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双十二”。我问他们“双十二”还是什么日子，却都答不上来。感谢杜毅、杜颖女士给笔会的专稿，它唤醒了很多与爱国、卫国、建国有关的可歌可泣的记忆，让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对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杜重远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来的又一个网购日——那一段历史的分量，比你买的任何东西，都要沉重得多。
——编者
杜重远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爱国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颖为杜重远之女。图为1937年杜重远（后排左一）陪刚刚获释的“七君子”看望马相伯。
“爸爸去哪儿了？”
——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杜毅 杜颖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亲子活动标题：《爸爸去哪儿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记忆深处：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三岁了，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病中的三个失怙儿女从新疆护送回到上海，住进了爸妈当年的婚房，也是为爱国人士及地下党聚会而购的住宅——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宽大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将我们染上不治之症（上世纪40年代无药可治的结核病），以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我们住进了这座气势恢宏，果树蓊郁的花园洋楼，它依旧静悄悄。因我们均整日发烧、咳嗽，只能倦卧在床。
一个秋日黄昏，我热度稍退，骑上小童车，溜出了黑色锻花大铁院门，在宽阔、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叶。待我骑车绕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个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他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我蹬车挨近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听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听懂了杜重远就是我很小时，在新疆常抱着我站在大院门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撑起伞对我说：“这把伞就像祖国，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在新疆，妈妈为我们父女俩画的蜡笔画里，爸爸总在我身边。回到上海，回到“画外”，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爸爸了。当晚，妈妈扶我上床睡觉时，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宝宝睡吧，妈妈唱一首催眠曲，你就会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横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在那特别舒缓、悦耳的琴声中，妈妈唱道：“宝宝要睡觉，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抗战胜利了，爸爸回来了。回来了，在梦中，爸爸夸我好宝宝。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来了，为何妈妈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过身，睡去了。
我们因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学校也未能入读。妈妈在我们病床边自己授课。待我们健康状况稍好，在亲友们一片惊叹声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沪上三所知名大学。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聪慧，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宣传抗日文章：《自述》《老实话》《战区巡礼》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爸爸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同行，会同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公权等，一起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日军对热河发动了空袭。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掷下一枚枚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怜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挂在树梢.....爸爸带去的青年兵团见状，都背起自制硬纸棺材，高举写着“誓不生还”的横幅，与义勇军骑兵一起冲向敌军。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内蒙赤峰敖汉）前线近处，演讲鼓动将士，炮火声中，他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聂耳闻声见状，心潮澎湃，满怀悲恸，后由田汉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史量才等相继倒在被暗杀的血泊中。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为攻占上海寻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于是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爸爸在法庭上大声抗议：“中国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当他被法警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时，青年学子们痛哭失声，愤怒的人群追着囚车，涌向漕河泾第二监狱。上海律师联合公会代表们一次次上诉，均被驳回。妈妈是留日国际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条款，逐条驳斥，以妻子的语言“夫在冤狱子在腹”写出万言《抗告书》，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一时中外舆论哗然。中共地下党也组织了“支持新生复刊”“释放杜重远”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满街争说杜重远”。《新生事件》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过入狱箴言：“囚徒不忘爱国。”他在狱中，大量阅读了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马列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屡屡回忆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当时的周副主席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并夸奖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演讲，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党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爸爸深深感动：共产党在积极抗日，救国有望。
弟弟看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狱，张学良国外归来，即托高崇民伯伯带信给爸爸表示“慰问”及他将“设法营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张后又回信：“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接下来，爸爸又写信，托高伯伯找到与爸爸兄弟相称的杜斌丞去说服杨虎城与东北军联合，并另函劝张学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杨虎城“老粗”，要解除双方部下的一些误会。他还与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友人联名给张学良写建议书：“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抗日运动已被逐步镇压下来，日本势力日趋巩固。现在东北军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训队伍，如实现三位一体联合，是目前抗战最有利的形势。” 张学良深为所动。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软禁，后被陈果夫押送南京监禁。当时爸爸因欲供应抗日前线军需、物资，已在江西又办起一座“光大瓷厂”。张公权首先支持，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实业银行出资，江西省还出公股二十万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卢作孚、黄炎培等名流和实业家，可谓盛极一时。爸爸利用这些人脉关系，在南京监禁中，已预见西安事变若无法妥善解决，内战必将再起。
