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2016）
百年过后看杨绛
文|朱小棣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年过百岁的老人杨绛去年逝世了。如今我手捧一本她的《杂忆与杂写》，读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世地位、来龙去脉、过往喧嚣、杂陈往事、处世品味、人格深浅。想的是她百年来的文化贡献，以及从今往后她与尘世人间的亲疏远近。
她那蜚声中外的《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那年她刚好七十岁，处于她长寿一生的三分之二节点。与许多人生不同的是，那刚巧也才是她的第二春。无论是从作家的写作生涯，还是世俗人生的荣耀辉煌来看，那都是她的第二次高潮。甚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杨绛是一株晚开的蔷薇，尽管早就绽放过蓓蕾。
《干校六记》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说起来，出生于1911年的她，成名不算太晚。三十刚刚出头，就已经崭露头角，因喜剧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受到大众和专家们热捧。当年的夏衍，就曾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可是说来也怪，1949年至1966年之间，这位才女虽然供职于北京的“翰林院”，却受到无形打压，活得并不春风得意。创作型写作都已基本停止，翻译也属于旁敲侧击式的打游击。抽空自学西班牙文以后，她翻译了《唐吉诃德》，可是尚未出版，便遭遇“文革”风暴。译稿能够幸存，实属侥幸。
《堂吉诃德》(上下)
塞万提斯 著 杨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2月1日
反倒是“文革”结束以后的她，捷足先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占领了文坛的制高点。正当她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们刚刚从九死一生中缓过劲儿来，脚跟尚未站稳，她的《唐吉诃德》就已破土而出，得以出版，倍受好评。若是“文革”中遗失了译稿，一时半会儿也来不及重译，如果“文革”前就已出版，这会儿怕是也抢不到风头。刚刚好，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就是“命”与“运”。听说1978年邓小平出国访问时，还带去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随后，她又以一批新旧散文的陆续问世与重印，获得了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的欢迎，遂奠立了她作为文化人、翻译家、散文大家的基本形象。再后来，因丈夫女儿的相继生病逝世，她暂时放弃了写作。迈步21世纪跨入九十高龄后，她竟又以《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散文著作，获得第三度辉煌，重新享誉文坛极盛。
《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9月1日
作为散文家，她有一篇《读书苦乐》，将读书比作串门，深得吾心。我在一本现代汉语散文精选100篇里读到它，曾赞叹它是为数不多的好散文，“万绿丛中一点红”。今日里又从这本《杂忆与杂写》里，看见一篇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听话的艺术》，惊为当今泛滥网络成灾的心灵鸡汤的文学祖母。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的目的在表现，听话的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拍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听话而要逞自己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
《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因为可以“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的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
“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词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
《杂忆与杂写:一九九二—二0一三》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要知道，杨绛当年写出这么多人生妙语时，也还刚刚只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她所处的社会究竟是比我们今日的社会更为复杂还是简单？她对人性的洞察，究竟比我们深刻几许，才能有着这样的成熟或早熟？难怪她能在70岁时写出那样透彻的人物写生，例如《老王》和《林奶奶》。她的这批小人物造型，很可以和汪曾祺笔下的民国人物比肩。所不同的是，她写的还都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她比汪要年长将近十岁，写的反倒是后来发生的历史故事。
说到底，正是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小人物的冷静观察与描写，为她自己奠定了身后的地位。正如黄永玉点评《十日谈》，说它的作者也写过其他许多不错的作品，可是不错的作品在世界文学里漫山遍野。如果不是《十日谈》，他只能活在那漫山遍野里，而不能享受独特的地位。
而杨绛，则会由于《干校六记》等作品流芳，原因是她为后代人留下了信史，可信之史。当那一历史阶段的记录正在不断地被删除、遗忘、篡改、歪曲、伪造、以及不怀好意地利用，杨绛的笔，让这段历史幸存，可信的留存。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
