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

思想战线　SIXIANG　ZHANXIAN　　　　　　　　　　　　　

　　THINKING2003年第2期　第29卷　№12,2003　Vol129

论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

郑晴云1,郑树荣2

　(11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21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76)

摘　要:从旅游人类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朝圣不失为一种初始

形态的旅游,而旅游又衍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现代朝圣。因此,剥开旅游的物质外壳,从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上来说,旅游是一种现代的朝圣。

关键词:神圣旅程;现代朝圣;文化距离;文化理解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2-0033-04　Ξ

OntheNatureoftheSpiritualCultureofZHENGQing2yun1,2(11SchoolofBusines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angshaScienceandEngineeringUniversity,,,China)

Abstract:ananalysisoftourismanthropology,aconclusionisdrawnthattraditionalpil2grimagecouldbeaninitialformoftourismwhiletourismhasevolvedintoanewformofmodernpil2grimage.Thattourismismodernpilgrimagecanbeunderstoodbasedonthenatureofthespiritualcul2tureoftourism.

Keywords:pilgrimage;modernpilgrimage;culturaldistance;culturalunderstanding

　　现代旅游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自1841年托马斯・库克在英国首创以来,已经存在了160余年。国外对旅游的研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的旅游业研究,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才起步的,至今仅短短20余年,而且主要侧重于旅游的经济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者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旅游现象,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从事于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对旅游者及旅游本质的研究,其次是研究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文化及对东道国人民和社会的影响。”[1]而这两方面的研究迄今尚未有定论。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更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目前尚只有少数学者从事有关西方理论的介绍、引进工作,还未见新的成熟的论点。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介绍的基础上,解读以色列人类学家科恩(ErikCohen)在比较分

析美国另两位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有关旅游的“神圣旅程”理论与马坎耐(MacCannel.1D)有关旅游是一种“现代宗教替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2]的理论,尝试从旅游者的精神文化动机及旅游行为的精神文化特质这一角度,去接近旅游的本质内核。

朝圣与旅游

(一)古代朝圣与旅游的关系

古代朝圣是指西方天主教徒或其他一些宗教徒为求福、赎罪或感恩还愿而去圣地朝拜。其目的是借助某种神话或信仰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没有痛苦、没有邪恶的极乐世界,获得灵魂的洗礼,使其精神达到一种神圣的境界,进而缓和或消除现实的紧张

Ξ收稿日期:2002-11-18

作者简介:郑晴云(1969-),女,湖南隆回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郑树荣(1966-),女,湖南隆回人,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分析研究。

与失意。如:中世纪时期,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去麦加、麦地那朝圣;基督教徒去耶路撒冷、罗马朝圣;再有,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更是以29位香客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旅途为背景的。这些例子表明,古代的朝圣与旅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古代的朝圣便是旅游的一种前身,而现代的旅游便是古代朝圣的一种蜕变。西方人类学家特耐(Turner)对此曾有结论:“一名朝圣者有一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名旅游者有一半是朝圣者。”[3]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其中的“一半”的份额是否精确,但已足可表明:古代的朝圣与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相生相伴的关系。

(二)现代朝圣与旅游的关系

在高度工业化、文明化的当今大社会里,人们的宗教意识日渐淡薄,无神论者与日俱增,朝圣的概念也显得更加宽泛,神圣的内涵则更强调个性化的精神世界。因而,现代朝圣的传统宗教含义明显减少了,而更多地增加了娱乐、政治、文化的内涵。例如:当今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的一些朝圣活动、中国的南岳庙会活动等,都呈现出一种不同程度的但又有着共同本质特征的“快活朝圣”、“世俗朝圣”或“大众朝圣”的气氛,人们在庄严肃穆的“圣地”,随意地说笑喧哗、狂歌劲舞,有的甚至还与色情、博彩等挂上了钩。[4]往日严肃虔诚的宗教徒似乎已被当今轻浮时髦的“嬉皮士”所取代,传统,程度地改变着它的内涵。,朝圣者们,一路上也免不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化斋、交易与说笑活动。与此相反,往昔一些鲜为涉足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雪域高原、名胜古迹等,倒成了许多现代人心中向往的“圣地”———“精神生命乐园”。人们怀着早期朝圣者们同样的动机与目的、同样的虔诚与痴迷,踏上自己神圣的旅程,去寻求并重新确定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心,去追求各自心中不同的神圣的东西。由此,笔者试图将现代朝圣定义为:现代朝圣是泛指现代人为满足其精神心理需求而去各自的“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一种活动,它既包括宗教朝圣、也包括文化朝圣、政治朝圣等多种其它的形式。我们将当今极少数的那些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旅游视为宗教朝圣;将那些去体验异质文化(如异国文化、异族文化等)的旅游视为文化朝圣;而将那些去参观列宁墓、毛泽东故居等的旅游视为政治朝圣等等。显然,现代的朝圣与旅游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大众旅游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宗教圣地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神秘意义而演变成旅游胜地,原来的朝圣者演变成现代的旅游者,传统的朝圣也便演变成现代的旅游,而旅游也就随之演变成了一种现代新形式的朝圣。如果将特耐(Turner)的“一个朝圣者有一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个旅游者有一半是朝圣者”的说法,更改

