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包晓光
古汉语中的“经济”指的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所以，搞经济原本是政治家的事。古代有一句名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里的“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的意思。
在西方文献中，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经济”一词指的是“家庭管理”；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问题。他们的观点在欧洲流行了两千来年。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写了一本《献给国王和王太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指“社会结构”或“国家”的意思，至此，“经济”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这个名称后来被马歇尔改回到“经济学”（Economics）。清朝末期，日本人吸收、宣传西方文化，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孙中山先生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
我们把“经济”一词分解开来，“经”有治理、管理的意思，“济”有帮助的含义。至于管理帮助的对象，则因人的认识不同而有差异，所以，“经济”可以是管理家务，也可以是管理国民经济，也可以是对国家的全面管理，所以，就出现了以上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意义区分。但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管是哪一种范围的管理，都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就是“道”。
儒家的“道”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句话告诉我们，大人之学，不是对世间名利的孜孜以求，而是反观自己，经过不断的修行功夫，明了自己的本性，然后，教化天下，使老百姓也能够明了自己的本性，最后都“止于至善”。在这里，“明明德”是对自己心性的管理，是“内圣”的功夫；而“亲民”则是对社会的管理，是“经邦济世”、
“经国济民”，是“外王”。孔子的人生经济学也是如此，先经营好自己，然后管理社稷、国家。
内圣——孔子对自己的经营
首先是经营自己，也就是对自己心性的管理，即“明明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不反对追求财富，但是孔子明白，财富作为结果，是有其原因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我们投资也好、辛勤劳作也好，只是提供了发财的机缘而已。所以，有的人很容易就发大财，而有的人，无论怎么折腾，总是穷困潦倒。像孔子的弟子子贡，一经营就发财，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花费，差不多都是子贡赞助的。孔子曾赞扬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有胆识，能预知物价的涨落，把握时机赚取利润。其实子贡能够发财，也是因缘俱会而已。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总是富人少穷人多，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周边的人，总是肯布施的少，贪吝的多；同理，为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总是利人的少，损人的多。明白了这个道理，才知道如何做真正对自己有利。所以，孟子的“舍生取义”，其实是谋取更大的利。这也是为什么孔子极力主张仁爱，主张义、礼、信，孔子主张仁、义、礼、信，不是在那里唱高调，而是宇宙规律的要求，是人性使然。
孔子也追求利益，孔子对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自己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孔子在《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原理。孔子在《系辞》中又对宇宙的本体进行了一番描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我们的本心，作为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但是，我们的本心却是“寂”而能“照”的，不仅能生万物，而且福德、能力具足，所以，能够“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既然如此，“反者，道之动”，我们何不在有限的人生之年，完成回归本性、脱离六道轮回的大事呢？这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最明智的人生选择，所以，孔子就“志于道”，成为了人生的成功经营者。
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只是记录、整理古圣人留下来的 文化而不进行自我创作，对于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又相信又喜爱。“述而不作”，似乎成了 中华文化的特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老子五千言《道德经》的首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佛家也是“不可说”。反观西方文化，像古希腊的色诺芬著有《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留下了《政治学》等一系列著作„„时至今天，学术界更是著作纷飞，学士毕业论文不得少于六千字，硕士毕业论文要求三万来字，博士毕业论文一般不少于十万字。现代学术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共同特点是研究外在的现象世界，当然就属于“可道”的范畴了；而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没有留下任何著 作，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像“美德即知识”、“自知自己无知”等，都来自于弟子柏拉 图的《对话录》，就像《论语》对孔子言行的记载一样。苏格拉底一生都以伦理的要求自励并教人，到处劝勉人们“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这与孔子何其相似！所以，可道不可道，关键要看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与时代、地域无关。
孔子的“述”，具体表现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四书集注》）孔子以古人为师，从尧、舜以至于文武周公，都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尚书》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克明俊德”，“克”是能的意思；“俊”与“峻”相通，大、崇高的意思。所以，“克明俊德”，就表明尧帝已经“明明德”了，同时，也完成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亲民”大业，“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众民逐渐变得友好和睦起来。从《尚书》里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大学》的原型。孔子不仅自己学习、运用，还对前人留下来的圣人之道加以整理，由此继承了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汉武帝时独尊儒
术，中华的圣人之道又影响了以后的两千多年。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向古人学习，经营自己并兼济天下。
