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04 作者:迟福林、李文溥等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朱毛斋 张涵 王芳 李楠
“当前政府确实走在一个刀刃上，经济下滑的直接结果，就是水落石出--坏账出来了，金融风险出来了。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景，如果我们刺激经济的话，那么也是会出现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新的融资平台风险、新的房地产风险，怎么办？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有通过改革。”--摘自学者张晓晶的发言
弱势回升期下的经济转型
2013年6月22日，本刊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七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3)国际高峰论坛”，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宽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人预料的是，在开幕式环节，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郝如玉即直接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依据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中国的财政收入有可能结束两位数增长，而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时代。
与此对应的是不乐观的宏观经济图景：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延续了2012年的下行走势。GDP同比增长7.7%，增幅连续五个季度连降，远远低于市场预期。5月份，CPI、PPI、FDI、工业增速等经济数据均有小幅回落，最令人惶恐的莫属外贸增速大幅回落，仅增长1%，创下了十个月新低。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数据制造业PMI为50.8%，整体走势好于历史同期。
国际投行不失时机看空中国，巴克莱、德意志银行唱衰人民币，高盛则下调2013年中国GDP增长预期至7.4%，此前预期为7.8%。
截止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势头未见好转。相反还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利率飙高，市场“钱荒”、股市崩盘式暴跌，表象背后是资金链高度绷紧和经济硬着陆的预期。而过去每到经济回落政府立即出手刺激经济，经济也往往按政策的预期回稳，而这一次却迟迟不见“政策”出台。
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没有政府打强心针，经济还能否挺住？
一切似乎均加重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心。与国内有人预测2013年将发生经济危机不同，进入学术环节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数量经济家刘树成。他并没有排除人们对当前经济有下行风险的担心，而把此轮经济运行，刻画为是一种“弱增长”。
刘树成指出：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仍是重要原因。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经济走势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在继续。国内经济已从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中国经济很难进入强回升的状态。
目前“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在高度承压。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张晓晶分析表示，从需求方面来看，一是消费层面，受制于收入增长消费很难在短期内上涨；二是投资方面，因财政体制顽疾和房地产调控让地方政府“没钱投资”，房地产商“不能投资”，而产能过剩和利用率不高又让制造业“不敢投资”；三是出口仍然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2008—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当中，为了保增长，中国曾经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然而随之而来的通胀与产能过剩让政府痛苦不堪。
很明显，在这一轮经济不景气过程中，政府部门吸取了上一次保增长时的教训，力在求稳，至目前在货币政策方面仍没有大力度的调控措施出台。刘树成也认为，目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其受到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两种价格上涨压力和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
6月中旬以来，内地民间就开始传闻，受到经济不景气等方面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可能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6月21日开始，两家国有银行先后出现现金业务的问题，虽然银行快速反应解释这些现象为“系统升级”，但是民间的悲观情绪还是由此诱发，原本脆弱的信心雪上加霜，A股市场出现暴跌行情，瞬间蒸发了上万亿资金。
这个单纯的现象背后表现出的不同是，这一次当局并没有做出任何放松宏观调控的表态。学者预测，这是各方都在等待中国经济能够通过经历这场痛苦，而发生变化。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一件好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在发言中引用外媒评论说，“全球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进行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构转型”。事实上，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而支持了这一看法的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李文溥教授。通过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仿真研究，他认为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才能保证经济稳定的增长。
经济失速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黄金期已经过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说，主要原因一是以房地产投资为核心的高速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像过去五六年的巅峰时期。另外，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沿海发达地区众多企业的亏损有劳动力成本、投资资金成本上升、汇率风险等因素，实际是跟中国整个低端的国际代工有关系。
比GDP增速下滑更快的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之各地政府目前已经承担了较高的负债率，大规模的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沈坤荣教授说，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再启动一些新的项目，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地铺开。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70%。2011年中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份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
沈坤荣表示：“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却有超过9%的GDP的增速，也就随之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驱动底下可持续增长。”
“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里，即使没有2008年危机对增长的不利影响，再继续保持过去10%的高速增长亦是不现实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未来中国尚能保持7~8%的增长速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2012年GDP累计增长23.3倍，平均年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诸多与会专家均认为，中国将结束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步入平稳增长周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指出，从中长期来看，一方面看到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高储蓄率、传统工业化这些传统要素确实在衰减，但是不可否认，从中长期来看还有一些新的要素，那就是城镇化、消费。
不过，他同时坦言：“中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因此经济增长处于逐年递减的过程。但是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却是有一部份是超预期的成份。”
“要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份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对于这种风险，沈坤荣作了具体的描述。
“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地批准和触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推向萧条。”
制约转型的深层矛盾
这些风险似乎正在把中国经济向转型逼迫，然而，即使不考虑其它政治因素的复杂牵绊，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仍然有待解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认为，这些因素包括资源环境的约束、公众不满情绪的增加、要素价格的上升。
早在十几年前的“九五”计划里，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两个根本的转变，其中一个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到集约经济增长的转变。郎丽华认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转变的原因是缺乏微观基础，从企业和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微观转型基础薄弱。
她说：“从企业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如果企业不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收益或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承担转变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巨大风险，就不会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如此便会缺乏技术基础。”
在中国近些年关于改革话题的讨论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他们可以通过无限制的举债和招商引资以及土地开发增加投资，通过对地方企业的补贴来实现GDP的增长。这也是他们获得业绩的一个渠道。但政府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地方产能严重过剩；很大程度上诱导了企业由实业领域转向利润高、投资短的投机性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这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动机，制造了改革转型的一个深层阻力，即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
“生产力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这种格局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企业收入占比增加更快，政府收入占比相对有所提高。过去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的不断比价，最终导致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
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了抑制，一方面是国家财富信心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使得投资在“三驾马车”中扮演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下、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而一直难有作为的原因所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央抉择，如张晓晶所说“刀刃上的政策”，仍是中国经济格局是否能浴火重生的关键所在。
增长有保证，问题很严重，转型靠改革
——下半年宏观经济分析与对策
本刊记者杨柏江风扬
对于下半年经济预期，专家们意见稍有分歧。但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目前的经济减速是结构性减速，解决方案也唯有依赖于改革。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包括财税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将浮出水面。
下半年经济用不着太悲观
在北京宽沟会议中心，记者会下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等人，不论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印证与会专家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问题越多，也就越只有依靠改革。
接受采访时，张平承认上半年中国经济减速既成事实，但认为下半年并不会像人们说的那样，越来越差。
“我估计到第三季度经济还有所回稳，到第四季度，也还能维持跟第三季度差不多的速度，全年下来，能跟2012年基本持平。今年大概增长在7.6%。”张平说。
张平乐观的理由是：国五条各地并没有完全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其实已有所放松，主要是高层反思行政过度干预房地产并没能起到真实效果，反而抑制供给，扰乱需求预期。在行政干预减弱，土地销售环比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工率已经增加。
张平的观点与记者此前看到的一份券商报告接近。国信证券近期出炉的关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认为：地产销售2012年3月后持续强劲已达五个季度，地产投资增速从2012年11月至今已从15%的台阶稳步升上21%，下半年增速水平将进一步升至25%水平。除此之外，考虑到新一届地方政府建设热情，预计下半年基建能维持在24%的增速。
对经济持同样乐观的还有蔡志洲。蔡认为，需求没有问题，仍然强劲。即使外需不够，内需也足以支持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他以最近考察河北钢企了解到的情况为例：尽管钢铁行业已跌至冰点，普遍认为中国年产9~10亿吨钢的产能已严重过剩，但是，“没有钢材积压，”蔡志洲说，“仍然卖得出去，说明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利润，那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企业的负担太重，政府应该减税。”
不过，也有对下半年经济表示担忧的，沈坤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部秘书处主任张晓晶均认为，庞大的债务问题和金融风险给下半年经济造成压力。
究竟需不需要政府刺激经济？
“即使不刺激也没关系。”张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微观内生能力不容忽略，到7、8月份，汇丰PMI指数就会从6月最低点向上跃升，8月份能回到50上方。政府真要刺激，充其量也只需要启用一些常规动作，比如，如果下半年热钱外流较多，可以降一点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一点差别利率，“都是一些常规动作，用不着再来个4万亿2.0版。”张平说。
蔡志洲也认为，必须的刺激可以有，但不能过度，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过去调控太频繁，主要是用货币政策，现在货币政策效用正在递减，目前货币保持适度偏紧有利于企业转型，但你不能把企业搞死。”特别是刺激需求的政策，完全有必要，比如，像收入分配的改革，及时启动对增加内需有好处。
而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则认为，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梯形特征，东部已是集约型的，中西部还是粗放型的。因此，不能忽视投资在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增长当中的作用，更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当前的经济减速，普遍将其定义为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失衡包括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政府干预等等，由此积累巨量金融风险，使得过去的经济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遵循一个理论假设：赶超经济中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以达到动员储蓄和投资的目的。这个假设出现了问题，就是所谓的出清机制被人为阻隔，导致低效率边缘企业不断累积，进而拉低整体投资回报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富华说。
