欲徙民塞外。”（11）可见小民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无常。实际情形一如《明史・食货志・田制》所明确承认：“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12）尤其是到后期更是如此，明神宗封藩爱子朱常洵于河南赐田四万顷，倾几省之力尚不足以足数，一如刘健所言“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13）。宦官、宗室所占庄田看似与皇庄无涉，实际并不相远，有时就变成皇庄或由皇庄变成王庄。早在宪宗朝就有这样的例子。《明史・李敏传》记载“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既得罪，率辞而归之官，罪重者夺之，然不以赋民。”（14）此处既“不以赋民”当然为皇室所中饱而已。嘉靖朝亦有，《明史・赵璜传》明确记载，“刘瑾创元明宫，糜财数十万，瑾死，奸人献为皇庄。帝即位，斥以予民，既而中旨令仍旧。”（15）这亦是典型的一例。再有明晚期的潞王就藩前的王庄即是顺手纳入皇庄的，潞简王翊�H“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16）实际上最大的一宗王庄变皇庄即是正德皇帝死后无嗣嘉靖皇帝以旁系入统后将自己的兴王庄一变而为皇庄。这处王庄始自弘治七年改封到湖北安陆时仅四百四十顷，但到嘉靖二十一年已经膨胀到田地八千四百四顷六十一亩，这还不算房产，据《兴都志》载仅初期府城内及旧口庄、洋子庄、盛家店、丰乐河庄等处就有收租店房二千二百九十九间半。而到了明末这一数字再次冲高，据清代地方志统治竟达一万零六百十一顷三十三亩之巨。
正因急剧膨胀的皇庄已经危及到社会平衡，所以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最高统治者能在此问题做出一定限度的让步。成化时大学士商辂曾劝宪宗：“天子以天下为家，安用皇庄为。”更有坚刻如言官秦金者对嘉靖皇帝所言：“奈何剥民以益上”（17）大臣夏言亦“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在这样的舆论之下，某些皇帝如孝宗、世宗与穆宗先后做出一些让步，其中尤其以嘉靖初期的成效最大。世宗即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外藩入嗣的政治困境期望有所振作，“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从这个意义上皇庄就失去了法律依据，这项政策在嘉靖朝还获得一定时期的坚持，“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乃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荐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遗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余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征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征收有制，民害少衰止。”（18）在夏言等人的努力下嘉靖初年退还皇庄侵占北直录八府的大部分土地，“至季年止存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官地六十三处，计地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四十七亩零，例定每亩征银三分，而皇庄之名及管庄内官俱罢。”（19）较之正德时的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退还数目可称是惊人的。 尽管嘉靖初年的成效很显著，但最高统治当局的让步是被动的，所以不仅难以持之以恒，甚至不久就出现了反弹。其中着实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北直隶地区在大刀阔斧地清退，但正如上文所说嘉靖一朝其所龙兴之地的安陆地区皇庄不仅未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学者后来根据地方志材料统计得出这样的惊人结果：嘉靖十一年承天府（包括钟祥、京山、潜江、景陵、当阳五县和河阳、荆门二州）的全部民田仅是一万九千四百余顷，安陆皇庄和全府民田的比例竟是一比一点八。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京畿地区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由此可见世宗皇帝的新政多么的虚伪。更为恶劣的是，其继任者一代比一代贪暴。隆庆时言官一点不客气地指责穆宗皇帝“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皇庄则亲收子粒”但指责归指责，结果还是“疏入，不报。”（20）穆宗皇帝干脆来个听之任之，不予理睬。到万历时，皇庄恶性发展的势头再也无从遏制了。万历张养蒙极谏时政阙失时公然为指责“中使纷然四出，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言不温。”（21）皇庄的搜刮也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神宗“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22）
皇庄所以如此大肆吞噬社会财富，其原因不外乎明代中后期最高统治者的贪欲难填沟壑，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在于明代残暴的专制权力在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光是明代后期宫内太监十万宫女七千的庞大数量就可以说明要维系这样专制统治，自然需要巨大的财政收入，而被权力所武装起来的皇室即通过皇庄这种的直接掠夺的手段来快捷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专制权力黑暗统治的表现与说明，也是专制权力运行自己的权力中予智予雄的自我迷信与予取予夺的丑恶嘴脸。这样的恶性循环直到其自身倒下或将自身吞噬前自然不应该有较理想的预期，那无异于与虎谋皮。
（指导教师：解洪兴）
注释：
（1）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2）《明史》卷185《李敏传》
（3）《明史》卷304《刘瑾传》
（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册，《湖广下・承天府志・田赋》
（5）《同治钟样县志》，卷四，《田赋》
（6）《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元年七月丁巳条
（7）《康熙京山县志》，卷一九，《艺文志・奏疏》
（8）《康熙潜江县志》，卷九，《赋役志》《康熙潜江县志》，卷九，《赋役志》