“信而好古”，孔子对于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又相信又喜爱，所以，受古圣先贤的影响，孔子开始了“明明德”的自我经营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一过程表明，孔子经过不断的人生实践，修养逐步提高，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一念、一言、一行都能够与“道”相契合。
那么，如何管理自己的心性？曾子在《大学》中引用了孔子的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句话是儒家心性管理的功夫，即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物”是物欲，即人的各种念头，尤其是自私的念头；“格”是来的意思。所以“物格而后知至”，就是当我们的头脑中冒出念头的时候，能够马上知道，如果冒出来的是好的念头，就要将其发扬光大；如果冒出来的是损人的、不好的念头，就不让它化为行动。“知至而后意诚”，“知至”的功夫做得好，就能够“意诚”，“诚”是真实无妄的状态，是不假思索的第一念。比如，突然看见老人摔倒，人们下意识的第一念都是想把老人扶起来，这就是“意诚”的状态，这一点人人皆同，因为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意诚而后心正”，能够做到“意诚”，看问题、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会从公众的利益出发，这就是“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心正”了就会行端，也就是做到了“身修”。个人得到了修正，就可以带动、影响身边的人以至于教化天下百姓了。这几句话指出了儒家修身的具体步骤，也就是道家老子“为道日损”的功夫。在生活的磨练中，我们损一分自私，则增一分公心；增一分公心，则明一分自性。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烦恼即菩提”。
经世济民——孔子之德政
“明明德”之后，就能更好地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悲愿，也就是“经邦济国”、“经世济民”。那么，如何“经邦济国”、“经世济民”，实现对国家的综合管理？《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孔子的这句话，是对德政可行性的具体说明。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说，领导干部通过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君临天下，就像北极星一样，自己不动，臣民们也会很诚服地围绕在自己周围。“德”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一个明了本性的人，必然就会表现出“德”来。所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心性料理好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才能“发而皆中节”，家庭才能够得以整齐，单位才能够正常运行，国家才能够有效治理。本不立，枝节必然立不起来，领导干部如果处处为个人打算，必然损公肥私、贪污腐败，何谈“经邦济世”、“经国济民”？
德政的具体实现，是领导干部作表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领导干部带好头，手下人自然就会效仿。春秋时，赵简子亲率三军讨伐卫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安全的地方，击鼓下令冲锋，却发现士兵们都畏缩不前。他感叹道：“唉！士兵们竟然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烛过说：“这不过是您自己没做好罢了，士兵们并没变坏！”赵简子勃然大怒，拔出剑架在烛过的脖子上，喝道：“我不委派他人，亲自统率大军上前线，你还说我没做好。你说，我什么地方没做好？”烛过答道：“先君献公，即位才五年，兼并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兵。惠公在位两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秦国趁机偷袭，我军大败而逃，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文公即位三年，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围困卫国，攻占曹国，成为霸主，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所以我说您没做好，士兵们并没有变坏。”赵简子恍然大悟，他离开了安全之所，站到弓箭的射程之内。结果，只击鼓一次，士兵们便攻上了城墙，大获全胜。
据《荀子·儒效》记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以前，鲁国
有个叫沈犹氏的羊贩子，他常常在早上用水把羊灌得饱饱的，以此来增加羊的重量。有个叫公慎氏的人，他的妻子淫乱，也不加制止。有个叫慎溃氏的人，生活十分奢侈，超过了法令的规定。鲁国那些卖牲畜的人，常常把牲畜修整打扮起来，以卖高价。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注水肉自古有之，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实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手段更加五花八门，波及的范围更广，已经深入到了源头的生产、交换和加工制作环节。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正气所临，沈犹氏不敢给羊灌水了；公慎氏把妻子休掉了；慎溃氏迁到别国去了；卖牛马的人也不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用正道去对待人们的缘故，可见，领导者自正正人的力量。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也是在道德上，非德政不足以除之。
幸运的是，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都深谙此理。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答记者问时说:“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这里我们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经世济民——孔子之富国策
对于老百姓，孔子主张“富之”，使他们过上小康生活。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呢？《论语·尧曰》：“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孔子说，政府官员要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也就是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嘛！
“因民之利而利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当初英国崛起的时候，政府“因民之利而利之”，《专利法》的颁布，刺激了人们科技发明的欲望，出现了以瓦特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所谓“专利”，就是保障发明者单独享有一段时间科技发明带来的利益。像瓦特，个人资产的主要来源，不是自己经营的工场，而是发明专利的收益。之后的美国，将专利保护写入宪法之中，更