而沈坤荣向记者提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对袁富华观点的最好注释。沈说，江苏是全国的纳税大省，苏州无锡则是江苏的两个纳税大市，目前深陷光伏产能过剩的泥塘。由于苏州无锡地方政府掏钱补贴光伏产业，导致各种企业为了争补贴一拥而上，现在光伏产业面临市场出清难题，反过来拖累政府。
目前积累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低效的投资、过剩的产能、和不负责任的高倍杠杆率。在地方政府信用最终会由中央政府担保的预期下，进一步又引发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比如，近年来各银行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利用短借长贷的方式套取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这一风险近期因美元升值外汇占款下降货币创造能力降低得到充分暴露，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隔夜拆借利率飙高到15%的根本原因。
“中国金融结构有一个痼疾，问题很大，好在中国汇率还没有改革，咱们有足够的外储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所代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全球最快的，人民币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也是全球最高的，只要咱们解决好债务期限错配、控制好金融机构的激进行为、处置好地方债务问题，风险还是可控的。”张平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着力经济改革
解决结构失衡只有靠转型，而经济转型必须依赖于改革。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下一轮，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推进的重点。”沈坤荣说。这个说法，和张平的说法相互印证。
“2014年会有更多的转型，因为很多改革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和之后陆续出台。”张平说。
张平提到，楼继伟早在任财政部长之前，就对中国的财税改革作过深入的研究。财税改革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头戏之一。因为，政府行为的转变依赖于财税改革。
“如果没有财税调整，就改变不了政府行为。所谓招商引资、补贴工业、卖土地等一系列问题，就无法得到基本调整。河北的钢厂给北京的雾霾造成很大压力，但是高炉仍在建。全国电解铝已过剩，新疆的电解铝厂仍在投产。有资源的地方政府希望用更廉价的土地，更宽松的排污权，更好的能源优势，吸引重化工的转移，他们称之为，产业链延伸，背后动机，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值税。”张平说。
张平认为，未来增值税将不再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应全归中央所有，这样地方政府就无须为了税收不惜以环境、资源和金融风险作代价。当然，地方税收也应与地方事权相匹配，新的税制将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向服务业转型，比如，扩大消费税的税基，消费税归地方财政。
“财税改革整体的方针应该是低税率、宽税基，”张平说。此外，政府改革也是一个路数，比如大部制，还有就是减少政府层级。张平认为，财税改革是校正政府的行为，但还得降低政府的规模，降低它运用资源的范围。
这个理念正是供给学派的理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走出“滞胀危机”，一个重要的经验和法宝就是走向供给管理。张晓晶认为，供给管理是解决当前结构性减速的核心着力点，依赖于三项改革：“减税、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推进小政府”。
短中长期结合的对策考虑
本刊记者朱毛斋张涵 王芳 李楠
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转卖国有资产以偿还巨额债务，以及如何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国内消费，同时还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与会专家针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走势，纷纷提出了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对策建议：
▲对策一：节约开支和规范税种
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仅为增长6.9%。这是继2009、2002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趋于10%之后，继续滑落到个位数区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财税专家郝如玉教授说，“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对收入决策的选择，一种是对支出决策的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说，钱不够花了，一种选择是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加税，向居民个人、向企业加税，甚至征过头税。这种选择对于企业的活力，对于人民的情绪，对于社会的稳定都不利。二是多打一些赤字，满足支出的需要。随着财政增速的减少，赤字占财政的比重如果增加很大的话，也是不符合财政规律的。三是发债，但发债危险性比较大，特别是要管住地方发债的冲动。
另一种选择是在支出上做文章，收入的增速下来了，支出要控制，他觉得走这一条路是比较正确的一条路。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要把它严格控制下来，比如近几年严格控制的“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我们政府这么庞大，用的钱这么多，楼堂馆所的支出比“三公”经费还要大，我觉得支出实际是要控制下来的，特别是行政的支出。另外是政府投资的支出，特别是投资经营性的支出，往往效益不太好，这块也应该控制下来。
郝如玉教授强调，要加快形成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税法和其它法律的调节利益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其它的法律一般都是通过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来间接地调节利益关系，而税收却是对经济利益关系直接调节，税收是从到百姓兜里直接掏钱，应该是依据法律来征税。但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情况，是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没有形成。“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
也就是说，在19个税种中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只占15%。很多人都说经济在不断地变动中，税收的税种也在不断地变化中，所以不适合全国人大立法。但是我们最近把这些税种列了一个表统计了一下，在16个没有立法的，就是条例中间，有60年以上的四个，29年以上的三个，25年到28年的四个，20~22年的三个，最短的条例也是七年了。
▲对策二：转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
与今年5月本刊刊发的读者孙浩来信“债务危机或可倒逼拍卖出售国有资产”的观点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以今年3月铁道部被整合为交通部属下的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提出了如何化解国有公司债务风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张曙光说，铁道部改革出现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债务问题，债务的现状怎么样？铁道部去年9月份发布公告，铁道部的资产4.3万亿，铁道部的负债2.66万亿，资产负债率61.86%，这是旧债。铁道部现在还有新债，新债是什么呢？今年2月份，铁道部发了200亿的短债，到了3月份，又批准了600亿的中债，而且还批准了铁道部今天要发1，500亿的铁路建设债券。与此同时，今年的铁路建设任务新开工的要建设的铁路共计5600公里，投资需要5，000亿。据现在的测算，“十二·五”期间铁道部建设的全部投资要30，000亿，这是可以看到的债务的状况。由于债务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铁道部的改革，使得组织上政企分离，而经济上还没有分开。“但是组织上的分离也使得我们可以讨论经济上的两权分离的问题，所以我就想第三个问题，通过如何化解债务来推进铁路的改革，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张曙光提出，新债、旧债既要新老划断，又要同时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老债不是铁路总公司决策的，所以它不可能承担，但是既然把资产给了他，它也应该承担一部份。这个债务恐怕有三种情况，要承担的主体，一是过去铁道部和银行借的钱，银行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一部份债怎么还，其实比较简单，由银企两家去谈，是延期还是借新还旧，还是利率上一切优惠，总之是由两家解决。
另外一部份债务，一部份要由铁路总公司来承担，一部份要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当年的决策是政府决策的。现在问题就是哪一部份由总公司承担，哪一部份由政府承担，政府承担的这部份还债，钱从哪里来。
他认为，可以考虑把现在的铁路总公司的资产范围明确一下，成为中国的干线铁路公司。把包括京沪、京广、陇海等全部的干线铁路交给铁路总公司，变成一个中国干线铁路公司，以干线铁路的资产质量和数量来承接相应的债务。另外一部份，支线铁路可以通过明确它的产权和经营责任，把支线铁路全部卖给地方和私人。地方愿意要的由地方要，私人愿意接的由私人接，这个资产的重组所得到的全部的资金就变成中央政府承接债务的那一部份资金。这样，老债问题就解决了。新债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开工的线路，凡是总公司愿意投资的，总公司承担新的债务。凡是地方愿意投资的，则由地方负责新的债务。凡是私人愿意投资的，私人负责债务。凡是没有人愿意投资的就取消项目。
张曙光说，这种债务解决方式不仅可以用在铁路上，也可以用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上。现在很多地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高，但是资产规模庞大，这些资产的总和远大于地方负债情况，考虑公开透明的出售一些地方国有资产，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可以解决地方债务风险。
▲对策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93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提醒，中国要防止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
胡乃武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应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与其相匹配的税收体制”外，胡乃武认为还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垄断行业的改革、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交易体系改革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认为，三次产业的比重以及消费结构是中国未来十年应解决的关键问题。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仅占10%，这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不相配，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二产业占这么大比重是很少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更加不合理，就是它和产业结构间的偏差特别大，而劳动力结构最后应该向增加值结构收敛，那么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么由第二、第三产业消化呢？
他说，2011年中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份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中国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要把消费比重提升，比如说要把消费比重提高到70%，还有20个百分点提升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如果是高收入国家，那福利社会的特征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不断地投资，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相反，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和政府占有，这个矛盾也无法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通过分析美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提出了中国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他说，美国从1870年到1980年，劳动份额不断增加，资产和业主比例不断降低。而中国是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比例反而降低。美国之所以有劳动份额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如果劳动份额比例越来越低就挤占人力资本的空间。中国30多年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资本降低使得人力资本空间被挤掉了。“我的结论是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继续扩大人力资本的供给，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要改善我们的劳动市场及相关制度安排，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激励，使他们的创新潜能得到释放。”
▲对策四：调整消费政策扩大国内消费
与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与改革相联系的，是消费体制、消费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杨瑞龙教授认为，提高消费力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个命题我们十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有大作为，特别是发改委构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千呼万唤一直没有出台，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绝对不是算账的问题，不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反映了背后的发展模式。”
总需求结构失衡了，根本根源是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因此，如果不想对整个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改革分配制度很难，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和应有的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是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结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更深层次的改革，要调整利益结构很困难。因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映，因此如果没有发展方式的改革，提升消费是一句空话。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中国目前这样的分配格局、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我们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才有可能提升消费。所以要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论是收入分配、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如果不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提升，而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在分析”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时，阐述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消费的增长依赖于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又依赖于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增长就依赖于投资。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需要以投资为基础。因此，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不是压缩了投资就会实现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控制财政收入增速与提高国民收入比例天平向哪边倾斜？
人物档案
李文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数十项，数十篇政策咨询报告被中央、省市政府采用。2005年起主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研制及宏观经济预测，先后发布预测14次，”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英文版自2012年秋季起由全球第二大学术出版公司Springer出版并向全球发行。是目前中国第一份由国际著名出版公司无限期定期出版并向全球发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
