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孑哲学罂想与《座孑》散吏镑色
◇姜维枫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Ｊ
摘要：《庄子》强调自然的性命之情，包容了宏大壮丽的生命境界，庄子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开放的、想象无穷的、超功利的，故而其散文想象奇异、宏伟开放，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庄子的认识论态度是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由此决定其散文常借用寓言、象征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给人留下极广阔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庄子》哲学艺术散文
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宏深博大，作为文学作品，《庄子》散文想象奇异、宏伟开放，常借寓言、象征论理，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庄子》散文的独有特色是与庄子的哲学思想
及对情感的态度密不可分的。
而是洞察自然，热爱生命的圣哲。他极其重视人的生命，曾有人概括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全生养身。他在《养生主》、《人之老》中都反复讲到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顺乎自然以求长
生。
作为讲“逍遥”、称“无为”的道家领袖，庄子曾被认为是“无情”的。关于庄子的“无情”思想，《庄子》中有好多论述，姑举一
一：
当然，珍惜生命，时刻不忘养生并不说明庄子是个拘谨可笑的怕死鬼，正如前面所讲的，对于生死他是洞达明悉的，基于这种对于必然性的深刻认识，庄子热爱生命的情感呈现活泼、乐观的特点，这种生命情感，充盈于庄子散文之中，充沛饱满，他的散文也因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他“法天贵真”，强调“合天德”，认为人的情感应处处与自然同步共律。所谓“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自然本身即是合规律的，《骈拇》中说：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跛；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不续凫胫，无断鹤足，对于自然的性命之情的强调，打破了儒家礼法对人的束缚，从而将万物纳入到审美当中，自然即美，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在情感上他追求着与这无比壮丽的合天德的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从而发出了激情洋溢的自然咏歌：
吾师乎！吾师乎！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大宗师》）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乎！（《天道》）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赍送。吾葬具且不备也，何以加此！”（《列御寇》）
这种宏大壮丽的生命境界、美学境界岂是“无情”之人所能创造出来！而在同时代的诸子散文中，放眼天地，寄生死于天地，热爱生命，企望与自然同步的巨广而深的情感世界，惟庄子
一人而已。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圣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德充符》）
妻子死了，人伦大丧，庄子不悲反乐，这是超乎常理，违背人情的，所以惠子责备他：“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ｌＩ’不仅如此，庄子心目中的“圣人”还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的。那么，庄子果真是没有情感的吗？我们再来看庄子如何回答惠子的质问：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匪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切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可见，妻子的死，在庄子看来是和春秋冬夏四时变化一样的自然规律之体现，生命始于无形终于死亡，是大宇宙的不变法则。既然如此，为一个安寝于天地的大回归而哭泣，显然是愚蠢的，不通于命的。庄子并非无情，而是不屑为不合于“道”的情。在他看来，唯有大道才是主宰一切的客观规律，也只有大道才使得人为之动情。而圣人之所以无情，是因为可使“是非不得于身”，这一点在《德充符》第六节中表达得更充分。
惠子谓庄子日：“人故无情乎？”庄子日：“然”。惠子日：“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日：“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日“即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日：“是非吾所谓情电。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日：“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日：“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
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儒家也是讲情感的。美学史上，最早提出“情”的理论的是儒家。《尚书》：“诗言志”，这个“志”就是包含了情感在内的。这可从《论语》当中找到证据。《述而》篇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先进》篇中孔子赞同曾点所言之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庄子摒弃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为矫饰之情，还因为在他看来，顺乎天道是可以避免“内伤其身”，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可见出，庄子并非是摒弃情感，离绝人世的冷血怪物，
万方数据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ｌ１９