加保障了科技发明者的利益，于是出现了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巨匠，使美国国力得到腾飞，也使人类进入到电气时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是“因民之利而利之”。所谓的自由竞争，就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各竞争主体由于利益的驱动，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在社会各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由此实现了社会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在工厂实行奖金制度，人们一看多劳多得、有利可图，就拼命地劳作，于是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因民之利而利之”，政府制定出相关的政策，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这是无本万利的事情，可见，孔子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
孔子主张轻役薄赋，以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认为要使农时得到保证，就应谨慎地使用民力：“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老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如果国富民穷，百姓手里没钱，一方面各行各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的学生冉有通过政务为鲁国的权臣季氏敛财，孔子很生气，让弟子们“鸣鼓而攻之”，以示惩罚。可见，孔子看问题、做事情的立场，即不偏于老百姓，也不偏于政府官员，而是以中立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中立才能制定出公正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使事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立足于少数人的利益，处处都盯着老百姓的钱袋，一则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无法良性运转，再者也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离开了天下百姓，哪里还有国家？
经世济民——孔子之“教之”
孔子在家乡鲁国任职以来，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这引起了北方齐国的警惕，于是，施以美人计，鲁王中计，从此不务正业。孔子只好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周游列国，适齐、卫、曹、宋、陈、蔡等国，试图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都不得其果。十四年后，孔子回到故乡教学，并整理出六经，使祖宗的心传得以流传。
孔子首创私学，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文”即六经，包括《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王阳明在《尊经阁记》中说：“经，常道也。”儒家的六经，皆至理之所在，因此，对学人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说，到一个地方，看其社会风气，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文教思想。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温柔有礼、朴实敦厚，那是《诗》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了解人情世故，比照历史而洞察现在、预知未来，那是《书》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宽广博大、平易而善良，那是《乐》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能够恢复本性、净化灵魂，对世间万象有着至精至微的领悟，那是《易》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恭敬有礼、俭朴而庄重，那是《礼》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善于辞令、以古知今，那是《春秋》的作用。可见，六经对人作用的巨大。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包晓光
古汉语中的“经济”指的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所以，搞经济原本是政治家的事。古代有一句名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里的“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的意思。
在西方文献中，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经济”一词指的是“家庭管理”；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问题。他们的观点在欧洲流行了两千来年。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写了一本《献给国王和王太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指“社会结构”或“国家”的意思，至此，“经济”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这个名称后来被马歇尔改回到“经济学”（Economics）。清朝末期，日本人吸收、宣传西方文化，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孙中山先生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
我们把“经济”一词分解开来，“经”有治理、管理的意思，“济”有帮助的含义。至于管理帮助的对象，则因人的认识不同而有差异，所以，“经济”可以是管理家务，也可以是管理国民经济，也可以是对国家的全面管理，所以，就出现了以上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意义区分。但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管是哪一种范围的管理，都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就是“道”。
儒家的“道”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句话告诉我们，大人之学，不是对世间名利的孜孜以求，而是反观自己，经过不断的修行功夫，明了自己的本性，然后，教化天下，使老百姓也能够明了自己的本性，最后都“止于至善”。在这里，“明明德”是对自己心性的管理，是“内圣”的功夫；而“亲民”则是对社会的管理，是“经邦济世”、
“经国济民”，是“外王”。孔子的人生经济学也是如此，先经营好自己，然后管理社稷、国家。
内圣——孔子对自己的经营
首先是经营自己，也就是对自己心性的管理，即“明明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不反对追求财富，但是孔子明白，财富作为结果，是有其原因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我们投资也好、辛勤劳作也好，只是提供了发财的机缘而已。所以，有的人很容易就发大财，而有的人，无论怎么折腾，总是穷困潦倒。像孔子的弟子子贡，一经营就发财，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花费，差不多都是子贡赞助的。孔子曾赞扬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有胆识，能预知物价的涨落，把握时机赚取利润。其实子贡能够发财，也是因缘俱会而已。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总是富人少穷人多，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周边的人，总是肯布施的少，贪吝的多；同理，为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总是利人的少，损人的多。明白了这个道理，才知道如何做真正对自己有利。所以，孟子的“舍生取义”，其实是谋取更大的利。这也是为什么孔子极力主张仁爱，主张义、礼、信，孔子主张仁、义、礼、信，不是在那里唱高调，而是宇宙规律的要求，是人性使然。
