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战争往往是国际政治发生变动的契机。现在，伊拉克战争硝烟还未散尽，然而战争结束后留给人们的却是一些更冷静更全面的思考。如今静下心来对这场战争做一个认真的反思，会发现。围绕着这场战争。国际关系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和深刻的变化，例如。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概括起来就是：美、英和法、德、俄之间分化为界限分明的主战和主和两大阵营，北约发生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分歧，欧盟内部出现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分野。 当然，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变动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分歧了：当美国一提出要武装倒萨之后，法、德两国就表示明确反对；在当年的德国大选中，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还冒美德关系恶化的风险以反战为旗帜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于法、德在纪念两国友好条约签定40周年的共同声明中表示，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为此，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所谓“老欧洲”问题的争吵。在联合国安理会，当美国、英国、西班牙提出了可能获得对伊动武授权的新提案，法国表示将动用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另外，法国还针对美国为此在安理会进行的游说活动进行了反向游说，致使美国最终无功而返，放弃了在联合国为其伊拉克战争正名行动。 在战后，尽管大西洋两岸为弥合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双方似乎很难再和好如初了。在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不断放出这样的口风，要“冷淡德国”、“惩罚法国”，一些美国人甚至把法国的洗发水倒入了阴沟，拒绝饮用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而在欧洲也有自己的反应。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四国首脑决定成立一个独立于北约之外防御联盟，这个联盟将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和欧洲自己的指挥部，而美国人认为，这是“老欧洲”在北约的棺材上钉的又一棵钉子。正如一位西方专家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后，我们等待“历史的终结”，也就是福山所想象的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主宰的世界，而我们可能提前等到的却是民主联盟的核心――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另一位专家甚至称，美欧，尤其是美国与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表明，这不是西方内部什么巧妙的政治游戏，而是双方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老世界同新世界关系中史无前例的危机，摆脱这场危机的出路甚至都看不到。 面对充满了冰块的跨大西洋关系，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民主的欧洲和美国――即通常所说的西方之间的伟大联盟怎么会落到这种令人遗憾的地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是五花八门。 美国人卡根一个著名的解释是，美欧的分歧主要源自双方之间巨大的军事和战略力量的差距，以及美欧之间对信仰和历史、对上帝和战争的重大经历的不同。“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因此，“现在到了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 而欧洲人的观点认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在使用武力、进行单边行动以及遵守国际公约等问题上与欧洲人看法一致，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及其新保守派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精髓，推行一种“以传统爱国主义的激昂言语阐述的激进主义、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即不承认法律上的约束，也不承认道德上的约束，这种激进主义不仅吓坏了而且激怒了欧洲国家。事实上，只有新保守派及其追随者蜷缩在一个人烟稀少的火星上，而大部分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居住在一个相当拥挤的金星上，因此，欧洲人把美欧分歧的根源直指美国行政当局目前推行的外交政策。 当然。所有这些分析都为大西洋两岸这场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吵提供了解释。然而，仔细琢磨起来会发现，这些对美欧关系的认识仍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为此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美欧之间的分歧会不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这种分歧对伊拉克战争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关分歧和裂痕的大暴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处在一个怎样的点上? 我们知道，自冷战以来，我们通常将世界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由于存在着东西矛盾，西方社会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一体，是一个基本上团结一致的整体。然而，如果纵观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实际上西方自身的矛盾才真正构成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轴，不论是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还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始阶段，它们大多都是在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内部展开。当然，这个西方的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最初只局限于西欧，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以至北美洲和澳洲。与这些西方自身矛盾相比，以东西矛盾为主轴展开的冷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在长达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它仅仅只持续了50年。而且，所谓的东西矛盾从某种程度上主要也是从西方变异出来的苏联与其余西方世界的矛盾。 苏联的诞生打破了国际关系中西方自身矛盾的主线。苏联最终解体了，分裂成为以俄罗斯为主的十多个国家，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与昔日的苏联相比，其本身也开始了一轮并非非常成功的民主化改造，这样，世界上的主要权势又回到了西方的手中，按照逻辑推论，权势争夺和权势斗争也将相应地回归到西方的内部。 然而，国际政治中权势争夺和斗争的实质是长期包藏不住的，通过伊拉克战争，这种争夺和斗争终于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出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可能表明，国际政治矛盾的主线终于跳出了50年冷战所形成的惯性，实现了向传统国际关系的回归。 如果我们再对南北矛盾做一个考察，发现它与西方矛盾同样的古老，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以来，西方那些处于权势中心的国家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之间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由于双方在权势方面的非对称状态，它南北矛盾始终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例如，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可能成为世界大战。当然，自二战结束以后，南方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获得了政治独立，一些国家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南北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有了显著增加，但要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主要是对南北矛盾的一种描述，讲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然而，尽管伊斯兰文明有着较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是，这个文明一直缺乏反对西方的物质基础，它在现代化方面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还有，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这个文明中缺少一个能够