为“一个朝圣者有一大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个旅游者有一大半是朝圣者”的话,似乎要更确切。综观古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圣与旅游,自古至今便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内在互动联系。

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

(一)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与目的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又是由需要支配的。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现代人的生存与安全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也就意味着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因此,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需要便随之产生,更多地追求一种内心精神方面的满足。人们普遍感到现代社会生活上的紧张、心理上的焦虑、精神上的空虚、感情上的冷漠,这就是现代人患的一种“现代病”。于是,现代人找到了一剂治病良方———外出旅游,因为他们渴望一种更轻松、更自然、更真实、更自我的生活,哪怕只是一种暂时的放松与体验,而旅游便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因此,现代人的内心精神文化需要也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旅游动机。日本心理学家今井吾省将现代人的旅游动机分为消除紧张感的动机、,[5]这三,简直如出去寻求某种心理冲突的解决方法,从而使朝圣者在自己生活周期的关键时刻或心灵困惑之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然”与“新生”。这与现代人想借助外出旅游的方式,去寻求释放某种心理倾向的途径,从而使旅游者在自己的工作、生活或情感困惑之际,获得一种精神心理上深刻意义的调整、治疗、康复与提升,又有什么差别呢?现代游客因其年龄、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其旅游动机各有差异,这与朝圣者因各自的年龄、身份、地位等条件的差异,其朝圣动机也会不尽相同是一样的。笔者认为,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可一般地高度概括成两个字———“求异”,即在异地、异人、异文化中寻求一种与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体验一种变化,从而获得精神的满足。参照科恩(ErikCohen)的游客划分方式,按旅游者期待旅游活动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层次的高低,笔者试将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如下几种:1.休息与放松。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仅仅希望去到一种比较简单的环境中,作较为短暂的逗留,以缓解自己日常生活的紧张与压力,调节和放松自己身心状态。这与现代那群“世俗朝圣”者“顺便烧香许愿”的朝圣动机几乎是比肩同行的。2.逃避与转移。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短时间地转换一下自己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的角色,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逃避现实生活、工作或情感中出现的种种不顺与问题。这与现代那群“大众朝圣”者想祈祷神灵的庇护而逃避生活及工作中一切的不顺与失意的朝圣

动机相吻合。3.体验与实践。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一个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历迥然不同的地方,较长时间地体验异地真实的文化与生活。这与现代那群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宗教朝圣”者追求自己宗教信仰神秘真谛的动机是一致的。4.复活与提升。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做较为长期的生存体验,寻求适合自己的最佳生活或生存方式,从而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心灵的复活、精神的提升与文化的传承。这与现代那群真正虔诚的“精英朝圣”徒不畏艰辛,想通过宗教去追求一种心灵的皈依与人生及社会价值的最终归属并通过自己将宗教信仰发扬光大的动机很相似。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建立在现代游客的内心精神文化需求这一基本内核的基础之上的,只是不同类型的旅游动机对其体现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就决定了现代游客相应的旅游目的与旅游方式。于是,为了共同的内心精神文化需求,他们踏上自己神圣的旅程去经历一种变化的生活,去寻求各自不同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归属,去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与生命的再创造!