而归。”“志于道”，儒家的大道无非治国平天下，故其“志”可释为“志向、抱负”，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审美境界，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此二者可以看作儒家对“诗言志”之志的阐释。后来的《乐记》、《毛诗序》中更明确地提出“情”的概念：“情动于中”（《乐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乎为诗”，是“吟咏性情”的，且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从一开始就将情感与儒家的道、德紧密相联，他们的艺术态度是“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式的艺术，其功能直指社会教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可以说，儒家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内敛的、现实的，带有功利性，所以儒家的美学眼光是相对狭窄的；而庄子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开放的、想象无穷的、超功利的，故而其美学眼光是宏大的。这是两种哲学态度所必然对应的美学态度。儒家谨慎地评判现实，小心翼翼而又十分认真地寻找治世良方，一心一意要变乱世为治世，造出礼仪的乌托邦；而庄子嘲笑一切束缚个性的人为礼法，自由自在地想象遨游天地，追求“无所待”的“逍遥”，“乘云气，御飞龙，而遨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他渴望摆脱一切有形的外物的束缚，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明彻而后能见
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总之，他那开放无极的情感，达观的哲学思想使他完全弃绝一切有形之束缚，不仅精神上获得了极至的自由，散文也因此造出许多虚无缥缈，却以其想象的奇异给人审美愉悦的境界，这种开放的情感、开放的思维是儒家散文永不可比拟
的。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庄子的认识论态度，刘笑敢先生将庄子的认识论态度归结为：一、怀疑主义；二、直觉主义。怀疑一切是庄子所崇尚的态度，他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巳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人生命有限，而知识对象无穷，以有限对无穷，必陷于困窘。所以人们不应追求认识世界，而应放弃一切认识活动；他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标准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傈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虫即蛆甘带，鸱鸦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猸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总之，各有其是非，是≯难辨。所以庄子提出要忘记是非；他还强调事物永恒的变参性，事物流变不止，无法认清，“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其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齐物论》）
总之怀疑一切，夸大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夸大主观作用，否定客观存在，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与怀疑论相联系的是直觉主义。庄子并非一个简单的怀疑否定派，他在怀疑人类感官认识能力的同时，并不排斥直觉体验的作用，他从未怀疑绝对的道的存在。这种有所保留，亦可说是富有特色的怀疑主义与直觉主义相结合，是庄子认识论的主要特色，也自然构
成庄子散文的另一大特色。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２０
万
方数据怀疑论使庄子轻视语言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也。”（《秋水》）但他仍然要借助语言，且又很好地避免了语言的局限性，这就在于他使用了寓言等的方式。这也是怀疑主义、直觉主义相结合
的完美产物。
他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怀疑事物的可认识性，所以他的语言游疑不定，虚无缥缈，似是而非，给人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如《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神奇，斥鹦之渺小。大与小，寿与天，远与近，有用无用，思维因为怀疑而跃荡不止，形象因思维跃荡而显得灵荡多变，更奇特的是：直觉使寓言富于象征
意味。
《庄子》之《秋水》篇中讲过这样一个深刻的富于启发意味的真理：“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前面讲过，庄子并非简单的怀疑论者，他从不怀疑绝对的道的存在。虽然人们所知道的永远少于所不知道的，但是照样可以体认大道之存在。用什么方式呢？在文学上，庄子采用了象征的手段。何为象征？英国的苛勒律治认为象征具有透过表层窥视深远蕴藏之特点，从而将象征概括为“半透明式地反映”；美国当代著名诗学教授劳・坡林则给象征下了一个定义：“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本身。”庄子的寓言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理论。
《应帝王》篇末有这样一则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
日而混沌死。
陈鼓应先生认为混沌是象征人民的，而日凿一窍的行为正是统治者法政日出的象征，其悲剧结局暗示着：一切“人为”皆不合于“道”，故必然导致悲惨结局。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准确地把握了这则寓言的精神了。这类寓言在庄子散文中层出不穷，如《秋水》中的焰井之龟与东海之鳖的对话，《至乐》中的庄子遇是比喻性的。始举《孟子》一例：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日：“是非君子之道。”“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表面看来这个寓言与庄子寓言并无不同。然而象征不是理的层次上。孟子的寓言形象必须与其所类比的道理共同存在才有感染力，而庄子寓言形象虽说也是蕴涵意义的，其瑰丽的表象却似有很大的游离性——因其与哲理的联系是直观的、非逻辑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存在。这是孟子寓言所不能中也有“直觉主义”，如《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是离不开严谨的理性，这便是孟子寓言不能达到《庄子》寓言境
