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张中行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前不久我去家中叩访,言谈间虽说不复当年的敏捷,但思路依然很清晰,难得了。我带着先生的《负暄三话》,展开,扉页题记着当时买书的情景。先生饶有兴味地一看再看,根本不需老花镜。我问看的真么?先生点头。   未了,提笔,在书上先生欣然题下:“柴福善先生驾临寒舍”,署名及年月日。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手虽略有颤抖,而字却清清楚楚,比照先生当年其他签字,几乎一般无二,当然,字里行间隐隐透露着的,是先生一贯的谦逊与平和。   望百之人,康健尚且如此,也是人生大幸了。            二             记得先生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精心读书,不负先辈所望,终于由那条泥泞坎坷的乡间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1935年毕业,为稻粱谋,也曾东奔西走,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最后落脚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终身。   编辑只是先生的谋生职业,其实先生主要精力在治学,一生广为博览,而且博闻强记,不仅涉及文史,还通及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自诩为“杂家”,而杂中又较专者,先生认为是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   先生与季羡林、金克木世称“燕园三老”。而今金先生已驾鹤西归,先生两岁且已九十二岁的季老,与先生一样依然精神矍铄,且笔耕不辍。   季老称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概一指先生学识修养,二指先生为人品格,三指先生等身著作了。季老深知先生,所言应该不谬。其实,季老本身何尝不是同先生一样的高人!   先生生于帝制,长于忧患,又经历次政治运动,可谓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而先生寂然沉浮于社会一角,并未消沉,利用一切可能,潜心治学,淡泊为人,远离官场,终于在耄耋之年才情得以彻底抒发,真是厚积而薄发了。   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几年间相继写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匝生论》、《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多本著作,或写旧人旧事,或谈论学问,或研究人生哲理。其古朴文风,渊博学识,读来具有“五四”遗风,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其作品一版再版,有“新世说新语”、“当代中国论语”之誉。先生这种奇特现象,被称作中国文坛“老旋风”。   可以说,先生盛年不盛,而晚年挥笔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想古人面对人生的黄昏,只作“只是近黄昏”的无奈叹息,而先生挥写人生,竟把自己的黄昏涂抹得霞光满天,辉煌灿烂了!读先生文章,虽似篱下闲淡,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显着博大精深。   先生本来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干世界,谈禅论佛,评儒议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还是季老说得好,“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而“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先生不以为然,淡而一笑:“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这是大智者沉思之中没忘的一点幽默罢了。            五         有个男人,因妻子背叛了他,苦恼至极,思谋着离婚。   面对危机,这时那男人读了先生们顷生论》“家庭”、“婚姻”后,幡然觉悟,毅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妻子。先生一本书,拯救了一个行将破裂的家庭。   先生定是始料未及了,若先生闻悉,是否欣然一笑呢?而心田与那男人当一起幸福了吧。          六            而后那男人以感激之情,作《张中行救了我一家》文,坦然道出事情始末及心底隐秘。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用于先生,不为过。 先生平日喜爱饮酒,尤其喜爱“二锅头”,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位年轻人,因景仰而送先生一瓶“人头马”,可先生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   一天,先生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一千八百元的天价,便惊讶地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一百八十块,先生实在难以下口;思谋送人又有巴结讨好他人之嫌,而卖掉换钱又觉对不起年轻人。先生由此想到时下谁人在喝“人头马”,喝者钱自何处来?   面对一瓶洋酒,先生就这样左思右想,由己及人,由眼前及社会,甚至忧起国与民。体现了先生“率性之谓道”的真诚人格,可算得先生一桩轶事。             七            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抱身,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先生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安然平和。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夫人乃世家独女,清秀委婉,与先生同属猢狲,而年长先生一个半月,故先生亲切地称夫人为“姐”。二人相濡以沫,相依相爱地厮守了大半个世纪。可惜夫人已先先生而去了。          八      先生是杨沫前夫,共同生活五年,后来由于“道不同”而分手。