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及其启示
——以晚清“官书局”为研究中心
韩晗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时的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基本上以出版产业为主，即以翻译、编辑和出版诸活动为主的文化产业活动。与口岸城市在华外侨、城市市民所兴办、多姿多彩的文化产业不同，因为晚清官办文化产业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是洋务派、改良派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用现代的观点看，由清廷各级政府所主导的出版活动，应算是“文化事业”而非只是“文化产业”。但因其已然具备文化产业的若干特征，而且对后世中国出版文化产业影响深远，因此应当算作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先声之一。仔细说来，晚清咸丰、同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出现的“官书局”规模宏大、颇具特色，可谓是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中最为鲜明、主要的代表。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研究。譬如吴瑞秀的《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台北花木兰，2005）、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与朱士嘉的《官书局书目汇编》（中国图书馆协会，1933）等著述对于“官书局”的发展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孔毅的《清代官书局刻书述略》（《文献》，1992年第1期）、胡学彦的《清末杭州的浙江官书局》（《出版史料》，2011年第2期）与寻霖《清代湖南官书局刻书》（《图书馆》， 2012年第2期 ）等文章对于各省官书局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但美中不足在于，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官书局”的研究，多半是从历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版本学或地方志研究出发，以“官书局”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上述诸领域的若干问题，而较少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角度来对相关问题发表看法，这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藉此，本文拟以“官书局”为研究中心，试图从“官书局”的分类、经营方式、影响及其结果入手，审理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并努力厘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根本特征究竟为何。
一
“官书局”，即是“官办印书之局”的简称。
中国历史上的官刻图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四朝十帝”宰相冯道曾主持刻《九经》，令国子祭酒田敏校勘，他负责总校勘，学界多认为此为中国“官刻”严格来说由此开始。
官刻，即官方刻书。这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管控意识形态、强化思想教育而为之事。但在清代，却臻于极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方面亟需汉族的儒家经典巩固自己的统治，亦需要尽快使“八旗子弟”在文化上汉化，以利其统治。清代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曾主持“扬州使院”的刻书工作，这项工作所涉及之书目极多，堪称卷轶浩繁，史称“楝亭藏本”（曹寅字楝亭）。
因此，作为一个有着官刻传统的王朝，清廷各级统治者在刻书这个领域可谓经验丰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仍采取刻书的范式传播、保留知识（当然亦包括西学新知），从形式上看，此为历朝历代（尤其是清朝）刻书传统之延续，亦是官刻事业在“西学东渐”浪潮中的新趋势。
“官书局”一词真正出现较晚，其语境亦特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御史胡孚宸向光绪帝呈《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建立官书局，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此为“官书局”一词首次出现。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讨论此事，大臣们多半认为可行。藉此，光绪帝遂委派孙家鼐为官书局大臣。但三年之后，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又被迫下诏：“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
由是可知，狭义上的“官书局”在历史上不过只存在了不到三年，但本文所称之“官书局”乃是特指，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各级政府所创办的、在形式上具备现代出版社特征并在内容上以西学为主的出版机构。事实上，这也是学界对于“官书局”之普遍定义，史学泰斗朱士嘉先生曾认为“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这与胡孚琛所称之“官书局”在时间上是有出入的。
因此，本文对于官书局的定义，乃是沿用朱士嘉先生之论，认同于其萌芽于咸丰、同治，发展、盛极于光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戛然而止，可谓是“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共生产物。藉此，笔者拟先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谈谈官书局的发展史。
第一个方面是各类“翻译馆”、“译书处”等“译书官局”的萌芽与肇始。
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租界开放之后，清政府又陆续与法国、俄国、美国与英国诸列强先后签订了《中法黄埔新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但在华外侨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程度亦前所未有，堪称“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咸丰九年（185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沦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客死承德避暑山庄，亡国灭种的利剑高悬于包括清王室贵族们的四万万中国人头顶之上。中国何以自强并战胜西方？这成为了朝野上下共同讨论、考虑的当务之急。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会同东阁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请求朝廷迅速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这份奏折在晚清外交史、政治史乃至思想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学界普遍认为，此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性文献。这份奏折获得两宫太后批准之后，绵延晚清六十年的“洋务运动”由是展开。
因此，几乎与在华外侨在通商口岸初办现代文化产业的同时，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中国人也开始积极投身出版行业。此时的中国，可以说是被迫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法普及朝野，“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受到了普遍认可。但值得一提的是，洋务派所兴办的出版行业，虽是中国人自办，但却内容单一，目的明确，以“译书”为主。
