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然到超然

  摘要:余华的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创作倾向,其前期先锋小说让人感到现实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开始与现实和解,以同情、理解的眼光看待普通的人和事,其文风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活着》就是其文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本文试从偶然与超然的层面来理解、阐释《活着》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内涵。

  关键词:《活着》;偶然;超然;文化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创作倾向。其前期先锋小说充满了血腥、暴力、欺骗和杀戮,不仅让人感到现实的恐惧与不安,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我在1986年、1987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1]又说《现实一种》等“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2] 这时的余华是激烈的,拒绝与冷酷的现实和解,并怀疑一切、甚至走向虚无……

  进入90年代以来,余华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懑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价值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3]

  这种对事物理解后的超然,既有生活环境的变化、现实因素的作用,也与作者偶然听到的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有关: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坚持活着,没有一句抱怨。正如作者所说:“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这篇《活着》……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4]

  一、 偶然:悲情人生的酿就

  从对生命价值失落的怀疑和批判,到认同和尊重平凡渺小的个体生命,余华的态度由愤怒转为超然。《活着》的写作,已不再“发泄”、“揭露”与“控诉”,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展示对于万物的超然和同情。活着就是活着,福贵们不再计较外在的价值如何,钱财、身份、地位、权力、尊严都仅仅是身外之物,他们的要求简单而又朴素,仅仅为了“活着!”“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5]但一次次偶然的变故,一个个亲人的“死去”,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脆弱易逝与命运的变幻无常。可以说,福贵的一生,是由偶然组成的戏剧人生:曾经大富大贵的福贵,一个从前只管吃喝嫖赌的阔家浪荡少爷,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与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父亲气得一命归西,妻子被老丈人强行接走,母亲因心急劳累卧床不起;拿着家里仅存的两块银元为母亲请医时,莫名其妙地被抓了壮丁,经历了战场上的一番惊险之后,居然被遣送回家;而曾经靠赌博赢得福贵田产的龙二成了大地主,在土改中“替代”了福贵被毙掉,战场上历经血雨腥风的春生,后来当上了县长,数年后却赶上了“文革”,不堪忍受批斗之苦而自杀。亲历了时代的动荡、人生的波折和命运的沉浮之后,福贵“因祸得福”而得以“苟且偷生”,因而他再也“别无所求”,只管平静过好自己的家庭小日子。不料,家人的偶然死亡却接踵而至:儿子有庆死于献血过量,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二喜死于建筑事故,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最后唯一陪伴福贵的家珍也被疾病折磨而死……

  二、 超然:死亡悲剧中的“活着”

  作品中除了福贵的父亲、母亲、家珍的死稍有合理的因素外,其他人物的死亡无不出于偶然。面对死神、面对苦难,福贵顽强地生活下来,以现实对抗死亡,以坚韧对抗苦难、以乐观面对悲伤,这是饱经沧桑后的淡定,是大彻大悟后的超然,是对自我生命的救赎,而“这种救赎在形式上是对苦难的超越,在精神上则是对绝望的超越。”[6]

  其实,福贵的“超然”,既有自身对“活着”的独特理解与超越,也有来自他背后的另一种力量的支撑:家珍的真情及对丈夫深深的爱。没有她,在某种意义上,福贵可能坚持不下来。面对家庭的变故,面对一贫如洗的现实,家珍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娘家继续过她城里小姐的好日子。她爹把女儿接回去不久,家珍就带着儿子回到了乡下,回到了福贵身边,她对未来的艰辛坦然自若:回来就是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共渡难关的。直到后来历经儿子、女儿的死亡打击,她也没有抱怨一句,饱尝艰辛与悲伤、带着遗憾与不舍,在病情的折磨下无奈地了却了残生!可以说,正是家珍对夫妻感情的珍惜、对孩子真切的关爱、对整个家庭的责任感和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影响着、感化着福贵这个浪荡公子,才使得他良心发现并最终浪子回头。

