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朋友怜惜笔者老朽不能上网,经常,不,几乎每天给我发来他们看好的东西,帮助我打开这一扇观察世界的落地窗。感动之余,久而久之颇有点依赖:到时收不到就怅然若失,大感郁闷,又惦念丛生。昨天,在一堆东西中,居然看到一个大问号――“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作者似乎还是名人,我孤陋寡闻,不能断定。
据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什么是“民主”,一百个专门家或许就有一百种说法吧!百家争鸣,也是一个好东西。
鲁迅生于晚清,支持推翻皇权专制的革命;“革命尚未成功”,支持“共和”;张勋复辟,愤而辞职;北洋军阀专权,支持推翻它的“北伐”;国民党一党专政,支持推翻它的革命。是的,“行动”不是“言谈”,不算“谈”民主,但这样的“不谈民主”何罪之有?
姑不论一定要求某某人“谈”什么,似乎不但算不得民主,恐怕连“谈”的常识都算不上吧?这种问责,是没完没了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就是法国曾经有过的“百科全书派”,它能“谈”尽天下的问题?何况鲁迅生前有言:“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帖。”(《通信〈复魏猛克〉》)既然鲁迅连“百科全书”都不是,他“不谈”的宝贝可多了去了,有什么奇怪呢?值得一问么?
不过,鲁迅毕竟也算是“谈”过一点“民主”的吧,只是他有他的方式。
如果承认民主和专制是一枚铜板的两面,那么鲁迅“谈”专制行么?鲁迅说: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至六)》)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
这最后一条,最能显示鲁迅“谈”什么,“怎么”谈以及“为什么”这样谈的特质了。鲁迅是从人来“谈”问题的,他觉得社会把人分成主子、奴隶和奴才,才是焦点,才是病灶,制度是大有腾挪空间的。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灯下漫笔》)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了,14年的经历,令他得到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一至四)》)
如果不拘泥于字面,不强求别人拾自己的牙慧,大概可以说“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是个假问题吧!而且这还是一个“思想短板”的问题。发问者的思想中,只有一种固定的方式算是“谈民主”,而不知道“民主”是可以有许多方式来谈的。
事实是,鲁迅27岁就“谈”民主了,只是他并不迷信。他不赞成“制造商估(即发展工业和商业――编者注)立宪国会”可以救中国,认为这只是枝叶,而“根柢在人”。他质问:“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他指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现象的存在。他怀疑“多数决定”的必然正确性:“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以上引文均见《文化偏至论》)何况鲁迅还多次谈了“三民主义”呢。您可以质疑、可以批判,但不可以断言“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作者系文史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有几位朋友怜惜笔者老朽不能上网,经常,不,几乎每天给我发来他们看好的东西,帮助我打开这一扇观察世界的落地窗。感动之余,久而久之颇有点依赖:到时收不到就怅然若失,大感郁闷,又惦念丛生。昨天,在一堆东西中,居然看到一个大问号――“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作者似乎还是名人,我孤陋寡闻,不能断定。
据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什么是“民主”,一百个专门家或许就有一百种说法吧!百家争鸣,也是一个好东西。
鲁迅生于晚清,支持推翻皇权专制的革命;“革命尚未成功”,支持“共和”;张勋复辟,愤而辞职;北洋军阀专权,支持推翻它的“北伐”;国民党一党专政,支持推翻它的革命。是的,“行动”不是“言谈”,不算“谈”民主,但这样的“不谈民主”何罪之有?
姑不论一定要求某某人“谈”什么,似乎不但算不得民主,恐怕连“谈”的常识都算不上吧?这种问责,是没完没了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就是法国曾经有过的“百科全书派”,它能“谈”尽天下的问题?何况鲁迅生前有言:“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帖。”(《通信〈复魏猛克〉》)既然鲁迅连“百科全书”都不是,他“不谈”的宝贝可多了去了,有什么奇怪呢?值得一问么?
不过,鲁迅毕竟也算是“谈”过一点“民主”的吧,只是他有他的方式。
如果承认民主和专制是一枚铜板的两面,那么鲁迅“谈”专制行么?鲁迅说: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至六)》)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
这最后一条,最能显示鲁迅“谈”什么,“怎么”谈以及“为什么”这样谈的特质了。鲁迅是从人来“谈”问题的,他觉得社会把人分成主子、奴隶和奴才,才是焦点,才是病灶,制度是大有腾挪空间的。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灯下漫笔》)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了,14年的经历,令他得到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一至四)》)
如果不拘泥于字面,不强求别人拾自己的牙慧,大概可以说“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是个假问题吧!而且这还是一个“思想短板”的问题。发问者的思想中,只有一种固定的方式算是“谈民主”,而不知道“民主”是可以有许多方式来谈的。
事实是,鲁迅27岁就“谈”民主了,只是他并不迷信。他不赞成“制造商估(即发展工业和商业――编者注)立宪国会”可以救中国,认为这只是枝叶,而“根柢在人”。他质问:“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他指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现象的存在。他怀疑“多数决定”的必然正确性:“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以上引文均见《文化偏至论》)何况鲁迅还多次谈了“三民主义”呢。您可以质疑、可以批判,但不可以断言“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作者系文史学者、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