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方”与“圆”作为两个最基本的构型元素，渗透于设计艺术的方方面面。遵循着由器至礼的演进规律，中国古代的设计艺术经历了由圆到方的发展历程，并在长期的造物艺术过程中确立了方与圆相结合的设计图式。 关键词：方形；圆形；设计艺术 中图分类号：J0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48-01 “方”与“圆”是艺术设计中最为单纯的两个构成元素，却建构了丰富的设计艺术形态，并被赋予了深厚的设计文化内涵，在中国设计艺术之中闪耀出炫目的光彩。 一、由圆至方的发展历程 圆与方是设计艺术的基本构型元素。制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一次次泥条的盘筑、一声声陶轮的旋转，培养了原始先民对形体的感知，训练了原始先民的审美能力。现今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陶器均以圆形或椭圆形为主。以圆形为基础，丰富多彩的陶器造型对后来的许多器具设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彩陶鼎就利用三足架起圆形的陶钵，在钵下面留下了空间，从而提供了柴火燃烧的空间，是中国鼎文化的开端。随着商朝对铜的充分认识，揭开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序幕，陶鼎随之演变为青铜鼎，并渐渐由原来的食器转向了权利的象征。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鼎腹为长方形，四面均施以纹饰。方形的出现，是设计艺术的一大进步，它表明了先民有了朦胧的“四方”概念。比之于圆形，方形需要解决面的结合问题，故加工的难度要大一些。然而，在青铜器中却通过对接合处的精心设计和严密焊接，使脊部的设计匠心独运，并使青铜器具有了四面八方的含义。 中华文明的长河几千年来绵延不断，文字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秦朝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根据“书同文”的要求，制定了一种标准文字--小篆。作为一种官方文字系统，小篆缺乏即兴书写的方便使用，因而在民间流传着更为方便和简约的书写方式，后世称为秦隶。隶书是将圆曲的笔画演变为方折的书写，可以加快书写速度，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而文字由圆到方的变化使文字进一步符号化，不再像小篆的形象化特征那样明显，使文字的系统规律性得到发展。东汉的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对造字源流进行辨析，提出了许多文字规律性的理论观点，使汉字在汉代发扬广大，并因汉代的国力影响，而成为“汉字”。故从甲骨文到秦代小篆，又被统称古汉字，其书写单位是各种各样的线条，带有明显的图形性，呈现圆的特点；从秦汉隶书以后，统称今汉字，其书写单位是各种类型的笔画，方折的样式较为固定，书写起来更为规范。 二、方圆结合的设计图式 在原始先民对石质材料的反复认识过程中，发现了不同于普通砾石的美石，并获得了玉器的琢磨技术。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文化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其玉器以玉琮和玉璧最有特色，玉琮为内圆外方的形式，外表分为几段，每段均饰以人面或兽面纹，为较早的方圆结合的设计形式。在周代，它与玉圭、玉璋、玉璜、玉琥合称为六种“瑞玉”或“六器”。《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琮与璧在祭祀活动中，作为祭祀天地的器物，为礼器中的重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古中国的统一大业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秦朝统一货币，便以“秦半两”为标准。秦半两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钱币造型，它使中国社会第一次有了圆形方孔的货币。其方孔是由于在铸造中，钱的周边容易留下不规则的铸痕，而方孔可以穿上木棍以便于打磨锉平，并使货币的重量统一，成为了外圆内方的形式。这种圆形与方形的设计美观大方、便于串联携带，并被后人赋予了天圆地方的文化联想。源于战争的需要，秦王朝重视对马车的技术改造。1980年出土的两辆彩绘铜车马，其车厢为方形，华盖为圆形，为方与圆相结合的形式。《后汉书.舆服志》详细阐述了车舆营造的法式：“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车辆设计之“天圆地方”的文化寓意正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在营造器物方面的体现。 