所谓译书，即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著述翻译为中文，服务于洋务运动之目的。1862年，清政府便改“四夷馆”为同文馆，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翻译机构，次年在上海又设立“广方言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此为中国人兴办的第一家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翻译馆”的成立，与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幕僚徐寿有关。
曾国藩驻扎安庆时，广纳幕僚。墨海书馆编辑王韬、李善兰也前来投奔，徐寿与他们相识。当徐寿了解到墨海书馆的运作情况时，决定自请于1867年调往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筹办翻译馆事宜。
他向曾国藩建议，江南制造局当有四大任务。“一为译书，二为开煤炼铁，三为制造火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曾国藩闻言大喜，遂于1868年向两宫太后、同治皇帝递交奏折，“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身局中委员（指徐寿）于翻译甚为究心，先订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三名，专择俾制造书详细翻出。”
由是可知，中国现代出版产业之出现，并非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获得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译书也不为销售，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而且在兴办之初，亦受到了在华外侨们的支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具备出版产业的特征，但却在体制上具备了现代出版社的若干特征。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整个流程体系初具规模，但这却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为未来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就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不久的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即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向总理衙门“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意在同文馆已有的“印书处”之基础上设立译书部门，将印刷、编辑、出版合二为一，总理衙门商议之后遂照准，京师大学堂译书处由是创立。该处成立后，陆续翻译、出版《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法国律例》、《星轺指掌》、《公法便览》与《英文举隅》等共计36种，为现代科学引入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同文馆翻译处成立之后，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机器局译书处（1895年）、盛宣怀筹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1898年）、梁启超筹办的大同译书局（1897年）与袁世凯筹办的北洋陆军编译局（1904年）相继成立，可谓异彩纷呈，成为了中国早期官办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
上述洋务运动主导“译书”之活动，乃是迫在眉睫之需。此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是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兴起之标志，亦是中国公立出版业之滥觞。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官书局”虽然是官办，但却各有所长且有所隶属，并非政府直接管辖，颇似我们今日的“大学出版社”或“行业出版社”，学界一般称之为“译书官局”，亦看作是“官书局”的一部分。
第二个方面，还有一部分“省办官书局”，乃隶属于省级地方政府，与“省属出版社”类似，它们是省级督抚官员在当地创办的书局。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出现的各类“省办官书局”前后大约有十余种，笔者认为，“省办官书局”的陆续出现，应当看作是“官书局”的第二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来看，各类“译书官局”与“省办官书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传播新知、保留文化的工作中，可谓各司其职。两者在工作范畴中既有交集，也有不同之处，这些具体内容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详述。但是从宏观上看，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清的“官书局”体系，是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之嚆矢。
据笔者粗略计算，在晚清七十年间，大致有如下一些“书局”颇有影响，它们是曾国藩成立的江南官书局（位于安徽，1863年）与金陵官书局（位于南京，1865年）、杨昌浚创办的浙江官书局（1864年）、左宗棠创办的正谊书局（福建，1866年）、曾国荃创办的浚文书局（山西，1879年）、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湖北官书局（1867年，又称崇文书局）、谭芝芸、严修创办的贵州官书局（1894年）、丁日昌创办的江苏官书局（1869年）、刘坤一设立的江西官书局（1872年）、恽世临、李瀚章等创办的湖南书局（1874年，在湖南还有毛鸿宾、骆秉章、郭嵩焘与罗汝怀等人创办的传忠书局与思贤书局）、吴棠创办的成都书局（四川，1871年）、鲍源深创办的云南官书局（1880年）、张之洞、吴大潋创办的广雅书局（广东，1887年）与柯逢时创办的味经官书局（陕西，1891年）等等。
笔者前文所列举，只是一部分“省办官书局”而已。可见这些官书局从表面上看规模确实不容小觑，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出版机构到“省属”出版体系堪称蔚为大观。但官书局影响多大？如何经营？效益如何？这将是后文着重探讨的话题。
二
诚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在本质上属于“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这使其与外侨、民间兴办的文化产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规模大、类型单一，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上述三点，也是以“官书局”为主的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之核心特征。笔者认为，从上述三点出发，“官书局”的具体特征，仍有值得深研之处。
首先，规模大只是概述。但具体来说，“省办官书局”重传统学术著述的出版，“译书官局”则重西方科学与社会科学著述的译介与出版，两者倾向不同，乃是因为两者兴办的目的不同。
毕竟，规模大乃是因为各类官书局的总体量大，“译书官局”与各“省办官书局”林林总总加起来，总共竟有三十余种。这比中国现代民办文化产业的总体量显然要庞大许多，而且在影响上也比前者所兴办的文化产业要大的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曾国藩1864年攻克太平军占据的安庆城并设立“江南官书局”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十余年间，各类官书局一共出版了一万余种读物，当中有五千余种是古籍文献、地方志以及与传统学术有关的著述，而另外五千种左右为西学著述，“国学”与“西学”的比例大约各占半壁江山。但若是将译书官局与“省办官书局”分开来看，前者则几乎承担了百分之八九十西学著述的出版，几乎占据其出版总量的百分之百；而后者则主要以出版传统学术著述为主，只有约两成为西学著述。
