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8月/27日/第008版
调查
北京摇号购车乱象调查
买卖购车指标、以租代售等牟利乱象频发，专家称北京治堵政策亟待反思
本报记者 李海楠 童彤
北京购车指标可以买卖？——北京市自201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摇号购车、尾号限行”为核心内容的治堵新政以来，坊间“购车指标可买卖”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流传至今。截至2012年8月8日24时，北京摇号购车申请突破百万人（1052692个有效编码），中签率再创新低（1:53），让毋须摇号即可获取购车指标越发吸引人。
带着对“购车指标可买卖”的疑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8月16日起，历时10天，走访北京新车、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多家4S店发现：除买卖购车指标现象确实存在外，利用已取得的购车指标用“以租代售”的形式牟利等乱象也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北京治堵政策深入执行，诸多钻政策和法律漏洞的“旁门左道”将面临越管越严、越堵越死的境遇。
相关业内权威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言，正视乱象，严格监管之余，北京治堵政策也亟待反思；当前现状下，可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的办法，区分购车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亲历者证实指标可买卖
“去年，我花了6万元，等了五天就拿到了购车指标，顺利买了车。”
8月16日，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说服曾于去年5月份取得购车指标的非北京户籍市民蒋萍（化名）“现身说法”，以其亲身经历解答记者对买卖购车指标的疑问。
蒋萍告诉记者，她是温州人，因工作调动，于2009年赴京。“原本准备在2010年年底买车，不曾想却赶上了治堵新政发布，结果连购车资格都没了。”蒋萍直言，当时的她已经不再对买车抱希望了，直到2011年3月，她从朋友那里听到“购车指标可买卖”的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蒋萍联系了负责买卖购车指标的中介，结果着实让她惊讶。“去年，我花了6万元，等了五天就拿到了购车指标，顺利买了车。”蒋萍说，因为当时跟她一起买指标的有几个熟识的朋友，所以才决定一试，反正中介承诺办不成就退钱，不过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让记者疑问的是，蒋萍完全不符合申请购车指标的条件，那网上公示又是怎么过关的呢？“没有在网上公示，也没有参加摇号。”听到记者的疑问，蒋萍说，据中介公司介绍，他们有渠道能找到一批在限购前备案的车，通过把备案车先过户到外地后取得更新指标，再把指标倒卖给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否有购车资格都可以顺利过户。
“不过现在这个途径好像给堵死了，听说买指标的钱也比去年贵了好多。”蒋萍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帮同事打听买指标的事，听说现在买指标的途径五花八门，价钱更是高得离谱。 操作难度升级价格水涨船高
“有的说一个指标18万，有的说20万，一个月以内牌子就下来，还能签合同。”
根据蒋萍提供的线索，记者于8月17日联系上一位自称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内担任销售经理的王姓经理。听记者想咨询购车指标相关事宜，王经理直言：“最低18万一个。”
看出记者对这一报价感到惊讶，王经理肯定地说：“你想摇号肯定摇不中，十年、二十年都摇不着。”“为什么？”记者反问道。王经理说，因为北京的购车指标太难摇了，人太多，这个月都超过一百万人了，以后想中签会越来越难，跟中彩票没什么两样。
当记者问及如何操作时，王经理十分坦白。他说：“我们也是走关系找车管所代办。你把身
份证复印件给我，车管所15天内就能把牌子办下来。”
“这个靠谱吗？”记者表示质疑并问“价钱能否商量？”让王经理相信记者对此确实感兴趣，希望他能透露更多内容。“价钱确实不能低了，我们把18万给人家走关系，人家也就给我们千百块钱。这个肯定没有风险，你要是想办，我们就跟你签个合同，盖公章，保证15天牌子就下来。”看出记者确有疑问，王经理试图给记者吃下定心丸。他强调，他们一个月能办成三到五个，尽可放心，不信可以到亚市打听一下，都是这个价位。
8月19日，为证实王经理所言虚实，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昌平区立汤路的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一探究竟。当记者刚刚将车停在亚市停车场后，两名胸前挂有亚市工作证件的年轻小伙子便走上前来跟记者搭讪。