汉代的规矩纹镜也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观念。规矩纹镜整体上为圆形，镜面正中为方形钮区。在镜面饰代表天庭的华盖、四方大地与十二干支、四神配属二十八星宿的图纹，并以四维为纲、规矩为辅构成宇宙图式。这与汉代占�虻纳杓扑枷爰�为相似。占�蛴商旄张獭⒌嘏塘讲糠肿槌伞Ｌ旄张涛�圆形，当中有北斗七星，周围列十二月将。天刚盘置于地盘当中的天池内，可旋转。地盘整体为方形，自内向外列铭文三层，一层为八天干，二层为十二地支，三层为二十八宿。在�蚓稚希�四角为四维。“在主张盖天说的古天文学家看来，天宇如盖，须加系结以使之不倾。”故占�蛩慕侵�线条如汉代车盖四角用以拉紧之四条络带，蕴含了连通天地之意。 汉代在思想领域里特别提倡儒学，事死如事生，盛行厚葬。同时，汉代诚信神仙之说，受升仙愿望的主导，重视墓室装饰。墓室建筑出现了在方形墓室上砌筑的砖穹窿顶。在模拟生人居室的地下墓室建筑中，地面铺设大量的素砖或花纹砖。花纹砖一般为方形，模印而成，有四神纹、穿璧纹等。穿璧纹为“十字穿圆环”的形式，实际上它是由龙穿璧演变而成。人要升天，只好乘龙，到了天国，须以‘苍璧礼天’，才能进得‘天门’。马王堆汉墓帛画描绘有双龙穿壁的形象，墓主人站在由璧所承托的“平台”之上。于是，璧便成为联通地上与天界的独特形象，具有天地相通、阴阳相合的象征意义。多璧相连构成四方连续的形式，蕴含了无限扩张和发展的可能，象征着生命再生的诸多机会。 三、由器至礼的演进规律 中国设计艺术史的源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一脉相承。上古传说的出现，使诸多的设计文化现象有了合理的解释。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女娲和伏羲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中有女娲、伏羲的形象，两人作蛇尾盘缠状，伏羲持矩示方、女娲持规为圆，一方一圆，阴阳和谐，并含规范人间秩序之意，秩序的核心便是“礼”。 汉长安城的南郊有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遗址。每个遗址的平面沿着纵横二轴采用完全对称的布局方法，外围是方形围墙，每面辟门，四角配以曲尺形房屋，围墙以内的庭院中央为高台夯土建筑群，围绕建筑群凿圆形水渠。 中国领土辽阔、地形多样，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进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居住形式和营造方式，并随王朝的更替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明清时期的建筑，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北京的宫苑、庙坛、城门构成了一道道奇异的风景。天坛为明清两朝皇帝祭天与祈祷丰年的地方，由斋宫、祈年殿、黄穹宇、圜丘等组成。 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的数量逐步增加，造园艺术得到发展。方与圆是古典园林造园艺术中贯用的元素，并常常以方形墙面与圆形的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形成方与圆、虚与实的对比。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方与圆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区分男女尊卑的载体，如苏州狮子林的“燕誉堂”，男厅屋顶的梁为方形木材、饰以精细的雕刻；女厅屋顶的梁为圆形木材、没有雕刻。留园冠云峰前的“林泉耆硕之馆”，男厅的窗户为正方形；女厅的窗户则为近乎于圆的八边形。 衣裳作为原始先民遮羞御寒的产物，其功能很早就被华夏先民所认知。《周易・系辞传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了华夏服饰已经超出了仅仅御寒遮羞的实用性，体现出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礼记・深衣》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衣袖作圆形以与圆规相应，象征举手行揖让礼的容姿。衣领如同曲尺以与正方相应，以象征政教不偏，义理公正。 四、结论 中国设计艺术发生期沿着由易到难、由圆到方的发展道路一路前行；至汉代由于阴阳五行观念、神仙思想等的盛行等原因，方与圆结合成为固定的图式，并在造物艺术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由于宗法礼制观念的渗透，造物艺术中“物”的设计烙上了“礼”的印痕，从而使设计艺术蒙上了神秘的文化外纱。 参考文献：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0.