地方官书局所刻印的传统学术的代表著述有：湖北官书局刻印的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和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江苏官书局刻印的《小学集注》、《汪龙壮遗书四种》与《陆清献公莅嘉遗迹》；江西官书局刻印的《十三经注疏》；湖南官书局刻印的十二卷《松阳讲义》与成都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刻印的《相台五经》、《五代史》等等；与此同时，地方官书局也刻印了《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西洋史要》、《支那通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上述三者系味经官书局刻印）、《各国通商行船条约势、《约章成案汇览》、《乙已交涉要览》、《悉别利铁路图》（上述三者为江西官书局刻印）等西学著述。
与译书官局相比，“省办官书局”在印书上确实不以西学见长。盖其很重要原因在于：省办官书局的设立，并非完全是为了普及西学、促进“洋务运动”的发展，它还有一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恢复被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毁灭掉的孔教伦理——该运动尤其给繁盛绵延数百年的江南刻书业以致命打击，这是缘何各“省办官书局”得以成立的缘故。
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学台鲍源深曾上奏折《请购刊经史疏》给两宫太后及同治皇帝，折中如是说：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江）、常（熟）、镇（江）、扬（州）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 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 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轶悉成灰烬。
两江总督马新贻亦呈过一份内容类似的奏折，名为《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折中如是说：
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篇资难考究，无以嘉惠士林。
除了上述两位之外，江西巡抚刘坤一也来“凑热闹”，他在《设局修经籍片》（同治十一年）一奏折中如是说：
江西各属屡遭兵灾，不但各学藏书散失无存，即民间经史子集善本版片亦俱焚毁殆尽, 士子诵习无资, 实于文教大有关系。
可见，省办官书局的成立，并非完全是因“洋务运动”使然，而是匡扶太平天国运动所导致的受灾文化。众所周知，主张“信天父”的太平天国是“灭孔”的急先锋，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孔庙、烧典籍、迫害儒生可谓是家常便饭。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必须要扶正儒学正统思想，清扫太平天国的“信天父”之观念，因为这事关清朝统治的道统、法统问题。
这是全国各地广兴“省办官书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洋务运动”乃是为了抵御外侮，而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并扫清其意识形态，此为清政府的肘腋之患。因此，基于此原因各省而兴办官书局，乃是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管控需要，而非纯粹为了服务“西体中用”之国策。而且，省办官书局之经费多来源于“厘金”，即省级地方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
这是省办官书局与译书官局的差异所在，晚清官员，分为保守派与洋务派（后称维新派）两类，不同派系的官员，对于西学的态度是不同的，译书官局不但为洋务派官员所把持，而且还以外国人为总教习（或同级别官员）负责具体事务。但在督抚大员中，两派之分歧则显得尤其明显。不少省办官书局因为是洋务派、维新派官员管理，因此在印书时倾向于西学著述，而有些省办官书局为保守派官员管理，其印书倾向于传统学术著述（特别是经学、子学）亦不足为奇了。
上述是各省办官书局与译书官局设立时的目的之差异，因而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官书局”在出书时的差异性。无疑，这也反映了晚清时清朝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入侵、“西体中用”与传统名教之匡扶等等，均撕裂了清廷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其在“保守/改良”、“攘外/安内”中进退失据。
其次，官书局不但编书、译书、印书，也卖书，因此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
严修筹办贵州官书局时，曾针对书局的图书销售、定价撰写了如下具体的方案：
书籍宜筹销路也。省城虽设书局，而全省之中，地方辽远，未能一律流通。谨拟一法，将现刻各局书目，每州县各寄一本，与之函商。亏本地旧有书院，或别有公款关涉学校者，因此制宜。抽拨一款，不拘成数。视所寄书目中愿购某书，即开列清单，派人到局运取；或本局无此书，亦设法代为运购，仍约定日期，派人来取。其脚价由公款内开销(各州县运购之书)……书局宜从廉也。资善堂现存之书，销售盛畅，惟照原价酌加三成，寒士仍不免观望。拟略加变通，于减价之中，仍寓顾本之意，又分三条如下:一，发商之项，所入息银，作为局中常年经费。二，各州县的购取者，仍照原价加三成。以上两项俱有盈余。三，远近士子来局购取者，照原价加一成。以前有余，补此不足。
如上三百余字，既是严修对于省办官书局经营策略的建议，也反映了省办官书局如何经营这一现代产业化特征。首先，官书局将出版的图书编目，寄给各州县（及当地书院或公立学校），看当地主政者购书意愿选购，如果对方提出欲买之书没有，则设法代为购买，运费由公款支出；二，书定价不应高，利润存入票号，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三，对于愿意上门购书者，只加一成利润即可。
可以这样说，这与西方现代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理念如出一辙，称官书局为中国官办出版产业之先声洵非过誉。官书局非以盈利为目的，但也不以亏本为光荣。譬如张鸣岐担任广西巡抚时，曾要求广西官书局承担印刷生意，没想到生意极好，不但承印密码本、字典等工具书，还承印广西省的各种教材。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广西署理提学使李翰芬在一份报告里曾称：“（官书）局利源取给于印刷部者常占十之七八。”
当然，晚清时局动荡，官场派系林立，官员贪腐成风。“官书局”当然不可能像民营文化产业那样有着较高的利润并且具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甚至某些无良官员将其当作肥肉，层层“吃黑”，把办书局视为敛财之道，实在有辱斯文。郑士德曾以曾国藩创办的金陵书局为例，各级政府前后共为之拨款共19.1万两。但在其营业的30多年间，仅刻书56种，共计2776卷（690册）。平均每种书耗银3410两，折合每本文耗银200余两，其成本是民间坊刻的数十倍，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多余的钱哪里去了？不用说，我相信读者心中自然有一个基本判断。
官书局的最高主政者虽多为具有改良维新意识的洋务派、改革派官员，但官书局确实也打上了晚清“官场现形记”中污秽不堪的烙印，因此它虽规模宏大，但却作用有限。柳诒徵先生曾客观评价：“官书局作为出版机构，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一定”二字不可谓之不深刻。但无论如何，官书局确实构成了中国官办现代文化产业之先声，这是不争的史实。
三
前文已经提及，官书局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之官书局即前文所研究“官办印书之局”，而狭义的官书局，则是光绪皇帝在1895年创办的“官书局”，即“强学书局”更名后之名，为有别于前文所称之官书局，后文将称狭义的“官书局”为“光绪官书局”。