界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崔月华
髑髅，《养生主》中的疱丁解牛，《外物》中的任公子钓大鱼，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这和《孟子》、《韩非子》中的寓言不同，后二者来年。
类与类之间在具体特征上的相似性，而是具象以其模糊或直观性直接与本质相关联；象征是一种更依靠直觉的手法，而类比则务必依靠逻辑推理——孟子的寓言只停留在类比与逻辑推企及的。究其原因，仍可在哲学上找到答案：孟子的认识方法性则知天也。”但是孟子的直觉是强调“思考”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的认识方法总
庄子哲学思想与《庄子》散文特色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姜维枫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济南,250100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2001，17(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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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若进行庄子与后现代之会通，首先势必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即后现代哲学的特点，它还关乎后现代哲学同现代性有何关联；庄子哲学的特质；庄子哲学同后现代有无会通之必要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展开与探究便构成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现代哲学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亦非一个有机“系统”，其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而出现：是对科技理性霸权的回应和反叛，是对基础主义、逻各斯主义、宏大叙事的颠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转向。这种转换(通过与现代性对比的角度)可概括为实体/语言、真理/游戏、终极/过程、宏大/微观、纵向/横向、整体/碎片、深度/平面、理性/非理性。思维转向的实质乃在于对技术宰制下人之精神“无家可归”命运的深层呵护。无独有偶，庄子哲学思维所呈现出的混沌特质在智慧、学术甚至“科学”层面与后现代均有共通之处：其所追求的人生之逍遥、“融于物中、与物俱化”的诗性表达以及对人类命运所付出的“操心”同后现代主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道”作为庄子的关键词，既是笔者解读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会通的纽带。道含义丰富，行、言、自然等均为道之应有之“义”。然而，作为“形而上”的本体之道乃在于“无”。由“无→有”，当为中国哲学“创生”之特点。西方传统哲学大致定位在“有→有”之层面，然经黑格尔后，“无”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被重新提出，尤其在海德格尔那里，更是进一步得到显扬。“无”乃凸显出庄子之道与传统西方本体之关联，大致可概括为有与无、隐与显、内在与超越。
解决庄子之道与后现代“本体”会通的问题，似乎要复杂的多：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西方本体的“逻格斯”无论在“言说”、真际、通达等义上与庄子之“道”均有着神似之处；在有机主义怀特海那里则通过物我不分、彼此相关的“相融”关系与“道”走到一起。但是，在解构主义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本体已经被解构，不存在了，似乎庄子与解构的后现代失去了共同语言。然而，饶有兴味的是，当“本体”被解构、消解之时，恰恰是后现代思维由“独断理性”走向发散、多元、开放之时。于是，后现代的“全视角主义”思维模式在“道”所蕴涵的“全视阈”维度上得到“展现”和“复活”：以上就构成了第二章的内容。本文的第三章仍然围绕形上之“道”而展开，不过，此处之论并非探讨超越或玄秘之道的性质，而是针对庄子声称“言而非道”而又洋洋洒洒十数万言的“悖论”展开。其核心问题可归结为：道在哪个层面上可说(说，可说)，而在哪个层面上又不可说(不可说，不说)。对上述问题，笔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有关哲学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就“不可说”而言，结构主义遵循的能指、所指把本体之道排除在能说的“经验”之外；解构主义则通过拓展、推演能指、所指的“差异性”原则，消弭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增大了“所说”与“要说”的裂隙，使得语言不能达到“文本”；后现代解释学则通过言说主体消解的角度、文本生存论的角度、“成见、误解”的角度以及解释学目的之角度得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过是维持话语的进行”，并不能达到“道”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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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人生)哲学的终极理想乃是与道同在，游于道中。道之诗意“言说”固然能标明其对逍遥之道的渴望和企求，但是，对物的“本然”态度更能切实地表现出人们对大道之态度。事实上，庄子融于大道之逍遥境界乃通过“齐物”、“物化”之途径而达成。庄子道之视阈下的人、物乃应然的浑然一体、无所差别。这种见解在后现代主义那罩也得到了回应：怀特海的“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的有机哲学、海德格尔“在世界中对物的守侯”以及约纳斯赋予物以“自足价值”的责任伦理均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对人、物关系之定位所作出的努力。但人之命运的历史展开，又使得人对“物”采
