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这样评价长征的国际影响力。尽管经过了80个春秋的变迁，但长征所凝聚的长征精神已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跨越国界和时空，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震撼着世人的心灵，在今天仍是中外的人们需要继续讲述的故事。
从失败后的撤退向胜利的大进军
1936年下半年，当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满怀好奇地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时，倾听到红军战士可歌可泣的长征事迹，他感动不已，遂奋笔疾书，关于长征的描写成了他《西行漫记》一书最为精彩的篇章。
在斯诺眼中,“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而之所以能变成胜利进军，其精神动力具体体现在哪里？斯诺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出版1年之内就再版5次，销售10万册以上。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此后，该书又陆续译成俄、法、日、德、西班牙、印地、希伯来、哈萨克、塞尔维亚等各种文字，畅销全球。1938年由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组成的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国际友人、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也对长征作了传神地报道。她写道：“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长征的历史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1955年，《伟大的道路》日文译本初版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8个语种的译本。史沫特莱的好友英国作家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评语：“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 历史的小剧院中 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
由于种种原因，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著作都未能反映出长征的全貌，但斯诺坚信“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读罢《西行漫记》后，决心完成斯诺的遗愿，他于1972年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撰写长征史实。1984年，他踏上了期待已久的长征征程。这位76岁的老作家戴着心脏起搏器，历经74天，重走了长征路，写出了又一部长征的力作《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1985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后，即在全美引起了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评论，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纷纷翻译出版。
在索尔兹伯里的眼中，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较之于美国革命的传奇福吉谷、法国革命的巴士底狱以及俄国革命的冬宫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三者只是革命的象征而已.他还说“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的精神经斯诺、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等人的传播之后，走向世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长征就盛赞它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业绩。”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说，“长征的确是传奇性的军事冒险，它足以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媲美”。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则认为“长征是动人的故事，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史诗。”
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红色篇章
长征的胜利，不仅因为长征改变中国，还因为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绝处逢生的一次伟大转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写出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红色篇章。
斯诺敏锐地洞察了长征胜利的原因，“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瑞士传教士R·A·博萨德出于偶然的机会参加了长征,跟随红二方面军达18个月之久。1936年他在伦敦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发表了在红军中的见闻《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一书，这是唯一以局外人身份写的长征印象记。
1935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陈云，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于1936年2月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的《英勇的西征》，讲述了红六军团的西征情况。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后来陈云又以廉臣的别名写了《随军西行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以旁观者的语气对长征进行了客观地描述。该文于1959年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此外，萧克于1937年7月5日写的《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一文，也被送到了苏联，后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这些文章向世界无产者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成就，展示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索尔兹伯里也认为长征“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1／4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新作时，也赞叹道“长征——仍然是共产党世界的一大奇迹”。
抗日战争的曙光
长征的胜利结束，向世界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已走到抗日的前进阵地，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强的支柱，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快要受到中华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而抗击日本反法西斯的事业不只是中国的事，也是亚洲的事，世界的事。
埃德加·斯诺说得好：“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在评价《红星照耀中国》时，说该书“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员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地报道。这一事业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地鼓舞。”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纷纷来到中国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参加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后成了“斯诺迷”。斯诺返回美国后，罗斯福先后3次会见他，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赢得战争的。”
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在其《长征探秘》一文中意味深长地讲道，对世界来说，长征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尽管在斯诺之后，有尼姆·威尔斯、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等多达42部的英文专著对长征进行了严肃地研究，试图重述埃德加·斯诺给西方读者的红军传奇故事，尽管也还有许多别的专著和文章试图描绘出部分或全部史诗般的军事撤退，但作为完整的图画，它的神秘性仍然困惑着人们。长征对于世界仍旧充满了魅力！
“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这样评价长征的国际影响力。尽管经过了80个春秋的变迁，但长征所凝聚的长征精神已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跨越国界和时空，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震撼着世人的心灵，在今天仍是中外的人们需要继续讲述的故事。
从失败后的撤退向胜利的大进军
1936年下半年，当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满怀好奇地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时，倾听到红军战士可歌可泣的长征事迹，他感动不已，遂奋笔疾书，关于长征的描写成了他《西行漫记》一书最为精彩的篇章。
在斯诺眼中,“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而之所以能变成胜利进军，其精神动力具体体现在哪里？斯诺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出版1年之内就再版5次，销售10万册以上。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此后，该书又陆续译成俄、法、日、德、西班牙、印地、希伯来、哈萨克、塞尔维亚等各种文字，畅销全球。1938年由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组成的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国际友人、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也对长征作了传神地报道。她写道：“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长征的历史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1955年，《伟大的道路》日文译本初版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8个语种的译本。史沫特莱的好友英国作家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评语：“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 历史的小剧院中 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
由于种种原因，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著作都未能反映出长征的全貌，但斯诺坚信“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读罢《西行漫记》后，决心完成斯诺的遗愿，他于1972年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撰写长征史实。1984年，他踏上了期待已久的长征征程。这位76岁的老作家戴着心脏起搏器，历经74天，重走了长征路，写出了又一部长征的力作《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1985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后，即在全美引起了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评论，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纷纷翻译出版。
在索尔兹伯里的眼中，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较之于美国革命的传奇福吉谷、法国革命的巴士底狱以及俄国革命的冬宫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三者只是革命的象征而已.他还说“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的精神经斯诺、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等人的传播之后，走向世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长征就盛赞它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业绩。”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说，“长征的确是传奇性的军事冒险，它足以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媲美”。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则认为“长征是动人的故事，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史诗。”
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红色篇章
长征的胜利，不仅因为长征改变中国，还因为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绝处逢生的一次伟大转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写出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红色篇章。
斯诺敏锐地洞察了长征胜利的原因，“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瑞士传教士R·A·博萨德出于偶然的机会参加了长征,跟随红二方面军达18个月之久。1936年他在伦敦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发表了在红军中的见闻《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一书，这是唯一以局外人身份写的长征印象记。
1935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陈云，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于1936年2月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的《英勇的西征》，讲述了红六军团的西征情况。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后来陈云又以廉臣的别名写了《随军西行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以旁观者的语气对长征进行了客观地描述。该文于1959年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此外，萧克于1937年7月5日写的《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一文，也被送到了苏联，后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这些文章向世界无产者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成就，展示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索尔兹伯里也认为长征“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1／4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新作时，也赞叹道“长征——仍然是共产党世界的一大奇迹”。
抗日战争的曙光
长征的胜利结束，向世界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已走到抗日的前进阵地，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强的支柱，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快要受到中华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而抗击日本反法西斯的事业不只是中国的事，也是亚洲的事，世界的事。
埃德加·斯诺说得好：“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在评价《红星照耀中国》时，说该书“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员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地报道。这一事业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地鼓舞。”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纷纷来到中国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参加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后成了“斯诺迷”。斯诺返回美国后，罗斯福先后3次会见他，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赢得战争的。”
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在其《长征探秘》一文中意味深长地讲道，对世界来说，长征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尽管在斯诺之后，有尼姆·威尔斯、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等多达42部的英文专著对长征进行了严肃地研究，试图重述埃德加·斯诺给西方读者的红军传奇故事，尽管也还有许多别的专著和文章试图描绘出部分或全部史诗般的军事撤退，但作为完整的图画，它的神秘性仍然困惑着人们。长征对于世界仍旧充满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