研究“光绪官书局”，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光绪官书局”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产物，也是洋务运动的余韵。“光绪官书局”虽然只存在了三年，但却见证了晚清官办文化产业的穷途末路。可以这样说，总体来看，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是一个“民进国退”的全过程，这也为光（绪）宣（统）年间中国都市文化产业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藉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光绪官书局”的命运以及其与“官书局”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试图探讨中国早期官办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
首先，从“官书局”到“光绪官书局”反映了晚清改良派、维新派的命运走向。看似是官办文化产业逐渐式微，民办文化产业日渐兴起，实质反映了落后、封建的政治制度与先进的文化生产关系难以融合的结果。
晚清七十年间，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达到高潮。新党以少数满族改良派官员、洋务派汉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而旧党则以满清贵族以及少数追随汉官为主。在党争当中，新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曾尝试通过将西方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方式如结社、办刊、出版等等带到中国来。当中，以康有为、文廷式等人筹办的“强学会”及“强学书局”为代表。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迅速发展，使得旧党官员严重不满。贵州道侍读御史、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杨崇伊曾弹劾强学书局“结党营私”。强学会旋即遭到慈禧的打击。1896年，维新派官员为保住强学书局，御史胡孚宸上奏光绪帝，请求将其收归官办并更名为“官书局”，由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负责管理，并设京师大学堂，这便是前文提及“光绪官书局”成立之历史动因。
“光绪官书局”成立之后，在光绪帝的支持下，确实颇有生气。它曾一度出版了《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两种，它们开设了路透社新闻、西国近事、本国新闻、先氏格言与新事新艺等多个栏目，因此除了刊登上谕、奏折之外，亦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刊物上选译一些国外新闻，颇似今日的《参考消息》，而且还刊登一些市井新奇新闻，但其章程亦有规定：“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戈公振先生曾评价：“然不能不谓其有进步也。迨戊戌政变，斯报遂被裁撤”，它们被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的官办报纸。
照此发展，“光绪官书局”或会成就非凡，成为现代中国国家通讯社、国家出版社的鼻祖。但就在该书局成立不到三年，便爆发了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变法六君子”被诛杀于菜市口，维新派大臣纷遭贬谪，光绪帝被囚瀛台，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官书局”自然也遭到了废置（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的“光绪官书局”基本上停止运作，几与废置无二）。
可以这样说，早期官办文化产业并非无市场，但确实是“时运不济”，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清廷落后、封建的政治体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诚意推出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的文化产业实体。现代文化产业，不但要服从现代经济规律，而且在内容上必须要有传播新知、弘扬科学、昌明民主的启蒙性，显然不能只靠“刻古书”来维持生计。
“光绪官书局”被废置，其主体维新派亦无好结局，该书局的命运，所反映的恰是维新派等启蒙主义载体在晚清中国的命运。正如笔者在“导论”中所言，具备启蒙意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化产业最大的特征，一旦其现代性被剥夺，那么现代文化产业势必迅速走向衰亡，这亦是缘何官办现代文化产业不断倒闭，而民办现代文化产业却成为“五四”之先声的重要原因。
其次，“光绪官书局”的命运，实际上反映了以“官书局”为代表之晚清官办文化产业的整体失败。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晚清民办文化产业的兴盛发达，无论是舞台文化产业、出版文化产业，乃至唱片、摄影视听文化产业等新兴都市文化产业，皆由民间力量主导并推广，“市民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
近世欧洲文化产业的出现，是市民精神崛起的结果，是对古典时代民主精神的呼应，更是对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亦然，它出现于晚清，由因租界开埠而形成的市民社会所孕育，清廷官方办报办刊、译书出书，乃是认识到现代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希望藉此可以使其成为“卫道”之工具。但往往事与愿违，毕竟现代文化产业不可能成为封建君主们捍卫政权、愚民卫道的帮凶。
因此，“光绪官书局”为晚清“官书局”体系的倒塌做了最后的注脚。与此同时，晚清的民办出版产业却蒸蒸日上，畅销书作家、知名编辑以及名社、名报与名刊争奇斗艳，构成了晚清中国都市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反讽。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官书局”等晚清官办文化产业漠视“市民性”这一特征，光顾庙堂，无视江湖，只讲道统，不看人性，使其成为了一触即溃的空中楼阁。
晚清中国并非没有官办文化产业，而是官办文化产业必须要遵循现代文化与现代产业经济的双重规律，否则便是死路一条。晚清官办文化产业既没有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意愿，更谈不上有繁荣文化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想法。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助力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修复被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封建道统。因此，“官书局”虽出版不少著述，但却未推出一位像吴趼人、包天笑、曾朴这样的小说家，也没有蕴育出“点石斋石印局”或“商务印书馆”这样影响深远的出版机构。一言以蔽之：晚清现代文化产业始终未走向民间，进而缺乏市民化的基本特性，走向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就在官办文化产业逐渐式微之时，中国现代民办文化产业却走向了辉煌。在“光绪官书局”之后，晚清再无新办且有影响的官书局出现，进入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各地民军起义、进步运动与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清廷仓促废除科举、组建“皇族内阁”，在政治上自顾不暇，“官书局”自然也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由是可知，“市民性”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根本特征，如果僭越这两者，现代文化产业则无以生存，晚清“官书局”的破产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官书局”步履维艰、内外交困的时候，以上海为中心、以都市文明为依托，由视听、舞台、出版与时尚文化产业所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走向崛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新篇章。
（文章原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的限制，注释无法显示，如需查看，请阅原刊。感谢作者授权。