取了“技”的态度，从而使人们愈来愈远离大“道”。就“技”对“道”的熏染和诱惑而言，无论庄子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均对“技”持否定态度，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道德的堕落、导致人的自我迷失以及导致生态的失衡等。但当把“技”作为寻求大道的途径时，庄子又对“技”给予了肯定。不过，这种“技”并非作为索取、改变“物性”而存在：它是一种“身体的知识”和技巧，通过“技”的娴熟达到“艺”或“道”的境界。这种“艺”或“道”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后现代所追求的“与物共在”的立场，是人之“是其所是”的本原状态。此乃后现代对抗“科技理性”目的之所在，亦是庄子所渴求的“物之初”态度。回到“物之初”、与物守候不仅仅是环保、生态之必需，更为人诗意栖居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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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庄子》书中的神话。《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是经过神话材料改编过来的，零星、碎片的神话材料散落在《庄子》的寓言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考据和推理将其还原为神话。《庄子》中的神话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活物论神话的遗留；二是零片神话材料的组合；三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化用。
第二部分，神话思维对《庄子》哲学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内容上同神话有较多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在深层的思维观念上更为明显地同神话思维有联系，首先是《庄子》寓言的创作方式深受神话意象性思维的影响，《庄子》中借用了大量的具体意象和意象丛来表达其哲学思想；其次是神话中追求不死、生死循环、灵魂不死的生死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庄子》的生死观念；最后《庄子》哲学中的物化观念、万物皆一思想也深受神话中变形法则的影响。
第三部分，神话对《庄子》哲学产生影响的原因，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地域文化的影响。楚地丰富的神话资源以及楚人善于想象与联想的思维习惯启发了庄子及其学人的思维。可以说，《庄子》寓言独特的风格就是在楚地神话传统的启发和培育下形成的；二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役于物，心役于物的异化时代，庄子对黑暗残酷现实的揭示与批判，正是对当下人类境况的关注，然而他无力与残暴的统治者抗争，也无力改变这异化的现实，但又不愿被异化，转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而神话就为这逍遥之境提供了很好的寄托；三是个人性情。思想创作者的个性气质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楚地文化培养了庄子自由浪漫个性，其与神话思维模式的运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欲知《庄子》之哲学，必知《庄子》之寓言，欲知《庄子》之寓言，必知《庄子》之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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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孑哲学罂想与《座孑》散吏镑色
◇姜维枫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Ｊ
摘要：《庄子》强调自然的性命之情，包容了宏大壮丽的生命境界，庄子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开放的、想象无穷的、超功利的，故而其散文想象奇异、宏伟开放，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庄子的认识论态度是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由此决定其散文常借用寓言、象征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给人留下极广阔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庄子》哲学艺术散文
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宏深博大，作为文学作品，《庄子》散文想象奇异、宏伟开放，常借寓言、象征论理，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庄子》散文的独有特色是与庄子的哲学思想
及对情感的态度密不可分的。
而是洞察自然，热爱生命的圣哲。他极其重视人的生命，曾有人概括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全生养身。他在《养生主》、《人之老》中都反复讲到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顺乎自然以求长
生。
作为讲“逍遥”、称“无为”的道家领袖，庄子曾被认为是“无情”的。关于庄子的“无情”思想，《庄子》中有好多论述，姑举一
一：
当然，珍惜生命，时刻不忘养生并不说明庄子是个拘谨可笑的怕死鬼，正如前面所讲的，对于生死他是洞达明悉的，基于这种对于必然性的深刻认识，庄子热爱生命的情感呈现活泼、乐观的特点，这种生命情感，充盈于庄子散文之中，充沛饱满，他的散文也因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他“法天贵真”，强调“合天德”，认为人的情感应处处与自然同步共律。所谓“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自然本身即是合规律的，《骈拇》中说：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跛；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不续凫胫，无断鹤足，对于自然的性命之情的强调，打破了儒家礼法对人的束缚，从而将万物纳入到审美当中，自然即美，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在情感上他追求着与这无比壮丽的合天德的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从而发出了激情洋溢的自然咏歌：
吾师乎！吾师乎！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大宗师》）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乎！（《天道》）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赍送。吾葬具且不备也，何以加此！”（《列御寇》）
这种宏大壮丽的生命境界、美学境界岂是“无情”之人所能创造出来！而在同时代的诸子散文中，放眼天地，寄生死于天地，热爱生命，企望与自然同步的巨广而深的情感世界，惟庄子