杜重远即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并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黄炎培：“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
抗战开始后，爸爸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牺牲的具体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后，他也发愤图强，悬梁刺股般学习、工作。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这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间，她说弟弟尚有体温没有死。而我关住泪闸，回家面告妈妈，弟弟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正在静养。然而，我们焦虑，噩耗难掩太久。回望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怎禁再遭丧子之痛。我们决定给妈妈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中央统战部、上海市委领导和海内外亲友汇聚一堂，小乐队奏起，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妈妈华服，靠坐首席座位，虚弱、苍白，但笑容灿烂。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我们怀念弟弟，总会想起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华，祖国蒙难的年代，环境的摧残，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强的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本应成为“栋梁”，却变成了“小草”。愿这棵小草热爱书籍、热爱知识、不畏艰难、顽强学习的精神，留给莘莘学子心中一点绿意。我和妹妹泪流心底，笑留双颊，真正体验，什么是红白喜事一起办。
而妹妹更常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是遗腹女，没有见过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编辑注释了《杜重远文集——还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战行踪、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国门。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书桌上，有一本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历史权威、著名汉学家Rana Mitter撰写的畅销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时间，沿着《杜重远文集》宣传抗日的足迹采访，了解中国抗战十四年的史迹。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们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为我们爸爸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会上，总结发言如下：
“杜重远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取得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1999年春，爸妈墓雕落成于上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地”。墓雕有两米多高，西班牙红大理石，顶端刻有蜿蜒长城和烽火台，并有汉白玉的爸妈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对和平鸽。整座墓雕耸立在绿树如幄，鲜花似锦中。我们从小国难家灾，痼疾缠身，一直未婚单身。爸爸很早牺牲，而今妈妈又离开了我们，似有些飘零之感。感念党中央、上海市委，给予如此殊荣，安排爸妈在这样好的地方安息，也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们会“常回家看看”，倾听爸妈爱国利民的教诲，也倾听这个墓地里，许多叔叔、伯伯们爱国、卫国、建国的可歌可泣的教导，常听常新。
本文刊2016年12月12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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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笔会创刊70周年。
衷心感谢您这些日子以来的关注，
也期待未来的岁月里，
我们依然能照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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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等“双十二”。我问他们“双十二”还是什么日子，却都答不上来。感谢杜毅、杜颖女士给笔会的专稿，它唤醒了很多与爱国、卫国、建国有关的可歌可泣的记忆，让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对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杜重远先生，都了解得更多。今天并不只是炒作出来的又一个网购日——那一段历史的分量，比你买的任何东西，都要沉重得多。
——编者
杜重远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爱国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颖为杜重远之女。图为1937年杜重远（后排左一）陪刚刚获释的“七君子”看望马相伯。
“爸爸去哪儿了？”
——写于“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杜毅 杜颖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亲子活动标题：《爸爸去哪儿了？》，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记忆深处：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三岁了，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病中的三个失怙儿女从新疆护送回到上海，住进了爸妈当年的婚房，也是为爱国人士及地下党聚会而购的住宅——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一幢地中海式宽大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将我们染上不治之症（上世纪40年代无药可治的结核病），以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我们住进了这座气势恢宏，果树蓊郁的花园洋楼，它依旧静悄悄。因我们均整日发烧、咳嗽，只能倦卧在床。
一个秋日黄昏，我热度稍退，骑上小童车，溜出了黑色锻花大铁院门，在宽阔、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叶。待我骑车绕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个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他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我蹬车挨近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听不太懂“烈士”“致敬”，但我听懂了杜重远就是我很小时，在新疆常抱着我站在大院门口的爸爸。下雨天，爸爸撑起伞对我说：“这把伞就像祖国，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在新疆，妈妈为我们父女俩画的蜡笔画里，爸爸总在我身边。回到上海，回到“画外”，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爸爸了。当晚，妈妈扶我上床睡觉时，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宝宝睡吧，妈妈唱一首催眠曲，你就会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横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在那特别舒缓、悦耳的琴声中，妈妈唱道：“宝宝要睡觉，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抗战胜利了，爸爸回来了。回来了，在梦中，爸爸夸我好宝宝。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我不明白，爸爸回来了，为何妈妈唱哭了？我睡意蒙眬，翻过身，睡去了。