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及其启示
——以晚清“官书局”为研究中心
韩晗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时的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基本上以出版产业为主，即以翻译、编辑和出版诸活动为主的文化产业活动。与口岸城市在华外侨、城市市民所兴办、多姿多彩的文化产业不同，因为晚清官办文化产业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是洋务派、改良派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用现代的观点看，由清廷各级政府所主导的出版活动，应算是“文化事业”而非只是“文化产业”。但因其已然具备文化产业的若干特征，而且对后世中国出版文化产业影响深远，因此应当算作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先声之一。仔细说来，晚清咸丰、同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出现的“官书局”规模宏大、颇具特色，可谓是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中最为鲜明、主要的代表。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研究。譬如吴瑞秀的《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台北花木兰，2005）、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与朱士嘉的《官书局书目汇编》（中国图书馆协会，1933）等著述对于“官书局”的发展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孔毅的《清代官书局刻书述略》（《文献》，1992年第1期）、胡学彦的《清末杭州的浙江官书局》（《出版史料》，2011年第2期）与寻霖《清代湖南官书局刻书》（《图书馆》， 2012年第2期 ）等文章对于各省官书局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但美中不足在于，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官书局”的研究，多半是从历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版本学或地方志研究出发，以“官书局”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上述诸领域的若干问题，而较少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角度来对相关问题发表看法，这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藉此，本文拟以“官书局”为研究中心，试图从“官书局”的分类、经营方式、影响及其结果入手，审理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并努力厘清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根本特征究竟为何。
一
“官书局”，即是“官办印书之局”的简称。
中国历史上的官刻图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四朝十帝”宰相冯道曾主持刻《九经》，令国子祭酒田敏校勘，他负责总校勘，学界多认为此为中国“官刻”严格来说由此开始。
官刻，即官方刻书。这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管控意识形态、强化思想教育而为之事。但在清代，却臻于极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方面亟需汉族的儒家经典巩固自己的统治，亦需要尽快使“八旗子弟”在文化上汉化，以利其统治。清代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曾主持“扬州使院”的刻书工作，这项工作所涉及之书目极多，堪称卷轶浩繁，史称“楝亭藏本”（曹寅字楝亭）。
因此，作为一个有着官刻传统的王朝，清廷各级统治者在刻书这个领域可谓经验丰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仍采取刻书的范式传播、保留知识（当然亦包括西学新知），从形式上看，此为历朝历代（尤其是清朝）刻书传统之延续，亦是官刻事业在“西学东渐”浪潮中的新趋势。
“官书局”一词真正出现较晚，其语境亦特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御史胡孚宸向光绪帝呈《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建立官书局，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此为“官书局”一词首次出现。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讨论此事，大臣们多半认为可行。藉此，光绪帝遂委派孙家鼐为官书局大臣。但三年之后，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又被迫下诏：“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
由是可知，狭义上的“官书局”在历史上不过只存在了不到三年，但本文所称之“官书局”乃是特指，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各级政府所创办的、在形式上具备现代出版社特征并在内容上以西学为主的出版机构。事实上，这也是学界对于“官书局”之普遍定义，史学泰斗朱士嘉先生曾认为“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这与胡孚琛所称之“官书局”在时间上是有出入的。
因此，本文对于官书局的定义，乃是沿用朱士嘉先生之论，认同于其萌芽于咸丰、同治，发展、盛极于光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戛然而止，可谓是“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共生产物。藉此，笔者拟先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谈谈官书局的发展史。
第一个方面是各类“翻译馆”、“译书处”等“译书官局”的萌芽与肇始。
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租界开放之后，清政府又陆续与法国、俄国、美国与英国诸列强先后签订了《中法黄埔新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但在华外侨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程度亦前所未有，堪称“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咸丰九年（185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沦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客死承德避暑山庄，亡国灭种的利剑高悬于包括清王室贵族们的四万万中国人头顶之上。中国何以自强并战胜西方？这成为了朝野上下共同讨论、考虑的当务之急。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会同东阁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请求朝廷迅速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这份奏折在晚清外交史、政治史乃至思想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学界普遍认为，此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性文献。这份奏折获得两宫太后批准之后，绵延晚清六十年的“洋务运动”由是展开。
因此，几乎与在华外侨在通商口岸初办现代文化产业的同时，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中国人也开始积极投身出版行业。此时的中国，可以说是被迫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法普及朝野，“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受到了普遍认可。但值得一提的是，洋务派所兴办的出版行业，虽是中国人自办，但却内容单一，目的明确，以“译书”为主。