（9）《明史・食货志・田制》
（10）《明史》卷92《兵志・马政》
（11）《明史》卷176《商辂》
（12）《明史》卷77《食货志・田制》
（13）《明史》卷120《刘健传》
（14）《明史》卷185《李敏》
（15）《明史》卷194《赵璜传》
（16）《明史》卷120《刘健传》
（17）《明史》卷194《秦金》
（18）《明史》卷77《食货志・田制》
（19）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20）《明史》卷215《周弘祖传》
（21）《明史》卷235《张养蒙》
（22）《明史》卷236《江东之传》
作者简介：丹丹，1993年出生，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摘 要]明代皇庄自成化始立，即迅速蔓延，造成局部地区深重的社会灾难。尽管统治当局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努力缓和其所激化的社会问题，但封建统治权力不断膨胀的贪欲使其自身无法克服这一问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虽然在弘治、嘉靖、隆庆时有所缓和，但很快其成果就在正德、万历时被削弱，进而成为明代社会积重难返的重要因素与表征，从而使明代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最终丧失了自我调试能力，引起一波波的农民暴动。
[关键词]皇庄;皇权;恶化
明代皇庄是明朝发展过程中一件重要的历史事物，它从产生伊始就令明朝的统治者欲罢不能，最终以至到无法收拾的境地。它对明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笔者感到有梳理的必要性，由于它是直接涉及到封建土地的问题，所以应该是透视明朝封建统治基础的一个独特视野，若能从中有所收获的话，对于结合历史教训思考当下三农与国家土地问题亦应该有所裨益。所以笔者不揣粗陋，着手对此问题做一相对完整的考察，不在哗众取宠，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现问题，提升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明代皇庄尽管到中期才露出水面，但其蔓延之迅猛，流毒之剧烈，着实令时人与后人始料不及。学术界普遍较能接受的观点是皇庄始设于宪宗即位之初，其中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有典型的代表性，即认为天顺八（1464）年，英宗死，宪宗即位，“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揆为宫中庄田，……此为宫闱庄田之始”（1）。从此以后，皇庄即在京畿地区迅速蔓延开来。进入了恶性发展时期。《明史》卷185《李敏传》载宪宗末年名臣李敏即痛陈：“今畿辅皇庄五，为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三百三十有二，为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2）到正德时统治当局扩张皇庄的规模与速度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中仅刘宦官刘瑾当权几年中即“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3）据史料统计，武宗正德时皇庄土地竟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数字之巨与所在地区与民田之比例竟达一比四点四，着实令人为之咋舌。顾炎武曾统计后得出过这样的结论：“皇庄之岁入，各王府之禄赋，几与惟正之供埒。”（4）
这一时期皇庄不仅规模浩大，管理亦堪称黑暗无比。皇庄劳动者在诏令中称之为“佃仆”，身份世袭，世代不得脱离佃籍，可谓永无明日。佃仆负担远较一般佃户为重，皇庄田既需负担国家赋税，又要上缴田租，实际上是“一田两税”（5）。当时的明代官方文献曾明确记载，皇庄田租能三倍于民田，嘉靖元年为民请命的御史王琳和安陆州知州王槐曾痛切奏言：“查庄田税银亩八分，三倍民田”（6）后世地方志也曾有明确记载：“小民既入国课，复征庄课，一田两税已不堪命。而奸书积校多方掊克，尤甚于公家之征。”（7）“一有拖欠告争，械拷百出，必至破家乃已，甚苦之。”（8）明朝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多次指出管理皇庄的宦官校尉之毒恶。《明史・食货志・田制》曾记载户部尚书李敏的激扬陈词：“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到万历朝这种情形更加严重：“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以至有识之士一再喟叹：“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9）
笔者也注意到很多学者对于皇庄与庄田概念内涵与外延有所争议，这固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更愿意相信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并非不可逾越，因为在笔者所掌握的一些史料中可以明确地探视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全是来自对官田的拨占与对民田的侵夺。官田拨占的形势之剧以到，到明朝中期明太祖曾自以为豪的官家屯田即被侵蠹得面目全非了。《明史・兵志・马政》中曾明确记载到弘治年间由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v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并明确放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可见这些庄田侵占之前俱应属于官家牧地，但该处史料亦同时明确记载“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10）可见侵占势力之炽烈。官田尚如此，民田在野蛮的权势面前就更无什么保障可言了。《明史・商辂传》曾明确记载这样一个事例：“成化时，仁寿太后庄户与民争田，帝欲徙民塞外。”（11）可见小民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无常。实际情形一如《明史・食货志・田制》所明确承认：“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12）尤其是到后期更是如此，明神宗封藩爱子朱常洵于河南赐田四万顷，倾几省之力尚不足以足数，一如刘健所言“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13）。宦官、宗室所占庄田看似与皇庄无涉，实际并不相远，有时就变成皇庄或由皇庄变成王庄。早在宪宗朝就有这样的例子。《明史・李敏传》记载“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既得罪，率辞而归之官，罪重者夺之，然不以赋民。”（14）此处既“不以赋民”当然为皇室所中饱而已。嘉靖朝亦有，《明史・赵璜传》明确记载，“刘瑾创元明宫，糜财数十万，瑾死，奸人献为皇庄。帝即位，斥以予民，既而中旨令仍旧。”（15）这亦是典型的一例。再有明晚期的潞王就藩前的王庄即是顺手纳入皇庄的，潞简王翊�H“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16）实际上最大的一宗王庄变皇庄即是正德皇帝死后无嗣嘉靖皇帝以旁系入统后将自己的兴王庄一变而为皇庄。这处王庄始自弘治七年改封到湖北安陆时仅四百四十顷，但到嘉靖二十一年已经膨胀到田地八千四百四顷六十一亩，这还不算房产，据《兴都志》载仅初期府城内及旧口庄、洋子庄、盛家店、丰乐河庄等处就有收租店房二千二百九十九间半。而到了明末这一数字再次冲高，据清代地方志统治竟达一万零六百十一顷三十三亩之巨。