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快，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而”低消费“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重视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比例，同时在实行税制结构调整时逐步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方能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给经济增长增加动力。
“低消费”已成难以持续发展的主因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多年逐步累积不断加剧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得以充分显现。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居民消费不振，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后，复苏乏力。“低消费”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净出口率、低消费）”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源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奉行GDP主义，不计成本地引进外资。在引资竞争中，不断压低本地生产要素价格，造成了严重的要素比价扭曲，居民作为要素所有者，收入增长缓慢，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角度看，表现为“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事实看，体现为“利润驱动”。
这一发展方式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政府部门倾斜，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2000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分别占国民收入13.13%、14.53%，到了2009年，两项收入占比升至14.58%、18.28%。同期，居民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占比从67.15%、67.54%降至60.69%，60.53%。
政府收入占比长期超经济增长
政府收入占比上升，是财政收入增速长期大幅度超经济增长的结果。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预算内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1.72万亿元，增长8.75倍，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9.8%，高出同期GDP增速约9.8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后，2000~2012年，财政收入年均实际增速约为15.0%，平均高出同期GDP增速约5.0个百分点。长期的超经济增速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3.5%；2012年上升到22.6%，年均增长约0.75个百分点。
现有体制下，中国政府所支配的实际收入不仅限于公共财政收入，它至少还应包括：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将上述五项收入加总，2010年政府所支配的实际收入占GDP35.6%，而当年公共财政收入仅占GDP20.7%。现有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仅包括上缴财政的国企利润。然而，大部份国企利润并未上缴。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国家有权支配的资产收益。包括这一部份，2010年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占GDP比重高达40.5%。这里尚不包括各地政府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获得的大量信贷资金。
1978年中国仍是计划经济，财政收入（其口径相当于如今的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不过占GDP31.6%，2010年中国已向市场经济转轨多年，政府实际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却提高到了40.5%。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未必是最高的，但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对公民承担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责任看，中国政府目前实际支配收入占比显然较高。
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揭示，财政收入占比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一条类似拋物线的轨迹：当财政收入占比很低时，提高财政收入占比、增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财政收入占比超过一定比重，它的继续扩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GDP全部为非生产性的政府所占有，那么GDP将因此降为0。
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理由大体如下：
1.一定时期内，经济体可用资源为定数。越多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政务管理，可用于生产性活动的就越少。在生产效率既定前提下，该经济体的产出就越小；
2.政府占有资源越多，不仅挤占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而且势必增加对经济的干预与管制。过度干预及管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将导致经济活力丧失，效率下降，寻租活动增加，使经济体的产出效率下降。
这些年来，对各级政府过多占有资源导致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减少，政府公共投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资源利用低效，过度管制导致经济活力衰减、效率下降、寻租增加、官员挥霍浪费甚至腐败的批评不绝于耳。仅以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的人均行政费用增长而论，就令人吃惊：1994~2006年，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长20.24%，是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
诚然，在财政收入占比过低情况下，使财政收入增速在一定时期内超过经济增速是必要的，但是，财政收入增速长期超过经济增速，显然不可行。在中国，近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超经济增速增长，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此时，适当控制以至一定程度地降低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保持适当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显然是必要的。它是调整现有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改善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切入点。
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将产生何种影响？
适当控制以至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将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将发生何种变化？对居民收入分配以至进出口的影响如何？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5~2006年研发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下称CQMM)，通过设计一系列指针，针对适当控制以至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的宏观经济效果问题，进行了政策模拟。
假设在2007~2012年期间，其它条件不变，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速，使其每年比原有实际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2007~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依次减少417.2亿元、1，047.1亿元、1，769.0亿元、2，857.4亿元、4，436.7亿元和6，018.9亿元。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DP21%左右。假设将这部份财政收入通过减税或转移支付：1.平均地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收入；2.增加占城镇人口20%的低收入者及占农村人口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
1.情景一：假定平均提高全体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模型运算结果显示：与基准仿真相比，GDP平均增长率可提高0.0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总额平均增长率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49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将放缓，进口增速有所上升，净出口小幅下降。也即，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同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转移给城乡居民，经济增速并不因此降低；而且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占比将平稳上升，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顺差缩小，国民经济结构因而得到调整。
综上，如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转移给全体城乡居民，宏观经济效果是：第一，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收入减少使）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速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占比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第三，扩大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增速，顺差因此缩小。
2.情景二：假定仅提高城乡低收入组别居民的收入水平。
应用CQMM模型中各组别居民的收入行为方程，假定减收的财政收入只转移给城乡低收入居民组别。其中，城镇组别包括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两者占城镇人口比重均为10%；农村组别包括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两者占农村人口比重均为20%。按此转移，2010~2012年，这四个组别居民的人均收入将分别增加716.2元、1，115.9元和1，522.0元。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将增至6，329.0元，从原来仅为中等收入组(7，041.0元)的68.27%上升至89.89%，提高了21.62个百分点；城镇低收入户收入将增至13，945.5元，与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户收入(16，761.0元)之比由原来的74.12%提高到83.20%，提高了9.08个百分点。
模型运算结果显示：与基准模拟相比，政策效果更优于前一种政策设计。GDP增长率平均提高了0.1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增长率平均增加1.57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平均下降0.7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改善程度比情景一更大。
因此，如果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城乡居民，虽然还不足以抹平城乡低收入居民与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已颇为可观，由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总需求结构。这表明，在控制财政收入增速的同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向城乡低收入家庭转移，将有利于调整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更好地扩大居民消费，降低投资比重，更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减少的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CQMM模型的政策模拟结果说明，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并将因此减少的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效果良好，这等于实
际上提出了两个政策建议：
1.目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应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2.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以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以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但这仍然可能引起争论：(1)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否过高？(2)中国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已经过大，以致需要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我们认为：
首先，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增速，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手段之一。财政收入增速与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过大、至少不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实际增速，使之与GDP增速一致以至略低才是必要的。过去十多年，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5和7.5个百分点，直接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持续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年均增长近0.75个百分点。如果从更广义的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资源来看，中国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更远远大于财政收入。2010年，该比重为40.5%。这说明，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快，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这种状况深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维持政府运转、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可见，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重视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比例。同时在实行税制结构调整时，还应逐步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方能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给经济增长增加动力。
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未来的中国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围绕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三个重点进行攻坚：经济转型方面，重点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方面，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方面，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而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就在政府改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访美期间强调，为了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除近期改革外，也正在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如何实现改革突破，以促进经济转型，化解各种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近期已完成了一项改革行动路线图的研究，记者专访了该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本刊学术委员迟福林先生，就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一次探讨与交流。