“看车吗？哥，想看看什么车？”其中一个小伙子一边询问一边主动给记者展示了他胸前的工作卡后说，“领导让我们出来找找客户，行情不好，帮个忙吧哥，带着您转转，随便看看呗。” “想问问购车指标，能办吗？”记者直截了当询问。“你想找号，买手续啊？现在大概得18万一个指标。”他的话证实了前述王经理对记者所言。然而，当记者继续询问后，发现却与此前了解的内容有所差异。
“我们这已经有号了，有指标，能改成你的信息。走吧，哥，给你去问问摇号的事儿。”他说，“放心吧，我们这个挺靠谱儿的，无论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有很多客户都办成了，也跟你签合同。”
随后，记者跟随这两个小伙子走到亚市内一座高档进口车展示大厅内的某品牌车销售区前。记者注意到，之前给记者介绍情况的小伙子先行走进展示厅旁的一间办公室内，与一男一女沟通不足一分钟后，便走出来对记者说了三个字：“办不了。”
他告诉记者，那一男一女是他的老板，刚听说现在办不了。记者满脸疑问，正准备上前询问具体情况时，男老板走上来直言，以前能办。有的说一个指标18万，有的说20万，一个月以内牌子就能下来，还能签合同。他说：“不过现在办不了，听说最近查得特别严。”
“啊？真的不能办啦？”记者故意显示出遗憾。见状，女老板也上前表示：“半年前还听说能办下来，最近没有听到说谁能办下来的。要办也得先交20万，然后等着，能不能办也不确定。” 对于价格的水涨船高，这位女老板告诉记者，现在不管是不是北京户口，办完了以后在网上也能公示出来，所以才这么贵。她强调：“听说最开始才6万块钱，后来越查越严，得打通好多层关系才能办，贵也是理所应当。”
“你要是着急买车，可以去二手车市和4S店看看，听说有‘以租代售’的。”女老板建议记者。
获得指标方式五花八门以租代售真假难辨
“有摇号资格的话，还是建议你先花3.8万买个备案指标把车买了，等中签了再过户。” 19日当天，记者根据在亚运村市场了解到的线索，从一位自称认识能提供以租代售服务朋友的经销商手中得到一个联系方式，据称，这位朋友熟识各种提供购车指标的代办业务。
随后，记者借咨询购车指标和以租代售情况为由拨通了这个电话。据介绍，其人是一家位于丰台区南三环外的二级汽车经销商经理，姓向。“购车指标一般都是没有摇号资格的办，现在收费高，一个指标20万。”向经理说，这还是他们的熟人价，要是普通人怎么也得25万。
由于感觉记者确实对购车指标感兴趣，向经理开始介绍起他所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获取购车指标的方式。他说：“最早就是在限购前的那些备案车，可以过户，价格在几万元不等；后来，又出现了一些走法院判决途径的，就是说你要买车但是没指标，我有指标，我买了车后跟您签个欠款协议，再去做个公证，然后由法院判决把我买的车判给你，你也能自动获得指标。”
“但是随着走法院判决途径的多了，北京政府就出了政策，要求即便是走判决也得有购车指标，这样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向经理表示，也正因如此，最后，购车指标的价格才一下子涨到了20万。
向经理坦言，这么贵的价格一般也就是外地人才来买。他建议，要是有摇号资格的话，还是建议先花3.8万买个备案指标先把车买了，等中签了再过户。
向经理告诉记者，“所谓备案指标，就是指一些大的经销商将闲置车卖了或者报废后取得的更新指标，他们提供以租代售的服务，即花3.8万先买个指标，车主是别人，但人家会把身份证原件给你，还会签个协议，保险还可以出你自己的名字。”
“如果限购政策不变，等你什么时候中签了，直接过户到你自己名下就可以了。”向经理还为记者讲述了一个保底方案，即在记者中签将车成功过户到自己名下后，他们还可以将原有的指标用1.8万的保底价收回，或者别人想出更多的钱购买指标，也可以出售给价高者。
随后，记者以要到二手车市场先转转，了解一下情况后再决定为由，准备挂断电话，向经理连忙提醒说，“花乡二手车市场你还是别去，那儿都是二手车贩子，全是个人，他收了你钱，回头换个手机号你连人都找不着。”
虽然如此，记者还是决定到二手车市场再探究竟。8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南四环的花乡二手车市场。在此，记者再次经历了之前在亚运村汽车市场的遭遇，刚一停车，就有三五个车贩子上前询问：“是买车还是卖车？”
记者随即以询问购车指标为由道明来意，其中一个车贩子告诉记者，不管是哪个店，只要是从这里的二手车商手里买车，没有指标都可以上牌照。
记者对此半信半疑，随后询问价格后发现，价格竟与早前记者了解反差极大。“现在2.6万左右能买到一个就不错了。”车贩子说，他们找的指标不仅是北京牌照还能放心使用。
由于与此前有着较大反差，记者进一步询问，是否真正能买到购车指标，抑或只是以租代售？车贩子开始遮遮掩掩，自称也是听说可以这么办，也得找别人，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
在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不同于亚运村市场，二手车市场内的多个商家都自称可以帮忙购买指标，但指标价格却多在5万元以下，与动辄15万、20万的价格差距较大。
最后，记者终于在一家肯对记者讲述细节的商家那里得知，几万块钱的价格指的就是“背车”，即个人闲置车辆出售后获得更新指标，委托他们进行出租。