(二)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与方式

动机是推动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旅游动机推动旅游行为的产生,并通过旅游经历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是在旅游动机和其它的条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些条件因素通常包括可自由支配收入、文化背景、身体状况等,配收入和文化背景表示:B=F(M,I,,T,H。其中B代表旅游行为,F代表旅游因素;M代表旅游动机,I代表可自由支配的收入,C代表文化背景,T代表休闲时间,H代表健康状况。[5]这个公式表明:旅游行为随着旅游动机及其它条件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旅游动机与其它各条件因素之间又互为函数关系,即动机越强烈,各条件因素的迫切性就越高,反之,各条件因素越成熟,动机就越强烈。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现代人更是需要摆脱他们的“现代病”,因而旅游便成了现代人治愈他们“现代病”的新领域与新途径,因为从人类学角度,可尝试将旅游定义为:旅游是个体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前往一定距离的地点,去经历一定时段的一种变化的休闲活动。人们外出旅游,为的是寻求一种异质文化的经历,获得一种精神的磨练与启迪,挑战自我,完善自我,从而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一种神圣的“至高点”,即使生命没了,精神也永存!因而,当今的英国年轻人愿意重走中国红军长征路;因而,北大的五个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希夏邦马西峰的雪山里;因而,当今有不少人决心玩转地球……他们与那些不畏困苦、艰辛跋涉,在求真道上顶礼膜拜,甚至悄然献身的古代朝圣者们,又有什么不同呢?西方人类学家对游客的旅游行为,有不同的划分方式。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将旅游划分为自然旅游和文化旅游两大

类;瓦伦・史密斯(ValeneSmith)将旅游划分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历史旅游、生态旅游和娱乐旅游五大类;[6]中国学者张晓萍教授在归纳史密斯的划分基础上,进一步将旅游划分为娱乐旅游和文化旅游两大类。[7]笔者比较赞成张晓萍教授的划分方法,因为笔者认为,除以获得身心恢复为目的的娱乐旅游外,其它的一切形式的旅游(如生态旅游、探险旅游、民族旅游、宗教旅游、历史旅游等)都可归属于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完善自我为目的的文化旅游。所谓娱乐旅游,是指那些通过大自然赋予的特点,去获得旅游者身体恢复和心理调适的享受性旅游,如:爬山、滑雪、日光浴等。这种形式的旅游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追求享受娱乐刺激,但他们寄情山水,陶冶性情,使自己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平稳与和谐,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世俗的精神追求。而文化旅游是指那些以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和核心,以文化吸引物为主要外部因素,而去寻求不同文化形式的生活体验,拓展文化视野,完善自我的发展性旅游。其中,不同层次的文化旅游的文化含量会有所不同,从生态旅游到探险旅游到民族旅游、宗教旅游、历史旅游等,其中的文化含量,呈依次递增趋势。这与不同朝圣。根据(Graburn)将游客划、民族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娱乐旅游者与狩猎及采集旅游者五大类;[6]科恩(ErikCohen)将之划分为娱乐型、转移型、经验型、体验型、现实型五大类。[8]在我看来,游客大致可划分为恢复型、逃脱型、体验型、提升型四大类。恢复型游客是指为了缓和或消除日常工作的紧张与压力,外出旅游恢复身心的;逃脱型游客是指为了逃避现实的困难与问题,外出旅游转移注意力的;体验型游客是指以文化审美为目的,外出旅游体验异质文化生活的;而提升型游客是指以寻找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为目的,外出旅游进行生存挑战、向往未来的。前两种游客进行的往往是娱乐旅游,而后两种游客进行的大多是文化旅游。通常,每一种类型的游客选择的旅游方式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他们可能会同时选择多种旅游方式。但不管哪一类型的旅游者,选择哪一类型或哪几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与朝圣相比,他们在行为目的与方向及功能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从目的上看,都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现代游客外出旅游,已不再过多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更多地是追求一种精神文化上的内涵,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旅客,他们的追求程度不同而已。娱乐旅游者在追求娱乐享受的同时,也追求并享受精神的调适与放松。文化旅游当然以追求精神文化享受作为旅游的灵魂和核心。而朝圣者朝圣,为的是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与灵魂的支柱,以减轻自己在尘世中的痛苦与困惑,他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其次,从行为方向与过程看,都是从