一人而已。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圣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德充符》）
妻子死了，人伦大丧，庄子不悲反乐，这是超乎常理，违背人情的，所以惠子责备他：“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ｌＩ’不仅如此，庄子心目中的“圣人”还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的。那么，庄子果真是没有情感的吗？我们再来看庄子如何回答惠子的质问：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匪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切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可见，妻子的死，在庄子看来是和春秋冬夏四时变化一样的自然规律之体现，生命始于无形终于死亡，是大宇宙的不变法则。既然如此，为一个安寝于天地的大回归而哭泣，显然是愚蠢的，不通于命的。庄子并非无情，而是不屑为不合于“道”的情。在他看来，唯有大道才是主宰一切的客观规律，也只有大道才使得人为之动情。而圣人之所以无情，是因为可使“是非不得于身”，这一点在《德充符》第六节中表达得更充分。
惠子谓庄子日：“人故无情乎？”庄子日：“然”。惠子日：“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日：“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日“即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日：“是非吾所谓情电。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日：“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日：“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
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儒家也是讲情感的。美学史上，最早提出“情”的理论的是儒家。《尚书》：“诗言志”，这个“志”就是包含了情感在内的。这可从《论语》当中找到证据。《述而》篇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先进》篇中孔子赞同曾点所言之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庄子摒弃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为矫饰之情，还因为在他看来，顺乎天道是可以避免“内伤其身”，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可见出，庄子并非是摒弃情感，离绝人世的冷血怪物，
万方数据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ｌ１９
而归。”“志于道”，儒家的大道无非治国平天下，故其“志”可释为“志向、抱负”，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审美境界，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此二者可以看作儒家对“诗言志”之志的阐释。后来的《乐记》、《毛诗序》中更明确地提出“情”的概念：“情动于中”（《乐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乎为诗”，是“吟咏性情”的，且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从一开始就将情感与儒家的道、德紧密相联，他们的艺术态度是“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式的艺术，其功能直指社会教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可以说，儒家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内敛的、现实的，带有功利性，所以儒家的美学眼光是相对狭窄的；而庄子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开放的、想象无穷的、超功利的，故而其美学眼光是宏大的。这是两种哲学态度所必然对应的美学态度。儒家谨慎地评判现实，小心翼翼而又十分认真地寻找治世良方，一心一意要变乱世为治世，造出礼仪的乌托邦；而庄子嘲笑一切束缚个性的人为礼法，自由自在地想象遨游天地，追求“无所待”的“逍遥”，“乘云气，御飞龙，而遨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他渴望摆脱一切有形的外物的束缚，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明彻而后能见
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总之，他那开放无极的情感，达观的哲学思想使他完全弃绝一切有形之束缚，不仅精神上获得了极至的自由，散文也因此造出许多虚无缥缈，却以其想象的奇异给人审美愉悦的境界，这种开放的情感、开放的思维是儒家散文永不可比拟
的。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庄子的认识论态度，刘笑敢先生将庄子的认识论态度归结为：一、怀疑主义；二、直觉主义。怀疑一切是庄子所崇尚的态度，他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巳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人生命有限，而知识对象无穷，以有限对无穷，必陷于困窘。所以人们不应追求认识世界，而应放弃一切认识活动；他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标准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傈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虫即蛆甘带，鸱鸦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猸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总之，各有其是非，是≯难辨。所以庄子提出要忘记是非；他还强调事物永恒的变参性，事物流变不止，无法认清，“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其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齐物论》）