摘要： “方”与“圆”作为两个最基本的构型元素，渗透于设计艺术的方方面面。遵循着由器至礼的演进规律，中国古代的设计艺术经历了由圆到方的发展历程，并在长期的造物艺术过程中确立了方与圆相结合的设计图式。 关键词：方形；圆形；设计艺术 中图分类号：J0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48-01 “方”与“圆”是艺术设计中最为单纯的两个构成元素，却建构了丰富的设计艺术形态，并被赋予了深厚的设计文化内涵，在中国设计艺术之中闪耀出炫目的光彩。 一、由圆至方的发展历程 圆与方是设计艺术的基本构型元素。制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一次次泥条的盘筑、一声声陶轮的旋转，培养了原始先民对形体的感知，训练了原始先民的审美能力。现今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陶器均以圆形或椭圆形为主。以圆形为基础，丰富多彩的陶器造型对后来的许多器具设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彩陶鼎就利用三足架起圆形的陶钵，在钵下面留下了空间，从而提供了柴火燃烧的空间，是中国鼎文化的开端。随着商朝对铜的充分认识，揭开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序幕，陶鼎随之演变为青铜鼎，并渐渐由原来的食器转向了权利的象征。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鼎腹为长方形，四面均施以纹饰。方形的出现，是设计艺术的一大进步，它表明了先民有了朦胧的“四方”概念。比之于圆形，方形需要解决面的结合问题，故加工的难度要大一些。然而，在青铜器中却通过对接合处的精心设计和严密焊接，使脊部的设计匠心独运，并使青铜器具有了四面八方的含义。 中华文明的长河几千年来绵延不断，文字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秦朝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根据“书同文”的要求，制定了一种标准文字--小篆。作为一种官方文字系统，小篆缺乏即兴书写的方便使用，因而在民间流传着更为方便和简约的书写方式，后世称为秦隶。隶书是将圆曲的笔画演变为方折的书写，可以加快书写速度，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而文字由圆到方的变化使文字进一步符号化，不再像小篆的形象化特征那样明显，使文字的系统规律性得到发展。东汉的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对造字源流进行辨析，提出了许多文字规律性的理论观点，使汉字在汉代发扬广大，并因汉代的国力影响，而成为“汉字”。故从甲骨文到秦代小篆，又被统称古汉字，其书写单位是各种各样的线条，带有明显的图形性，呈现圆的特点；从秦汉隶书以后，统称今汉字，其书写单位是各种类型的笔画，方折的样式较为固定，书写起来更为规范。 二、方圆结合的设计图式 在原始先民对石质材料的反复认识过程中，发现了不同于普通砾石的美石，并获得了玉器的琢磨技术。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文化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其玉器以玉琮和玉璧最有特色，玉琮为内圆外方的形式，外表分为几段，每段均饰以人面或兽面纹，为较早的方圆结合的设计形式。在周代，它与玉圭、玉璋、玉璜、玉琥合称为六种“瑞玉”或“六器”。《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琮与璧在祭祀活动中，作为祭祀天地的器物，为礼器中的重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古中国的统一大业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秦朝统一货币，便以“秦半两”为标准。秦半两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钱币造型，它使中国社会第一次有了圆形方孔的货币。其方孔是由于在铸造中，钱的周边容易留下不规则的铸痕，而方孔可以穿上木棍以便于打磨锉平，并使货币的重量统一，成为了外圆内方的形式。这种圆形与方形的设计美观大方、便于串联携带，并被后人赋予了天圆地方的文化联想。源于战争的需要，秦王朝重视对马车的技术改造。1980年出土的两辆彩绘铜车马，其车厢为方形，华盖为圆形，为方与圆相结合的形式。《后汉书.舆服志》详细阐述了车舆营造的法式：“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车辆设计之“天圆地方”的文化寓意正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在营造器物方面的体现。 