《经济导报》：中国改革从1978年算起，已有35年了，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各界都有共识，可以说全社会对改革是寄予厚望的，但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请问迟院长，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迟福林：的确，与以往相比，当前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历史地看改革是有时间危机的，改则活，不改则死，这是被历史逻辑和中外经验反复证明过的。因此，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尽快形成“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显得格外重要。
《经济导报》：你提到了“与危机赛跑”，赛跑一般都有个方向。你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导向是什么？
迟福林：前一段，包括贵刊也报导“改革要有问题导向机制”，这个观点我看是成立的。我强调的危机和风险，其实就是问题的积累并且久拖未决造成的，因此，我看未来的中国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就是说要抓住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和危机。未来中国改革的路线图应该围绕这个导向来制定。
《经济导报》：你能为我们详解一下你和你们研究院专家研究提出的这个改革路线图吗？
迟福林：刚才说到了，中国面临三大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进行的，目的是要化解其中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在经济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点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在社会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最后，在治理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我们未来的改革，需要围绕这三个重点进行攻坚。
《经济导报》：具体到经济转型方面的改革攻坚，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8%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具体说来，要做好以下方面的改革：1.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2.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3.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4.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6.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
《经济导报》：你认为利率汇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金融改革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建议一至两年内，在稳定存款利率的同时尽快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两至三年，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为重点，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五年左右，基本实现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其次，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议一到两年内，重点改革外汇市场交易机制，减少行政干预；两至三年内进一步放宽汇率浮动空间，将汇率弹性提高1~2倍，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未来五年，基本取消结售汇及其它外汇管制措施。
第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经济导报》：中国的行政化垄断非常严重，打破垄断非常艰难，你认为该如何更好推动这方面改革？
迟福林：要打破垄断，必须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建议两至三年内，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食盐等政企分开滞后的领域，在加快政企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放开。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经济导报》：你提到要加强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目标，此项改革民众反应比较强烈，大家都觉得对国有资本没有那种全民所有权的感觉。
迟福林：所以，我们要彰显国有资本的公益性。首先，明确国有资本提高普遍福利的目标。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建议一至两年内，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建议三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其次，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减少并逐步取消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经济导报》：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有“二次土改”的说法。你认为土地改革该怎么改？
迟福林：要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第一步要尽快完成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建议两至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范围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尽快叫停一些地方“土地换社保”等不合理做法；尽快修改“物权法”，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明确列为可抵押的财产权。其次要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第三，建立城乡统一、同权同价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交易市场，尽快形成农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入股的制度安排；完善征地补偿的法律规定，对失地农民实行公平补偿；严格限定公益性征地范围，主要通过盐碱地、荒地等改造而非占用耕地获得增量建设用地。
《经济导报》：开放从来都是与改革并行的，当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共识。新形势下的开放如何突破？
迟福林：我认为，要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一、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
二、加快实施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多哈回合受阻、发达国家急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建议两至三年内，争取在自由贸易区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经济导报》：你刚才提到改革攻坚有三个重点，其中一个是社会转型方面的攻坚，能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迟福林：社会转型方面，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5.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6.以强化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为重点深化事业机构改革；7.向社会放权，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8.以改革信访制度为重点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经济导报》：社会纺锤化结构最稳定，而纺锤化结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你提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迟福林：未来五至十年，全面协调利益关系的重中之重就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建议2014年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即每年占比提高两个百分点左右，争取到2020年达到40%；人口规模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
《经济导报》：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每个人，你觉得要从哪方面破题？
迟福林：首先，要推动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由政府、工会、企业主三方代表组成的薪酬委员会，在工资谈判中发挥经常性作用，使劳动报酬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另外，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加大对资本所有者、富裕阶层的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以个人为单位申报的做法，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即征即免”政策。最后，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透明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全面实施阳光工资制，提高收入透明度，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福利，取消实物分配，消除灰色收入；监管和调控垄断行业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要有实招；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财产登记制度。
《经济导报》：有人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双轨制改革可以说是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相配套的东西，慢不得。你怎么看？
迟福林：需要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建议两至三年内，重点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二险合一”；三至五年内，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解决长期存在的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弊端。
《经济导报》：户籍制度呢？
迟福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样需要尽快改变。首先，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建议在国家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年总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大目标；两至三年内，初步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三至五年内，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到2020年总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其次，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时间表。建议一至两年内，剥离户籍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三至五年内，除了个别特大城市外，其它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人口登记制度；五至八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经济导报》：现在在财税改革方面，争议很大，你是怎么看财税改革的？
迟福林：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一、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在推进“营改增”改革的同时，建议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由“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以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的开征为重点健全财产税体系。二、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争取到2015年，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占GDP的比重由8.48%提高到不低于12%。三、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建议三至五年内，基本理顺央地财税关系：继续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提高地方政府增值税分成比例，将财产税作为地方税收体系的重要支柱；结合服务业增值税改革统筹考虑国税地税合并。
《经济导报》：治理转型也是你提到的改革攻坚的三个重点之一，具体指什么？
迟福林：治理转型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有机结合、有效抑制腐败的新路子。具体说：1.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3.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4.全面推进政务公开；5.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6.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7.强化人大监督职能。
《经济导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在进行中，如何进一步推进？
迟福林：一、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建议人大或者国务院尽快建立行政审批法律审查机制和量化管理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改革的透明度。建议一至两年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权，提前实现本届政府的预期目标。二、全面削减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审批事项，尤其是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投资审批。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减少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微观经济活动的许可，尽可能将审批权下放给省市两级政府。
《经济导报》：如何推进政务公开？
迟福林：首先，要将政务公开扩展到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建议本届政府任期内，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制订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指导目录，划分自动公开和核准公开的范围，详细规定政务公开的内容与程序，以形成社会监督问责的基础。其次，要提高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度。建议尽快成立隶属国务院的国家预算委员会，专司预决算编制，形成“预算委员会编制-财政部门执行-人大监督”的格局；以“三公”经费的全公开、可查阅、可质询为重点，逐步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国有资本预算，推进四套预算一体化，实现全口径预算公开。
《经济导报》：众所周知，当前改革难度之大，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比触及灵魂都难”。我们该如何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迟福林：在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背景下，实现改革突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需要顶层协调，更需要合理选择改革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作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攻方向。建议以优化权力结构为主线，把政府改革与党的改革相结合，以务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市场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带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带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破题大部门体制改革。
——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 来源日期：2013.7.4