服众和发挥领袖作用的核心国家，因此，它与西方文明的对抗只能以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虽然能够对西方的权势构成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权势的基础。 既然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权势重心又重新回到了西方内部，那么，权势的争夺和斗争会主要在哪些权势中心之间展开呢?在美英之间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英国自二战以来长期奉行紧随美国的搭便车政策。在西方内部，除美国之外，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当属日本。然而，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断走低，在安全上近期内也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使得美日矛盾不可能权势角逐的主轴，加上日本在亚洲孤立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它还有可能与美国靠得更近。这样，剩下来的只有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了。 就单个国家的实力而言，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美国的实力相匹敌，然而，它们联合起来则对美国的权势构成了相当现实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挑战。目前，欧盟的人口达3，77亿，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8 5万亿美元，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基本与美国相当。在经济上，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是家常便饭，而自欧元诞生以来，它已对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前一段时间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并不表明欧洲经济的表现比美国要好到哪里去，而是表明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将欧元作为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风光无限了。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更强调多边主义、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国际法。在政治上，尽管欧美同属“民主国家共同体”，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差别的，美国人祟尚自由，欧洲人更强调社会公正，美国人将资本主义与民主看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欧洲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则将民主看作是驯服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工具，欧洲人这样的主张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地区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在军事方面，由于受到一体化程度的限制以及多数欧盟民众对发展军事力量缺乏兴趣，使得欧盟与美国存在相当的差距，但是，欧盟肯定有潜力发展出令人畏惧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美国与欧盟之间在争取更大权势方面的角逐和竞争在所难免。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便有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说法。在对伊战争开战前。美国拉着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联合国搞一个新的提案。这一招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使得欧盟的共同外交防务政策陷于破产，问题出来后，美国的媒体还大造舆论，称共同的外交防务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在一些欧盟国家看来。总是在一些问题上迁就美国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美国的一些做法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伊拉克问题出现刚好为双方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由此看来，伊拉克战争产生的最深远影响可能是国际政治的演变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西方矛盾再次成为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轴。从此，国际政治彻底挣脱了冷战的影响，回到了它原先发展的基本面。当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由于二战后西方内部的整合，这种西方矛盾不可能再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代之更多可能将是一种和平的权势竞争。
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战争往往是国际政治发生变动的契机。现在，伊拉克战争硝烟还未散尽，然而战争结束后留给人们的却是一些更冷静更全面的思考。如今静下心来对这场战争做一个认真的反思，会发现。围绕着这场战争。国际关系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和深刻的变化，例如。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概括起来就是：美、英和法、德、俄之间分化为界限分明的主战和主和两大阵营，北约发生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分歧，欧盟内部出现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分野。 当然，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变动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分歧了：当美国一提出要武装倒萨之后，法、德两国就表示明确反对；在当年的德国大选中，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还冒美德关系恶化的风险以反战为旗帜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于法、德在纪念两国友好条约签定40周年的共同声明中表示，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为此，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所谓“老欧洲”问题的争吵。在联合国安理会，当美国、英国、西班牙提出了可能获得对伊动武授权的新提案，法国表示将动用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另外，法国还针对美国为此在安理会进行的游说活动进行了反向游说，致使美国最终无功而返，放弃了在联合国为其伊拉克战争正名行动。 在战后，尽管大西洋两岸为弥合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双方似乎很难再和好如初了。在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不断放出这样的口风，要“冷淡德国”、“惩罚法国”，一些美国人甚至把法国的洗发水倒入了阴沟，拒绝饮用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而在欧洲也有自己的反应。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四国首脑决定成立一个独立于北约之外防御联盟，这个联盟将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和欧洲自己的指挥部，而美国人认为，这是“老欧洲”在北约的棺材上钉的又一棵钉子。正如一位西方专家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后，我们等待“历史的终结”，也就是福山所想象的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主宰的世界，而我们可能提前等到的却是民主联盟的核心――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另一位专家甚至称，美欧，尤其是美国与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表明，这不是西方内部什么巧妙的政治游戏，而是双方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老世界同新世界关系中史无前例的危机，摆脱这场危机的出路甚至都看不到。 面对充满了冰块的跨大西洋关系，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民主的欧洲和美国――即通常所说的西方之间的伟大联盟怎么会落到这种令人遗憾的地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是五花八门。 美国人卡根一个著名的解释是，美欧的分歧主要源自双方之间巨大的军事和战略力量的差距，以及美欧之间对信仰和历史、对上帝和战争的重大经历的不同。“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因此，“现在到了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 而欧洲人的观点认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在使用武力、进行单边行动以及遵守国际公约等问题上与欧洲人看法一致，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及其新保守派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精髓，推行一种“以传统爱国主义的激昂言语阐述的激进主义、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即不承认法律上的约束，也不承认道德上的约束，这种激进主义不仅吓坏了而且激怒了欧洲国家。事实上，只有新保守派及其追随者蜷缩在一个人烟稀少的火星上，而大部分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居住在一个相当拥挤的金星上，因此，欧洲人把美欧分歧的根源直指美国行政当局目前推行的外交政策。 当然。