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末深夜浏览学术消息，惊悉章培恒教授辞世，顿时往事联翩，竟至久久难眠。
一九七七年，“文革”後恢复高考制度，我从北京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专业方向“文学评论“。一九七八年早春入校，玉兰花含苞欲放。那年，章培恒教授四十四岁，风华正茂。我和他的接触和交往，不频繁，却深刻。心智的理解靠瞬间妙悟，无须频繁。
本系教授对我盛赞章培恒老师的博学强记，称他的头脑是”电子计算机“；讲授外国文学史的一位外文系教授对我称赞”你们中文系的小章培恒老师“的学识才华。初见章先生，在复旦园，他刚从日本讲学归来，西服革履，走路缓慢，话语简短，字斟句酌，有条不紊，一口带有绍兴乡音的普通话，笑起来克制，似略带羞涩，待人踏实，态度诚恳，处世为人内敛而非常低调。
本科读书期间，同学们考自全国各地，可谓每省选一，几乎个个雄心勃勃、勤奋努力，彼此竞争激烈却非常友好，或以发表作品论文、出版书籍为能，或以各科考试高居榜首为喜。大约在第三年，系里决定重点定向培养文学专业的三位学生，笔者有幸成为其中一位。此後，与几位着名教授包括朱东润、蒋孔阳、施昌东、章培恒等教授接触（复旦中文系教授甚多，为人治学甚佳，我心中永远感谢他们，这里恕不一一），但多是富於敬意的简短交谈。那时我以为，最佳途径是去大量直接阅读古今各界名家着作，因为文字着作比言谈更能系统、完整地表述理论见解。加之，我喜欢读，而非谈；喜欢思，而非争。
大学期间，心灵孤独而思维丰富，宿舍、教室、饭厅、图书馆四点一线，完全沉浸在文艺理论、美学、哲学、古代史、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艺术等等抽象思辨领域和形象思维领域完整构成的一个立体的、纵贯时空的精神世界里。那时，我的最强烈的学术追求，不是死板知识、死记呆读，不是随口说出某字某句之出典（像前代博学强记的古典学者和教授那样能告诉你在哪书哪章甚至哪页找到出处），而是学术根基的深厚、博大，学术思想的深刻、独到，使思想能够激活知识资源，对古典作品精髓的真确理解和对其人文价值的准确揭示。简言之，就是要有雄厚的学问根基、富於真知灼见的思想智慧，心灵高度自由地超越前代学者之学术藩篱，打破一切画地为牢的传统学术观念和畛域。我以为这才是当今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性格和学术形象。仅仅成为某一位着名作家的研究专家，我雅不愿意；仅仅限於五四以来的作家和文学，我雅不愿意；仅仅限於古典作家和文学而不兼及西方文化和思想家，我雅不愿意。最令我痴迷的是各个学术领域的自由驰骋，是理论的快感、心智的愉悦，那是任何死板知识所不能替代的精神快乐。也许正是由於这一精神特点，本科毕业前夕，同学们彼此临别赠词，一位同学为我写下四个字：“君子不器。”斯为知言。
二
读研究生期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选章培恒教授的课，那是关於晚明小说研究的一门讨论课。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可能是为研究生开的课）。在讲晚明的一篇小说时，章培恒教授的平静解读和简洁评论，使我心中灵光激射、大为振奋。那是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的价值做的肯定。我以为，称章培恒先生这种观点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应当更准确、更富理论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刚刚走出阶级教条、政治桎梏的早春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和解放性，这与我当时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方向一拍即合、共振交鸣。课後，我立刻对章培恒教授热烈地谈了一番我的感想。
一次，章先生在课上点名要我就中外小说中的一些问题发言：“你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你能不能谈谈你的理解和看法？”记得我似乎还与章先生简短谈论过明清之际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迟滞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在大学期间关注和阅读的领域。大学二年级，我曾一度想弃文治史，报考了明史研究生（洋洋洒洒的各科长篇专业考试中我强烈地感到会被录取），当某名校一位着名的明史专家要录取我而到处找我时，我却身在青岛海滨、痴迷於晨光碧波沙滩海风，遂匆匆赶回北京，痛苦地犹豫了一番，终於还是放弃治史。
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尚有多位创立理论、开创学科、博学多才、蜚声海内外的第一流学者教授（用现在国内的流行语就是“大师”，不过那时似乎价码高、标格严，人们使用这个辞态度珍惜而慎重，并不矮中拔矬、滥竽充数），他们讲起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或知识领域里有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和精妙辨析。我读过他们的学术代表作，惜乎未能一一亲炙受教。章培恒先生受教於这些学界名家，他好学深思，读书精博，思维缜密，立论精审，这些优良学术素质使他深居书斋而多所创获。
