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作为汉代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其人其赋都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小组将以《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为例，简要分析贾谊其人其赋。以下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批评讨论。
【其人】
贾谊年少时是洛阳才子，十八岁便以文才闻名郡中,汉文帝召他做了博士，后封为太中大夫。但富有政治家热情的贾谊却缺少政客的冷静，在朝堂上不免露才扬己，锋芒毕露。《史记》中也有记载：“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他在文帝登基不久之后就提出尽易秦法等激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可以说，除社会背景等外在因素外，贾谊自身的傲气与锋芒也是其遭受贬谪，抑郁而终的重要原因。
贾谊被贬长沙途中写下《吊屈原赋》，以屈原投江引发诸多感慨，但贾谊又不似屈原，他只看到了屈原多次受挫不得不自沉江底的一面，却看不见屈原失意后极力劝谏楚怀王勿要听信小人的一面。这也是贾谊性格局限性的表现。
精通诸子百家的贾谊自然也精通阴阳占卜，当他将占卜用于自己身上的那一刻起，贾谊就注定早逝，他谪居两年之后写下了《鵩鸟赋》，通篇论述“等生死，齐祸福”。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等句。此时的贾谊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苏轼有言：“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从贾谊被贬而产生隐遁思想也可以印证苏轼之言。“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被贬三次之后还写下了一首诗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与苏轼相比，贾谊显得脆弱不堪，胸襟狭小。最后因梁怀王的死郁郁寡欢，英年早逝。一代才子的佳话就此终结。因此，贾生是一个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则张扬的人。
（YY，XCX撰写）
【其赋】
贾谊的骚体赋继承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的抒情风格，抒发个体的抑郁不平之气，个人感情色彩浓厚。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为例，两篇作品抒发了作者仕途失意的隐遁之情。
《吊屈原赋》中：作者借哀悼屈原的不幸遭遇，抨击封建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公，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鵩鸟赋》中，作者尽管用道家“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对自己遭贬的境遇进行自我宽慰，但仍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无奈之感。
《吊屈原赋》中作者用“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作比拟象征，通过一系列事例痛斥政局纷乱，是非颠倒，贤才居下，陷入灾难，而小人得意，制造混乱。贾谊和屈原有同样的政治抱负，也遭到类似的不幸命运。他哀叹屈原“独离此咎”，也是以屈原之事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愤。面对这样的处境，作者提出“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以“自珍”“自藏”来面对险恶的环境，等待有朝一日辅佐明主，抒发了作者于悲怨无奈之中强自解脱之意。
《鵩鸟赋》开篇点明作赋原因：有鵩鸟入室，自感寿命不长，作赋聊以自慰。随后，假托与鵩鸟的问答，借鵩鸟之口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仕途失意之情并以老庄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作者围绕“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的老庄哲学，由国家到个人的顺序列举夫差，勾践，李斯和傅说的例子，接着通过大人，至人，真人和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的对比来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自我宽慰，其中流露的达观悠然令人敬佩。然而，作者的超脱物外背后却包含着对世事变化无常，自己却只能顺应天命的无奈之感，体现了作者仕途失意后的消极出世思想。
此外，贾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人文不符”的作者。尽管其赋饱含哲思，悠然旷达，但在实际生活中，贾谊却始终怀着君臣不遇的愤懑，终日郁郁寡欢，以致抑郁而终。这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不可理解的。但其赋中的悠然旷达只是他一时的心境，而非一生的想法，他的这种达观和“隐遁”思想也只不过是在他遭到政治上的打压、处于事业低谷的时候，给予失落的心情一种安慰、一种平衡而已，他根本不会去做，也不可能做到。实际上，少年英才，志向远大的贾谊无论处于人生的何种处境，只要君主的一声召唤，他便会以满腔热情积极入世。也许正是贾谊生活中的抑郁与赋中的达观，内心积极入世的渴望与赋中消极遁隐的超脱所形成的矛盾使其赋更具张力，其赋写得越是潇洒旷达，越能反衬其实际境遇的悲惨凄凉，颠沛潦倒，作者越是强调超脱隐遁，越能反衬其入世效力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矛盾中，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更震撼人心，也更能引起无数文人志士的共鸣。
（DD，LZX 撰写）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楚辞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6]论文 浙江大学 文学院李春阳《从接受史论贾谊》
[7]苏轼《贾谊论》