此外，为证实近日记者屡次听闻的“4S店也有类似业务”的消息，记者19日当天也走访了位于亦庄地区的多处4S店发现，上述言论并不属实，多属借此欺骗消费者，骗取顾客信任的做法。
“市场上好多说能代办购车指标的说法多数都不靠谱儿。”某品牌汽车销售小孙告诉记者，“他们说4S店也能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誉不够，想用4S店的声誉来骗取信任。”
官方明令禁止
“毕竟都是钻政策和法律空子，路子肯定越走越窄。”
实际上，对于坊间传出的诸多摇号购车乱象，官方一直秉承明令禁止的态度。早在去年有人发现在网络上检索出“可代办摇号购车指标”等信息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便明确表示，小客车指标摇号公开、公平、公正，任何人只有通过摇号才能取得指标，不存在特批指标、买卖指标等行为。
8月19日，记者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调查时也发现，位于亚市正门显眼位置的警务站也树立了一块“购车防骗咨询”的标志牌，一旁的音箱一直在循环播放着民警提示，提醒购车人不要轻信主动搭讪者，防止侵害和被骗。
对此，多位表示能够提供购车指标服务的汽车经销商也对记者表达了普遍观点。他们认为，“毕竟都是钻政策和法律空子，路子肯定越走越窄。”
此外，北京市交管局8月21日发布消息称，自北京成立“涉牌违法整治打击办公室”一年以来，共查获165起涉牌、涉证违法案件，查扣嫌疑车154辆，收缴伪造的号牌121面。其中，“新车没有指标不能上牌”为主要涉牌违法动机之一。
政策待反思建议参考房地产调控
“可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方法，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针对记者对北京摇号购车政策执行后发生的诸多乱象，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8月24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电脑摇号确定购车指标看似公平，但如同公众对彩票开奖存在质疑一样，摇号程序也由人来操作，难免存在不透明。他说：“号牌本来不是资源，但现在因为人为施行的政策却成了稀缺资源，继而变得抢手。这在某种层面也激发了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号牌资源的乱象。”
“在强化对摇号政策严厉监管的同时，必须要杜绝汽车经销商或汽车市场取得号牌资源。”贾新光告诉记者，当前套牌等涉牌违法案件数量在剧增。
贾新光认为，北京治理交通拥堵政策走到如今地步，亟待反思，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引起思考。“广州效法上海、北京采用拍卖加摇号的政策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贾新光说，北京的摇号政策严重抑制了需求；上海的拍卖政策带来了车牌价格一味追高；广州实施摇号加拍卖，体现了对不同需求采用不同政策的特点。
“北京如果想要完善现有治堵政策，需要结合北上广三地的办法重新反思研究，探寻出一条更好、更完善的办法。”贾新光建议说，可以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的办法，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当前来看，全国联网可能还做不到，但是在北京市范围联网分享机动车注册信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贾新光进一步解释说，第一辆车对于没有车的家庭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刚性需求，第二辆车则可视为改善需求，第三辆车则是更高的需求，应该对三种类型区分对待，并实施针对性政策。
正视乱象原因重视公共交通及管理
车市限购政策不能当成常态政策，政府应从战略和长远角度考虑交通问题。
8月25日，结合记者对购车指标乱象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以经济学人的眼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应该正视催生乱象背后的经济及社会原因，继而更加重视公共交通发展及管理。
彭刚认为，乱象频发原因有二：一是市场供求严重不平衡，即资源的高度稀缺；二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寻租（即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妨碍市场竞争作用，让少数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机会）、物质至上、权力滥用等现象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制定具有好初衷的政策难免走样。