先生对此事一向不以为然。 杨沫名著《青春之歌》中塑造的落后、自私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据说是以先生为原型。先生总觉自己一生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况且杨沫也曾向先生解释:小说就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先生觉得是这样,可又想如果自己写小说,不会这样做。   “文革”浩劫中,来人找先生调查杨沫,无论怎样威吓辱骂,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她后来得悉,想不到先生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会说她好话,探表钦佩。   这就是先生的品格与襟怀。   后来读先生《流年碎影》与杨沫《青蓝园》,都谈及这段爱情,还是先生所言:“共参之”吧。             九   先生学名张培,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培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   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   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先生没说,我也不好妄猜。          十          先生兴趣广泛,自己说主要是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   先生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不少书法及讲书法评书法的书,后又多有临池。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我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幅先生书写的古诗。到头来,先生却一言以蔽之,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   那么,先生写出的具有卓识与深情,且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当代所罕有的文章,不也出自同一个“左撇子”么?先生曾拿出才写完的手稿《螳螂》,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文面干净利落,只偶尔涂改,也是改的一丝不苟。先生笑笑,“这还算乱的呢。”告诉我写东西想好了一稿成,不再誊抄。这一稿成的文章且不许编辑改动,担心改错了。这就是先生,一般人谁有这般定力呢?而这一稿成不也是“左撇子”所为?   藏砚。对砚,先生自有独到眼力,当然还要辅之以手,而且主要是左手食指,所谓眼手齐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直有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一生究竟多少藏砚,先生没透露,我自然无从得知。而先生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可约略渗透些家底。   我与先生坐,先生随手取出一方古砚,略长,手掌大小,好像记得先生说是端砚,可惜我那时对砚一无所知,便未能细听先生砚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而先生在八十八岁写《铁砚斋赏砚记》时,还说“我就年岁已经是‘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如果阅市遇见,价钱为力所能及,也许仍会倾阮囊,高高兴兴抱回家吧?”先生无疑对砚是一往情深了。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广泛的兴趣,就是先生的闲情。孙犁先生曾说,“人不能没有闲情。”而这些闲情,或许在无形中成就着先生吧。            十一   先生几次来我的故乡京郊平谷,陪着先生游览名胜金海湖、大峡谷。十多年过去了,先生九十四岁高龄,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看了一个很大的湖”。   过去北京有“五项两山”之说,“两山”,即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丫髻山就在平谷,北方著名道教胜地,兴于元,盛于明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驾临进香。先生也步前人尘迹,上了丫髻山,那年恰巧八十四岁。走到山腰回香亭,便手搭凉棚,向山顶眺望牛晌。   先生一定系念山顶,而力已感不足了。下山,俯身拾得一块丫髻石,不经意竟被先生写进《自欺而不欺人》的文中:“于是我为的无益之事就只能是,用佛家的话说,诸无情。这可以高,如古名人的书画,可以低,如最近由平谷县丫髻山拾来的猪肝色带青花的石块,等等就是。”   区区一块顽石,有幸人得先生笔下,润了先生灵气,也当自豪了。不仅如此,先生当时下山歇息,略一沉思,在一张名片后写了“束髻得道,没齿成仙”。不久,又寄来一联:“地府惩顽神道设教,仙山兴善世风趋淳”。先生对丫髻山情有独钟啊!   这联早巳镌刻回香亭了,而那“名片”,我依然珍藏着。   说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非夸大与溢美之辞。   到底先生学问有多大?陪着先生,听先生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天南诲北随意谈天,根本就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那就一本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从头至尾读先生作品,渎后更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老子有“大象无形”之语,语于先生再恰切不过了。而先生以为“一事无成两鬓斑”只好“安之若命”了,当是先生“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的自谦。   先生毕竟九十四岁高龄了,近二十年来,几乎已把一生的所思所感所历都写尽了,可以释怀一切,微笑着安享清福颐养天年。按先生“中寿及十年,上寿近百年”之说,先生无疑已属上寿。“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先生每一念及这清人诗句,不禁为之慨然。   人生总有遗憾,而先生则遗而无憾了吧?