2013-07-04 作者:迟福林、李文溥等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朱毛斋 张涵 王芳 李楠
“当前政府确实走在一个刀刃上，经济下滑的直接结果，就是水落石出--坏账出来了，金融风险出来了。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景，如果我们刺激经济的话，那么也是会出现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新的融资平台风险、新的房地产风险，怎么办？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有通过改革。”--摘自学者张晓晶的发言
弱势回升期下的经济转型
2013年6月22日，本刊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七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3)国际高峰论坛”，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宽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人预料的是，在开幕式环节，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郝如玉即直接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依据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中国的财政收入有可能结束两位数增长，而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时代。
与此对应的是不乐观的宏观经济图景：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延续了2012年的下行走势。GDP同比增长7.7%，增幅连续五个季度连降，远远低于市场预期。5月份，CPI、PPI、FDI、工业增速等经济数据均有小幅回落，最令人惶恐的莫属外贸增速大幅回落，仅增长1%，创下了十个月新低。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数据制造业PMI为50.8%，整体走势好于历史同期。
国际投行不失时机看空中国，巴克莱、德意志银行唱衰人民币，高盛则下调2013年中国GDP增长预期至7.4%，此前预期为7.8%。
截止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势头未见好转。相反还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利率飙高，市场“钱荒”、股市崩盘式暴跌，表象背后是资金链高度绷紧和经济硬着陆的预期。而过去每到经济回落政府立即出手刺激经济，经济也往往按政策的预期回稳，而这一次却迟迟不见“政策”出台。
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没有政府打强心针，经济还能否挺住？
一切似乎均加重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心。与国内有人预测2013年将发生经济危机不同，进入学术环节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数量经济家刘树成。他并没有排除人们对当前经济有下行风险的担心，而把此轮经济运行，刻画为是一种“弱增长”。
刘树成指出：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仍是重要原因。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经济走势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在继续。国内经济已从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中国经济很难进入强回升的状态。
目前“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在高度承压。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张晓晶分析表示，从需求方面来看，一是消费层面，受制于收入增长消费很难在短期内上涨；二是投资方面，因财政体制顽疾和房地产调控让地方政府“没钱投资”，房地产商“不能投资”，而产能过剩和利用率不高又让制造业“不敢投资”；三是出口仍然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2008—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当中，为了保增长，中国曾经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然而随之而来的通胀与产能过剩让政府痛苦不堪。
很明显，在这一轮经济不景气过程中，政府部门吸取了上一次保增长时的教训，力在求稳，至目前在货币政策方面仍没有大力度的调控措施出台。刘树成也认为，目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其受到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两种价格上涨压力和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
6月中旬以来，内地民间就开始传闻，受到经济不景气等方面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可能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6月21日开始，两家国有银行先后出现现金业务的问题，虽然银行快速反应解释这些现象为“系统升级”，但是民间的悲观情绪还是由此诱发，原本脆弱的信心雪上加霜，A股市场出现暴跌行情，瞬间蒸发了上万亿资金。
这个单纯的现象背后表现出的不同是，这一次当局并没有做出任何放松宏观调控的表态。学者预测，这是各方都在等待中国经济能够通过经历这场痛苦，而发生变化。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一件好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在发言中引用外媒评论说，“全球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进行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构转型”。事实上，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而支持了这一看法的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李文溥教授。通过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仿真研究，他认为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才能保证经济稳定的增长。
经济失速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黄金期已经过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说，主要原因一是以房地产投资为核心的高速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像过去五六年的巅峰时期。另外，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沿海发达地区众多企业的亏损有劳动力成本、投资资金成本上升、汇率风险等因素，实际是跟中国整个低端的国际代工有关系。
比GDP增速下滑更快的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之各地政府目前已经承担了较高的负债率，大规模的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沈坤荣教授说，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再启动一些新的项目，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地铺开。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70%。2011年中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份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
沈坤荣表示：“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却有超过9%的GDP的增速，也就随之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驱动底下可持续增长。”
“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里，即使没有2008年危机对增长的不利影响，再继续保持过去10%的高速增长亦是不现实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未来中国尚能保持7~8%的增长速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2012年GDP累计增长23.3倍，平均年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诸多与会专家均认为，中国将结束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步入平稳增长周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指出，从中长期来看，一方面看到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高储蓄率、传统工业化这些传统要素确实在衰减，但是不可否认，从中长期来看还有一些新的要素，那就是城镇化、消费。
不过，他同时坦言：“中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因此经济增长处于逐年递减的过程。但是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却是有一部份是超预期的成份。”
“要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份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对于这种风险，沈坤荣作了具体的描述。
“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地批准和触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推向萧条。”
制约转型的深层矛盾
这些风险似乎正在把中国经济向转型逼迫，然而，即使不考虑其它政治因素的复杂牵绊，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仍然有待解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认为，这些因素包括资源环境的约束、公众不满情绪的增加、要素价格的上升。
早在十几年前的“九五”计划里，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两个根本的转变，其中一个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到集约经济增长的转变。郎丽华认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转变的原因是缺乏微观基础，从企业和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微观转型基础薄弱。
她说：“从企业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如果企业不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收益或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承担转变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巨大风险，就不会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如此便会缺乏技术基础。”
在中国近些年关于改革话题的讨论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他们可以通过无限制的举债和招商引资以及土地开发增加投资，通过对地方企业的补贴来实现GDP的增长。这也是他们获得业绩的一个渠道。但政府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地方产能严重过剩；很大程度上诱导了企业由实业领域转向利润高、投资短的投机性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这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动机，制造了改革转型的一个深层阻力，即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
“生产力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这种格局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企业收入占比增加更快，政府收入占比相对有所提高。过去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的不断比价，最终导致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
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了抑制，一方面是国家财富信心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使得投资在“三驾马车”中扮演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下、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而一直难有作为的原因所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央抉择，如张晓晶所说“刀刃上的政策”，仍是中国经济格局是否能浴火重生的关键所在。
增长有保证，问题很严重，转型靠改革
——下半年宏观经济分析与对策
本刊记者杨柏江风扬
对于下半年经济预期，专家们意见稍有分歧。但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目前的经济减速是结构性减速，解决方案也唯有依赖于改革。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包括财税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将浮出水面。
下半年经济用不着太悲观
在北京宽沟会议中心，记者会下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等人，不论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印证与会专家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问题越多，也就越只有依靠改革。
接受采访时，张平承认上半年中国经济减速既成事实，但认为下半年并不会像人们说的那样，越来越差。
“我估计到第三季度经济还有所回稳，到第四季度，也还能维持跟第三季度差不多的速度，全年下来，能跟2012年基本持平。今年大概增长在7.6%。”张平说。
张平乐观的理由是：国五条各地并没有完全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其实已有所放松，主要是高层反思行政过度干预房地产并没能起到真实效果，反而抑制供给，扰乱需求预期。在行政干预减弱，土地销售环比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工率已经增加。
张平的观点与记者此前看到的一份券商报告接近。国信证券近期出炉的关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认为：地产销售2012年3月后持续强劲已达五个季度，地产投资增速从2012年11月至今已从15%的台阶稳步升上21%，下半年增速水平将进一步升至25%水平。除此之外，考虑到新一届地方政府建设热情，预计下半年基建能维持在24%的增速。
对经济持同样乐观的还有蔡志洲。蔡认为，需求没有问题，仍然强劲。即使外需不够，内需也足以支持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他以最近考察河北钢企了解到的情况为例：尽管钢铁行业已跌至冰点，普遍认为中国年产9~10亿吨钢的产能已严重过剩，但是，“没有钢材积压，”蔡志洲说，“仍然卖得出去，说明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利润，那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企业的负担太重，政府应该减税。”
不过，也有对下半年经济表示担忧的，沈坤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部秘书处主任张晓晶均认为，庞大的债务问题和金融风险给下半年经济造成压力。
究竟需不需要政府刺激经济？
“即使不刺激也没关系。”张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微观内生能力不容忽略，到7、8月份，汇丰PMI指数就会从6月最低点向上跃升，8月份能回到50上方。政府真要刺激，充其量也只需要启用一些常规动作，比如，如果下半年热钱外流较多，可以降一点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一点差别利率，“都是一些常规动作，用不着再来个4万亿2.0版。”张平说。
蔡志洲也认为，必须的刺激可以有，但不能过度，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过去调控太频繁，主要是用货币政策，现在货币政策效用正在递减，目前货币保持适度偏紧有利于企业转型，但你不能把企业搞死。”特别是刺激需求的政策，完全有必要，比如，像收入分配的改革，及时启动对增加内需有好处。
而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则认为，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梯形特征，东部已是集约型的，中西部还是粗放型的。因此，不能忽视投资在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增长当中的作用，更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当前的经济减速，普遍将其定义为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失衡包括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政府干预等等，由此积累巨量金融风险，使得过去的经济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遵循一个理论假设：赶超经济中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以达到动员储蓄和投资的目的。这个假设出现了问题，就是所谓的出清机制被人为阻隔，导致低效率边缘企业不断累积，进而拉低整体投资回报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富华说。