在彭刚看来，摇号获取购车指标以运气作为评判基础，理论上是比较公平的，但由于我们处于当前社会背景下，继而也就催生了上述诸多乱象。“这么多人去分享这么少的资源，寻租空间巨大，利益肯定会催生出各种牟利渠道。”彭刚强调。
“从理论上讲，公众都应该有买车的权利，汽车也是工业化社会及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彭刚认为，如果每一个老百姓家里都有一辆私人汽车，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即“有恒产就有恒心”。
他认为，车市限购政策不能当成常态政策，政府应从战略和长远角度考虑交通问题，为公众提供公共资源设施，而不是限制汽车购买。“解决交通问题，要把着力点放在管理上，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彭刚强调。
实际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早已成为学界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一致共识。据记者了解，新近出台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对北京今后三年的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建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其中，征收拥堵费、限制出租车总量增长等要求备受关注。
与彭刚一样，坚持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贾新光对本报记者阐述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他认为，首先，北京针对中心城区收取拥堵费，前提是应该放开尾号限行；其次，应大力发展汽车租赁，鼓励短期用车，减少私家车使用；第三，不同于北京“十二五”交通规划要求，北京还应继续增
加出租车数量。
贾新光介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出租车空驶率在35%以下代表出租车极为紧张，应该增加；空驶率在45%以上则说明出租车过多。据记者了解，未来三年，北京确保出租车总量保持6.66万辆，车辆空驶率降低到35%以下。
此外，贾新光强调，北京市承诺“十二五”期间的公共交通承担率达到50%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国际上通行的公共交通承担率在50%—70%，北京应该最终争取达到70%的标准，虽然难度巨大，但却非做不可。”
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8月/27日/第008版
调查
北京摇号购车乱象调查
买卖购车指标、以租代售等牟利乱象频发，专家称北京治堵政策亟待反思
本报记者 李海楠 童彤
北京购车指标可以买卖？——北京市自201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摇号购车、尾号限行”为核心内容的治堵新政以来，坊间“购车指标可买卖”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流传至今。截至2012年8月8日24时，北京摇号购车申请突破百万人（1052692个有效编码），中签率再创新低（1:53），让毋须摇号即可获取购车指标越发吸引人。
带着对“购车指标可买卖”的疑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8月16日起，历时10天，走访北京新车、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多家4S店发现：除买卖购车指标现象确实存在外，利用已取得的购车指标用“以租代售”的形式牟利等乱象也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北京治堵政策深入执行，诸多钻政策和法律漏洞的“旁门左道”将面临越管越严、越堵越死的境遇。
相关业内权威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言，正视乱象，严格监管之余，北京治堵政策也亟待反思；当前现状下，可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的办法，区分购车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亲历者证实指标可买卖
“去年，我花了6万元，等了五天就拿到了购车指标，顺利买了车。”
8月16日，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说服曾于去年5月份取得购车指标的非北京户籍市民蒋萍（化名）“现身说法”，以其亲身经历解答记者对买卖购车指标的疑问。