正因急剧膨胀的皇庄已经危及到社会平衡，所以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最高统治者能在此问题做出一定限度的让步。成化时大学士商辂曾劝宪宗：“天子以天下为家，安用皇庄为。”更有坚刻如言官秦金者对嘉靖皇帝所言：“奈何剥民以益上”（17）大臣夏言亦“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在这样的舆论之下，某些皇帝如孝宗、世宗与穆宗先后做出一些让步，其中尤其以嘉靖初期的成效最大。世宗即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外藩入嗣的政治困境期望有所振作，“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从这个意义上皇庄就失去了法律依据，这项政策在嘉靖朝还获得一定时期的坚持，“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乃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荐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遗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余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征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征收有制，民害少衰止。”（18）在夏言等人的努力下嘉靖初年退还皇庄侵占北直录八府的大部分土地，“至季年止存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官地六十三处，计地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四十七亩零，例定每亩征银三分，而皇庄之名及管庄内官俱罢。”（19）较之正德时的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退还数目可称是惊人的。 尽管嘉靖初年的成效很显著，但最高统治当局的让步是被动的，所以不仅难以持之以恒，甚至不久就出现了反弹。其中着实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北直隶地区在大刀阔斧地清退，但正如上文所说嘉靖一朝其所龙兴之地的安陆地区皇庄不仅未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学者后来根据地方志材料统计得出这样的惊人结果：嘉靖十一年承天府（包括钟祥、京山、潜江、景陵、当阳五县和河阳、荆门二州）的全部民田仅是一万九千四百余顷，安陆皇庄和全府民田的比例竟是一比一点八。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京畿地区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由此可见世宗皇帝的新政多么的虚伪。更为恶劣的是，其继任者一代比一代贪暴。隆庆时言官一点不客气地指责穆宗皇帝“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皇庄则亲收子粒”但指责归指责，结果还是“疏入，不报。”（20）穆宗皇帝干脆来个听之任之，不予理睬。到万历时，皇庄恶性发展的势头再也无从遏制了。万历张养蒙极谏时政阙失时公然为指责“中使纷然四出，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言不温。”（21）皇庄的搜刮也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神宗“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22）
皇庄所以如此大肆吞噬社会财富，其原因不外乎明代中后期最高统治者的贪欲难填沟壑，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在于明代残暴的专制权力在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光是明代后期宫内太监十万宫女七千的庞大数量就可以说明要维系这样专制统治，自然需要巨大的财政收入，而被权力所武装起来的皇室即通过皇庄这种的直接掠夺的手段来快捷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专制权力黑暗统治的表现与说明，也是专制权力运行自己的权力中予智予雄的自我迷信与予取予夺的丑恶嘴脸。这样的恶性循环直到其自身倒下或将自身吞噬前自然不应该有较理想的预期，那无异于与虎谋皮。
（指导教师：解洪兴）
注释：
（1）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2）《明史》卷185《李敏传》
（3）《明史》卷304《刘瑾传》
（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册，《湖广下・承天府志・田赋》
（5）《同治钟样县志》，卷四，《田赋》
（6）《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元年七月丁巳条
（7）《康熙京山县志》，卷一九，《艺文志・奏疏》
（8）《康熙潜江县志》，卷九，《赋役志》《康熙潜江县志》，卷九，《赋役志》
（9）《明史・食货志・田制》
（10）《明史》卷92《兵志・马政》
（11）《明史》卷176《商辂》
（12）《明史》卷77《食货志・田制》
（13）《明史》卷120《刘健传》
（14）《明史》卷185《李敏》
（15）《明史》卷194《赵璜传》
（16）《明史》卷120《刘健传》
（17）《明史》卷194《秦金》
（18）《明史》卷77《食货志・田制》
（19）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20）《明史》卷215《周弘祖传》
（21）《明史》卷235《张养蒙》
（22）《明史》卷236《江东之传》
作者简介：丹丹，1993年出生，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