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
读懂一个人的思想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试图去读懂像陈东升这样一名具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的思想，更是艰难。
陈东升是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均可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公司的掌门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有一篇名为“中国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命运”的文章，很是著名。其中写道：
“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辛亥革命之后的家族式企业家、改革开放时代兴起的新一代企业家，共同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相对于这种大三代的概念，我还有一个小三代的概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队伍特征的历史演进，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柳传志先生和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周冠武先生，等等，他们完全来自于旧体制，完全从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出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带有原罪，但他们才是改革开放时代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而所谓的第二代，我命名为92派企业家，就是在1992年由官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群体，这包括了我、冯仑、潘石屹，还有我的师兄弟田源、毛振华等等诸多人物；而第三代企业家，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发力的企业家，如大家熟悉的田溯宁、张朝阳等。”
这不是简单的分类和贴标签。如此的表述和逻辑归纳，意味着陈东升具有浓厚的历史观和制度思辨，他在百年中国的潮流演进中思考着中国企业家的角色和定位，而不是直白地评述当下的财富积累和道德边界。
在陈东升的思路中，鸦片战争是中国经济觉悟的开始，也是中国企业家起步的地方。而新中国60周年的企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初步的农业国迈向初步的工业国，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初步工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的过程，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开始，一个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
在这样的代际变迁和历史框架中思考，陈东升发现，当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比如，中国企业家第一桶金的道德审判，也就是企业家们的原始积累究竟是否存在原罪。
这就是被称为“学院派企业家”的陈东升的特色。他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但却不盲从，更不迷恋程式化的思辨。他所中意的，也比较擅长的，是把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思考还原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思考历史，思考制度，思考他自己。
正如他曾经调侃自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都存留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胎记，我经常跟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
2011年亚布力论坛期间，有着强烈而明确思想和敏锐判断力的陈东升独力撑起一场分论坛，他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将对“现代化之中国模式”的思考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言谈举止颇有其恩师董辅的遗风。现场座无虚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陈东升前所未有地认清了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和责任，庆幸甚哉。
“过去我们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
读懂一个人的思想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试图去读懂像陈东升这样一名具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的思想，更是艰难。
陈东升是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均可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公司的掌门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有一篇名为“中国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命运”的文章，很是著名。其中写道：
“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辛亥革命之后的家族式企业家、改革开放时代兴起的新一代企业家，共同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相对于这种大三代的概念，我还有一个小三代的概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企业家队伍特征的历史演进，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柳传志先生和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周冠武先生，等等，他们完全来自于旧体制，完全从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出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带有原罪，但他们才是改革开放时代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而所谓的第二代，我命名为92派企业家，就是在1992年由官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群体，这包括了我、冯仑、潘石屹，还有我的师兄弟田源、毛振华等等诸多人物；而第三代企业家，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发力的企业家，如大家熟悉的田溯宁、张朝阳等。”
这不是简单的分类和贴标签。如此的表述和逻辑归纳，意味着陈东升具有浓厚的历史观和制度思辨，他在百年中国的潮流演进中思考着中国企业家的角色和定位，而不是直白地评述当下的财富积累和道德边界。
在陈东升的思路中，鸦片战争是中国经济觉悟的开始，也是中国企业家起步的地方。而新中国60周年的企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初步的农业国迈向初步的工业国，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初步工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的过程，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开始，一个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
在这样的代际变迁和历史框架中思考，陈东升发现，当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比如，中国企业家第一桶金的道德审判，也就是企业家们的原始积累究竟是否存在原罪。
这就是被称为“学院派企业家”的陈东升的特色。他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但却不盲从，更不迷恋程式化的思辨。他所中意的，也比较擅长的，是把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思考还原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思考历史，思考制度，思考他自己。
正如他曾经调侃自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都存留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胎记，我经常跟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
2011年亚布力论坛期间，有着强烈而明确思想和敏锐判断力的陈东升独力撑起一场分论坛，他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将对“现代化之中国模式”的思考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言谈举止颇有其恩师董辅的遗风。现场座无虚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陈东升前所未有地认清了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和责任，庆幸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