汉代的规矩纹镜也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观念。规矩纹镜整体上为圆形，镜面正中为方形钮区。在镜面饰代表天庭的华盖、四方大地与十二干支、四神配属二十八星宿的图纹，并以四维为纲、规矩为辅构成宇宙图式。这与汉代占�虻纳杓扑枷爰�为相似。占�蛴商旄张獭⒌嘏塘讲糠肿槌伞Ｌ旄张涛�圆形，当中有北斗七星，周围列十二月将。天刚盘置于地盘当中的天池内，可旋转。地盘整体为方形，自内向外列铭文三层，一层为八天干，二层为十二地支，三层为二十八宿。在�蚓稚希�四角为四维。“在主张盖天说的古天文学家看来，天宇如盖，须加系结以使之不倾。”故占�蛩慕侵�线条如汉代车盖四角用以拉紧之四条络带，蕴含了连通天地之意。 汉代在思想领域里特别提倡儒学，事死如事生，盛行厚葬。同时，汉代诚信神仙之说，受升仙愿望的主导，重视墓室装饰。墓室建筑出现了在方形墓室上砌筑的砖穹窿顶。在模拟生人居室的地下墓室建筑中，地面铺设大量的素砖或花纹砖。花纹砖一般为方形，模印而成，有四神纹、穿璧纹等。穿璧纹为“十字穿圆环”的形式，实际上它是由龙穿璧演变而成。人要升天，只好乘龙，到了天国，须以‘苍璧礼天’，才能进得‘天门’。马王堆汉墓帛画描绘有双龙穿壁的形象，墓主人站在由璧所承托的“平台”之上。于是，璧便成为联通地上与天界的独特形象，具有天地相通、阴阳相合的象征意义。多璧相连构成四方连续的形式，蕴含了无限扩张和发展的可能，象征着生命再生的诸多机会。 三、由器至礼的演进规律 中国设计艺术史的源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一脉相承。上古传说的出现，使诸多的设计文化现象有了合理的解释。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女娲和伏羲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中有女娲、伏羲的形象，两人作蛇尾盘缠状，伏羲持矩示方、女娲持规为圆，一方一圆，阴阳和谐，并含规范人间秩序之意，秩序的核心便是“礼”。 汉长安城的南郊有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遗址。每个遗址的平面沿着纵横二轴采用完全对称的布局方法，外围是方形围墙，每面辟门，四角配以曲尺形房屋，围墙以内的庭院中央为高台夯土建筑群，围绕建筑群凿圆形水渠。 中国领土辽阔、地形多样，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进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居住形式和营造方式，并随王朝的更替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明清时期的建筑，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北京的宫苑、庙坛、城门构成了一道道奇异的风景。天坛为明清两朝皇帝祭天与祈祷丰年的地方，由斋宫、祈年殿、黄穹宇、圜丘等组成。 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的数量逐步增加，造园艺术得到发展。方与圆是古典园林造园艺术中贯用的元素，并常常以方形墙面与圆形的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形成方与圆、虚与实的对比。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方与圆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区分男女尊卑的载体，如苏州狮子林的“燕誉堂”，男厅屋顶的梁为方形木材、饰以精细的雕刻；女厅屋顶的梁为圆形木材、没有雕刻。留园冠云峰前的“林泉耆硕之馆”，男厅的窗户为正方形；女厅的窗户则为近乎于圆的八边形。 衣裳作为原始先民遮羞御寒的产物，其功能很早就被华夏先民所认知。《周易・系辞传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了华夏服饰已经超出了仅仅御寒遮羞的实用性，体现出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礼记・深衣》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衣袖作圆形以与圆规相应，象征举手行揖让礼的容姿。衣领如同曲尺以与正方相应，以象征政教不偏，义理公正。 四、结论 中国设计艺术发生期沿着由易到难、由圆到方的发展道路一路前行；至汉代由于阴阳五行观念、神仙思想等的盛行等原因，方与圆结合成为固定的图式，并在造物艺术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由于宗法礼制观念的渗透，造物艺术中“物”的设计烙上了“礼”的印痕，从而使设计艺术蒙上了神秘的文化外纱。 参考文献：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