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

一、贸易成本的测算

1.1 按测算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

1.1.1 直接测算

直接测算是比较简单直观事前的测度。直接测算法主要可以测度两种类型的贸易成本：一种是由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即所谓的政策壁垒,例如关税、配额等；另一种是由于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主要是指运输成本。

Messerlin(2001)研究1999年欧盟的政策壁垒，他将非关税壁垒(NTB)转化成关税当量并且和关税壁垒组合,最后得出欧盟工业产品的政策壁垒的关税当量是7.7%。

最常用的度量非关税壁垒的直接测算法是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刘红梅,2009)。该方法最初由美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以直接来量化非关税壁垒，估计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三类信息资源可供利用：第一，法规本身的数据，例如可以采用法规的数量、法规文本的页数作为统计变量或代理变量。第二，频率数据或者产品被阻碍的数据，包括限制的数量、发生频率的比率、进口覆盖率等。第三，企业就歧视性法规提出指控的数据以及国际机构对这些案件的通报数据。

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者国内法规页数作为非关税壁垒的代理变量是比较粗略的；此外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国家之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率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其他国家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由于上述原因,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一般只用来测度非关税壁垒在某一部门(或产品)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以此来评估贸易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而不能衡量整体的非关税壁垒。

运输成本的获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船公司或相关运输公司直接获取相关的信息，如Limao、Venables(2001)从运输公司获得了巴尔第摩到不同目的地的标箱报价 。Hummels(2001)通过有关贸易杂志上的信息直接测度了像运输成本这类的贸易成本。他的研究发现，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国际航空运输成本急剧下降，而1985年以来的海运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但由于他们只是针对特定的运输成本和运输模式，因此，他们的方法并不能代表总体贸易成本，而且很多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第二，可以通过IMF提供的双边总体贸易的CIF/FOB价格比率来获得贸易成本。

总而言之，直接测算法这种事前的测度非常直观。但是该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直接测算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能测度特定种类的贸易成本，例如运输成本、关税壁垒等，无法测度总体贸易成本。Pritchett(1996)指出，单一的政策指标只是反映了一国贸易政策的

一方面，而不能代表全国整体的贸易成本。这就是说，如果采用政策指标，必须同时考虑若干指标的综合情况。第二，在经过多轮的双边以及多边磋商以后，名义关税特别是制造业关税已经大大降低，非关税壁垒越来越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关税壁垒很难具体量化,并且随商品变化很大，不同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其限制作用各不一样。贸易成本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所以这些使得直接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第三，直接测算法显然忽略了进出口双方国内存在的贸易成本，阻碍商品贸易的因素并没有因为商品的到岸而消失，进口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贸易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而言，由于市场建设还不完善，这种因素尤为重要(李坤望、黄玖立、施炳展,2006)。

1.1.2 间接测算

间接测算是从贸易成本的影响即实际发生的贸易流量事后间接推算出贸易成本的高低。具体而言，间接测算法主要根据理论模型剔除影响两国均衡贸易流量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后，计算出包括双边距离在内的综合的贸易成本。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方法一般采用传统的引力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nlnXij1lnYi2lnYjnlnZijij （1）

n1N

其中,Xij代表i国向j国的出口；Yi和Yj分别为出口国i和进口国j的国内生产总值(GDP)；Zij (n=1…N)表示一组与贸易成本相关的代理变量。

McCallum(1995)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回归了加拿大各省之间以及加拿大一省与美国一州的贸易量，发现在控制经济规模和距离的情况下，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是加拿大某一省与美国某一州之间贸易量的22倍，这就是所谓的边境效应 。

Helliweii(1999)、Earolyn(2003)也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发现,边境效应的确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大小有所不同。

但是,这类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Novy(2006)认为这种方法通常在事前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再将其纳入引力模型当中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遗漏某些变量而使得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Limao、VenableS(2001)发现，距离仅能够解释贸易成10%的变化，这比加入基础设施等其它相关变量后低了近50%。Kuwamori(2006)利用菲律宾的进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距离在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仅仅用距离来代替贸易成本是不充分的，这将会低估贸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n

影响。其次，Anderson、Van Wincoop(2003)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利用传统引力模型的方法来测度贸易成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无法考察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最后，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不仅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而且取决于它们和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多边贸易成本)。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并以此来估计贸易成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Anderson&van Wineoop(2003)的引力模型。Anderson&van Wincoop(2003)建立了多国一般均衡的贸易模型,并且假定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偏好 。他们推导的引力模型基本形式为：XijYiYj