後来在贾植芳教授家中，我亦不时与章培恒教授相遇。研究生毕业後，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不久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工作。章培恒先生到北京，我曾去北大招待所看望他。二零零六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带领加拿大学生去复旦大学办一个短暂的暑期班。一天晚上，夜色已浓，章培恒教授由谈蓓芳教授陪同，乘出租车来到我下榻的楼前，邀我上车去附近一家漂亮的酒楼小聚。我毕业离开复旦已二十二年。上楼时，章培恒教授说：“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说：“是呵。这正是莎翁说的‘岁月镰刀、谁也不饶’。”（“Time doth transfix the flourish set on youth/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Feeds on the rarities of nature’s truth,/And nothing stands but for his scythe to mow” , Sonnet 60）他告诉我，他患有前列腺癌，还有糖尿病，一直在治
疗。看他的气色，我深信他能够战胜疾病。我希望他有机会来北美讲学。他说，可能没有机会了。临别，两位教授各送我一桶茶叶嚐嚐新。没想到，此夜一别，竟成永远。
三
章培恒教授治学，有两大特点。第一，博学精深、根基雄厚；第二，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简
言之，有学问、有思想。他精通中国古代文史，古典知识广阔而紮实，学风厚重而不鹜虚夸，全无後世“海派”习气、叫嚣之气，他沉静紮实做学问，不图名、不逐利、不追风、不虚荣，数十年来坚守学者的严正学品和道义人格，正如其质朴性格、徐徐谈吐、缓缓步履；他治学跨越古今之别，思维开放而有理论眼光，立论精审而独出机杼，寓独到见解於多年的广博读书和精深研究中。他的治学，是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文革”之後，文化热兴，学风却日渐浇漓，学品日益低下，学术界亦成名利场，写文章变成登龙术，动辄摇笔为文、建立体系、急於求名、渴望以二两拨千金者比比皆是。章培恒教授的存在，恰恰是对这种时代颓风的抗击，是对严正学风的坚守。我为中国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位真才实学、见识卓越的学者而深感痛惜。
章培恒教授二十八岁完成的学术着作《洪昇年谱》（书稿尘封十七年而於一九七九年出版），
就是这种治学品格的一个明证，显示他在古典学术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和文化视野，其阅读面的广阔、材料的宏富、考证的翔实、论断的精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得出，每一条史料的发现和援引，都凝聚着大量的劳动。正是基於这种坚实的学术根基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成就了章培恒先生後来的学术发展和成就。从一个人的文字和着作，可以清楚地读出这个人的学品性格和智慧特点。当年，从这部着作中，我看出章培恒先生的严谨学风和远大前景。
说来奇妙。我那部动笔於一九九零年初、完稿於一九九一年春的《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
一九九四年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谈到贾植芳教授五十年代培养的一批出色的学生，首先提到章培恒教授及其《洪昇年谱》（原文为“古代文学史家章培恒出版了《洪昇年谱》”，见第三五七页）。我给他的名号是“文学史家”。那时，他仅有《洪昇年谱》，尚无文学史着作，亦不知他是否有志修史。章先生和骆玉明先生主持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出版於一九九六年，那时我已身在哈佛大学。我给他“文学史家”名号，出於我对他的学术功力和文史通识的洞悉、期望和预示，这一名号对他後来的学术方向显然是一种超前性预见或强烈激励；这部广受赞誉的《中国文学史》及其十年後的新版本，乃是他晚年身心系之、全力以赴的着作，恰恰证实我预先给他的“文学史家”称号之不虚。
“文革”前，即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名家荟萃、人才群集、各学科师资
力量雄厚、在国内高校独步一时。无论文学研究领域还是语言学领域，名流大家济济一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更是复旦中文系的传统长项和学术重镇。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诸教授之史着，开创一代学术史研究之崭新风气和个性风格，多年来雄踞文学界首席。章培恒先生一九五二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受业於朱东润教授、蒋天枢教授、贾植芳教授等海内学界名家，历经“胡风事件”之迫害、“反右运动”之风潮、“文化革命”之动荡，坚忍自强、发愤读书，遂能於“文革”後拨乱反正之际，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高扬复旦学术之坠绪、重振人文思想之光辉，引领复旦新一代人跨入二十一世纪。
