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一些紧要的历史节点上，一批共产党人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留下了许多故事
为抗日干什么都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对此，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
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三三制”建设。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事实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县委书记带头让亲属离职
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
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一些紧要的历史节点上，一批共产党人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留下了许多故事
为抗日干什么都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对此，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
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三三制”建设。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事实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县委书记带头让亲属离职
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