杨绛（1911-2016）
百年过后看杨绛
文|朱小棣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年过百岁的老人杨绛去年逝世了。如今我手捧一本她的《杂忆与杂写》，读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世地位、来龙去脉、过往喧嚣、杂陈往事、处世品味、人格深浅。想的是她百年来的文化贡献，以及从今往后她与尘世人间的亲疏远近。
她那蜚声中外的《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那年她刚好七十岁，处于她长寿一生的三分之二节点。与许多人生不同的是，那刚巧也才是她的第二春。无论是从作家的写作生涯，还是世俗人生的荣耀辉煌来看，那都是她的第二次高潮。甚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杨绛是一株晚开的蔷薇，尽管早就绽放过蓓蕾。
《干校六记》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说起来，出生于1911年的她，成名不算太晚。三十刚刚出头，就已经崭露头角，因喜剧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受到大众和专家们热捧。当年的夏衍，就曾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可是说来也怪，1949年至1966年之间，这位才女虽然供职于北京的“翰林院”，却受到无形打压，活得并不春风得意。创作型写作都已基本停止，翻译也属于旁敲侧击式的打游击。抽空自学西班牙文以后，她翻译了《唐吉诃德》，可是尚未出版，便遭遇“文革”风暴。译稿能够幸存，实属侥幸。
《堂吉诃德》(上下)
塞万提斯 著 杨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2月1日
反倒是“文革”结束以后的她，捷足先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占领了文坛的制高点。正当她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们刚刚从九死一生中缓过劲儿来，脚跟尚未站稳，她的《唐吉诃德》就已破土而出，得以出版，倍受好评。若是“文革”中遗失了译稿，一时半会儿也来不及重译，如果“文革”前就已出版，这会儿怕是也抢不到风头。刚刚好，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就是“命”与“运”。听说1978年邓小平出国访问时，还带去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随后，她又以一批新旧散文的陆续问世与重印，获得了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的欢迎，遂奠立了她作为文化人、翻译家、散文大家的基本形象。再后来，因丈夫女儿的相继生病逝世，她暂时放弃了写作。迈步21世纪跨入九十高龄后，她竟又以《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散文著作，获得第三度辉煌，重新享誉文坛极盛。
《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9月1日
作为散文家，她有一篇《读书苦乐》，将读书比作串门，深得吾心。我在一本现代汉语散文精选100篇里读到它，曾赞叹它是为数不多的好散文，“万绿丛中一点红”。今日里又从这本《杂忆与杂写》里，看见一篇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听话的艺术》，惊为当今泛滥网络成灾的心灵鸡汤的文学祖母。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的目的在表现，听话的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拍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听话而要逞自己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
《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因为可以“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的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
“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词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
《杂忆与杂写:一九九二—二0一三》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1日
要知道，杨绛当年写出这么多人生妙语时，也还刚刚只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她所处的社会究竟是比我们今日的社会更为复杂还是简单？她对人性的洞察，究竟比我们深刻几许，才能有着这样的成熟或早熟？难怪她能在70岁时写出那样透彻的人物写生，例如《老王》和《林奶奶》。她的这批小人物造型，很可以和汪曾祺笔下的民国人物比肩。所不同的是，她写的还都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她比汪要年长将近十岁，写的反倒是后来发生的历史故事。
说到底，正是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小人物的冷静观察与描写，为她自己奠定了身后的地位。正如黄永玉点评《十日谈》，说它的作者也写过其他许多不错的作品，可是不错的作品在世界文学里漫山遍野。如果不是《十日谈》，他只能活在那漫山遍野里，而不能享受独特的地位。
而杨绛，则会由于《干校六记》等作品流芳，原因是她为后代人留下了信史，可信之史。当那一历史阶段的记录正在不断地被删除、遗忘、篡改、歪曲、伪造、以及不怀好意地利用，杨绛的笔，让这段历史幸存，可信的留存。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