四
章培恒教授多年前已看到并忧虑国内各高校中文系江河日下的颓败趋势，担忧本校中文系走下
坡路。近十年来各高校的真实境况证实这并非杞忧。事实上，中国整个学术界亦面临文化退步和学术退化问题。
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经历多种干扰，特别是十年“文革”时期，一代年轻学子辍
学失学，思想戴上枷锁，知识成为罪孽，凡此种种对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界整体素质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几代学人在知识上的先天不足或後天失调。“五四”新人文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家学者、学术中坚相继飘零，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面临人才断层的苦味现实。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界缺乏品质优良、学问深厚、领域广阔、富於学术实积和独创性的大学者。
我在十余年前撰写的《胡适、鲁迅两种文化方向的对立与冲突：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转型之历
史透视》（发表於美国）一文里曾感慨：“他（胡适）培养的这些文史各界优秀人才，成长於清代灭亡之後、五四新人文运动之中，构成新一代学术群体和灿烂之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界的栋梁。今日，这些学者已然谢世，环顾中国学界，谁堪学术大任？每思至此，不免黍离之叹。”
近二十年来，在商业大潮冲击下，在牟利慾望驱动下，在知识界，在高校，为金钱、为创收、
为名利、为地位而不惜以人格为代价的各种丧德败行时有见闻。学术剽窃行为亦屡见不鲜，甚至有人竟为这种卑劣行为辩护。学术腐败和人格腐败是同一个过程。知识者的堕落与知识的贫困、道德的贫困、良知的泯灭构成一体。传统的朴学之风、道义之风、人格价值，已成凤毛麟角。
章培恒教授上承“五四”新人文运动中崛起的一代开山立说的名家学者、下启“文革”後培养
的新一代学人，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学术中坚、同辈中最精博的古典学者，他的存在的意义具有双重性：坚守学术的优质和纯洁、追求学术的精进和发展，以及坚守人格的正直、学者的节操。简言之，即学术品质和人格素养。这两点应当成为後辈学者的楷模。大学者的成就，不在量，而在质，不在多，而在精，不在拼凑，而在独创，不在一时，而在永远。
一
周末深夜浏览学术消息，惊悉章培恒教授辞世，顿时往事联翩，竟至久久难眠。
一九七七年，“文革”後恢复高考制度，我从北京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专业方向“文学评论“。一九七八年早春入校，玉兰花含苞欲放。那年，章培恒教授四十四岁，风华正茂。我和他的接触和交往，不频繁，却深刻。心智的理解靠瞬间妙悟，无须频繁。
本系教授对我盛赞章培恒老师的博学强记，称他的头脑是”电子计算机“；讲授外国文学史的一位外文系教授对我称赞”你们中文系的小章培恒老师“的学识才华。初见章先生，在复旦园，他刚从日本讲学归来，西服革履，走路缓慢，话语简短，字斟句酌，有条不紊，一口带有绍兴乡音的普通话，笑起来克制，似略带羞涩，待人踏实，态度诚恳，处世为人内敛而非常低调。
本科读书期间，同学们考自全国各地，可谓每省选一，几乎个个雄心勃勃、勤奋努力，彼此竞争激烈却非常友好，或以发表作品论文、出版书籍为能，或以各科考试高居榜首为喜。大约在第三年，系里决定重点定向培养文学专业的三位学生，笔者有幸成为其中一位。此後，与几位着名教授包括朱东润、蒋孔阳、施昌东、章培恒等教授接触（复旦中文系教授甚多，为人治学甚佳，我心中永远感谢他们，这里恕不一一），但多是富於敬意的简短交谈。那时我以为，最佳途径是去大量直接阅读古今各界名家着作，因为文字着作比言谈更能系统、完整地表述理论见解。加之，我喜欢读，而非谈；喜欢思，而非争。
大学期间，心灵孤独而思维丰富，宿舍、教室、饭厅、图书馆四点一线，完全沉浸在文艺理论、美学、哲学、古代史、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艺术等等抽象思辨领域和形象思维领域完整构成的一个立体的、纵贯时空的精神世界里。那时，我的最强烈的学术追求，不是死板知识、死记呆读，不是随口说出某字某句之出典（像前代博学强记的古典学者和教授那样能告诉你在哪书哪章甚至哪页找到出处），而是学术根基的深厚、博大，学术思想的深刻、独到，使思想能够激活知识资源，对古典作品精髓的真确理解和对其人文价值的准确揭示。简言之，就是要有雄厚的学问根基、富於真知灼见的思想智慧，心灵高度自由地超越前代学者之学术藩篱，打破一切画地为牢的传统学术观念和畛域。我以为这才是当今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性格和学术形象。仅仅成为某一位着名作家的研究专家，我雅不愿意；仅仅限於五四以来的作家和文学，我雅不愿意；仅仅限於古典作家和文学而不兼及西方文化和思想家，我雅不愿意。最令我痴迷的是各个学术领域的自由驰骋，是理论的快感、心智的愉悦，那是任何死板知识所不能替代的精神快乐。也许正是由於这一精神特点，本科毕业前夕，同学们彼此临别赠词，一位同学为我写下四个字：“君子不器。”斯为知言。
二