蒋萍告诉记者，她是温州人，因工作调动，于2009年赴京。“原本准备在2010年年底买车，不曾想却赶上了治堵新政发布，结果连购车资格都没了。”蒋萍直言，当时的她已经不再对买车抱希望了，直到2011年3月，她从朋友那里听到“购车指标可买卖”的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蒋萍联系了负责买卖购车指标的中介，结果着实让她惊讶。“去年，我花了6万元，等了五天就拿到了购车指标，顺利买了车。”蒋萍说，因为当时跟她一起买指标的有几个熟识的朋友，所以才决定一试，反正中介承诺办不成就退钱，不过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让记者疑问的是，蒋萍完全不符合申请购车指标的条件，那网上公示又是怎么过关的呢？“没有在网上公示，也没有参加摇号。”听到记者的疑问，蒋萍说，据中介公司介绍，他们有渠道能找到一批在限购前备案的车，通过把备案车先过户到外地后取得更新指标，再把指标倒卖给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否有购车资格都可以顺利过户。
“不过现在这个途径好像给堵死了，听说买指标的钱也比去年贵了好多。”蒋萍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帮同事打听买指标的事，听说现在买指标的途径五花八门，价钱更是高得离谱。 操作难度升级价格水涨船高
“有的说一个指标18万，有的说20万，一个月以内牌子就下来，还能签合同。”
根据蒋萍提供的线索，记者于8月17日联系上一位自称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内担任销售经理的王姓经理。听记者想咨询购车指标相关事宜，王经理直言：“最低18万一个。”
看出记者对这一报价感到惊讶，王经理肯定地说：“你想摇号肯定摇不中，十年、二十年都摇不着。”“为什么？”记者反问道。王经理说，因为北京的购车指标太难摇了，人太多，这个月都超过一百万人了，以后想中签会越来越难，跟中彩票没什么两样。
当记者问及如何操作时，王经理十分坦白。他说：“我们也是走关系找车管所代办。你把身
份证复印件给我，车管所15天内就能把牌子办下来。”
“这个靠谱吗？”记者表示质疑并问“价钱能否商量？”让王经理相信记者对此确实感兴趣，希望他能透露更多内容。“价钱确实不能低了，我们把18万给人家走关系，人家也就给我们千百块钱。这个肯定没有风险，你要是想办，我们就跟你签个合同，盖公章，保证15天牌子就下来。”看出记者确有疑问，王经理试图给记者吃下定心丸。他强调，他们一个月能办成三到五个，尽可放心，不信可以到亚市打听一下，都是这个价位。
8月19日，为证实王经理所言虚实，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昌平区立汤路的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一探究竟。当记者刚刚将车停在亚市停车场后，两名胸前挂有亚市工作证件的年轻小伙子便走上前来跟记者搭讪。
“看车吗？哥，想看看什么车？”其中一个小伙子一边询问一边主动给记者展示了他胸前的工作卡后说，“领导让我们出来找找客户，行情不好，帮个忙吧哥，带着您转转，随便看看呗。” “想问问购车指标，能办吗？”记者直截了当询问。“你想找号，买手续啊？现在大概得18万一个指标。”他的话证实了前述王经理对记者所言。然而，当记者继续询问后，发现却与此前了解的内容有所差异。
“我们这已经有号了，有指标，能改成你的信息。走吧，哥，给你去问问摇号的事儿。”他说，“放心吧，我们这个挺靠谱儿的，无论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有很多客户都办成了，也跟你签合同。”
随后，记者跟随这两个小伙子走到亚市内一座高档进口车展示大厅内的某品牌车销售区前。记者注意到，之前给记者介绍情况的小伙子先行走进展示厅旁的一间办公室内，与一男一女沟通不足一分钟后，便走出来对记者说了三个字：“办不了。”
他告诉记者，那一男一女是他的老板，刚听说现在办不了。记者满脸疑问，正准备上前询问具体情况时，男老板走上来直言，以前能办。有的说一个指标18万，有的说20万，一个月以内牌子就能下来，还能签合同。他说：“不过现在办不了，听说最近查得特别严。”
“啊？真的不能办啦？”记者故意显示出遗憾。见状，女老板也上前表示：“半年前还听说能办下来，最近没有听到说谁能办下来的。要办也得先交20万，然后等着，能不能办也不确定。” 对于价格的水涨船高，这位女老板告诉记者，现在不管是不是北京户口，办完了以后在网上也能公示出来，所以才这么贵。她强调：“听说最开始才6万块钱，后来越查越严，得打通好多层关系才能办，贵也是理所应当。”
“你要是着急买车，可以去二手车市和4S店看看，听说有‘以租代售’的。”女老板建议记者。
获得指标方式五花八门以租代售真假难辨
“有摇号资格的话，还是建议你先花3.8万买个备案指标把车买了，等中签了再过户。” 19日当天，记者根据在亚运村市场了解到的线索，从一位自称认识能提供以租代售服务朋友的经销商手中得到一个联系方式，据称，这位朋友熟识各种提供购车指标的代办业务。
随后，记者借咨询购车指标和以租代售情况为由拨通了这个电话。据介绍，其人是一家位于丰台区南三环外的二级汽车经销商经理，姓向。“购车指标一般都是没有摇号资格的办，现在收费高，一个指标20万。”向经理说，这还是他们的熟人价，要是普通人怎么也得25万。
由于感觉记者确实对购车指标感兴趣，向经理开始介绍起他所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获取购车指标的方式。他说：“最早就是在限购前的那些备案车，可以过户，价格在几万元不等；后来，又出现了一些走法院判决途径的，就是说你要买车但是没指标，我有指标，我买了车后跟您签个欠款协议，再去做个公证，然后由法院判决把我买的车判给你，你也能自动获得指标。”