原生生活到精神中心,都有一个“开始—进行—返回”[10]的过程。现代游客外出旅游是以自己的“精神圣地”这个中心为目标,而朝圣者进行朝圣,则是以自己的“宗教圣地”这个中心为目标的,只是旅游者的中心可以自己随意选择,而朝圣者的中心相对比较固定而已。同样现代游客外出旅游,不管哪一类型、哪一形式,都有一个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进行一定时段的神圣旅程,尔后结束旅程,再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去的过程,这正如朝圣者们都有一个离开其世俗尘世,进行一定时段的神圣旅程,尔后又结束旅程,再返回到原来的尘世中一样。再次,从功能上看,都有一个填补生命空白,增长见识,升华精神的功效。朝圣者们朝拜归来后,感觉自己的心愿还了,灵魂净了,精神达到了一个神圣的高度,获得了“俗人”的尊重与景仰。同样,旅游者在完成一次旅游后,他们享受了大自然,经历了另一种异质的文化与生活,寻找到真实的自我,获得了世人的羡慕与景仰,他们也感到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的精神革命,我们常听到许多旅游归来的人这样感慨:“现在的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于是他们又更加紧张地投入到现代社会的竞争洪流中去,开始准备下一次神圣的旅程。从以上旅游的人类学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朝圣不失为一种初始形式的旅游,而旅游又衍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现代朝圣。因此,的物质外壳,,是一种现代的朝圣。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旅游是一种现代的朝圣”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现代游客在追求旅游的娱乐意义的同时,的确更多地是追求旅游的精神文化内涵,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发旅游产品与客源市场,发展现代旅游业。

(一)开发旅游产品,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因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职业、年龄、性别及心理的游客,对旅游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我们应该开发出相应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例如,针对上文中逃避型、体验型及提升型游客分别开发出满足消除紧张感、获取精神放松的休闲型文化旅游产品(如:“北京胡同文化之旅”等);满足好奇心、获取异质文化经历的体验型文化旅游产品(如:“西藏风情之旅”等);满足求知学习、挑战极限的发展型文化旅游产品(如:“中国南极科考之旅”等)。

(二)挖掘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意蕴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并不断增加社会旅游资源的文化情趣。[10]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山川众多,并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古国,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极为丰富,因而,开发山水景观类旅游产品,既要保持其“天然去雕饰”的原生质朴的自然

美,诱发旅游者去观赏其神奇与神秘,让旅游者在“身游”中感到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由,又要挖掘其文人墨客与名人贤士留下的文学美与艺术美,吸引旅游者去心领神会其超然优雅的内在神韵,让旅游者在“心游”中感到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妙境界。开发遗迹遗产类旅游产品,既要有“整旧如故”的历史再现,又要有“绝无仅有”的价值体现。开发旅游工艺品,既要有巧夺天工的美学内涵,更要能体现当时当地的真实文化与生活,睹物思情,旅游者总是会高兴地回忆起:“就是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去了西藏”。总之,在整个旅程中,要让旅游者在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最大限度地体验当地的文化环境与氛围,缩短“文化距离”,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理解,促进各地间文化或跨文化的交流。

(三)加强旅游服务与旅游宣传的文化韵味。现代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现代旅游业必须提供相应的超值文化服务,如:旅游人工服务的人情化、旅游导游服务的艺术化、旅游饮食服务的风味化、旅游购物服务的传统化、旅游娱乐服务的民族化等。[11]旅游宣传是开拓旅游客源市场、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旅游业的灵魂,现代旅游业的宣传,既要关注游客的经济因素,更要关注游、特别是文化背景,要针,,扩大,繁荣和发展现代旅游业,特别是文。目前,文化旅游已成为了西方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项目,文化旅游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方向。

鸣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张晓萍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衷心感谢!参考文献:

[1]张晓萍、黄继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

战线,2000,(1).

[2]ErikCohen.“PilgrimandTourism:ConvergenceandDivergence”

[J].1981(5).

[3]NelsonGraburn.“TheAnthropologyofTourism”[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Vol.10,1983.

[4]BryanPfaffenberger.“Seriouspilgrimsandfrivoloustourists”[J].

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10,1983.

[5]刘　纯.旅游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ValenneSmith,东道主与游客[M].张晓萍、何昌邑译,昆

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7]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J].思想战线,

2002,(1).

[8]ErikCohen.“APhenomenologyofTouristExperience”[J].An2

nalsofTourismResearch,1983.8.

[9]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J].思想战线,

2001,(6).

[10]王会昌,王云海.中国旅游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1.