读研究生期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选章培恒教授的课，那是关於晚明小说研究的一门讨论课。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可能是为研究生开的课）。在讲晚明的一篇小说时，章培恒教授的平静解读和简洁评论，使我心中灵光激射、大为振奋。那是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的价值做的肯定。我以为，称章培恒先生这种观点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应当更准确、更富理论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刚刚走出阶级教条、政治桎梏的早春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和解放性，这与我当时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方向一拍即合、共振交鸣。课後，我立刻对章培恒教授热烈地谈了一番我的感想。
一次，章先生在课上点名要我就中外小说中的一些问题发言：“你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你能不能谈谈你的理解和看法？”记得我似乎还与章先生简短谈论过明清之际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迟滞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在大学期间关注和阅读的领域。大学二年级，我曾一度想弃文治史，报考了明史研究生（洋洋洒洒的各科长篇专业考试中我强烈地感到会被录取），当某名校一位着名的明史专家要录取我而到处找我时，我却身在青岛海滨、痴迷於晨光碧波沙滩海风，遂匆匆赶回北京，痛苦地犹豫了一番，终於还是放弃治史。
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尚有多位创立理论、开创学科、博学多才、蜚声海内外的第一流学者教授（用现在国内的流行语就是“大师”，不过那时似乎价码高、标格严，人们使用这个辞态度珍惜而慎重，并不矮中拔矬、滥竽充数），他们讲起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或知识领域里有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和精妙辨析。我读过他们的学术代表作，惜乎未能一一亲炙受教。章培恒先生受教於这些学界名家，他好学深思，读书精博，思维缜密，立论精审，这些优良学术素质使他深居书斋而多所创获。
後来在贾植芳教授家中，我亦不时与章培恒教授相遇。研究生毕业後，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学科研究室（不久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工作。章培恒先生到北京，我曾去北大招待所看望他。二零零六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带领加拿大学生去复旦大学办一个短暂的暑期班。一天晚上，夜色已浓，章培恒教授由谈蓓芳教授陪同，乘出租车来到我下榻的楼前，邀我上车去附近一家漂亮的酒楼小聚。我毕业离开复旦已二十二年。上楼时，章培恒教授说：“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说：“是呵。这正是莎翁说的‘岁月镰刀、谁也不饶’。”（“Time doth transfix the flourish set on youth/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Feeds on the rarities of nature’s truth,/And nothing stands but for his scythe to mow” , Sonnet 60）他告诉我，他患有前列腺癌，还有糖尿病，一直在治
疗。看他的气色，我深信他能够战胜疾病。我希望他有机会来北美讲学。他说，可能没有机会了。临别，两位教授各送我一桶茶叶嚐嚐新。没想到，此夜一别，竟成永远。
三
章培恒教授治学，有两大特点。第一，博学精深、根基雄厚；第二，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简
言之，有学问、有思想。他精通中国古代文史，古典知识广阔而紮实，学风厚重而不鹜虚夸，全无後世“海派”习气、叫嚣之气，他沉静紮实做学问，不图名、不逐利、不追风、不虚荣，数十年来坚守学者的严正学品和道义人格，正如其质朴性格、徐徐谈吐、缓缓步履；他治学跨越古今之别，思维开放而有理论眼光，立论精审而独出机杼，寓独到见解於多年的广博读书和精深研究中。他的治学，是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文革”之後，文化热兴，学风却日渐浇漓，学品日益低下，学术界亦成名利场，写文章变成登龙术，动辄摇笔为文、建立体系、急於求名、渴望以二两拨千金者比比皆是。章培恒教授的存在，恰恰是对这种时代颓风的抗击，是对严正学风的坚守。我为中国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位真才实学、见识卓越的学者而深感痛惜。
章培恒教授二十八岁完成的学术着作《洪昇年谱》（书稿尘封十七年而於一九七九年出版），