  当然,人生的变幻无常、尤其是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死亡的巨大摧残与压力下,福贵痛定思痛,在苍白的生命与无奈的生活中坚韧、顽强地活了下来,超脱了生死,看淡了一切,才有了自己对“活着”的独特理解与超越。曾经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福贵,也许没有生命悲剧的偶然、没有人生不幸与苦难的偶然,就没有他今后的必然与在孤独寂寞中乐观“活着”的超然;也许,如果没有诸多的变故,福贵永远还是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他也永远不可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冷暖、亲情的温馨、真情的可贵。三次到医院,三次都是面对自己已经死在那里的自己的亲人:面对死亡,一个铮铮男儿,流下了难以抑制的泪水。

  福贵的家产输掉后,长工长根也被辞了。但当长根回来看曾经的少爷时,福贵在自家人的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还“和娘商量留下长根”;儿子有庆因给福贵曾经的战友春生的老婆输血而死,福贵没有报仇,甚至没有抱怨;春生在文革中被批斗,福贵没有“和他划清界限”,却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活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随时都可能产生偶然事件左右人们命运的时期,福贵却收获了一份可贵的温情以及对人性的真正理解!也许,“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在经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之后,福贵没有了房子、田地等财产,没有了主子、少爷的特殊身份,没有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没有了灯红酒绿的浮华人生,没有了贫富等级之分,没有了高贵的傲气与俗气,也没有了土改中差点是“地主”而被枪毙的惊险和“文革”中像春生那样痛不欲生的被批斗与被摧残,到最后有的只是生命本身,活着本身。伴随着外在的、物质的、世俗的东西的减少,在苦难、悲伤与磨练越来越多的同时,福贵对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的领悟却与日俱增,以至面对那么多死亡后,他却能乐观、恬然地活着!这种“活着”,已经凝练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正如余华自己对“活着”内涵的阐释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讲述了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7]

  三、文化:生死背后的精神内涵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有缺憾甚至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如果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这些缺憾和苦难,也许就会拥有不同的人生。面对缺憾和苦难,不要抱怨,要学会承受,然后尽可能地去弥补、去化解。如果纠缠其中、不能自拔,只会加深痛苦甚至损害人的生命质量。

  正如庄子所言“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很多时候,生命是会陷入绝境的,陷入绝境之后,一个人要努力做到“虚无恬淡”,让心真正静下来、接受现实并努力超越自我,才能真正走出去、活下去。

  《活着》中的福贵,眼看着亲人们相继死去,尽管全家只剩下他一个孤寡老人,但他并没有呼天抢地的哭泣,没有对时代的愤恨,没有对命运的抱怨,更没有拒绝活着,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以他超凡的韧性与冷静,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缺憾与苦难;在逆境中不仅没被打到,反而却能乐观地顺应、达观地看待、平淡地过活与淡然的超脱!这让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坦然、平和与自足。这是生命的直觉与本能,是勇者的智慧与超然,是对人生的执著,对苦难的咀嚼。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是注重“活着”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起义、战乱,统治者的争权夺利还是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如何都把“活着”、把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好死不如赖活着”,“冷也好暖也好活着就好”。中国人之所以这么重视生命,就是因为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到了90年代乃至今日,虽然社会安定了,可许多贫富差别拉大的现实还是令人感慨活着的不易,应该说,这是《活着》既令人感动又使人感到无奈的现实原因。

  所以,积极上进、构建理想人生之时,我们应以儒家的“入世”观念做指导,逐步肯定自我、提升自我;遭遇缺憾和苦难,则应从道家的“出世”思想中否定自我、解构自我;面对生死,更要从禅宗的“超世”中寻找超然与解脱:在生死中悟得涅�,在烦恼中得到菩提。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呈现的处世价值与魅力所在。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精神几千年来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也许在充满死亡与苍凉的生命荒原上,孤独寂寞的福贵不会在悲伤绝望中得以解脱,更不会和那头默默无语的老牛在田间轻松地劳作、幽默地对话、悠然地歌唱;也许中国几千年来的老百姓也不会在艰难、苦难中活得那么执着、那么释然、那么自信与快乐。

  我们感慨生命的如花飘零,更感叹福贵活着的坚韧。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树叶般脆弱,都将最终枯黄、飘落、化作泥土。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就是《活着》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动与震撼;认真体悟一下《活着》吧,相信你会从中获得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新的甚至全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80。

  [2]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自序)[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9.2。