(责任编辑　甘万莲)

思想战线　SIXIANG　ZHANXIAN　　　　　　　　　　　　　

　　THINKING2003年第2期　第29卷　№12,2003　Vol129

论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

郑晴云1,郑树荣2

　(11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21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76)

摘　要:从旅游人类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朝圣不失为一种初始

形态的旅游,而旅游又衍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现代朝圣。因此,剥开旅游的物质外壳,从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上来说,旅游是一种现代的朝圣。

关键词:神圣旅程;现代朝圣;文化距离;文化理解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2-0033-04　Ξ

OntheNatureoftheSpiritualCultureofZHENGQing2yun1,2(11SchoolofBusines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angshaScienceandEngineeringUniversity,,,China)

Abstract:ananalysisoftourismanthropology,aconclusionisdrawnthattraditionalpil2grimagecouldbeaninitialformoftourismwhiletourismhasevolvedintoanewformofmodernpil2grimage.Thattourismismodernpilgrimagecanbeunderstoodbasedonthenatureofthespiritualcul2tureoftourism.

Keywords:pilgrimage;modernpilgrimage;culturaldistance;culturalunderstanding

　　现代旅游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自1841年托马斯・库克在英国首创以来,已经存在了160余年。国外对旅游的研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的旅游业研究,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才起步的,至今仅短短20余年,而且主要侧重于旅游的经济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者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旅游现象,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从事于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对旅游者及旅游本质的研究,其次是研究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文化及对东道国人民和社会的影响。”[1]而这两方面的研究迄今尚未有定论。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更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目前尚只有少数学者从事有关西方理论的介绍、引进工作,还未见新的成熟的论点。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介绍的基础上,解读以色列人类学家科恩(ErikCohen)在比较分

析美国另两位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有关旅游的“神圣旅程”理论与马坎耐(MacCannel.1D)有关旅游是一种“现代宗教替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2]的理论,尝试从旅游者的精神文化动机及旅游行为的精神文化特质这一角度,去接近旅游的本质内核。

朝圣与旅游

(一)古代朝圣与旅游的关系

古代朝圣是指西方天主教徒或其他一些宗教徒为求福、赎罪或感恩还愿而去圣地朝拜。其目的是借助某种神话或信仰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没有痛苦、没有邪恶的极乐世界,获得灵魂的洗礼,使其精神达到一种神圣的境界,进而缓和或消除现实的紧张

Ξ收稿日期:2002-11-18

作者简介:郑晴云(1969-),女,湖南隆回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郑树荣(1966-),女,湖南隆回人,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分析研究。

与失意。如:中世纪时期,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去麦加、麦地那朝圣;基督教徒去耶路撒冷、罗马朝圣;再有,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更是以29位香客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旅途为背景的。这些例子表明,古代的朝圣与旅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古代的朝圣便是旅游的一种前身,而现代的旅游便是古代朝圣的一种蜕变。西方人类学家特耐(Turner)对此曾有结论:“一名朝圣者有一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名旅游者有一半是朝圣者。”[3]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其中的“一半”的份额是否精确,但已足可表明:古代的朝圣与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相生相伴的关系。

(二)现代朝圣与旅游的关系

在高度工业化、文明化的当今大社会里,人们的宗教意识日渐淡薄,无神论者与日俱增,朝圣的概念也显得更加宽泛,神圣的内涵则更强调个性化的精神世界。因而,现代朝圣的传统宗教含义明显减少了,而更多地增加了娱乐、政治、文化的内涵。例如:当今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的一些朝圣活动、中国的南岳庙会活动等,都呈现出一种不同程度的但又有着共同本质特征的“快活朝圣”、“世俗朝圣”或“大众朝圣”的气氛,人们在庄严肃穆的“圣地”,随意地说笑喧哗、狂歌劲舞,有的甚至还与色情、博彩等挂上了钩。[4]往日严肃虔诚的宗教徒似乎已被当今轻浮时髦的“嬉皮士”所取代,传统,程度地改变着它的内涵。,朝圣者们,一路上也免不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化斋、交易与说笑活动。与此相反,往昔一些鲜为涉足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雪域高原、名胜古迹等,倒成了许多现代人心中向往的“圣地”———“精神生命乐园”。人们怀着早期朝圣者们同样的动机与目的、同样的虔诚与痴迷,踏上自己神圣的旅程,去寻求并重新确定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心,去追求各自心中不同的神圣的东西。由此,笔者试图将现代朝圣定义为:现代朝圣是泛指现代人为满足其精神心理需求而去各自的“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一种活动,它既包括宗教朝圣、也包括文化朝圣、政治朝圣等多种其它的形式。我们将当今极少数的那些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旅游视为宗教朝圣;将那些去体验异质文化(如异国文化、异族文化等)的旅游视为文化朝圣;而将那些去参观列宁墓、毛泽东故居等的旅游视为政治朝圣等等。显然,现代的朝圣与旅游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大众旅游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宗教圣地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神秘意义而演变成旅游胜地,原来的朝圣者演变成现代的旅游者,传统的朝圣也便演变成现代的旅游,而旅游也就随之演变成了一种现代新形式的朝圣。如果将特耐(Turner)的“一个朝圣者有一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个旅游者有一半是朝圣者”的说法,更改

