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9-15
本站发布时间：2010-9-15 19:15:34
阅读量：200次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三次较大的社会变革。为了探寻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探索。历史很奇怪，近代化道路中，中国走过道路与西方恰恰相反，西方先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想的洗礼后，然后才有了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国家通过政权的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经济障碍，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东西的近代化路径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关键还要从双方所处的当时历史大环境去考虑。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更多的是建立在价值层面，资本主义萌芽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必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反映。它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新兴经济力量的经济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层面的价值观也发生着深刻变革。毋庸置疑，思想变革最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然而这并不是变革的全部意义。
人的自我发展同样是思想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关注面。对于思想者而言，任何经济发展，它的最终受益者还是人。人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的动物，更需要在精神层面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与提高。简而言之，西方的近代变革首先是从产生新生产方式开始的，这种新生产方式引起思想变革，思想变革推动了新制度建立，制度的建立又推动了新生产方式的发展。
反观中国的近代化，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即救国。在救国旗帜的召唤下，中国人所采取的一切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实用性。随着沉沦的加深，实用性的选择也愈发强烈。洋务运动不管是其前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还是后期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它都不可能脱离救国这样一个前提。
面对内忧外患，按照原来统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学习西方成了不二法门。不容否认此时的救国实质上是挽救清王朝统治，洋务派的做法也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进行的。但洋务派毕竟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闸门，让中国开始再次融入世界。洋务派最终的失败证明了一点：建立在实用基础之上的行为往往在遭遇挫折后很容易偃旗息鼓。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作为支撑的行为如无本之木，坍塌只是时间问题。
洋务运动的坍塌让中国人在救国的道路上继续苦苦挣扎，东方日本明治维新似乎给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救国稻草。康有为认为，西方诸国富国强兵花了三百年，日本学习西方壮大国力用了三十年，如果中国学习日本十年便可成霸业。康、梁学习日本的目依然是救国。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康、梁看来是使中国摆脱沉沦实现富强的必然选择。西方近代化是怎样一个过程，康、梁已经来不及多想。只要能快速实现救国，什么办法都可以。
历史教科书上将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尽管康、梁、严复、谭嗣同等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但都是囫囵吞枣似的，过于急功近利。毕竟维新变法运动的目的不是进行思想启蒙，而是要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因此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虽努力在制度层面进行政治变革，但是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与其说是顽固派扼杀了维新变法，到不说是没有思想启蒙作为先决条件的制度变革，即使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也是极难深入人心的，它缺乏号召力。
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让中国人再次陷入了迷惘之中。批判反思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集合点，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他的影响之深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一次救亡图存运动，只不过这次是从思想层面去救亡中国，去改变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以及价值模式。器物变革失败了，制度变革又失败了，为什么？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思想有问题。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国民劣根性。最突出的表现为奴性，迷信权威。
于是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图在思想上去改变国人，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概括。铲除愚昧和专制，完善国人独立人格，是那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本应是中国近代变革的逻辑起点，只不过与西方近代化脉络作比较，新文化运动不是早产，而是难产，但还不错，新文化运动最终还是诞生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新文化运动让古老中国的上空第一次奏响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启蒙第一次以压倒性的力量改变了附属于救亡的命运。然而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很快便结束了。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救亡的轨道，启蒙就此中断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后来一幕幕的悲剧接连不断的上演！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科学与民主这两大历史课题，不难发现我们一个都没有解决，依然在历史的怪圈中前行，时至今日，后人依然在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苦苦思索！！！
作者：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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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三次较大的社会变革。为了探寻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探索。历史很奇怪，近代化道路中，中国走过道路与西方恰恰相反，西方先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想的洗礼后，然后才有了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国家通过政权的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经济障碍，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东西的近代化路径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关键还要从双方所处的当时历史大环境去考虑。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更多的是建立在价值层面，资本主义萌芽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必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反映。它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新兴经济力量的经济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层面的价值观也发生着深刻变革。毋庸置疑，思想变革最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然而这并不是变革的全部意义。
人的自我发展同样是思想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关注面。对于思想者而言，任何经济发展，它的最终受益者还是人。人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的动物，更需要在精神层面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与提高。简而言之，西方的近代变革首先是从产生新生产方式开始的，这种新生产方式引起思想变革，思想变革推动了新制度建立，制度的建立又推动了新生产方式的发展。
反观中国的近代化，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即救国。在救国旗帜的召唤下，中国人所采取的一切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实用性。随着沉沦的加深，实用性的选择也愈发强烈。洋务运动不管是其前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还是后期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它都不可能脱离救国这样一个前提。
面对内忧外患，按照原来统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学习西方成了不二法门。不容否认此时的救国实质上是挽救清王朝统治，洋务派的做法也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进行的。但洋务派毕竟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闸门，让中国开始再次融入世界。洋务派最终的失败证明了一点：建立在实用基础之上的行为往往在遭遇挫折后很容易偃旗息鼓。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作为支撑的行为如无本之木，坍塌只是时间问题。
洋务运动的坍塌让中国人在救国的道路上继续苦苦挣扎，东方日本明治维新似乎给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救国稻草。康有为认为，西方诸国富国强兵花了三百年，日本学习西方壮大国力用了三十年，如果中国学习日本十年便可成霸业。康、梁学习日本的目依然是救国。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康、梁看来是使中国摆脱沉沦实现富强的必然选择。西方近代化是怎样一个过程，康、梁已经来不及多想。只要能快速实现救国，什么办法都可以。
历史教科书上将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尽管康、梁、严复、谭嗣同等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但都是囫囵吞枣似的，过于急功近利。毕竟维新变法运动的目的不是进行思想启蒙，而是要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因此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虽努力在制度层面进行政治变革，但是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与其说是顽固派扼杀了维新变法，到不说是没有思想启蒙作为先决条件的制度变革，即使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也是极难深入人心的，它缺乏号召力。
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让中国人再次陷入了迷惘之中。批判反思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集合点，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他的影响之深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一次救亡图存运动，只不过这次是从思想层面去救亡中国，去改变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以及价值模式。器物变革失败了，制度变革又失败了，为什么？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思想有问题。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国民劣根性。最突出的表现为奴性，迷信权威。
于是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图在思想上去改变国人，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概括。铲除愚昧和专制，完善国人独立人格，是那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本应是中国近代变革的逻辑起点，只不过与西方近代化脉络作比较，新文化运动不是早产，而是难产，但还不错，新文化运动最终还是诞生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新文化运动让古老中国的上空第一次奏响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启蒙第一次以压倒性的力量改变了附属于救亡的命运。然而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很快便结束了。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救亡的轨道，启蒙就此中断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后来一幕幕的悲剧接连不断的上演！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科学与民主这两大历史课题，不难发现我们一个都没有解决，依然在历史的怪圈中前行，时至今日，后人依然在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苦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