贾谊作为汉代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其人其赋都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小组将以《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为例，简要分析贾谊其人其赋。以下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批评讨论。
【其人】
贾谊年少时是洛阳才子，十八岁便以文才闻名郡中,汉文帝召他做了博士，后封为太中大夫。但富有政治家热情的贾谊却缺少政客的冷静，在朝堂上不免露才扬己，锋芒毕露。《史记》中也有记载：“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他在文帝登基不久之后就提出尽易秦法等激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贵族的利益。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可以说，除社会背景等外在因素外，贾谊自身的傲气与锋芒也是其遭受贬谪，抑郁而终的重要原因。
贾谊被贬长沙途中写下《吊屈原赋》，以屈原投江引发诸多感慨，但贾谊又不似屈原，他只看到了屈原多次受挫不得不自沉江底的一面，却看不见屈原失意后极力劝谏楚怀王勿要听信小人的一面。这也是贾谊性格局限性的表现。
精通诸子百家的贾谊自然也精通阴阳占卜，当他将占卜用于自己身上的那一刻起，贾谊就注定早逝，他谪居两年之后写下了《鵩鸟赋》，通篇论述“等生死，齐祸福”。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等句。此时的贾谊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苏轼有言：“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从贾谊被贬而产生隐遁思想也可以印证苏轼之言。“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被贬三次之后还写下了一首诗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与苏轼相比，贾谊显得脆弱不堪，胸襟狭小。最后因梁怀王的死郁郁寡欢，英年早逝。一代才子的佳话就此终结。因此，贾生是一个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则张扬的人。
（YY，XCX撰写）
【其赋】
贾谊的骚体赋继承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的抒情风格，抒发个体的抑郁不平之气，个人感情色彩浓厚。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为例，两篇作品抒发了作者仕途失意的隐遁之情。
《吊屈原赋》中：作者借哀悼屈原的不幸遭遇，抨击封建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公，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鵩鸟赋》中，作者尽管用道家“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对自己遭贬的境遇进行自我宽慰，但仍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无奈之感。
《吊屈原赋》中作者用“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作比拟象征，通过一系列事例痛斥政局纷乱，是非颠倒，贤才居下，陷入灾难，而小人得意，制造混乱。贾谊和屈原有同样的政治抱负，也遭到类似的不幸命运。他哀叹屈原“独离此咎”，也是以屈原之事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愤。面对这样的处境，作者提出“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以“自珍”“自藏”来面对险恶的环境，等待有朝一日辅佐明主，抒发了作者于悲怨无奈之中强自解脱之意。
《鵩鸟赋》开篇点明作赋原因：有鵩鸟入室，自感寿命不长，作赋聊以自慰。随后，假托与鵩鸟的问答，借鵩鸟之口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仕途失意之情并以老庄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作者围绕“顺天委命，齐万物，同生死，等荣辱”的老庄哲学，由国家到个人的顺序列举夫差，勾践，李斯和傅说的例子，接着通过大人，至人，真人和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的对比来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自我宽慰，其中流露的达观悠然令人敬佩。然而，作者的超脱物外背后却包含着对世事变化无常，自己却只能顺应天命的无奈之感，体现了作者仕途失意后的消极出世思想。
此外，贾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人文不符”的作者。尽管其赋饱含哲思，悠然旷达，但在实际生活中，贾谊却始终怀着君臣不遇的愤懑，终日郁郁寡欢，以致抑郁而终。这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不可理解的。但其赋中的悠然旷达只是他一时的心境，而非一生的想法，他的这种达观和“隐遁”思想也只不过是在他遭到政治上的打压、处于事业低谷的时候，给予失落的心情一种安慰、一种平衡而已，他根本不会去做，也不可能做到。实际上，少年英才，志向远大的贾谊无论处于人生的何种处境，只要君主的一声召唤，他便会以满腔热情积极入世。也许正是贾谊生活中的抑郁与赋中的达观，内心积极入世的渴望与赋中消极遁隐的超脱所形成的矛盾使其赋更具张力，其赋写得越是潇洒旷达，越能反衬其实际境遇的悲惨凄凉，颠沛潦倒，作者越是强调超脱隐遁，越能反衬其入世效力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矛盾中，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更震撼人心，也更能引起无数文人志士的共鸣。
（DD，LZX 撰写）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楚辞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6]论文 浙江大学 文学院李春阳《从接受史论贾谊》
[7]苏轼《贾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