所谓译书，即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著述翻译为中文，服务于洋务运动之目的。1862年，清政府便改“四夷馆”为同文馆，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翻译机构，次年在上海又设立“广方言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此为中国人兴办的第一家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翻译馆”的成立，与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幕僚徐寿有关。
曾国藩驻扎安庆时，广纳幕僚。墨海书馆编辑王韬、李善兰也前来投奔，徐寿与他们相识。当徐寿了解到墨海书馆的运作情况时，决定自请于1867年调往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筹办翻译馆事宜。
他向曾国藩建议，江南制造局当有四大任务。“一为译书，二为开煤炼铁，三为制造火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曾国藩闻言大喜，遂于1868年向两宫太后、同治皇帝递交奏折，“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身局中委员（指徐寿）于翻译甚为究心，先订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三名，专择俾制造书详细翻出。”
由是可知，中国现代出版产业之出现，并非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获得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译书也不为销售，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而且在兴办之初，亦受到了在华外侨们的支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具备出版产业的特征，但却在体制上具备了现代出版社的若干特征。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整个流程体系初具规模，但这却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为未来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就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不久的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即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向总理衙门“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意在同文馆已有的“印书处”之基础上设立译书部门，将印刷、编辑、出版合二为一，总理衙门商议之后遂照准，京师大学堂译书处由是创立。该处成立后，陆续翻译、出版《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法国律例》、《星轺指掌》、《公法便览》与《英文举隅》等共计36种，为现代科学引入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同文馆翻译处成立之后，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机器局译书处（1895年）、盛宣怀筹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1898年）、梁启超筹办的大同译书局（1897年）与袁世凯筹办的北洋陆军编译局（1904年）相继成立，可谓异彩纷呈，成为了中国早期官办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
上述洋务运动主导“译书”之活动，乃是迫在眉睫之需。此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是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兴起之标志，亦是中国公立出版业之滥觞。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官书局”虽然是官办，但却各有所长且有所隶属，并非政府直接管辖，颇似我们今日的“大学出版社”或“行业出版社”，学界一般称之为“译书官局”，亦看作是“官书局”的一部分。
第二个方面，还有一部分“省办官书局”，乃隶属于省级地方政府，与“省属出版社”类似，它们是省级督抚官员在当地创办的书局。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出现的各类“省办官书局”前后大约有十余种，笔者认为，“省办官书局”的陆续出现，应当看作是“官书局”的第二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来看，各类“译书官局”与“省办官书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传播新知、保留文化的工作中，可谓各司其职。两者在工作范畴中既有交集，也有不同之处，这些具体内容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详述。但是从宏观上看，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清的“官书局”体系，是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之嚆矢。
据笔者粗略计算，在晚清七十年间，大致有如下一些“书局”颇有影响，它们是曾国藩成立的江南官书局（位于安徽，1863年）与金陵官书局（位于南京，1865年）、杨昌浚创办的浙江官书局（1864年）、左宗棠创办的正谊书局（福建，1866年）、曾国荃创办的浚文书局（山西，1879年）、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湖北官书局（1867年，又称崇文书局）、谭芝芸、严修创办的贵州官书局（1894年）、丁日昌创办的江苏官书局（1869年）、刘坤一设立的江西官书局（1872年）、恽世临、李瀚章等创办的湖南书局（1874年，在湖南还有毛鸿宾、骆秉章、郭嵩焘与罗汝怀等人创办的传忠书局与思贤书局）、吴棠创办的成都书局（四川，1871年）、鲍源深创办的云南官书局（1880年）、张之洞、吴大潋创办的广雅书局（广东，1887年）与柯逢时创办的味经官书局（陕西，1891年）等等。
笔者前文所列举，只是一部分“省办官书局”而已。可见这些官书局从表面上看规模确实不容小觑，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出版机构到“省属”出版体系堪称蔚为大观。但官书局影响多大？如何经营？效益如何？这将是后文着重探讨的话题。
二
诚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在本质上属于“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这使其与外侨、民间兴办的文化产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规模大、类型单一，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上述三点，也是以“官书局”为主的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之核心特征。笔者认为，从上述三点出发，“官书局”的具体特征，仍有值得深研之处。
首先，规模大只是概述。但具体来说，“省办官书局”重传统学术著述的出版，“译书官局”则重西方科学与社会科学著述的译介与出版，两者倾向不同，乃是因为两者兴办的目的不同。
毕竟，规模大乃是因为各类官书局的总体量大，“译书官局”与各“省办官书局”林林总总加起来，总共竟有三十余种。这比中国现代民办文化产业的总体量显然要庞大许多，而且在影响上也比前者所兴办的文化产业要大的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曾国藩1864年攻克太平军占据的安庆城并设立“江南官书局”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十余年间，各类官书局一共出版了一万余种读物，当中有五千余种是古籍文献、地方志以及与传统学术有关的著述，而另外五千种左右为西学著述，“国学”与“西学”的比例大约各占半壁江山。但若是将译书官局与“省办官书局”分开来看，前者则几乎承担了百分之八九十西学著述的出版，几乎占据其出版总量的百分之百；而后者则主要以出版传统学术著述为主，只有约两成为西学著述。