为“一个朝圣者有一大半是旅游者,或者说一个旅游者有一大半是朝圣者”的话,似乎要更确切。综观古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圣与旅游,自古至今便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内在互动联系。

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

(一)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与目的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又是由需要支配的。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现代人的生存与安全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也就意味着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因此,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需要便随之产生,更多地追求一种内心精神方面的满足。人们普遍感到现代社会生活上的紧张、心理上的焦虑、精神上的空虚、感情上的冷漠,这就是现代人患的一种“现代病”。于是,现代人找到了一剂治病良方———外出旅游,因为他们渴望一种更轻松、更自然、更真实、更自我的生活,哪怕只是一种暂时的放松与体验,而旅游便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因此,现代人的内心精神文化需要也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旅游动机。日本心理学家今井吾省将现代人的旅游动机分为消除紧张感的动机、,[5]这三,简直如出去寻求某种心理冲突的解决方法,从而使朝圣者在自己生活周期的关键时刻或心灵困惑之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然”与“新生”。这与现代人想借助外出旅游的方式,去寻求释放某种心理倾向的途径,从而使旅游者在自己的工作、生活或情感困惑之际,获得一种精神心理上深刻意义的调整、治疗、康复与提升,又有什么差别呢?现代游客因其年龄、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其旅游动机各有差异,这与朝圣者因各自的年龄、身份、地位等条件的差异,其朝圣动机也会不尽相同是一样的。笔者认为,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可一般地高度概括成两个字———“求异”,即在异地、异人、异文化中寻求一种与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体验一种变化,从而获得精神的满足。参照科恩(ErikCohen)的游客划分方式,按旅游者期待旅游活动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层次的高低,笔者试将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如下几种:1.休息与放松。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仅仅希望去到一种比较简单的环境中,作较为短暂的逗留,以缓解自己日常生活的紧张与压力,调节和放松自己身心状态。这与现代那群“世俗朝圣”者“顺便烧香许愿”的朝圣动机几乎是比肩同行的。2.逃避与转移。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短时间地转换一下自己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的角色,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逃避现实生活、工作或情感中出现的种种不顺与问题。这与现代那群“大众朝圣”者想祈祷神灵的庇护而逃避生活及工作中一切的不顺与失意的朝圣

动机相吻合。3.体验与实践。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一个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历迥然不同的地方,较长时间地体验异地真实的文化与生活。这与现代那群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宗教朝圣”者追求自己宗教信仰神秘真谛的动机是一致的。4.复活与提升。有这样动机的旅游者希望去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做较为长期的生存体验,寻求适合自己的最佳生活或生存方式,从而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心灵的复活、精神的提升与文化的传承。这与现代那群真正虔诚的“精英朝圣”徒不畏艰辛,想通过宗教去追求一种心灵的皈依与人生及社会价值的最终归属并通过自己将宗教信仰发扬光大的动机很相似。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建立在现代游客的内心精神文化需求这一基本内核的基础之上的,只是不同类型的旅游动机对其体现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现代游客的旅游动机,就决定了现代游客相应的旅游目的与旅游方式。于是,为了共同的内心精神文化需求,他们踏上自己神圣的旅程去经历一种变化的生活,去寻求各自不同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归属,去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与生命的再创造!