         一         张中行,当代大学者。   先生今年九十四岁了,前不久我去家中叩访,言谈间虽说不复当年的敏捷,但思路依然很清晰,难得了。我带着先生的《负暄三话》,展开,扉页题记着当时买书的情景。先生饶有兴味地一看再看,根本不需老花镜。我问看的真么?先生点头。   未了,提笔,在书上先生欣然题下:“柴福善先生驾临寒舍”,署名及年月日。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手虽略有颤抖,而字却清清楚楚,比照先生当年其他签字,几乎一般无二,当然,字里行间隐隐透露着的,是先生一贯的谦逊与平和。   望百之人,康健尚且如此,也是人生大幸了。            二             记得先生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精心读书,不负先辈所望,终于由那条泥泞坎坷的乡间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1935年毕业,为稻粱谋,也曾东奔西走,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最后落脚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终身。   编辑只是先生的谋生职业,其实先生主要精力在治学,一生广为博览,而且博闻强记,不仅涉及文史,还通及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自诩为“杂家”,而杂中又较专者,先生认为是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   先生与季羡林、金克木世称“燕园三老”。而今金先生已驾鹤西归,先生两岁且已九十二岁的季老,与先生一样依然精神矍铄,且笔耕不辍。   季老称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概一指先生学识修养,二指先生为人品格,三指先生等身著作了。季老深知先生,所言应该不谬。其实,季老本身何尝不是同先生一样的高人!   先生生于帝制,长于忧患,又经历次政治运动,可谓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而先生寂然沉浮于社会一角,并未消沉,利用一切可能,潜心治学,淡泊为人,远离官场,终于在耄耋之年才情得以彻底抒发,真是厚积而薄发了。   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几年间相继写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匝生论》、《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多本著作,或写旧人旧事,或谈论学问,或研究人生哲理。其古朴文风,渊博学识,读来具有“五四”遗风,引起社会广泛影响,其作品一版再版,有“新世说新语”、“当代中国论语”之誉。先生这种奇特现象,被称作中国文坛“老旋风”。   可以说,先生盛年不盛,而晚年挥笔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想古人面对人生的黄昏,只作“只是近黄昏”的无奈叹息,而先生挥写人生,竟把自己的黄昏涂抹得霞光满天,辉煌灿烂了!读先生文章,虽似篱下闲淡,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显着博大精深。   先生本来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干世界,谈禅论佛,评儒议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还是季老说得好,“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而“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先生不以为然,淡而一笑:“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这是大智者沉思之中没忘的一点幽默罢了。            五         有个男人,因妻子背叛了他,苦恼至极,思谋着离婚。   面对危机,这时那男人读了先生们顷生论》“家庭”、“婚姻”后,幡然觉悟,毅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妻子。先生一本书,拯救了一个行将破裂的家庭。   先生定是始料未及了,若先生闻悉,是否欣然一笑呢?而心田与那男人当一起幸福了吧。          六            而后那男人以感激之情,作《张中行救了我一家》文,坦然道出事情始末及心底隐秘。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用于先生,不为过。 先生平日喜爱饮酒,尤其喜爱“二锅头”,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位年轻人,因景仰而送先生一瓶“人头马”,可先生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   一天,先生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一千八百元的天价,便惊讶地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一百八十块,先生实在难以下口;思谋送人又有巴结讨好他人之嫌,而卖掉换钱又觉对不起年轻人。先生由此想到时下谁人在喝“人头马”,喝者钱自何处来?   面对一瓶洋酒,先生就这样左思右想,由己及人,由眼前及社会,甚至忧起国与民。体现了先生“率性之谓道”的真诚人格,可算得先生一桩轶事。             七            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抱身,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先生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安然平和。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夫人乃世家独女,清秀委婉,与先生同属猢狲,而年长先生一个半月,故先生亲切地称夫人为“姐”。二人相濡以沫,相依相爱地厮守了大半个世纪。可惜夫人已先先生而去了。          八      先生是杨沫前夫,共同生活五年,后来由于“道不同”而分手。先生对此事一向不以为然。 杨沫名著《青春之歌》中塑造的落后、自私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据说是以先生为原型。