孔子也追求利益，孔子对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自己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孔子在《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原理。孔子在《系辞》中又对宇宙的本体进行了一番描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我们的本心，作为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但是，我们的本心却是“寂”而能“照”的，不仅能生万物，而且福德、能力具足，所以，能够“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既然如此，“反者，道之动”，我们何不在有限的人生之年，完成回归本性、脱离六道轮回的大事呢？这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最明智的人生选择，所以，孔子就“志于道”，成为了人生的成功经营者。
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只是记录、整理古圣人留下来的 文化而不进行自我创作，对于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又相信又喜爱。“述而不作”，似乎成了 中华文化的特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老子五千言《道德经》的首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佛家也是“不可说”。反观西方文化，像古希腊的色诺芬著有《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留下了《政治学》等一系列著作„„时至今天，学术界更是著作纷飞，学士毕业论文不得少于六千字，硕士毕业论文要求三万来字，博士毕业论文一般不少于十万字。现代学术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共同特点是研究外在的现象世界，当然就属于“可道”的范畴了；而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没有留下任何著 作，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像“美德即知识”、“自知自己无知”等，都来自于弟子柏拉 图的《对话录》，就像《论语》对孔子言行的记载一样。苏格拉底一生都以伦理的要求自励并教人，到处劝勉人们“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这与孔子何其相似！所以，可道不可道，关键要看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与时代、地域无关。
孔子的“述”，具体表现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四书集注》）孔子以古人为师，从尧、舜以至于文武周公，都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尚书》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克明俊德”，“克”是能的意思；“俊”与“峻”相通，大、崇高的意思。所以，“克明俊德”，就表明尧帝已经“明明德”了，同时，也完成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亲民”大业，“黎民于变时雍”，天下众民逐渐变得友好和睦起来。从《尚书》里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大学》的原型。孔子不仅自己学习、运用，还对前人留下来的圣人之道加以整理，由此继承了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汉武帝时独尊儒
术，中华的圣人之道又影响了以后的两千多年。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向古人学习，经营自己并兼济天下。
“信而好古”，孔子对于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又相信又喜爱，所以，受古圣先贤的影响，孔子开始了“明明德”的自我经营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一过程表明，孔子经过不断的人生实践，修养逐步提高，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一念、一言、一行都能够与“道”相契合。
那么，如何管理自己的心性？曾子在《大学》中引用了孔子的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句话是儒家心性管理的功夫，即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物”是物欲，即人的各种念头，尤其是自私的念头；“格”是来的意思。所以“物格而后知至”，就是当我们的头脑中冒出念头的时候，能够马上知道，如果冒出来的是好的念头，就要将其发扬光大；如果冒出来的是损人的、不好的念头，就不让它化为行动。“知至而后意诚”，“知至”的功夫做得好，就能够“意诚”，“诚”是真实无妄的状态，是不假思索的第一念。比如，突然看见老人摔倒，人们下意识的第一念都是想把老人扶起来，这就是“意诚”的状态，这一点人人皆同，因为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意诚而后心正”，能够做到“意诚”，看问题、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会从公众的利益出发，这就是“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心正”了就会行端，也就是做到了“身修”。个人得到了修正，就可以带动、影响身边的人以至于教化天下百姓了。这几句话指出了儒家修身的具体步骤，也就是道家老子“为道日损”的功夫。在生活的磨练中，我们损一分自私，则增一分公心；增一分公心，则明一分自性。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烦恼即菩提”。
经世济民——孔子之德政
“明明德”之后，就能更好地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悲愿，也就是“经邦济国”、“经世济民”。那么，如何“经邦济国”、“经世济民”，实现对国家的综合管理？《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孔子的这句话，是对德政可行性的具体说明。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说，领导干部通过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君临天下，就像北极星一样，自己不动，臣民们也会很诚服地围绕在自己周围。“德”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一个明了本性的人，必然就会表现出“德”来。所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心性料理好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才能“发而皆中节”，家庭才能够得以整齐，单位才能够正常运行，国家才能够有效治理。本不立，枝节必然立不起来，领导干部如果处处为个人打算，必然损公肥私、贪污腐败，何谈“经邦济世”、“经国济民”？
德政的具体实现，是领导干部作表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领导干部带好头，手下人自然就会效仿。春秋时，赵简子亲率三军讨伐卫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安全的地方，击鼓下令冲锋，却发现士兵们都畏缩不前。他感叹道：“唉！士兵们竟然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烛过说：“这不过是您自己没做好罢了，士兵们并没变坏！”赵简子勃然大怒，拔出剑架在烛过的脖子上，喝道：“我不委派他人，亲自统率大军上前线，你还说我没做好。你说，我什么地方没做好？”烛过答道：“先君献公，即位才五年，兼并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兵。惠公在位两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秦国趁机偷袭，我军大败而逃，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文公即位三年，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围困卫国，攻占曹国，成为霸主，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所以我说您没做好，士兵们并没有变坏。”赵简子恍然大悟，他离开了安全之所，站到弓箭的射程之内。结果，只击鼓一次，士兵们便攻上了城墙，大获全胜。