我们因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学校也未能入读。妈妈在我们病床边自己授课。待我们健康状况稍好，在亲友们一片惊叹声中，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沪上三所知名大学。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聪慧，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宣传抗日文章：《自述》《老实话》《战区巡礼》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爸爸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同行，会同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公权等，一起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日军对热河发动了空袭。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掷下一枚枚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怜幼小的半身血淋淋挂在树梢.....爸爸带去的青年兵团见状，都背起自制硬纸棺材，高举写着“誓不生还”的横幅，与义勇军骑兵一起冲向敌军。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内蒙赤峰敖汉）前线近处，演讲鼓动将士，炮火声中，他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聂耳闻声见状，心潮澎湃，满怀悲恸，后由田汉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史量才等相继倒在被暗杀的血泊中。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为攻占上海寻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于是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爸爸在法庭上大声抗议：“中国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当他被法警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时，青年学子们痛哭失声，愤怒的人群追着囚车，涌向漕河泾第二监狱。上海律师联合公会代表们一次次上诉，均被驳回。妈妈是留日国际法博士，她以法律的条款，逐条驳斥，以妻子的语言“夫在冤狱子在腹”写出万言《抗告书》，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一时中外舆论哗然。中共地下党也组织了“支持新生复刊”“释放杜重远”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满街争说杜重远”。《新生事件》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向高潮。
爸爸有过入狱箴言：“囚徒不忘爱国。”他在狱中，大量阅读了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马列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屡屡回忆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当时的周副主席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并夸奖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演讲，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正和我党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爸爸深深感动：共产党在积极抗日，救国有望。
弟弟看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狱，张学良国外归来，即托高崇民伯伯带信给爸爸表示“慰问”及他将“设法营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张后又回信：“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接下来，爸爸又写信，托高伯伯找到与爸爸兄弟相称的杜斌丞去说服杨虎城与东北军联合，并另函劝张学良放下架子，不要喊杨虎城“老粗”，要解除双方部下的一些误会。他还与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友人联名给张学良写建议书：“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抗日运动已被逐步镇压下来，日本势力日趋巩固。现在东北军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训队伍，如实现三位一体联合，是目前抗战最有利的形势。” 张学良深为所动。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软禁，后被陈果夫押送南京监禁。当时爸爸因欲供应抗日前线军需、物资，已在江西又办起一座“光大瓷厂”。张公权首先支持，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实业银行出资，江西省还出公股二十万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卢作孚、黄炎培等名流和实业家，可谓盛极一时。爸爸利用这些人脉关系，在南京监禁中，已预见西安事变若无法妥善解决，内战必将再起。
杜重远即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并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11月19日，他又致信杜月笙、黄炎培：“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
抗战开始后，爸爸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他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牺牲的具体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后，他也发愤图强，悬梁刺股般学习、工作。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这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妹妹啼哭，拽住弟弟手臂不肯走出太平间，她说弟弟尚有体温没有死。而我关住泪闸，回家面告妈妈，弟弟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正在静养。然而，我们焦虑，噩耗难掩太久。回望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怎禁再遭丧子之痛。我们决定给妈妈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中央统战部、上海市委领导和海内外亲友汇聚一堂，小乐队奏起，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妈妈华服，靠坐首席座位，虚弱、苍白，但笑容灿烂。弟弟的墓志文冉冉升展在眼前：“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我们怀念弟弟，总会想起这首他生前用口哨吹出的《小草》之歌。他出生在日寇侵华，祖国蒙难的年代，环境的摧残，使他身陷痼疾，英年病逝。他自幼睿智超群，又有很强的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本应成为“栋梁”，却变成了“小草”。愿这棵小草热爱书籍、热爱知识、不畏艰难、顽强学习的精神，留给莘莘学子心中一点绿意。我和妹妹泪流心底，笑留双颊，真正体验，什么是红白喜事一起办。
而妹妹更常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是遗腹女，没有见过爸爸。但八十年代末，她抱病编辑注释了《杜重远文集——还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战行踪、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爸爸的精神今天已走出国门。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书桌上，有一本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历史权威、著名汉学家Rana Mitter撰写的畅销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十年的时间，沿着《杜重远文集》宣传抗日的足迹采访，了解中国抗战十四年的史迹。Rana教授十分了解我们爸爸的一生，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为我们爸爸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会上，总结发言如下：
“杜重远的一生，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取得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1999年春，爸妈墓雕落成于上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地”。墓雕有两米多高，西班牙红大理石，顶端刻有蜿蜒长城和烽火台，并有汉白玉的爸妈半身浮雕像，下座是一对和平鸽。整座墓雕耸立在绿树如幄，鲜花似锦中。我们从小国难家灾，痼疾缠身，一直未婚单身。爸爸很早牺牲，而今妈妈又离开了我们，似有些飘零之感。感念党中央、上海市委，给予如此殊荣，安排爸妈在这样好的地方安息，也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们会“常回家看看”，倾听爸妈爱国利民的教诲，也倾听这个墓地里，许多叔叔、伯伯们爱国、卫国、建国的可歌可泣的教导，常听常新。
本文刊2016年12月12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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