(二)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与方式

动机是推动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旅游动机推动旅游行为的产生,并通过旅游经历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是在旅游动机和其它的条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些条件因素通常包括可自由支配收入、文化背景、身体状况等,配收入和文化背景表示:B=F(M,I,,T,H。其中B代表旅游行为,F代表旅游因素;M代表旅游动机,I代表可自由支配的收入,C代表文化背景,T代表休闲时间,H代表健康状况。[5]这个公式表明:旅游行为随着旅游动机及其它条件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旅游动机与其它各条件因素之间又互为函数关系,即动机越强烈,各条件因素的迫切性就越高,反之,各条件因素越成熟,动机就越强烈。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现代人更是需要摆脱他们的“现代病”,因而旅游便成了现代人治愈他们“现代病”的新领域与新途径,因为从人类学角度,可尝试将旅游定义为:旅游是个体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前往一定距离的地点,去经历一定时段的一种变化的休闲活动。人们外出旅游,为的是寻求一种异质文化的经历,获得一种精神的磨练与启迪,挑战自我,完善自我,从而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一种神圣的“至高点”,即使生命没了,精神也永存!因而,当今的英国年轻人愿意重走中国红军长征路;因而,北大的五个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希夏邦马西峰的雪山里;因而,当今有不少人决心玩转地球……他们与那些不畏困苦、艰辛跋涉,在求真道上顶礼膜拜,甚至悄然献身的古代朝圣者们,又有什么不同呢?西方人类学家对游客的旅游行为,有不同的划分方式。纳尔逊・格雷本(NelsonGraburn)将旅游划分为自然旅游和文化旅游两大

类;瓦伦・史密斯(ValeneSmith)将旅游划分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历史旅游、生态旅游和娱乐旅游五大类;[6]中国学者张晓萍教授在归纳史密斯的划分基础上,进一步将旅游划分为娱乐旅游和文化旅游两大类。[7]笔者比较赞成张晓萍教授的划分方法,因为笔者认为,除以获得身心恢复为目的的娱乐旅游外,其它的一切形式的旅游(如生态旅游、探险旅游、民族旅游、宗教旅游、历史旅游等)都可归属于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完善自我为目的的文化旅游。所谓娱乐旅游,是指那些通过大自然赋予的特点,去获得旅游者身体恢复和心理调适的享受性旅游,如:爬山、滑雪、日光浴等。这种形式的旅游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追求享受娱乐刺激,但他们寄情山水,陶冶性情,使自己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平稳与和谐,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世俗的精神追求。而文化旅游是指那些以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和核心,以文化吸引物为主要外部因素,而去寻求不同文化形式的生活体验,拓展文化视野,完善自我的发展性旅游。其中,不同层次的文化旅游的文化含量会有所不同,从生态旅游到探险旅游到民族旅游、宗教旅游、历史旅游等,其中的文化含量,呈依次递增趋势。这与不同朝圣。根据(Graburn)将游客划、民族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娱乐旅游者与狩猎及采集旅游者五大类;[6]科恩(ErikCohen)将之划分为娱乐型、转移型、经验型、体验型、现实型五大类。[8]在我看来,游客大致可划分为恢复型、逃脱型、体验型、提升型四大类。恢复型游客是指为了缓和或消除日常工作的紧张与压力,外出旅游恢复身心的;逃脱型游客是指为了逃避现实的困难与问题,外出旅游转移注意力的;体验型游客是指以文化审美为目的,外出旅游体验异质文化生活的;而提升型游客是指以寻找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为目的,外出旅游进行生存挑战、向往未来的。前两种游客进行的往往是娱乐旅游,而后两种游客进行的大多是文化旅游。通常,每一种类型的游客选择的旅游方式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他们可能会同时选择多种旅游方式。但不管哪一类型的旅游者,选择哪一类型或哪几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与朝圣相比,他们在行为目的与方向及功能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从目的上看,都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现代游客外出旅游,已不再过多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更多地是追求一种精神文化上的内涵,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旅客,他们的追求程度不同而已。娱乐旅游者在追求娱乐享受的同时,也追求并享受精神的调适与放松。文化旅游当然以追求精神文化享受作为旅游的灵魂和核心。而朝圣者朝圣,为的是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与灵魂的支柱,以减轻自己在尘世中的痛苦与困惑,他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其次,从行为方向与过程看,都是从