据《荀子·儒效》记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以前，鲁国
有个叫沈犹氏的羊贩子，他常常在早上用水把羊灌得饱饱的，以此来增加羊的重量。有个叫公慎氏的人，他的妻子淫乱，也不加制止。有个叫慎溃氏的人，生活十分奢侈，超过了法令的规定。鲁国那些卖牲畜的人，常常把牲畜修整打扮起来，以卖高价。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注水肉自古有之，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实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手段更加五花八门，波及的范围更广，已经深入到了源头的生产、交换和加工制作环节。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正气所临，沈犹氏不敢给羊灌水了；公慎氏把妻子休掉了；慎溃氏迁到别国去了；卖牛马的人也不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用正道去对待人们的缘故，可见，领导者自正正人的力量。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也是在道德上，非德政不足以除之。
幸运的是，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都深谙此理。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答记者问时说:“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这里我们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经世济民——孔子之富国策
对于老百姓，孔子主张“富之”，使他们过上小康生活。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呢？《论语·尧曰》：“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孔子说，政府官员要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也就是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嘛！
“因民之利而利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当初英国崛起的时候，政府“因民之利而利之”，《专利法》的颁布，刺激了人们科技发明的欲望，出现了以瓦特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所谓“专利”，就是保障发明者单独享有一段时间科技发明带来的利益。像瓦特，个人资产的主要来源，不是自己经营的工场，而是发明专利的收益。之后的美国，将专利保护写入宪法之中，更
加保障了科技发明者的利益，于是出现了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巨匠，使美国国力得到腾飞，也使人类进入到电气时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是“因民之利而利之”。所谓的自由竞争，就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各竞争主体由于利益的驱动，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在社会各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由此实现了社会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在工厂实行奖金制度，人们一看多劳多得、有利可图，就拼命地劳作，于是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因民之利而利之”，政府制定出相关的政策，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这是无本万利的事情，可见，孔子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
孔子主张轻役薄赋，以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认为要使农时得到保证，就应谨慎地使用民力：“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老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如果国富民穷，百姓手里没钱，一方面各行各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的学生冉有通过政务为鲁国的权臣季氏敛财，孔子很生气，让弟子们“鸣鼓而攻之”，以示惩罚。可见，孔子看问题、做事情的立场，即不偏于老百姓，也不偏于政府官员，而是以中立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中立才能制定出公正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使事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立足于少数人的利益，处处都盯着老百姓的钱袋，一则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无法良性运转，再者也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离开了天下百姓，哪里还有国家？
经世济民——孔子之“教之”
孔子在家乡鲁国任职以来，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这引起了北方齐国的警惕，于是，施以美人计，鲁王中计，从此不务正业。孔子只好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周游列国，适齐、卫、曹、宋、陈、蔡等国，试图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都不得其果。十四年后，孔子回到故乡教学，并整理出六经，使祖宗的心传得以流传。
孔子首创私学，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文”即六经，包括《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王阳明在《尊经阁记》中说：“经，常道也。”儒家的六经，皆至理之所在，因此，对学人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说，到一个地方，看其社会风气，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文教思想。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温柔有礼、朴实敦厚，那是《诗》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了解人情世故，比照历史而洞察现在、预知未来，那是《书》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宽广博大、平易而善良，那是《乐》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能够恢复本性、净化灵魂，对世间万象有着至精至微的领悟，那是《易》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恭敬有礼、俭朴而庄重，那是《礼》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善于辞令、以古知今，那是《春秋》的作用。可见，六经对人作用的巨大。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