YwTCijiPj

w1，其中，Xij代表i国向j国的出口；YYij为i、j的国内生产总值(GDP)；Y为所有国家的收入之和；TCij为贸易成本,为所有物品之

间的替代弹性。i、Pj分别为i国和j国的价格指数，Anderson和Wincoop把价格指数作为多边阻力 (multilateral resistanee)变量，并且有

1

i1Pj1jtcij I (2)

j

1Pjj1i1itcij j (3)

j为j国收入占所有国家收入份额即j =Yj/Yw。i是向外的多边阻力变量

(outward multilateral resistance)，pj是向内的多边阻力变量(inward multilateral resistanee)。在给定的i和j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tc的情况下,如果j国与i国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的提高将会降低来自i国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从i国的进口同样。i国较高的多边阻力也会提升它与j国的贸易。

Anerson、VanWincoop(2003)用美国的数据重新来估计McCallum(1995)的回归方程，研究结果发现边境系数并不像McCallum所指出的22那么大，1993年加拿大的边境系数为16.4，而相同的方法发现美国的边境系数仅为1.5。

Novy(2006)指出在Anerson&VanWincoop(2003)模型中，生产和消费都是外生的，因此比较静态分析是无效的，因为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不仅会影响贸易流量，而且会影响生活和消费。

Bergstrand(2007)利用GTAP的2001年67个国家的双边关税数据，发现仅仅有42%的双边关税是对称的。同时，在模型中用价格指数代替多边阻力无法直接观测到，它只能表示为双边贸易成本和收入份额的一个隐函数，所以误差项的存在将会影响价格进而影响收入份额，而这又会影响多边阻力项。

Novy(2008)在Anderson、Wincoop(2003)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贸易成本估计模型，巧妙地解决了贸易成本的对称性问题，提供了多边阻力测量的方法。

综合上述，相比较而言，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方法比较科学，而且在数据比较容易获取。本文正是采用了Novy改良的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模型来估计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

一、贸易成本的测算

1.1 按测算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

1.1.1 直接测算

直接测算是比较简单直观事前的测度。直接测算法主要可以测度两种类型的贸易成本：一种是由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即所谓的政策壁垒,例如关税、配额等；另一种是由于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主要是指运输成本。

Messerlin(2001)研究1999年欧盟的政策壁垒，他将非关税壁垒(NTB)转化成关税当量并且和关税壁垒组合,最后得出欧盟工业产品的政策壁垒的关税当量是7.7%。

最常用的度量非关税壁垒的直接测算法是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刘红梅,2009)。该方法最初由美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以直接来量化非关税壁垒，估计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三类信息资源可供利用：第一，法规本身的数据，例如可以采用法规的数量、法规文本的页数作为统计变量或代理变量。第二，频率数据或者产品被阻碍的数据，包括限制的数量、发生频率的比率、进口覆盖率等。第三，企业就歧视性法规提出指控的数据以及国际机构对这些案件的通报数据。

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者国内法规页数作为非关税壁垒的代理变量是比较粗略的；此外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国家之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率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其他国家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由于上述原因,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一般只用来测度非关税壁垒在某一部门(或产品)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以此来评估贸易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而不能衡量整体的非关税壁垒。

运输成本的获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船公司或相关运输公司直接获取相关的信息，如Limao、Venables(2001)从运输公司获得了巴尔第摩到不同目的地的标箱报价 。Hummels(2001)通过有关贸易杂志上的信息直接测度了像运输成本这类的贸易成本。他的研究发现，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国际航空运输成本急剧下降，而1985年以来的海运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但由于他们只是针对特定的运输成本和运输模式，因此，他们的方法并不能代表总体贸易成本，而且很多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第二，可以通过IMF提供的双边总体贸易的CIF/FOB价格比率来获得贸易成本。

总而言之，直接测算法这种事前的测度非常直观。但是该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直接测算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能测度特定种类的贸易成本，例如运输成本、关税壁垒等，无法测度总体贸易成本。Pritchett(1996)指出，单一的政策指标只是反映了一国贸易政策的