总之怀疑一切，夸大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夸大主观作用，否定客观存在，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与怀疑论相联系的是直觉主义。庄子并非一个简单的怀疑否定派，他在怀疑人类感官认识能力的同时，并不排斥直觉体验的作用，他从未怀疑绝对的道的存在。这种有所保留，亦可说是富有特色的怀疑主义与直觉主义相结合，是庄子认识论的主要特色，也自然构
成庄子散文的另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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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方数据怀疑论使庄子轻视语言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也。”（《秋水》）但他仍然要借助语言，且又很好地避免了语言的局限性，这就在于他使用了寓言等的方式。这也是怀疑主义、直觉主义相结合
的完美产物。
他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怀疑事物的可认识性，所以他的语言游疑不定，虚无缥缈，似是而非，给人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如《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神奇，斥鹦之渺小。大与小，寿与天，远与近，有用无用，思维因为怀疑而跃荡不止，形象因思维跃荡而显得灵荡多变，更奇特的是：直觉使寓言富于象征
意味。
《庄子》之《秋水》篇中讲过这样一个深刻的富于启发意味的真理：“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前面讲过，庄子并非简单的怀疑论者，他从不怀疑绝对的道的存在。虽然人们所知道的永远少于所不知道的，但是照样可以体认大道之存在。用什么方式呢？在文学上，庄子采用了象征的手段。何为象征？英国的苛勒律治认为象征具有透过表层窥视深远蕴藏之特点，从而将象征概括为“半透明式地反映”；美国当代著名诗学教授劳・坡林则给象征下了一个定义：“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本身。”庄子的寓言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理论。
《应帝王》篇末有这样一则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
日而混沌死。
陈鼓应先生认为混沌是象征人民的，而日凿一窍的行为正是统治者法政日出的象征，其悲剧结局暗示着：一切“人为”皆不合于“道”，故必然导致悲惨结局。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准确地把握了这则寓言的精神了。这类寓言在庄子散文中层出不穷，如《秋水》中的焰井之龟与东海之鳖的对话，《至乐》中的庄子遇是比喻性的。始举《孟子》一例：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日：“是非君子之道。”“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表面看来这个寓言与庄子寓言并无不同。然而象征不是理的层次上。孟子的寓言形象必须与其所类比的道理共同存在才有感染力，而庄子寓言形象虽说也是蕴涵意义的，其瑰丽的表象却似有很大的游离性——因其与哲理的联系是直观的、非逻辑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存在。这是孟子寓言所不能中也有“直觉主义”，如《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是离不开严谨的理性，这便是孟子寓言不能达到《庄子》寓言境
界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崔月华
髑髅，《养生主》中的疱丁解牛，《外物》中的任公子钓大鱼，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这和《孟子》、《韩非子》中的寓言不同，后二者来年。
类与类之间在具体特征上的相似性，而是具象以其模糊或直观性直接与本质相关联；象征是一种更依靠直觉的手法，而类比则务必依靠逻辑推理——孟子的寓言只停留在类比与逻辑推企及的。究其原因，仍可在哲学上找到答案：孟子的认识方法性则知天也。”但是孟子的直觉是强调“思考”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的认识方法总
庄子哲学思想与《庄子》散文特色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姜维枫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济南,250100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2001，17(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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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若进行庄子与后现代之会通，首先势必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即后现代哲学的特点，它还关乎后现代哲学同现代性有何关联；庄子哲学的特质；庄子哲学同后现代有无会通之必要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展开与探究便构成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现代哲学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亦非一个有机“系统”，其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而出现：是对科技理性霸权的回应和反叛，是对基础主义、逻各斯主义、宏大叙事的颠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转向。这种转换(通过与现代性对比的角度)可概括为实体/语言、真理/游戏、终极/过程、宏大/微观、纵向/横向、整体/碎片、深度/平面、理性/非理性。思维转向的实质乃在于对技术宰制下人之精神“无家可归”命运的深层呵护。无独有偶，庄子哲学思维所呈现出的混沌特质在智慧、学术甚至“科学”层面与后现代均有共通之处：其所追求的人生之逍遥、“融于物中、与物俱化”的诗性表达以及对人类命运所付出的“操心”同后现代主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道”作为庄子的关键词，既是笔者解读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会通的纽带。道含义丰富，行、言、自然等均为道之应有之“义”。然而，作为“形而上”的本体之道乃在于“无”。由“无→有”，当为中国哲学“创生”之特点。西方传统哲学大致定位在“有→有”之层面，然经黑格尔后，“无”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被重新提出，尤其在海德格尔那里，更是进一步得到显扬。“无”乃凸显出庄子之道与传统西方本体之关联，大致可概括为有与无、隐与显、内在与超越。