先生总觉自己一生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况且杨沫也曾向先生解释:小说就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先生觉得是这样,可又想如果自己写小说,不会这样做。   “文革”浩劫中,来人找先生调查杨沫,无论怎样威吓辱骂,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她后来得悉,想不到先生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会说她好话,探表钦佩。   这就是先生的品格与襟怀。   后来读先生《流年碎影》与杨沫《青蓝园》,都谈及这段爱情,还是先生所言:“共参之”吧。             九   先生学名张培,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培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   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   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先生没说,我也不好妄猜。          十          先生兴趣广泛,自己说主要是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   先生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不少书法及讲书法评书法的书,后又多有临池。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我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幅先生书写的古诗。到头来,先生却一言以蔽之,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   那么,先生写出的具有卓识与深情,且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当代所罕有的文章,不也出自同一个“左撇子”么?先生曾拿出才写完的手稿《螳螂》,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文面干净利落,只偶尔涂改,也是改的一丝不苟。先生笑笑,“这还算乱的呢。”告诉我写东西想好了一稿成,不再誊抄。这一稿成的文章且不许编辑改动,担心改错了。这就是先生,一般人谁有这般定力呢?而这一稿成不也是“左撇子”所为?   藏砚。对砚,先生自有独到眼力,当然还要辅之以手,而且主要是左手食指,所谓眼手齐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直有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一生究竟多少藏砚,先生没透露,我自然无从得知。而先生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可约略渗透些家底。   我与先生坐,先生随手取出一方古砚,略长,手掌大小,好像记得先生说是端砚,可惜我那时对砚一无所知,便未能细听先生砚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而先生在八十八岁写《铁砚斋赏砚记》时,还说“我就年岁已经是‘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如果阅市遇见,价钱为力所能及,也许仍会倾阮囊,高高兴兴抱回家吧?”先生无疑对砚是一往情深了。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广泛的兴趣,就是先生的闲情。孙犁先生曾说,“人不能没有闲情。”而这些闲情,或许在无形中成就着先生吧。            十一   先生几次来我的故乡京郊平谷,陪着先生游览名胜金海湖、大峡谷。十多年过去了,先生九十四岁高龄,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看了一个很大的湖”。   过去北京有“五项两山”之说,“两山”,即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丫髻山就在平谷,北方著名道教胜地,兴于元,盛于明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驾临进香。先生也步前人尘迹,上了丫髻山,那年恰巧八十四岁。走到山腰回香亭,便手搭凉棚,向山顶眺望牛晌。   先生一定系念山顶,而力已感不足了。下山,俯身拾得一块丫髻石,不经意竟被先生写进《自欺而不欺人》的文中:“于是我为的无益之事就只能是,用佛家的话说,诸无情。这可以高,如古名人的书画,可以低,如最近由平谷县丫髻山拾来的猪肝色带青花的石块,等等就是。”   区区一块顽石,有幸人得先生笔下,润了先生灵气,也当自豪了。不仅如此,先生当时下山歇息,略一沉思,在一张名片后写了“束髻得道,没齿成仙”。不久,又寄来一联:“地府惩顽神道设教,仙山兴善世风趋淳”。先生对丫髻山情有独钟啊!   这联早巳镌刻回香亭了,而那“名片”,我依然珍藏着。   说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非夸大与溢美之辞。   到底先生学问有多大?陪着先生,听先生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天南诲北随意谈天,根本就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那就一本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从头至尾读先生作品,渎后更不知先生学问有多大。老子有“大象无形”之语,语于先生再恰切不过了。而先生以为“一事无成两鬓斑”只好“安之若命”了,当是先生“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的自谦。   先生毕竟九十四岁高龄了,近二十年来,几乎已把一生的所思所感所历都写尽了,可以释怀一切,微笑着安享清福颐养天年。按先生“中寿及十年,上寿近百年”之说,先生无疑已属上寿。“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先生每一念及这清人诗句,不禁为之慨然。   人生总有遗憾,而先生则遗而无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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