一方面，而不能代表全国整体的贸易成本。这就是说，如果采用政策指标，必须同时考虑若干指标的综合情况。第二，在经过多轮的双边以及多边磋商以后，名义关税特别是制造业关税已经大大降低，非关税壁垒越来越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关税壁垒很难具体量化,并且随商品变化很大，不同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其限制作用各不一样。贸易成本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所以这些使得直接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第三，直接测算法显然忽略了进出口双方国内存在的贸易成本，阻碍商品贸易的因素并没有因为商品的到岸而消失，进口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贸易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而言，由于市场建设还不完善，这种因素尤为重要(李坤望、黄玖立、施炳展,2006)。

1.1.2 间接测算

间接测算是从贸易成本的影响即实际发生的贸易流量事后间接推算出贸易成本的高低。具体而言，间接测算法主要根据理论模型剔除影响两国均衡贸易流量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后，计算出包括双边距离在内的综合的贸易成本。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方法一般采用传统的引力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nlnXij1lnYi2lnYjnlnZijij （1）

n1N

其中,Xij代表i国向j国的出口；Yi和Yj分别为出口国i和进口国j的国内生产总值(GDP)；Zij (n=1…N)表示一组与贸易成本相关的代理变量。

McCallum(1995)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回归了加拿大各省之间以及加拿大一省与美国一州的贸易量，发现在控制经济规模和距离的情况下，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是加拿大某一省与美国某一州之间贸易量的22倍，这就是所谓的边境效应 。

Helliweii(1999)、Earolyn(2003)也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发现,边境效应的确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大小有所不同。

但是,这类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Novy(2006)认为这种方法通常在事前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再将其纳入引力模型当中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遗漏某些变量而使得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Limao、VenableS(2001)发现，距离仅能够解释贸易成10%的变化，这比加入基础设施等其它相关变量后低了近50%。Kuwamori(2006)利用菲律宾的进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距离在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仅仅用距离来代替贸易成本是不充分的，这将会低估贸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n

影响。其次，Anderson、Van Wincoop(2003)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利用传统引力模型的方法来测度贸易成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无法考察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最后，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不仅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而且取决于它们和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多边贸易成本)。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并以此来估计贸易成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Anderson&van Wineoop(2003)的引力模型。Anderson&van Wincoop(2003)建立了多国一般均衡的贸易模型,并且假定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偏好 。他们推导的引力模型基本形式为：XijYiYj

YwTCijiPj

w1，其中，Xij代表i国向j国的出口；YYij为i、j的国内生产总值(GDP)；Y为所有国家的收入之和；TCij为贸易成本,为所有物品之

间的替代弹性。i、Pj分别为i国和j国的价格指数，Anderson和Wincoop把价格指数作为多边阻力 (multilateral resistanee)变量，并且有

1

i1Pj1jtcij I (2)

j

1Pjj1i1itcij j (3)

j为j国收入占所有国家收入份额即j =Yj/Yw。i是向外的多边阻力变量

(outward multilateral resistance)，pj是向内的多边阻力变量(inward multilateral resistanee)。在给定的i和j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tc的情况下,如果j国与i国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的提高将会降低来自i国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从i国的进口同样。i国较高的多边阻力也会提升它与j国的贸易。

Anerson、VanWincoop(2003)用美国的数据重新来估计McCallum(1995)的回归方程，研究结果发现边境系数并不像McCallum所指出的22那么大，1993年加拿大的边境系数为16.4，而相同的方法发现美国的边境系数仅为1.5。

Novy(2006)指出在Anerson&VanWincoop(2003)模型中，生产和消费都是外生的，因此比较静态分析是无效的，因为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不仅会影响贸易流量，而且会影响生活和消费。

Bergstrand(2007)利用GTAP的2001年67个国家的双边关税数据，发现仅仅有42%的双边关税是对称的。同时，在模型中用价格指数代替多边阻力无法直接观测到，它只能表示为双边贸易成本和收入份额的一个隐函数，所以误差项的存在将会影响价格进而影响收入份额，而这又会影响多边阻力项。

Novy(2008)在Anderson、Wincoop(2003)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贸易成本估计模型，巧妙地解决了贸易成本的对称性问题，提供了多边阻力测量的方法。

综合上述，相比较而言，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方法比较科学，而且在数据比较容易获取。本文正是采用了Novy改良的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模型来估计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