地方官书局所刻印的传统学术的代表著述有：湖北官书局刻印的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和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江苏官书局刻印的《小学集注》、《汪龙壮遗书四种》与《陆清献公莅嘉遗迹》；江西官书局刻印的《十三经注疏》；湖南官书局刻印的十二卷《松阳讲义》与成都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刻印的《相台五经》、《五代史》等等；与此同时，地方官书局也刻印了《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西洋史要》、《支那通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上述三者系味经官书局刻印）、《各国通商行船条约势、《约章成案汇览》、《乙已交涉要览》、《悉别利铁路图》（上述三者为江西官书局刻印）等西学著述。
与译书官局相比，“省办官书局”在印书上确实不以西学见长。盖其很重要原因在于：省办官书局的设立，并非完全是为了普及西学、促进“洋务运动”的发展，它还有一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恢复被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毁灭掉的孔教伦理——该运动尤其给繁盛绵延数百年的江南刻书业以致命打击，这是缘何各“省办官书局”得以成立的缘故。
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学台鲍源深曾上奏折《请购刊经史疏》给两宫太后及同治皇帝，折中如是说：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江）、常（熟）、镇（江）、扬（州）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 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 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轶悉成灰烬。
两江总督马新贻亦呈过一份内容类似的奏折，名为《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折中如是说：
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篇资难考究，无以嘉惠士林。
除了上述两位之外，江西巡抚刘坤一也来“凑热闹”，他在《设局修经籍片》（同治十一年）一奏折中如是说：
江西各属屡遭兵灾，不但各学藏书散失无存，即民间经史子集善本版片亦俱焚毁殆尽, 士子诵习无资, 实于文教大有关系。
可见，省办官书局的成立，并非完全是因“洋务运动”使然，而是匡扶太平天国运动所导致的受灾文化。众所周知，主张“信天父”的太平天国是“灭孔”的急先锋，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孔庙、烧典籍、迫害儒生可谓是家常便饭。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必须要扶正儒学正统思想，清扫太平天国的“信天父”之观念，因为这事关清朝统治的道统、法统问题。
这是全国各地广兴“省办官书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洋务运动”乃是为了抵御外侮，而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并扫清其意识形态，此为清政府的肘腋之患。因此，基于此原因各省而兴办官书局，乃是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管控需要，而非纯粹为了服务“西体中用”之国策。而且，省办官书局之经费多来源于“厘金”，即省级地方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
这是省办官书局与译书官局的差异所在，晚清官员，分为保守派与洋务派（后称维新派）两类，不同派系的官员，对于西学的态度是不同的，译书官局不但为洋务派官员所把持，而且还以外国人为总教习（或同级别官员）负责具体事务。但在督抚大员中，两派之分歧则显得尤其明显。不少省办官书局因为是洋务派、维新派官员管理，因此在印书时倾向于西学著述，而有些省办官书局为保守派官员管理，其印书倾向于传统学术著述（特别是经学、子学）亦不足为奇了。
上述是各省办官书局与译书官局设立时的目的之差异，因而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官书局”在出书时的差异性。无疑，这也反映了晚清时清朝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入侵、“西体中用”与传统名教之匡扶等等，均撕裂了清廷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其在“保守/改良”、“攘外/安内”中进退失据。
其次，官书局不但编书、译书、印书，也卖书，因此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
严修筹办贵州官书局时，曾针对书局的图书销售、定价撰写了如下具体的方案：
书籍宜筹销路也。省城虽设书局，而全省之中，地方辽远，未能一律流通。谨拟一法，将现刻各局书目，每州县各寄一本，与之函商。亏本地旧有书院，或别有公款关涉学校者，因此制宜。抽拨一款，不拘成数。视所寄书目中愿购某书，即开列清单，派人到局运取；或本局无此书，亦设法代为运购，仍约定日期，派人来取。其脚价由公款内开销(各州县运购之书)……书局宜从廉也。资善堂现存之书，销售盛畅，惟照原价酌加三成，寒士仍不免观望。拟略加变通，于减价之中，仍寓顾本之意，又分三条如下:一，发商之项，所入息银，作为局中常年经费。二，各州县的购取者，仍照原价加三成。以上两项俱有盈余。三，远近士子来局购取者，照原价加一成。以前有余，补此不足。
如上三百余字，既是严修对于省办官书局经营策略的建议，也反映了省办官书局如何经营这一现代产业化特征。首先，官书局将出版的图书编目，寄给各州县（及当地书院或公立学校），看当地主政者购书意愿选购，如果对方提出欲买之书没有，则设法代为购买，运费由公款支出；二，书定价不应高，利润存入票号，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三，对于愿意上门购书者，只加一成利润即可。
可以这样说，这与西方现代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理念如出一辙，称官书局为中国官办出版产业之先声洵非过誉。官书局非以盈利为目的，但也不以亏本为光荣。譬如张鸣岐担任广西巡抚时，曾要求广西官书局承担印刷生意，没想到生意极好，不但承印密码本、字典等工具书，还承印广西省的各种教材。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广西署理提学使李翰芬在一份报告里曾称：“（官书）局利源取给于印刷部者常占十之七八。”
当然，晚清时局动荡，官场派系林立，官员贪腐成风。“官书局”当然不可能像民营文化产业那样有着较高的利润并且具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甚至某些无良官员将其当作肥肉，层层“吃黑”，把办书局视为敛财之道，实在有辱斯文。郑士德曾以曾国藩创办的金陵书局为例，各级政府前后共为之拨款共19.1万两。但在其营业的30多年间，仅刻书56种，共计2776卷（690册）。平均每种书耗银3410两，折合每本文耗银200余两，其成本是民间坊刻的数十倍，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多余的钱哪里去了？不用说，我相信读者心中自然有一个基本判断。
官书局的最高主政者虽多为具有改良维新意识的洋务派、改革派官员，但官书局确实也打上了晚清“官场现形记”中污秽不堪的烙印，因此它虽规模宏大，但却作用有限。柳诒徵先生曾客观评价：“官书局作为出版机构，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一定”二字不可谓之不深刻。但无论如何，官书局确实构成了中国官办现代文化产业之先声，这是不争的史实。
三
前文已经提及，官书局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之官书局即前文所研究“官办印书之局”，而狭义的官书局，则是光绪皇帝在1895年创办的“官书局”，即“强学书局”更名后之名，为有别于前文所称之官书局，后文将称狭义的“官书局”为“光绪官书局”。
