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沟通技能是现代医生重要的素质特征
与社会进步一道，医学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并且面对以下这些可能不曾想到当然更不愿看到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摆在医学面前的健康问题并没有因医学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医疗纠纷也没有因医学的进步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回顾过去10年、50年至上百年，医患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其原因和对策。
一、缓解日渐紧张的医患关系需要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对健康需求的无限性和医学责任的有限性认识不足，甚至缺乏认识是医患关系日渐紧张的最重要原因。远古时代，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水平很低，仅希望能保护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物医学模式下，健康的标准是无疾病和无虚弱状态，医学科学在控制生物学因素所致疾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医务人员不负众望，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福音。但是在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现代社会对健康的标准已经发展到：不仅无疾病和无虚弱，而且是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良好适应的完善状态。健康标准之高，而影响健康的生物学因素以外还有遗传、环境、卫生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如此之多。要解决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才能解决健康的所有问题，才能完全满足所有的健康需求，这可能吗？所以健康需求具有无限性的特征。
反之，医学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医学科学研究的内容并没有覆盖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就是在医学研究的范围以内，虽然已取得巨大进步，但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如许多病因和发病机理仍不明确，缺乏早期敏感、特异的诊断手段，许多检查有创、有风险、有意外，许多疾病还不能根治，许多疾病晚期还面临着高投入与低效益的巨大矛盾。社会赋予医学的义务与权力也局限了医学的责任，它赋予医生的诊断权、处方权和手术权等，但医学能左右上述哪些影响健康的全部因素吗？可以说，一些过分宣传甚至夸大宣传医学科学进步和取得成就的一面，已经给部分人群造成了“医学万能”的错觉，使人们对医生的期望值过高，甚至认为其所有健康问题可以完全依赖于医生，而忽视了其本人及其相关背景因素对其健康应尽的至少是一些道德责任。在此背景下，即使医生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引发其对医学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
面对医患关系紧张的这些问题，我们医务人员只有消极对待、听之任之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反，这正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尽的另一种义务和责任，通过我们必须具备的除医学科学知识和临床技能以外的另一种技能来解决的问题。这种技能就是交流与沟通技能和教育病人的技能。
二、交流与沟通技能是“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七大核心能力之一
代表全世界医学教育领域权威机构，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的国际医教育专门委员会，经过近3年的努力，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于2002年3月定稿发表的文件《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学毕业生的核心能力定义为七大领域，即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交流与沟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在其二级指标的60个具体条目中，交流和沟通技能占9项。这足以看出当今国际医学教育界为适应现代医学模式，为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何等重视医生的交流与沟通技能，以及教育病人的技能。
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模式是人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可以照办的标准形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健康观和疾病观的高度概括。不同的医学模式决定对医生素质的不同要求。在远古时代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要求医生能通晓神灵；生物医学模式要求医生具有能处理与健康相关的生物致病素质；而1977年由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学教授G. L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医生具有医学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还要有较高的人文科学方面的修养，能够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途径去处理病人。而这也就要求医生必须具备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以及教育病人的技能。
四、爱丁堡宣言要求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1988年8月7日至12日，经过数年的努力，来自80个国家的150名代表聚集英国爱丁堡召开世界医学教育大会，发表了著名的“爱丁堡宣言”。宣言说：虽然科学会继续带来丰富的成果，但人类需要的不只是科学，需要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健康，需要作为完整人的健康。“完整人”即指具有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的人，他们的健康除自然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以外，还有其它。该宣言指出，每一位患者能够希望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成为“耐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
五、小结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现代医生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交流与沟通技能是现代医生重要的素质特征之一。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教育病人的技能必将大大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大大减少医疗纠纷。
（万学红）（高等教育发展研究；2002；3：42）
交流与沟通技能是现代医生重要的素质特征
与社会进步一道，医学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并且面对以下这些可能不曾想到当然更不愿看到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摆在医学面前的健康问题并没有因医学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医疗纠纷也没有因医学的进步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回顾过去10年、50年至上百年，医患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其原因和对策。
一、缓解日渐紧张的医患关系需要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对健康需求的无限性和医学责任的有限性认识不足，甚至缺乏认识是医患关系日渐紧张的最重要原因。远古时代，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水平很低，仅希望能保护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物医学模式下，健康的标准是无疾病和无虚弱状态，医学科学在控制生物学因素所致疾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医务人员不负众望，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福音。但是在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现代社会对健康的标准已经发展到：不仅无疾病和无虚弱，而且是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良好适应的完善状态。健康标准之高，而影响健康的生物学因素以外还有遗传、环境、卫生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如此之多。要解决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才能解决健康的所有问题，才能完全满足所有的健康需求，这可能吗？所以健康需求具有无限性的特征。
反之，医学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医学科学研究的内容并没有覆盖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就是在医学研究的范围以内，虽然已取得巨大进步，但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如许多病因和发病机理仍不明确，缺乏早期敏感、特异的诊断手段，许多检查有创、有风险、有意外，许多疾病还不能根治，许多疾病晚期还面临着高投入与低效益的巨大矛盾。社会赋予医学的义务与权力也局限了医学的责任，它赋予医生的诊断权、处方权和手术权等，但医学能左右上述哪些影响健康的全部因素吗？可以说，一些过分宣传甚至夸大宣传医学科学进步和取得成就的一面，已经给部分人群造成了“医学万能”的错觉，使人们对医生的期望值过高，甚至认为其所有健康问题可以完全依赖于医生，而忽视了其本人及其相关背景因素对其健康应尽的至少是一些道德责任。在此背景下，即使医生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引发其对医学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
面对医患关系紧张的这些问题，我们医务人员只有消极对待、听之任之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反，这正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尽的另一种义务和责任，通过我们必须具备的除医学科学知识和临床技能以外的另一种技能来解决的问题。这种技能就是交流与沟通技能和教育病人的技能。
二、交流与沟通技能是“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七大核心能力之一
代表全世界医学教育领域权威机构，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的国际医教育专门委员会，经过近3年的努力，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于2002年3月定稿发表的文件《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学毕业生的核心能力定义为七大领域，即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交流与沟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在其二级指标的60个具体条目中，交流和沟通技能占9项。这足以看出当今国际医学教育界为适应现代医学模式，为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何等重视医生的交流与沟通技能，以及教育病人的技能。
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模式是人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可以照办的标准形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健康观和疾病观的高度概括。不同的医学模式决定对医生素质的不同要求。在远古时代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要求医生能通晓神灵；生物医学模式要求医生具有能处理与健康相关的生物致病素质；而1977年由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学教授G. L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医生具有医学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还要有较高的人文科学方面的修养，能够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途径去处理病人。而这也就要求医生必须具备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以及教育病人的技能。
四、爱丁堡宣言要求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
1988年8月7日至12日，经过数年的努力，来自80个国家的150名代表聚集英国爱丁堡召开世界医学教育大会，发表了著名的“爱丁堡宣言”。宣言说：虽然科学会继续带来丰富的成果，但人类需要的不只是科学，需要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健康，需要作为完整人的健康。“完整人”即指具有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的人，他们的健康除自然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以外，还有其它。该宣言指出，每一位患者能够希望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成为“耐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
五、小结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现代医生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交流与沟通技能是现代医生重要的素质特征之一。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技能、教育病人的技能必将大大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大大减少医疗纠纷。
（万学红）（高等教育发展研究；2002；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