  [3]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92。

  [4]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5.292-293。

  [5] 余华.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216。

  [6] 昌切,叶李.苦难的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1,(2)。

  [7]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146-147。

  摘要:余华的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创作倾向,其前期先锋小说让人感到现实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开始与现实和解,以同情、理解的眼光看待普通的人和事,其文风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活着》就是其文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本文试从偶然与超然的层面来理解、阐释《活着》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内涵。

  关键词:《活着》;偶然;超然;文化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创作倾向。其前期先锋小说充满了血腥、暴力、欺骗和杀戮,不仅让人感到现实的恐惧与不安,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我在1986年、1987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1]又说《现实一种》等“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2] 这时的余华是激烈的,拒绝与冷酷的现实和解,并怀疑一切、甚至走向虚无……

  进入90年代以来,余华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懑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价值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3]

  这种对事物理解后的超然,既有生活环境的变化、现实因素的作用,也与作者偶然听到的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有关: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坚持活着,没有一句抱怨。正如作者所说:“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这篇《活着》……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4]

  一、 偶然:悲情人生的酿就

  从对生命价值失落的怀疑和批判,到认同和尊重平凡渺小的个体生命,余华的态度由愤怒转为超然。《活着》的写作,已不再“发泄”、“揭露”与“控诉”,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展示对于万物的超然和同情。活着就是活着,福贵们不再计较外在的价值如何,钱财、身份、地位、权力、尊严都仅仅是身外之物,他们的要求简单而又朴素,仅仅为了“活着!”“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5]但一次次偶然的变故,一个个亲人的“死去”,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脆弱易逝与命运的变幻无常。可以说,福贵的一生,是由偶然组成的戏剧人生:曾经大富大贵的福贵,一个从前只管吃喝嫖赌的阔家浪荡少爷,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与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父亲气得一命归西,妻子被老丈人强行接走,母亲因心急劳累卧床不起;拿着家里仅存的两块银元为母亲请医时,莫名其妙地被抓了壮丁,经历了战场上的一番惊险之后,居然被遣送回家;而曾经靠赌博赢得福贵田产的龙二成了大地主,在土改中“替代”了福贵被毙掉,战场上历经血雨腥风的春生,后来当上了县长,数年后却赶上了“文革”,不堪忍受批斗之苦而自杀。亲历了时代的动荡、人生的波折和命运的沉浮之后,福贵“因祸得福”而得以“苟且偷生”,因而他再也“别无所求”,只管平静过好自己的家庭小日子。不料,家人的偶然死亡却接踵而至:儿子有庆死于献血过量,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二喜死于建筑事故,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最后唯一陪伴福贵的家珍也被疾病折磨而死……

  二、 超然:死亡悲剧中的“活着”

  作品中除了福贵的父亲、母亲、家珍的死稍有合理的因素外,其他人物的死亡无不出于偶然。面对死神、面对苦难,福贵顽强地生活下来,以现实对抗死亡,以坚韧对抗苦难、以乐观面对悲伤,这是饱经沧桑后的淡定,是大彻大悟后的超然,是对自我生命的救赎,而“这种救赎在形式上是对苦难的超越,在精神上则是对绝望的超越。”[6]

  其实,福贵的“超然”,既有自身对“活着”的独特理解与超越,也有来自他背后的另一种力量的支撑:家珍的真情及对丈夫深深的爱。没有她,在某种意义上,福贵可能坚持不下来。面对家庭的变故,面对一贫如洗的现实,家珍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娘家继续过她城里小姐的好日子。她爹把女儿接回去不久,家珍就带着儿子回到了乡下,回到了福贵身边,她对未来的艰辛坦然自若:回来就是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共渡难关的。直到后来历经儿子、女儿的死亡打击,她也没有抱怨一句,饱尝艰辛与悲伤、带着遗憾与不舍,在病情的折磨下无奈地了却了残生!可以说,正是家珍对夫妻感情的珍惜、对孩子真切的关爱、对整个家庭的责任感和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影响着、感化着福贵这个浪荡公子,才使得他良心发现并最终浪子回头。

