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佘宗明
如果在城市街头，有流浪汉恳求借你手机一用，想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你会借给他吗？兴许不少人会条件反射地回答“会”，但如果没有“如果”呢？
这两天在腾讯视频上有一段5分钟的视频颇受关注，两名流浪汉一真一假扮，加入到一场“社会实验”里，在北京、广州的多个闹市区向路人借手机，以测探路人反应，结果绝大多数人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的甚至厉声呵斥，肯借手机的寥寥无几。视频一播出，就引发舆论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心寒”。
陌路相逢，谦卑求助。按说借用下手机，也只是个小小请求。对被求者而言，助人不过是举手之劳，而无需倾囊馈赠。遗憾的是，尽管行善成本微乎其微，多数人仍或回避或拒绝，吝于施以援手。这番景象，俨然是以“陌生人”为壑，也难免引发“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
很多网民尤感痛心，就在于这种遭遇有很强的代入感：谁都可能有出了急事需要援手的时候，如果求援得到的反馈总是白眼或不理睬，那未免齿寒。
平心而论，动辄将“不肯借手机”上升到人心冷漠层面予以鞭挞，或许有失偏颇。应看到，这里求助者是流浪汉，对许多人而言，自己与之有着身份区隔，而阶层认同维度“非我族类”下的隔膜感，会平添许多人的疑虑，甚至是误会和偏见，像有路人就觉得流浪者是好吃懒做，因而强化了不愿借的心态。
更何况，借的是手机，在手机依赖症凸显的工具粘性强化的当下，很多人几乎是片刻离不开手机，并信奉“手机与老婆恕不外借”，将其视作私密性极强、只能供自己专享的私有物。碰到那些不知是好是坏的陌生人借用，有些人会立马进入防备状态，担心手机被借机抢走，更担心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陌生人社会人际信任的断裂。时下都市社会的一扇扇门、一堵堵墙、一幢幢楼，早已改变了以往熟人毗邻而居的结构，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也不断松动，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也在外扩，它逐渐变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正如有人说的：亲缘伦理将信任完整留存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却又把冷漠留给了其他与“我”无关的人。
正是由于社会信任坍塌，有些人学会了犬儒自保和“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有些人口头上也推崇道德，但却顾虑风险不愿践行，对善徒有叶公好龙式喜爱；有些人看到现实中上演的“农夫与蛇”剧情，就受害者癔症发作，把草绳认成蛇影，担心自己成了那个“农夫”。
拿不借手机给流浪汉来说，网上认为其合乎情理的声音很多：“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为防那可能极低的被骗几率，他们宁肯将那些多是真心求助诉求，也不分青红皂白地Pass掉。
在名借实骗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对“借手机”做法留点心，固然挺有必要。但我们也无需过度戒备，在庸常生活中，对包括流浪汉在内的陌生人不做甄别地抱以不信任。“一颗善良的心，就是一席永恒的盛筵”，很多时候，基于善意想象的互信，也能消融坚冰，带来良性情感互动。
当多维度地还原事实、放下成见，追求真和美，我们或可发现，做好事没那么危险，还能受益良多。
比如，借手机给流浪汉，其实被骗概率微乎其微，反倒可能解其燃眉之急。温暖了别人，自己也获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式的精神慰藉。
哪怕道德滑坡，我们也不能顺流而下；哪怕行善有代价，我们也要在心中埋下向善的种子。即便我们无法以超脱的道德圣人姿态去应对现实，那也不该用警惕之心将自己拉回到冷漠的躯壳下。
实质上，内蕴于公民意识中的个体自觉，可内缩为冷漠自私，也可外延为信任互爱。把手机借给流浪汉用用，未必能损失什么，但很可能收获善行链式反馈。
没必要拿“骗子太多”为冷漠辩白。“坏人太多”，从来都不是我们拒做好人的借口，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更应该争做好人的理由。
文/佘宗明
如果在城市街头，有流浪汉恳求借你手机一用，想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你会借给他吗？兴许不少人会条件反射地回答“会”，但如果没有“如果”呢？
这两天在腾讯视频上有一段5分钟的视频颇受关注，两名流浪汉一真一假扮，加入到一场“社会实验”里，在北京、广州的多个闹市区向路人借手机，以测探路人反应，结果绝大多数人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的甚至厉声呵斥，肯借手机的寥寥无几。视频一播出，就引发舆论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心寒”。
陌路相逢，谦卑求助。按说借用下手机，也只是个小小请求。对被求者而言，助人不过是举手之劳，而无需倾囊馈赠。遗憾的是，尽管行善成本微乎其微，多数人仍或回避或拒绝，吝于施以援手。这番景象，俨然是以“陌生人”为壑，也难免引发“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
很多网民尤感痛心，就在于这种遭遇有很强的代入感：谁都可能有出了急事需要援手的时候，如果求援得到的反馈总是白眼或不理睬，那未免齿寒。
平心而论，动辄将“不肯借手机”上升到人心冷漠层面予以鞭挞，或许有失偏颇。应看到，这里求助者是流浪汉，对许多人而言，自己与之有着身份区隔，而阶层认同维度“非我族类”下的隔膜感，会平添许多人的疑虑，甚至是误会和偏见，像有路人就觉得流浪者是好吃懒做，因而强化了不愿借的心态。
更何况，借的是手机，在手机依赖症凸显的工具粘性强化的当下，很多人几乎是片刻离不开手机，并信奉“手机与老婆恕不外借”，将其视作私密性极强、只能供自己专享的私有物。碰到那些不知是好是坏的陌生人借用，有些人会立马进入防备状态，担心手机被借机抢走，更担心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陌生人社会人际信任的断裂。时下都市社会的一扇扇门、一堵堵墙、一幢幢楼，早已改变了以往熟人毗邻而居的结构，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也不断松动，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也在外扩，它逐渐变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正如有人说的：亲缘伦理将信任完整留存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却又把冷漠留给了其他与“我”无关的人。
正是由于社会信任坍塌，有些人学会了犬儒自保和“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有些人口头上也推崇道德，但却顾虑风险不愿践行，对善徒有叶公好龙式喜爱；有些人看到现实中上演的“农夫与蛇”剧情，就受害者癔症发作，把草绳认成蛇影，担心自己成了那个“农夫”。
拿不借手机给流浪汉来说，网上认为其合乎情理的声音很多：“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为防那可能极低的被骗几率，他们宁肯将那些多是真心求助诉求，也不分青红皂白地Pass掉。
在名借实骗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对“借手机”做法留点心，固然挺有必要。但我们也无需过度戒备，在庸常生活中，对包括流浪汉在内的陌生人不做甄别地抱以不信任。“一颗善良的心，就是一席永恒的盛筵”，很多时候，基于善意想象的互信，也能消融坚冰，带来良性情感互动。
当多维度地还原事实、放下成见，追求真和美，我们或可发现，做好事没那么危险，还能受益良多。
比如，借手机给流浪汉，其实被骗概率微乎其微，反倒可能解其燃眉之急。温暖了别人，自己也获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式的精神慰藉。
哪怕道德滑坡，我们也不能顺流而下；哪怕行善有代价，我们也要在心中埋下向善的种子。即便我们无法以超脱的道德圣人姿态去应对现实，那也不该用警惕之心将自己拉回到冷漠的躯壳下。
实质上，内蕴于公民意识中的个体自觉，可内缩为冷漠自私，也可外延为信任互爱。把手机借给流浪汉用用，未必能损失什么，但很可能收获善行链式反馈。
没必要拿“骗子太多”为冷漠辩白。“坏人太多”，从来都不是我们拒做好人的借口，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更应该争做好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