“但是随着走法院判决途径的多了，北京政府就出了政策，要求即便是走判决也得有购车指标，这样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向经理表示，也正因如此，最后，购车指标的价格才一下子涨到了20万。
向经理坦言，这么贵的价格一般也就是外地人才来买。他建议，要是有摇号资格的话，还是建议先花3.8万买个备案指标先把车买了，等中签了再过户。
向经理告诉记者，“所谓备案指标，就是指一些大的经销商将闲置车卖了或者报废后取得的更新指标，他们提供以租代售的服务，即花3.8万先买个指标，车主是别人，但人家会把身份证原件给你，还会签个协议，保险还可以出你自己的名字。”
“如果限购政策不变，等你什么时候中签了，直接过户到你自己名下就可以了。”向经理还为记者讲述了一个保底方案，即在记者中签将车成功过户到自己名下后，他们还可以将原有的指标用1.8万的保底价收回，或者别人想出更多的钱购买指标，也可以出售给价高者。
随后，记者以要到二手车市场先转转，了解一下情况后再决定为由，准备挂断电话，向经理连忙提醒说，“花乡二手车市场你还是别去，那儿都是二手车贩子，全是个人，他收了你钱，回头换个手机号你连人都找不着。”
虽然如此，记者还是决定到二手车市场再探究竟。8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南四环的花乡二手车市场。在此，记者再次经历了之前在亚运村汽车市场的遭遇，刚一停车，就有三五个车贩子上前询问：“是买车还是卖车？”
记者随即以询问购车指标为由道明来意，其中一个车贩子告诉记者，不管是哪个店，只要是从这里的二手车商手里买车，没有指标都可以上牌照。
记者对此半信半疑，随后询问价格后发现，价格竟与早前记者了解反差极大。“现在2.6万左右能买到一个就不错了。”车贩子说，他们找的指标不仅是北京牌照还能放心使用。
由于与此前有着较大反差，记者进一步询问，是否真正能买到购车指标，抑或只是以租代售？车贩子开始遮遮掩掩，自称也是听说可以这么办，也得找别人，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
在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不同于亚运村市场，二手车市场内的多个商家都自称可以帮忙购买指标，但指标价格却多在5万元以下，与动辄15万、20万的价格差距较大。
最后，记者终于在一家肯对记者讲述细节的商家那里得知，几万块钱的价格指的就是“背车”，即个人闲置车辆出售后获得更新指标，委托他们进行出租。
此外，为证实近日记者屡次听闻的“4S店也有类似业务”的消息，记者19日当天也走访了位于亦庄地区的多处4S店发现，上述言论并不属实，多属借此欺骗消费者，骗取顾客信任的做法。
“市场上好多说能代办购车指标的说法多数都不靠谱儿。”某品牌汽车销售小孙告诉记者，“他们说4S店也能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誉不够，想用4S店的声誉来骗取信任。”
官方明令禁止
“毕竟都是钻政策和法律空子，路子肯定越走越窄。”
实际上，对于坊间传出的诸多摇号购车乱象，官方一直秉承明令禁止的态度。早在去年有人发现在网络上检索出“可代办摇号购车指标”等信息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便明确表示，小客车指标摇号公开、公平、公正，任何人只有通过摇号才能取得指标，不存在特批指标、买卖指标等行为。
8月19日，记者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调查时也发现，位于亚市正门显眼位置的警务站也树立了一块“购车防骗咨询”的标志牌，一旁的音箱一直在循环播放着民警提示，提醒购车人不要轻信主动搭讪者，防止侵害和被骗。
对此，多位表示能够提供购车指标服务的汽车经销商也对记者表达了普遍观点。他们认为，“毕竟都是钻政策和法律空子，路子肯定越走越窄。”
此外，北京市交管局8月21日发布消息称，自北京成立“涉牌违法整治打击办公室”一年以来，共查获165起涉牌、涉证违法案件，查扣嫌疑车154辆，收缴伪造的号牌121面。其中，“新车没有指标不能上牌”为主要涉牌违法动机之一。
政策待反思建议参考房地产调控
“可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方法，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针对记者对北京摇号购车政策执行后发生的诸多乱象，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8月24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电脑摇号确定购车指标看似公平，但如同公众对彩票开奖存在质疑一样，摇号程序也由人来操作，难免存在不透明。他说：“号牌本来不是资源，但现在因为人为施行的政策却成了稀缺资源，继而变得抢手。这在某种层面也激发了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号牌资源的乱象。”
“在强化对摇号政策严厉监管的同时，必须要杜绝汽车经销商或汽车市场取得号牌资源。”贾新光告诉记者，当前套牌等涉牌违法案件数量在剧增。