而沈坤荣向记者提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对袁富华观点的最好注释。沈说，江苏是全国的纳税大省，苏州无锡则是江苏的两个纳税大市，目前深陷光伏产能过剩的泥塘。由于苏州无锡地方政府掏钱补贴光伏产业，导致各种企业为了争补贴一拥而上，现在光伏产业面临市场出清难题，反过来拖累政府。
目前积累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低效的投资、过剩的产能、和不负责任的高倍杠杆率。在地方政府信用最终会由中央政府担保的预期下，进一步又引发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比如，近年来各银行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利用短借长贷的方式套取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这一风险近期因美元升值外汇占款下降货币创造能力降低得到充分暴露，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隔夜拆借利率飙高到15%的根本原因。
“中国金融结构有一个痼疾，问题很大，好在中国汇率还没有改革，咱们有足够的外储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所代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全球最快的，人民币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也是全球最高的，只要咱们解决好债务期限错配、控制好金融机构的激进行为、处置好地方债务问题，风险还是可控的。”张平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着力经济改革
解决结构失衡只有靠转型，而经济转型必须依赖于改革。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下一轮，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推进的重点。”沈坤荣说。这个说法，和张平的说法相互印证。
“2014年会有更多的转型，因为很多改革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和之后陆续出台。”张平说。
张平提到，楼继伟早在任财政部长之前，就对中国的财税改革作过深入的研究。财税改革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头戏之一。因为，政府行为的转变依赖于财税改革。
“如果没有财税调整，就改变不了政府行为。所谓招商引资、补贴工业、卖土地等一系列问题，就无法得到基本调整。河北的钢厂给北京的雾霾造成很大压力，但是高炉仍在建。全国电解铝已过剩，新疆的电解铝厂仍在投产。有资源的地方政府希望用更廉价的土地，更宽松的排污权，更好的能源优势，吸引重化工的转移，他们称之为，产业链延伸，背后动机，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值税。”张平说。
张平认为，未来增值税将不再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应全归中央所有，这样地方政府就无须为了税收不惜以环境、资源和金融风险作代价。当然，地方税收也应与地方事权相匹配，新的税制将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向服务业转型，比如，扩大消费税的税基，消费税归地方财政。
“财税改革整体的方针应该是低税率、宽税基，”张平说。此外，政府改革也是一个路数，比如大部制，还有就是减少政府层级。张平认为，财税改革是校正政府的行为，但还得降低政府的规模，降低它运用资源的范围。
这个理念正是供给学派的理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走出“滞胀危机”，一个重要的经验和法宝就是走向供给管理。张晓晶认为，供给管理是解决当前结构性减速的核心着力点，依赖于三项改革：“减税、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推进小政府”。
短中长期结合的对策考虑
本刊记者朱毛斋张涵 王芳 李楠
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转卖国有资产以偿还巨额债务，以及如何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国内消费，同时还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与会专家针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走势，纷纷提出了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对策建议：
▲对策一：节约开支和规范税种
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仅为增长6.9%。这是继2009、2002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趋于10%之后，继续滑落到个位数区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财税专家郝如玉教授说，“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对收入决策的选择，一种是对支出决策的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说，钱不够花了，一种选择是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加税，向居民个人、向企业加税，甚至征过头税。这种选择对于企业的活力，对于人民的情绪，对于社会的稳定都不利。二是多打一些赤字，满足支出的需要。随着财政增速的减少，赤字占财政的比重如果增加很大的话，也是不符合财政规律的。三是发债，但发债危险性比较大，特别是要管住地方发债的冲动。
另一种选择是在支出上做文章，收入的增速下来了，支出要控制，他觉得走这一条路是比较正确的一条路。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要把它严格控制下来，比如近几年严格控制的“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我们政府这么庞大，用的钱这么多，楼堂馆所的支出比“三公”经费还要大，我觉得支出实际是要控制下来的，特别是行政的支出。另外是政府投资的支出，特别是投资经营性的支出，往往效益不太好，这块也应该控制下来。
郝如玉教授强调，要加快形成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税法和其它法律的调节利益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其它的法律一般都是通过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来间接地调节利益关系，而税收却是对经济利益关系直接调节，税收是从到百姓兜里直接掏钱，应该是依据法律来征税。但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情况，是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没有形成。“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
也就是说，在19个税种中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只占15%。很多人都说经济在不断地变动中，税收的税种也在不断地变化中，所以不适合全国人大立法。但是我们最近把这些税种列了一个表统计了一下，在16个没有立法的，就是条例中间，有60年以上的四个，29年以上的三个，25年到28年的四个，20~22年的三个，最短的条例也是七年了。
▲对策二：转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
与今年5月本刊刊发的读者孙浩来信“债务危机或可倒逼拍卖出售国有资产”的观点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以今年3月铁道部被整合为交通部属下的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提出了如何化解国有公司债务风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张曙光说，铁道部改革出现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债务问题，债务的现状怎么样？铁道部去年9月份发布公告，铁道部的资产4.3万亿，铁道部的负债2.66万亿，资产负债率61.86%，这是旧债。铁道部现在还有新债，新债是什么呢？今年2月份，铁道部发了200亿的短债，到了3月份，又批准了600亿的中债，而且还批准了铁道部今天要发1，500亿的铁路建设债券。与此同时，今年的铁路建设任务新开工的要建设的铁路共计5600公里，投资需要5，000亿。据现在的测算，“十二·五”期间铁道部建设的全部投资要30，000亿，这是可以看到的债务的状况。由于债务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铁道部的改革，使得组织上政企分离，而经济上还没有分开。“但是组织上的分离也使得我们可以讨论经济上的两权分离的问题，所以我就想第三个问题，通过如何化解债务来推进铁路的改革，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张曙光提出，新债、旧债既要新老划断，又要同时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老债不是铁路总公司决策的，所以它不可能承担，但是既然把资产给了他，它也应该承担一部份。这个债务恐怕有三种情况，要承担的主体，一是过去铁道部和银行借的钱，银行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一部份债怎么还，其实比较简单，由银企两家去谈，是延期还是借新还旧，还是利率上一切优惠，总之是由两家解决。
另外一部份债务，一部份要由铁路总公司来承担，一部份要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当年的决策是政府决策的。现在问题就是哪一部份由总公司承担，哪一部份由政府承担，政府承担的这部份还债，钱从哪里来。
他认为，可以考虑把现在的铁路总公司的资产范围明确一下，成为中国的干线铁路公司。把包括京沪、京广、陇海等全部的干线铁路交给铁路总公司，变成一个中国干线铁路公司，以干线铁路的资产质量和数量来承接相应的债务。另外一部份，支线铁路可以通过明确它的产权和经营责任，把支线铁路全部卖给地方和私人。地方愿意要的由地方要，私人愿意接的由私人接，这个资产的重组所得到的全部的资金就变成中央政府承接债务的那一部份资金。这样，老债问题就解决了。新债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开工的线路，凡是总公司愿意投资的，总公司承担新的债务。凡是地方愿意投资的，则由地方负责新的债务。凡是私人愿意投资的，私人负责债务。凡是没有人愿意投资的就取消项目。
张曙光说，这种债务解决方式不仅可以用在铁路上，也可以用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上。现在很多地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高，但是资产规模庞大，这些资产的总和远大于地方负债情况，考虑公开透明的出售一些地方国有资产，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可以解决地方债务风险。
▲对策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93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提醒，中国要防止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
胡乃武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应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与其相匹配的税收体制”外，胡乃武认为还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垄断行业的改革、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交易体系改革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认为，三次产业的比重以及消费结构是中国未来十年应解决的关键问题。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仅占10%，这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不相配，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二产业占这么大比重是很少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更加不合理，就是它和产业结构间的偏差特别大，而劳动力结构最后应该向增加值结构收敛，那么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么由第二、第三产业消化呢？
他说，2011年中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份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中国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要把消费比重提升，比如说要把消费比重提高到70%，还有20个百分点提升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如果是高收入国家，那福利社会的特征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不断地投资，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相反，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和政府占有，这个矛盾也无法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通过分析美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提出了中国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他说，美国从1870年到1980年，劳动份额不断增加，资产和业主比例不断降低。而中国是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比例反而降低。美国之所以有劳动份额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如果劳动份额比例越来越低就挤占人力资本的空间。中国30多年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资本降低使得人力资本空间被挤掉了。“我的结论是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继续扩大人力资本的供给，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要改善我们的劳动市场及相关制度安排，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激励，使他们的创新潜能得到释放。”
▲对策四：调整消费政策扩大国内消费
与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与改革相联系的，是消费体制、消费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杨瑞龙教授认为，提高消费力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个命题我们十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有大作为，特别是发改委构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千呼万唤一直没有出台，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绝对不是算账的问题，不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反映了背后的发展模式。”
总需求结构失衡了，根本根源是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因此，如果不想对整个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改革分配制度很难，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和应有的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是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结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更深层次的改革，要调整利益结构很困难。因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映，因此如果没有发展方式的改革，提升消费是一句空话。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中国目前这样的分配格局、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我们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才有可能提升消费。所以要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论是收入分配、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如果不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提升，而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在分析”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时，阐述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消费的增长依赖于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又依赖于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增长就依赖于投资。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需要以投资为基础。因此，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不是压缩了投资就会实现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控制财政收入增速与提高国民收入比例天平向哪边倾斜？
人物档案
李文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数十项，数十篇政策咨询报告被中央、省市政府采用。2005年起主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研制及宏观经济预测，先后发布预测14次，”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英文版自2012年秋季起由全球第二大学术出版公司Springer出版并向全球发行。是目前中国第一份由国际著名出版公司无限期定期出版并向全球发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