  当然,人生的变幻无常、尤其是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死亡的巨大摧残与压力下,福贵痛定思痛,在苍白的生命与无奈的生活中坚韧、顽强地活了下来,超脱了生死,看淡了一切,才有了自己对“活着”的独特理解与超越。曾经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福贵,也许没有生命悲剧的偶然、没有人生不幸与苦难的偶然,就没有他今后的必然与在孤独寂寞中乐观“活着”的超然;也许,如果没有诸多的变故,福贵永远还是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他也永远不可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冷暖、亲情的温馨、真情的可贵。三次到医院,三次都是面对自己已经死在那里的自己的亲人:面对死亡,一个铮铮男儿,流下了难以抑制的泪水。

  福贵的家产输掉后,长工长根也被辞了。但当长根回来看曾经的少爷时,福贵在自家人的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还“和娘商量留下长根”;儿子有庆因给福贵曾经的战友春生的老婆输血而死,福贵没有报仇,甚至没有抱怨;春生在文革中被批斗,福贵没有“和他划清界限”,却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活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随时都可能产生偶然事件左右人们命运的时期,福贵却收获了一份可贵的温情以及对人性的真正理解!也许,“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在经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之后,福贵没有了房子、田地等财产,没有了主子、少爷的特殊身份,没有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没有了灯红酒绿的浮华人生,没有了贫富等级之分,没有了高贵的傲气与俗气,也没有了土改中差点是“地主”而被枪毙的惊险和“文革”中像春生那样痛不欲生的被批斗与被摧残,到最后有的只是生命本身,活着本身。伴随着外在的、物质的、世俗的东西的减少,在苦难、悲伤与磨练越来越多的同时,福贵对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的领悟却与日俱增,以至面对那么多死亡后,他却能乐观、恬然地活着!这种“活着”,已经凝练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正如余华自己对“活着”内涵的阐释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讲述了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7]

  三、文化:生死背后的精神内涵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有缺憾甚至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如果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这些缺憾和苦难,也许就会拥有不同的人生。面对缺憾和苦难,不要抱怨,要学会承受,然后尽可能地去弥补、去化解。如果纠缠其中、不能自拔,只会加深痛苦甚至损害人的生命质量。

  正如庄子所言“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很多时候,生命是会陷入绝境的,陷入绝境之后,一个人要努力做到“虚无恬淡”,让心真正静下来、接受现实并努力超越自我,才能真正走出去、活下去。

  《活着》中的福贵,眼看着亲人们相继死去,尽管全家只剩下他一个孤寡老人,但他并没有呼天抢地的哭泣,没有对时代的愤恨,没有对命运的抱怨,更没有拒绝活着,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以他超凡的韧性与冷静,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缺憾与苦难;在逆境中不仅没被打到,反而却能乐观地顺应、达观地看待、平淡地过活与淡然的超脱!这让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坦然、平和与自足。这是生命的直觉与本能,是勇者的智慧与超然,是对人生的执著,对苦难的咀嚼。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是注重“活着”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起义、战乱,统治者的争权夺利还是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如何都把“活着”、把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好死不如赖活着”,“冷也好暖也好活着就好”。中国人之所以这么重视生命,就是因为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到了90年代乃至今日,虽然社会安定了,可许多贫富差别拉大的现实还是令人感慨活着的不易,应该说,这是《活着》既令人感动又使人感到无奈的现实原因。

  所以,积极上进、构建理想人生之时,我们应以儒家的“入世”观念做指导,逐步肯定自我、提升自我;遭遇缺憾和苦难,则应从道家的“出世”思想中否定自我、解构自我;面对生死,更要从禅宗的“超世”中寻找超然与解脱:在生死中悟得涅�,在烦恼中得到菩提。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呈现的处世价值与魅力所在。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精神几千年来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也许在充满死亡与苍凉的生命荒原上,孤独寂寞的福贵不会在悲伤绝望中得以解脱,更不会和那头默默无语的老牛在田间轻松地劳作、幽默地对话、悠然地歌唱;也许中国几千年来的老百姓也不会在艰难、苦难中活得那么执着、那么释然、那么自信与快乐。

  我们感慨生命的如花飘零,更感叹福贵活着的坚韧。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树叶般脆弱,都将最终枯黄、飘落、化作泥土。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就是《活着》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动与震撼;认真体悟一下《活着》吧,相信你会从中获得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新的甚至全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80。

  [2]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自序)[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9.2。

  [3]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92。

  [4]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5.292-293。

  [5] 余华.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216。

  [6] 昌切,叶李.苦难的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1,(2)。

  [7]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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