所有这些分析都为大西洋两岸这场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吵提供了解释。然而，仔细琢磨起来会发现，这些对美欧关系的认识仍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为此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美欧之间的分歧会不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这种分歧对伊拉克战争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关分歧和裂痕的大暴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处在一个怎样的点上? 我们知道，自冷战以来，我们通常将世界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由于存在着东西矛盾，西方社会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一体，是一个基本上团结一致的整体。然而，如果纵观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实际上西方自身的矛盾才真正构成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轴，不论是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还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始阶段，它们大多都是在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内部展开。当然，这个西方的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最初只局限于西欧，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以至北美洲和澳洲。与这些西方自身矛盾相比，以东西矛盾为主轴展开的冷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在长达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它仅仅只持续了50年。而且，所谓的东西矛盾从某种程度上主要也是从西方变异出来的苏联与其余西方世界的矛盾。 苏联的诞生打破了国际关系中西方自身矛盾的主线。苏联最终解体了，分裂成为以俄罗斯为主的十多个国家，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与昔日的苏联相比，其本身也开始了一轮并非非常成功的民主化改造，这样，世界上的主要权势又回到了西方的手中，按照逻辑推论，权势争夺和权势斗争也将相应地回归到西方的内部。 然而，国际政治中权势争夺和斗争的实质是长期包藏不住的，通过伊拉克战争，这种争夺和斗争终于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出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可能表明，国际政治矛盾的主线终于跳出了50年冷战所形成的惯性，实现了向传统国际关系的回归。 如果我们再对南北矛盾做一个考察，发现它与西方矛盾同样的古老，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以来，西方那些处于权势中心的国家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之间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由于双方在权势方面的非对称状态，它南北矛盾始终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例如，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可能成为世界大战。当然，自二战结束以后，南方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获得了政治独立，一些国家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南北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有了显著增加，但要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主要是对南北矛盾的一种描述，讲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然而，尽管伊斯兰文明有着较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是，这个文明一直缺乏反对西方的物质基础，它在现代化方面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还有，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这个文明中缺少一个能够
服众和发挥领袖作用的核心国家，因此，它与西方文明的对抗只能以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虽然能够对西方的权势构成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权势的基础。 既然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权势重心又重新回到了西方内部，那么，权势的争夺和斗争会主要在哪些权势中心之间展开呢?在美英之间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英国自二战以来长期奉行紧随美国的搭便车政策。在西方内部，除美国之外，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当属日本。然而，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断走低，在安全上近期内也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使得美日矛盾不可能权势角逐的主轴，加上日本在亚洲孤立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它还有可能与美国靠得更近。这样，剩下来的只有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了。 就单个国家的实力而言，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美国的实力相匹敌，然而，它们联合起来则对美国的权势构成了相当现实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挑战。目前，欧盟的人口达3，77亿，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8 5万亿美元，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基本与美国相当。在经济上，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是家常便饭，而自欧元诞生以来，它已对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前一段时间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并不表明欧洲经济的表现比美国要好到哪里去，而是表明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将欧元作为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风光无限了。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更强调多边主义、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国际法。在政治上，尽管欧美同属“民主国家共同体”，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差别的，美国人祟尚自由，欧洲人更强调社会公正，美国人将资本主义与民主看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欧洲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则将民主看作是驯服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工具，欧洲人这样的主张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地区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在军事方面，由于受到一体化程度的限制以及多数欧盟民众对发展军事力量缺乏兴趣，使得欧盟与美国存在相当的差距，但是，欧盟肯定有潜力发展出令人畏惧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美国与欧盟之间在争取更大权势方面的角逐和竞争在所难免。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便有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说法。在对伊战争开战前。美国拉着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联合国搞一个新的提案。这一招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使得欧盟的共同外交防务政策陷于破产，问题出来后，美国的媒体还大造舆论，称共同的外交防务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在一些欧盟国家看来。总是在一些问题上迁就美国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美国的一些做法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伊拉克问题出现刚好为双方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由此看来，伊拉克战争产生的最深远影响可能是国际政治的演变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西方矛盾再次成为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轴。从此，国际政治彻底挣脱了冷战的影响，回到了它原先发展的基本面。当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由于二战后西方内部的整合，这种西方矛盾不可能再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代之更多可能将是一种和平的权势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