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快，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而”低消费“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重视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比例，同时在实行税制结构调整时逐步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方能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给经济增长增加动力。
“低消费”已成难以持续发展的主因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多年逐步累积不断加剧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得以充分显现。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居民消费不振，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后，复苏乏力。“低消费”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净出口率、低消费）”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源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奉行GDP主义，不计成本地引进外资。在引资竞争中，不断压低本地生产要素价格，造成了严重的要素比价扭曲，居民作为要素所有者，收入增长缓慢，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角度看，表现为“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事实看，体现为“利润驱动”。
这一发展方式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政府部门倾斜，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2000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分别占国民收入13.13%、14.53%，到了2009年，两项收入占比升至14.58%、18.28%。同期，居民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占比从67.15%、67.54%降至60.69%，60.53%。
政府收入占比长期超经济增长
政府收入占比上升，是财政收入增速长期大幅度超经济增长的结果。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预算内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1.72万亿元，增长8.75倍，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9.8%，高出同期GDP增速约9.8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后，2000~2012年，财政收入年均实际增速约为15.0%，平均高出同期GDP增速约5.0个百分点。长期的超经济增速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3.5%；2012年上升到22.6%，年均增长约0.75个百分点。
现有体制下，中国政府所支配的实际收入不仅限于公共财政收入，它至少还应包括：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将上述五项收入加总，2010年政府所支配的实际收入占GDP35.6%，而当年公共财政收入仅占GDP20.7%。现有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仅包括上缴财政的国企利润。然而，大部份国企利润并未上缴。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国家有权支配的资产收益。包括这一部份，2010年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占GDP比重高达40.5%。这里尚不包括各地政府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获得的大量信贷资金。
1978年中国仍是计划经济，财政收入（其口径相当于如今的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不过占GDP31.6%，2010年中国已向市场经济转轨多年，政府实际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却提高到了40.5%。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未必是最高的，但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对公民承担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责任看，中国政府目前实际支配收入占比显然较高。
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揭示，财政收入占比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一条类似拋物线的轨迹：当财政收入占比很低时，提高财政收入占比、增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财政收入占比超过一定比重，它的继续扩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GDP全部为非生产性的政府所占有，那么GDP将因此降为0。
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理由大体如下：
1.一定时期内，经济体可用资源为定数。越多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政务管理，可用于生产性活动的就越少。在生产效率既定前提下，该经济体的产出就越小；
2.政府占有资源越多，不仅挤占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而且势必增加对经济的干预与管制。过度干预及管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将导致经济活力丧失，效率下降，寻租活动增加，使经济体的产出效率下降。
这些年来，对各级政府过多占有资源导致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减少，政府公共投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资源利用低效，过度管制导致经济活力衰减、效率下降、寻租增加、官员挥霍浪费甚至腐败的批评不绝于耳。仅以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的人均行政费用增长而论，就令人吃惊：1994~2006年，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长20.24%，是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
诚然，在财政收入占比过低情况下，使财政收入增速在一定时期内超过经济增速是必要的，但是，财政收入增速长期超过经济增速，显然不可行。在中国，近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超经济增速增长，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此时，适当控制以至一定程度地降低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保持适当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显然是必要的。它是调整现有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改善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切入点。
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将产生何种影响？
适当控制以至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将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将发生何种变化？对居民收入分配以至进出口的影响如何？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5~2006年研发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下称CQMM)，通过设计一系列指针，针对适当控制以至适度降低财政收入增速的宏观经济效果问题，进行了政策模拟。
假设在2007~2012年期间，其它条件不变，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速，使其每年比原有实际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2007~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依次减少417.2亿元、1，047.1亿元、1，769.0亿元、2，857.4亿元、4，436.7亿元和6，018.9亿元。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DP21%左右。假设将这部份财政收入通过减税或转移支付：1.平均地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收入；2.增加占城镇人口20%的低收入者及占农村人口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
1.情景一：假定平均提高全体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模型运算结果显示：与基准仿真相比，GDP平均增长率可提高0.0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总额平均增长率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49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将放缓，进口增速有所上升，净出口小幅下降。也即，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同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转移给城乡居民，经济增速并不因此降低；而且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占比将平稳上升，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顺差缩小，国民经济结构因而得到调整。
综上，如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转移给全体城乡居民，宏观经济效果是：第一，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收入减少使）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速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占比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第三，扩大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增速，顺差因此缩小。
2.情景二：假定仅提高城乡低收入组别居民的收入水平。
应用CQMM模型中各组别居民的收入行为方程，假定减收的财政收入只转移给城乡低收入居民组别。其中，城镇组别包括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两者占城镇人口比重均为10%；农村组别包括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两者占农村人口比重均为20%。按此转移，2010~2012年，这四个组别居民的人均收入将分别增加716.2元、1，115.9元和1，522.0元。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将增至6，329.0元，从原来仅为中等收入组(7，041.0元)的68.27%上升至89.89%，提高了21.62个百分点；城镇低收入户收入将增至13，945.5元，与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户收入(16，761.0元)之比由原来的74.12%提高到83.20%，提高了9.08个百分点。
模型运算结果显示：与基准模拟相比，政策效果更优于前一种政策设计。GDP增长率平均提高了0.1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增长率平均增加1.57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平均下降0.7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改善程度比情景一更大。
因此，如果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城乡居民，虽然还不足以抹平城乡低收入居民与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已颇为可观，由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总需求结构。这表明，在控制财政收入增速的同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向城乡低收入家庭转移，将有利于调整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更好地扩大居民消费，降低投资比重，更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减少的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CQMM模型的政策模拟结果说明，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并将因此减少的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效果良好，这等于实
际上提出了两个政策建议：
1.目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应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2.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以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以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但这仍然可能引起争论：(1)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否过高？(2)中国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已经过大，以致需要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我们认为：
首先，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增速，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手段之一。财政收入增速与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过大、至少不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实际增速，使之与GDP增速一致以至略低才是必要的。过去十多年，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5和7.5个百分点，直接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持续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年均增长近0.75个百分点。如果从更广义的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资源来看，中国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更远远大于财政收入。2010年，该比重为40.5%。这说明，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快，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这种状况深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维持政府运转、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可见，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重视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比例。同时在实行税制结构调整时，还应逐步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方能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给经济增长增加动力。
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未来的中国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围绕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三个重点进行攻坚：经济转型方面，重点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方面，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方面，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而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就在政府改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访美期间强调，为了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除近期改革外，也正在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如何实现改革突破，以促进经济转型，化解各种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近期已完成了一项改革行动路线图的研究，记者专访了该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本刊学术委员迟福林先生，就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一次探讨与交流。