研究“光绪官书局”，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光绪官书局”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产物，也是洋务运动的余韵。“光绪官书局”虽然只存在了三年，但却见证了晚清官办文化产业的穷途末路。可以这样说，总体来看，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是一个“民进国退”的全过程，这也为光（绪）宣（统）年间中国都市文化产业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藉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光绪官书局”的命运以及其与“官书局”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试图探讨中国早期官办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
首先，从“官书局”到“光绪官书局”反映了晚清改良派、维新派的命运走向。看似是官办文化产业逐渐式微，民办文化产业日渐兴起，实质反映了落后、封建的政治制度与先进的文化生产关系难以融合的结果。
晚清七十年间，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达到高潮。新党以少数满族改良派官员、洋务派汉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而旧党则以满清贵族以及少数追随汉官为主。在党争当中，新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曾尝试通过将西方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方式如结社、办刊、出版等等带到中国来。当中，以康有为、文廷式等人筹办的“强学会”及“强学书局”为代表。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迅速发展，使得旧党官员严重不满。贵州道侍读御史、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杨崇伊曾弹劾强学书局“结党营私”。强学会旋即遭到慈禧的打击。1896年，维新派官员为保住强学书局，御史胡孚宸上奏光绪帝，请求将其收归官办并更名为“官书局”，由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负责管理，并设京师大学堂，这便是前文提及“光绪官书局”成立之历史动因。
“光绪官书局”成立之后，在光绪帝的支持下，确实颇有生气。它曾一度出版了《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两种，它们开设了路透社新闻、西国近事、本国新闻、先氏格言与新事新艺等多个栏目，因此除了刊登上谕、奏折之外，亦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刊物上选译一些国外新闻，颇似今日的《参考消息》，而且还刊登一些市井新奇新闻，但其章程亦有规定：“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戈公振先生曾评价：“然不能不谓其有进步也。迨戊戌政变，斯报遂被裁撤”，它们被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的官办报纸。
照此发展，“光绪官书局”或会成就非凡，成为现代中国国家通讯社、国家出版社的鼻祖。但就在该书局成立不到三年，便爆发了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变法六君子”被诛杀于菜市口，维新派大臣纷遭贬谪，光绪帝被囚瀛台，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官书局”自然也遭到了废置（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的“光绪官书局”基本上停止运作，几与废置无二）。
可以这样说，早期官办文化产业并非无市场，但确实是“时运不济”，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清廷落后、封建的政治体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诚意推出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的文化产业实体。现代文化产业，不但要服从现代经济规律，而且在内容上必须要有传播新知、弘扬科学、昌明民主的启蒙性，显然不能只靠“刻古书”来维持生计。
“光绪官书局”被废置，其主体维新派亦无好结局，该书局的命运，所反映的恰是维新派等启蒙主义载体在晚清中国的命运。正如笔者在“导论”中所言，具备启蒙意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化产业最大的特征，一旦其现代性被剥夺，那么现代文化产业势必迅速走向衰亡，这亦是缘何官办现代文化产业不断倒闭，而民办现代文化产业却成为“五四”之先声的重要原因。
其次，“光绪官书局”的命运，实际上反映了以“官书局”为代表之晚清官办文化产业的整体失败。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晚清民办文化产业的兴盛发达，无论是舞台文化产业、出版文化产业，乃至唱片、摄影视听文化产业等新兴都市文化产业，皆由民间力量主导并推广，“市民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
近世欧洲文化产业的出现，是市民精神崛起的结果，是对古典时代民主精神的呼应，更是对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亦然，它出现于晚清，由因租界开埠而形成的市民社会所孕育，清廷官方办报办刊、译书出书，乃是认识到现代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希望藉此可以使其成为“卫道”之工具。但往往事与愿违，毕竟现代文化产业不可能成为封建君主们捍卫政权、愚民卫道的帮凶。
因此，“光绪官书局”为晚清“官书局”体系的倒塌做了最后的注脚。与此同时，晚清的民办出版产业却蒸蒸日上，畅销书作家、知名编辑以及名社、名报与名刊争奇斗艳，构成了晚清中国都市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反讽。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官书局”等晚清官办文化产业漠视“市民性”这一特征，光顾庙堂，无视江湖，只讲道统，不看人性，使其成为了一触即溃的空中楼阁。
晚清中国并非没有官办文化产业，而是官办文化产业必须要遵循现代文化与现代产业经济的双重规律，否则便是死路一条。晚清官办文化产业既没有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意愿，更谈不上有繁荣文化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想法。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助力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修复被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封建道统。因此，“官书局”虽出版不少著述，但却未推出一位像吴趼人、包天笑、曾朴这样的小说家，也没有蕴育出“点石斋石印局”或“商务印书馆”这样影响深远的出版机构。一言以蔽之：晚清现代文化产业始终未走向民间，进而缺乏市民化的基本特性，走向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就在官办文化产业逐渐式微之时，中国现代民办文化产业却走向了辉煌。在“光绪官书局”之后，晚清再无新办且有影响的官书局出现，进入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各地民军起义、进步运动与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清廷仓促废除科举、组建“皇族内阁”，在政治上自顾不暇，“官书局”自然也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由是可知，“市民性”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根本特征，如果僭越这两者，现代文化产业则无以生存，晚清“官书局”的破产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官书局”步履维艰、内外交困的时候，以上海为中心、以都市文明为依托，由视听、舞台、出版与时尚文化产业所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走向崛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新篇章。
（文章原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的限制，注释无法显示，如需查看，请阅原刊。感谢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