解决庄子之道与后现代“本体”会通的问题，似乎要复杂的多：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西方本体的“逻格斯”无论在“言说”、真际、通达等义上与庄子之“道”均有着神似之处；在有机主义怀特海那里则通过物我不分、彼此相关的“相融”关系与“道”走到一起。但是，在解构主义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本体已经被解构，不存在了，似乎庄子与解构的后现代失去了共同语言。然而，饶有兴味的是，当“本体”被解构、消解之时，恰恰是后现代思维由“独断理性”走向发散、多元、开放之时。于是，后现代的“全视角主义”思维模式在“道”所蕴涵的“全视阈”维度上得到“展现”和“复活”：以上就构成了第二章的内容。本文的第三章仍然围绕形上之“道”而展开，不过，此处之论并非探讨超越或玄秘之道的性质，而是针对庄子声称“言而非道”而又洋洋洒洒十数万言的“悖论”展开。其核心问题可归结为：道在哪个层面上可说(说，可说)，而在哪个层面上又不可说(不可说，不说)。对上述问题，笔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有关哲学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就“不可说”而言，结构主义遵循的能指、所指把本体之道排除在能说的“经验”之外；解构主义则通过拓展、推演能指、所指的“差异性”原则，消弭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增大了“所说”与“要说”的裂隙，使得语言不能达到“文本”；后现代解释学则通过言说主体消解的角度、文本生存论的角度、“成见、误解”的角度以及解释学目的之角度得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过是维持话语的进行”，并不能达到“道”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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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人生)哲学的终极理想乃是与道同在，游于道中。道之诗意“言说”固然能标明其对逍遥之道的渴望和企求，但是，对物的“本然”态度更能切实地表现出人们对大道之态度。事实上，庄子融于大道之逍遥境界乃通过“齐物”、“物化”之途径而达成。庄子道之视阈下的人、物乃应然的浑然一体、无所差别。这种见解在后现代主义那罩也得到了回应：怀特海的“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的有机哲学、海德格尔“在世界中对物的守侯”以及约纳斯赋予物以“自足价值”的责任伦理均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对人、物关系之定位所作出的努力。但人之命运的历史展开，又使得人对“物”采
取了“技”的态度，从而使人们愈来愈远离大“道”。就“技”对“道”的熏染和诱惑而言，无论庄子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均对“技”持否定态度，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道德的堕落、导致人的自我迷失以及导致生态的失衡等。但当把“技”作为寻求大道的途径时，庄子又对“技”给予了肯定。不过，这种“技”并非作为索取、改变“物性”而存在：它是一种“身体的知识”和技巧，通过“技”的娴熟达到“艺”或“道”的境界。这种“艺”或“道”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后现代所追求的“与物共在”的立场，是人之“是其所是”的本原状态。此乃后现代对抗“科技理性”目的之所在，亦是庄子所渴求的“物之初”态度。回到“物之初”、与物守候不仅仅是环保、生态之必需，更为人诗意栖居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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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庄子》书中的神话。《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是经过神话材料改编过来的，零星、碎片的神话材料散落在《庄子》的寓言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考据和推理将其还原为神话。《庄子》中的神话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活物论神话的遗留；二是零片神话材料的组合；三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化用。
第二部分，神话思维对《庄子》哲学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内容上同神话有较多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在深层的思维观念上更为明显地同神话思维有联系，首先是《庄子》寓言的创作方式深受神话意象性思维的影响，《庄子》中借用了大量的具体意象和意象丛来表达其哲学思想；其次是神话中追求不死、生死循环、灵魂不死的生死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庄子》的生死观念；最后《庄子》哲学中的物化观念、万物皆一思想也深受神话中变形法则的影响。
第三部分，神话对《庄子》哲学产生影响的原因，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地域文化的影响。楚地丰富的神话资源以及楚人善于想象与联想的思维习惯启发了庄子及其学人的思维。可以说，《庄子》寓言独特的风格就是在楚地神话传统的启发和培育下形成的；二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役于物，心役于物的异化时代，庄子对黑暗残酷现实的揭示与批判，正是对当下人类境况的关注，然而他无力与残暴的统治者抗争，也无力改变这异化的现实，但又不愿被异化，转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而神话就为这逍遥之境提供了很好的寄托；三是个人性情。思想创作者的个性气质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楚地文化培养了庄子自由浪漫个性，其与神话思维模式的运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欲知《庄子》之哲学，必知《庄子》之寓言，欲知《庄子》之寓言，必知《庄子》之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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