《经济导报》：中国改革从1978年算起，已有35年了，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各界都有共识，可以说全社会对改革是寄予厚望的，但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请问迟院长，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迟福林：的确，与以往相比，当前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历史地看改革是有时间危机的，改则活，不改则死，这是被历史逻辑和中外经验反复证明过的。因此，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尽快形成“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显得格外重要。
《经济导报》：你提到了“与危机赛跑”，赛跑一般都有个方向。你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导向是什么？
迟福林：前一段，包括贵刊也报导“改革要有问题导向机制”，这个观点我看是成立的。我强调的危机和风险，其实就是问题的积累并且久拖未决造成的，因此，我看未来的中国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就是说要抓住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和危机。未来中国改革的路线图应该围绕这个导向来制定。
《经济导报》：你能为我们详解一下你和你们研究院专家研究提出的这个改革路线图吗？
迟福林：刚才说到了，中国面临三大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进行的，目的是要化解其中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在经济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点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在社会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最后，在治理转型方面，我们的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我们未来的改革，需要围绕这三个重点进行攻坚。
《经济导报》：具体到经济转型方面的改革攻坚，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8%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具体说来，要做好以下方面的改革：1.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2.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3.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4.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6.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
《经济导报》：你认为利率汇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金融改革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建议一至两年内，在稳定存款利率的同时尽快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两至三年，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为重点，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五年左右，基本实现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其次，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议一到两年内，重点改革外汇市场交易机制，减少行政干预；两至三年内进一步放宽汇率浮动空间，将汇率弹性提高1~2倍，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未来五年，基本取消结售汇及其它外汇管制措施。
第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经济导报》：中国的行政化垄断非常严重，打破垄断非常艰难，你认为该如何更好推动这方面改革？
迟福林：要打破垄断，必须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建议两至三年内，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食盐等政企分开滞后的领域，在加快政企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放开。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经济导报》：你提到要加强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目标，此项改革民众反应比较强烈，大家都觉得对国有资本没有那种全民所有权的感觉。
迟福林：所以，我们要彰显国有资本的公益性。首先，明确国有资本提高普遍福利的目标。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建议一至两年内，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建议三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其次，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减少并逐步取消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经济导报》：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有“二次土改”的说法。你认为土地改革该怎么改？
迟福林：要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第一步要尽快完成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建议两至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范围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尽快叫停一些地方“土地换社保”等不合理做法；尽快修改“物权法”，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明确列为可抵押的财产权。其次要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第三，建立城乡统一、同权同价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交易市场，尽快形成农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入股的制度安排；完善征地补偿的法律规定，对失地农民实行公平补偿；严格限定公益性征地范围，主要通过盐碱地、荒地等改造而非占用耕地获得增量建设用地。
《经济导报》：开放从来都是与改革并行的，当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共识。新形势下的开放如何突破？
迟福林：我认为，要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一、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
二、加快实施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多哈回合受阻、发达国家急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建议两至三年内，争取在自由贸易区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经济导报》：你刚才提到改革攻坚有三个重点，其中一个是社会转型方面的攻坚，能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迟福林：社会转型方面，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5.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6.以强化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为重点深化事业机构改革；7.向社会放权，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8.以改革信访制度为重点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经济导报》：社会纺锤化结构最稳定，而纺锤化结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你提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迟福林：未来五至十年，全面协调利益关系的重中之重就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建议2014年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即每年占比提高两个百分点左右，争取到2020年达到40%；人口规模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
《经济导报》：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每个人，你觉得要从哪方面破题？
迟福林：首先，要推动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由政府、工会、企业主三方代表组成的薪酬委员会，在工资谈判中发挥经常性作用，使劳动报酬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另外，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加大对资本所有者、富裕阶层的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以个人为单位申报的做法，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即征即免”政策。最后，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透明度。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全面实施阳光工资制，提高收入透明度，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福利，取消实物分配，消除灰色收入；监管和调控垄断行业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要有实招；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财产登记制度。
《经济导报》：有人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双轨制改革可以说是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相配套的东西，慢不得。你怎么看？
迟福林：需要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建议两至三年内，重点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二险合一”；三至五年内，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解决长期存在的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弊端。
《经济导报》：户籍制度呢？
迟福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样需要尽快改变。首先，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建议在国家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年总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大目标；两至三年内，初步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三至五年内，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到2020年总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其次，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时间表。建议一至两年内，剥离户籍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三至五年内，除了个别特大城市外，其它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人口登记制度；五至八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经济导报》：现在在财税改革方面，争议很大，你是怎么看财税改革的？
迟福林：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一、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在推进“营改增”改革的同时，建议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由“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以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的开征为重点健全财产税体系。二、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争取到2015年，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占GDP的比重由8.48%提高到不低于12%。三、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建议三至五年内，基本理顺央地财税关系：继续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提高地方政府增值税分成比例，将财产税作为地方税收体系的重要支柱；结合服务业增值税改革统筹考虑国税地税合并。
《经济导报》：治理转型也是你提到的改革攻坚的三个重点之一，具体指什么？
迟福林：治理转型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有机结合、有效抑制腐败的新路子。具体说：1.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3.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4.全面推进政务公开；5.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6.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7.强化人大监督职能。
《经济导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在进行中，如何进一步推进？
迟福林：一、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建议人大或者国务院尽快建立行政审批法律审查机制和量化管理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改革的透明度。建议一至两年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权，提前实现本届政府的预期目标。二、全面削减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审批事项，尤其是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投资审批。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减少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微观经济活动的许可，尽可能将审批权下放给省市两级政府。
《经济导报》：如何推进政务公开？
迟福林：首先，要将政务公开扩展到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建议本届政府任期内，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制订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指导目录，划分自动公开和核准公开的范围，详细规定政务公开的内容与程序，以形成社会监督问责的基础。其次，要提高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度。建议尽快成立隶属国务院的国家预算委员会，专司预决算编制，形成“预算委员会编制-财政部门执行-人大监督”的格局；以“三公”经费的全公开、可查阅、可质询为重点，逐步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国有资本预算，推进四套预算一体化，实现全口径预算公开。
《经济导报》：众所周知，当前改革难度之大，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比触及灵魂都难”。我们该如何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迟福林：在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背景下，实现改革突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需要顶层协调，更需要合理选择改革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作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攻方向。建议以优化权力结构为主线，把政府改革与党的改革相结合，以务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市场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带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带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破题大部门体制改革。
——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 来源日期：20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