就是这种治学品格的一个明证，显示他在古典学术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和文化视野，其阅读面的广阔、材料的宏富、考证的翔实、论断的精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得出，每一条史料的发现和援引，都凝聚着大量的劳动。正是基於这种坚实的学术根基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成就了章培恒先生後来的学术发展和成就。从一个人的文字和着作，可以清楚地读出这个人的学品性格和智慧特点。当年，从这部着作中，我看出章培恒先生的严谨学风和远大前景。
说来奇妙。我那部动笔於一九九零年初、完稿於一九九一年春的《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
一九九四年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谈到贾植芳教授五十年代培养的一批出色的学生，首先提到章培恒教授及其《洪昇年谱》（原文为“古代文学史家章培恒出版了《洪昇年谱》”，见第三五七页）。我给他的名号是“文学史家”。那时，他仅有《洪昇年谱》，尚无文学史着作，亦不知他是否有志修史。章先生和骆玉明先生主持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出版於一九九六年，那时我已身在哈佛大学。我给他“文学史家”名号，出於我对他的学术功力和文史通识的洞悉、期望和预示，这一名号对他後来的学术方向显然是一种超前性预见或强烈激励；这部广受赞誉的《中国文学史》及其十年後的新版本，乃是他晚年身心系之、全力以赴的着作，恰恰证实我预先给他的“文学史家”称号之不虚。
“文革”前，即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名家荟萃、人才群集、各学科师资
力量雄厚、在国内高校独步一时。无论文学研究领域还是语言学领域，名流大家济济一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更是复旦中文系的传统长项和学术重镇。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诸教授之史着，开创一代学术史研究之崭新风气和个性风格，多年来雄踞文学界首席。章培恒先生一九五二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受业於朱东润教授、蒋天枢教授、贾植芳教授等海内学界名家，历经“胡风事件”之迫害、“反右运动”之风潮、“文化革命”之动荡，坚忍自强、发愤读书，遂能於“文革”後拨乱反正之际，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高扬复旦学术之坠绪、重振人文思想之光辉，引领复旦新一代人跨入二十一世纪。
四
章培恒教授多年前已看到并忧虑国内各高校中文系江河日下的颓败趋势，担忧本校中文系走下
坡路。近十年来各高校的真实境况证实这并非杞忧。事实上，中国整个学术界亦面临文化退步和学术退化问题。
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经历多种干扰，特别是十年“文革”时期，一代年轻学子辍
学失学，思想戴上枷锁，知识成为罪孽，凡此种种对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界整体素质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几代学人在知识上的先天不足或後天失调。“五四”新人文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家学者、学术中坚相继飘零，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面临人才断层的苦味现实。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界缺乏品质优良、学问深厚、领域广阔、富於学术实积和独创性的大学者。
我在十余年前撰写的《胡适、鲁迅两种文化方向的对立与冲突：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转型之历
史透视》（发表於美国）一文里曾感慨：“他（胡适）培养的这些文史各界优秀人才，成长於清代灭亡之後、五四新人文运动之中，构成新一代学术群体和灿烂之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界的栋梁。今日，这些学者已然谢世，环顾中国学界，谁堪学术大任？每思至此，不免黍离之叹。”
近二十年来，在商业大潮冲击下，在牟利慾望驱动下，在知识界，在高校，为金钱、为创收、
为名利、为地位而不惜以人格为代价的各种丧德败行时有见闻。学术剽窃行为亦屡见不鲜，甚至有人竟为这种卑劣行为辩护。学术腐败和人格腐败是同一个过程。知识者的堕落与知识的贫困、道德的贫困、良知的泯灭构成一体。传统的朴学之风、道义之风、人格价值，已成凤毛麟角。
章培恒教授上承“五四”新人文运动中崛起的一代开山立说的名家学者、下启“文革”後培养
的新一代学人，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学术中坚、同辈中最精博的古典学者，他的存在的意义具有双重性：坚守学术的优质和纯洁、追求学术的精进和发展，以及坚守人格的正直、学者的节操。简言之，即学术品质和人格素养。这两点应当成为後辈学者的楷模。大学者的成就，不在量，而在质，不在多，而在精，不在拼凑，而在独创，不在一时，而在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