原生生活到精神中心,都有一个“开始—进行—返回”[10]的过程。现代游客外出旅游是以自己的“精神圣地”这个中心为目标,而朝圣者进行朝圣,则是以自己的“宗教圣地”这个中心为目标的,只是旅游者的中心可以自己随意选择,而朝圣者的中心相对比较固定而已。同样现代游客外出旅游,不管哪一类型、哪一形式,都有一个离开其日常工作和生活,进行一定时段的神圣旅程,尔后结束旅程,再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去的过程,这正如朝圣者们都有一个离开其世俗尘世,进行一定时段的神圣旅程,尔后又结束旅程,再返回到原来的尘世中一样。再次,从功能上看,都有一个填补生命空白,增长见识,升华精神的功效。朝圣者们朝拜归来后,感觉自己的心愿还了,灵魂净了,精神达到了一个神圣的高度,获得了“俗人”的尊重与景仰。同样,旅游者在完成一次旅游后,他们享受了大自然,经历了另一种异质的文化与生活,寻找到真实的自我,获得了世人的羡慕与景仰,他们也感到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的精神革命,我们常听到许多旅游归来的人这样感慨:“现在的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于是他们又更加紧张地投入到现代社会的竞争洪流中去,开始准备下一次神圣的旅程。从以上旅游的人类学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的朝圣不失为一种初始形式的旅游,而旅游又衍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现代朝圣。因此,的物质外壳,,是一种现代的朝圣。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旅游是一种现代的朝圣”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现代游客在追求旅游的娱乐意义的同时,的确更多地是追求旅游的精神文化内涵,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发旅游产品与客源市场,发展现代旅游业。

(一)开发旅游产品,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因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职业、年龄、性别及心理的游客,对旅游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我们应该开发出相应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例如,针对上文中逃避型、体验型及提升型游客分别开发出满足消除紧张感、获取精神放松的休闲型文化旅游产品(如:“北京胡同文化之旅”等);满足好奇心、获取异质文化经历的体验型文化旅游产品(如:“西藏风情之旅”等);满足求知学习、挑战极限的发展型文化旅游产品(如:“中国南极科考之旅”等)。

(二)挖掘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意蕴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并不断增加社会旅游资源的文化情趣。[10]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山川众多,并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古国,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极为丰富,因而,开发山水景观类旅游产品,既要保持其“天然去雕饰”的原生质朴的自然

美,诱发旅游者去观赏其神奇与神秘,让旅游者在“身游”中感到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由,又要挖掘其文人墨客与名人贤士留下的文学美与艺术美,吸引旅游者去心领神会其超然优雅的内在神韵,让旅游者在“心游”中感到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妙境界。开发遗迹遗产类旅游产品,既要有“整旧如故”的历史再现,又要有“绝无仅有”的价值体现。开发旅游工艺品,既要有巧夺天工的美学内涵,更要能体现当时当地的真实文化与生活,睹物思情,旅游者总是会高兴地回忆起:“就是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去了西藏”。总之,在整个旅程中,要让旅游者在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最大限度地体验当地的文化环境与氛围,缩短“文化距离”,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理解,促进各地间文化或跨文化的交流。

(三)加强旅游服务与旅游宣传的文化韵味。现代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现代旅游业必须提供相应的超值文化服务,如:旅游人工服务的人情化、旅游导游服务的艺术化、旅游饮食服务的风味化、旅游购物服务的传统化、旅游娱乐服务的民族化等。[11]旅游宣传是开拓旅游客源市场、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旅游业的灵魂,现代旅游业的宣传,既要关注游客的经济因素,更要关注游、特别是文化背景,要针,,扩大,繁荣和发展现代旅游业,特别是文。目前,文化旅游已成为了西方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项目,文化旅游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方向。

鸣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张晓萍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衷心感谢!参考文献:

[1]张晓萍、黄继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

战线,2000,(1).

[2]ErikCohen.“PilgrimandTourism:ConvergenceandDivergence”

[J].1981(5).

[3]NelsonGraburn.“TheAnthropologyofTourism”[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Vol.10,1983.

[4]BryanPfaffenberger.“Seriouspilgrimsandfrivoloustourists”[J].

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10,1983.

[5]刘　纯.旅游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ValenneSmith,东道主与游客[M].张晓萍、何昌邑译,昆

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7]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J].思想战线,

2002,(1).

[8]ErikCohen.“APhenomenologyofTouristExperience”[J].An2

nalsofTourismResearch,1983.8.

[9]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J].思想战线,

2001,(6).

[10]王会昌,王云海.中国旅游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1.

(责任编辑　甘万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