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垄断货币所有权的金融大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入侵中国的今天，对金融和货币的重视超过了中国史上所有时期。然而不能因此忽视了曾一直对中国社会起到更为重要影响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大资本模式，土地的重要意义远超过货币，这对于人口饱和的当今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与私人大资本打交道并非从与近代西方金融大资本的接触才开始，而是自两千前封建制度解体起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由于中国集权制政府自建立起便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自汉以降中国都将货币发行和盐铁等战略资源严格控制在政府手中，这避免了工商业和金融领域产生能与政府相抗衡的私人大资本。然而这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垄断土地的私人大资本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垄断关键资源的所有权而出售其使用权，也就是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两者都是在封建制度解体后产生的私人大资本，只是垄断的资源对象有所不同。由于资本是流动的，因此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并不适合，两者在性质上并无差异，垄断对象也可以交叉。
中国集权制政府与土地大资本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个矛盾的失控将激化另一个致命的矛盾，也就是雇佣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中国古代各朝解体的内部原因大多由于集权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失控，从而导致私人大资本的土地兼并和过度剥削，最终引发暴力革命。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与近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丧失了土地的雇农与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工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上是完全相同的，只因职业差异便将两者对立是不合适的，两者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历史上中国通过种种方法将土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或直接垄断土地出售土地使用权以培育国家雇农，如屯田制，或将土地划分成小块授予农民以培育小资产规模的自耕农，如均田制，以此防止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自唐代以来，政府丧失了绝大多数土地所有权，更通过税制改革承认和默许了土地大资本的扩张，从此愈加繁荣的庄园经济使多数农民转换为大地主的雇工，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
中共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最伟大的创举在于使政府全面垄断了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无论是之前的国有农场还是现在的均田承包都从根本上避免了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垄断和操纵。国家垄断土地制解决了中国两千年来土地大资本对集权政府和社会的威胁，防止了私人大资本过度兼并土地而激发底层革命。土地永远是大资本所寻求垄断的资源，在古代主要垄断农田的地主到今天则转变为主要垄断城市土地的地产商，而土地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还要超过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对于集权政府而言，所需垄断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旦有所放松必然迅速被大资本所抢占，从而丧失对社会最根本的控制权。
因此一般民众不应对当今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抱怨，这是保障社会安定的根本所在。即便在土地所有权未放开的今天，放开房地产领域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已经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为大资本套在平民阶层颈上的沉重枷锁，一旦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大资本将通过操纵货币、哄抬物价、炒作房地产等种种手段迫使绝大多数人将手中的土地所有权为换取生存必需品而售出，到那时，平民阶层才将真正无立锥之地。
在垄断货币所有权的金融大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入侵中国的今天，对金融和货币的重视超过了中国史上所有时期。然而不能因此忽视了曾一直对中国社会起到更为重要影响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大资本模式，土地的重要意义远超过货币，这对于人口饱和的当今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与私人大资本打交道并非从与近代西方金融大资本的接触才开始，而是自两千前封建制度解体起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由于中国集权制政府自建立起便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自汉以降中国都将货币发行和盐铁等战略资源严格控制在政府手中，这避免了工商业和金融领域产生能与政府相抗衡的私人大资本。然而这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垄断土地的私人大资本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垄断关键资源的所有权而出售其使用权，也就是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两者都是在封建制度解体后产生的私人大资本，只是垄断的资源对象有所不同。由于资本是流动的，因此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并不适合，两者在性质上并无差异，垄断对象也可以交叉。
中国集权制政府与土地大资本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个矛盾的失控将激化另一个致命的矛盾，也就是雇佣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中国古代各朝解体的内部原因大多由于集权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失控，从而导致私人大资本的土地兼并和过度剥削，最终引发暴力革命。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与近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丧失了土地的雇农与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工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上是完全相同的，只因职业差异便将两者对立是不合适的，两者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历史上中国通过种种方法将土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或直接垄断土地出售土地使用权以培育国家雇农，如屯田制，或将土地划分成小块授予农民以培育小资产规模的自耕农，如均田制，以此防止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自唐代以来，政府丧失了绝大多数土地所有权，更通过税制改革承认和默许了土地大资本的扩张，从此愈加繁荣的庄园经济使多数农民转换为大地主的雇工，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
中共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最伟大的创举在于使政府全面垄断了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无论是之前的国有农场还是现在的均田承包都从根本上避免了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垄断和操纵。国家垄断土地制解决了中国两千年来土地大资本对集权政府和社会的威胁，防止了私人大资本过度兼并土地而激发底层革命。土地永远是大资本所寻求垄断的资源，在古代主要垄断农田的地主到今天则转变为主要垄断城市土地的地产商，而土地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还要超过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对于集权政府而言，所需垄断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旦有所放松必然迅速被大资本所抢占，从而丧失对社会最根本的控制权。
因此一般民众不应对当今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抱怨，这是保障社会安定的根本所在。即便在土地所有权未放开的今天，放开房地产领域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已经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为大资本套在平民阶层颈上的沉重枷锁，一旦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大资本将通过操纵货币、哄抬物价、炒作房地产等种种手段迫使绝大多数人将手中的土地所有权为换取生存必需品而售出，到那时，平民阶层才将真正无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