贾新光认为，北京治理交通拥堵政策走到如今地步，亟待反思，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引起思考。“广州效法上海、北京采用拍卖加摇号的政策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贾新光说，北京的摇号政策严重抑制了需求；上海的拍卖政策带来了车牌价格一味追高；广州实施摇号加拍卖，体现了对不同需求采用不同政策的特点。
“北京如果想要完善现有治堵政策，需要结合北上广三地的办法重新反思研究，探寻出一条更好、更完善的办法。”贾新光建议说，可以参考类似房地产调控的办法，以家庭为单位购车，第一辆车不受限、第二辆车摇号、第三辆车拍卖。
“当前来看，全国联网可能还做不到，但是在北京市范围联网分享机动车注册信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贾新光进一步解释说，第一辆车对于没有车的家庭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刚性需求，第二辆车则可视为改善需求，第三辆车则是更高的需求，应该对三种类型区分对待，并实施针对性政策。
正视乱象原因重视公共交通及管理
车市限购政策不能当成常态政策，政府应从战略和长远角度考虑交通问题。
8月25日，结合记者对购车指标乱象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以经济学人的眼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应该正视催生乱象背后的经济及社会原因，继而更加重视公共交通发展及管理。
彭刚认为，乱象频发原因有二：一是市场供求严重不平衡，即资源的高度稀缺；二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寻租（即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妨碍市场竞争作用，让少数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机会）、物质至上、权力滥用等现象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制定具有好初衷的政策难免走样。
在彭刚看来，摇号获取购车指标以运气作为评判基础，理论上是比较公平的，但由于我们处于当前社会背景下，继而也就催生了上述诸多乱象。“这么多人去分享这么少的资源，寻租空间巨大，利益肯定会催生出各种牟利渠道。”彭刚强调。
“从理论上讲，公众都应该有买车的权利，汽车也是工业化社会及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彭刚认为，如果每一个老百姓家里都有一辆私人汽车，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即“有恒产就有恒心”。
他认为，车市限购政策不能当成常态政策，政府应从战略和长远角度考虑交通问题，为公众提供公共资源设施，而不是限制汽车购买。“解决交通问题，要把着力点放在管理上，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彭刚强调。
实际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早已成为学界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一致共识。据记者了解，新近出台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对北京今后三年的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建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其中，征收拥堵费、限制出租车总量增长等要求备受关注。
与彭刚一样，坚持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贾新光对本报记者阐述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他认为，首先，北京针对中心城区收取拥堵费，前提是应该放开尾号限行；其次，应大力发展汽车租赁，鼓励短期用车，减少私家车使用；第三，不同于北京“十二五”交通规划要求，北京还应继续增
加出租车数量。
贾新光介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出租车空驶率在35%以下代表出租车极为紧张，应该增加；空驶率在45%以上则说明出租车过多。据记者了解，未来三年，北京确保出租车总量保持6.66万辆，车辆空驶率降低到35%以下。
此外，贾新光强调，北京市承诺“十二五”期间的公共交通承担率达到50%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国际上通行的公共交通承担率在50%—70%，北京应该最终争取达到70%的标准，虽然难度巨大，但却非做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