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宝柱
党史文汇 2003年03期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认识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即是由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就此而言，认识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从共性与个性的内在统一上，来把握它所特有的矛盾运动规律。建设社会主义，则不过是依据这些规律，来具体地、历史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和各个不同领域中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深入揭示了支配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系统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理论，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奠定了根本性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全局性的理论指南。
一
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头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总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做了总体性的科学揭示。但是，他却并没有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第8-9页。）。恩格斯和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曾分别指出，“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3页。），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37页。）。但他们使用的这个“基本矛盾”概念，主要是为了揭示上述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中，所占据的作为最终根源和集中表现的重要地位，而并没有赋予它以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8页。）。恩格斯更明确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但囿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却只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的方向，做出这样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预见，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作出系统和明确的科学分析。针对把“对抗”泛化为一切矛盾本质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并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82页。）。但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列宁也没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做出完整、深刻的科学揭示。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后共达30年之久。应该说，他已经能够依据这样长时期的实践经验，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上，有所发现，有所建树。但思想上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却使他不但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反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已经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发生了严重的倒退。1938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只有两年，斯大林就宣称，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因而不会有经济危机，不会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611、625页。）。但是，客观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断冲击着上述的错误理论观点，迫使斯大林在他临逝世的前一年，不得不承认，“‘完全适合’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涵义，“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而这，还要以“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为前提。如果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611、625页。）。但直到最后，斯大林也“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有所进展，但却始终没有形成正确、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要求的科学理论体系。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波折，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中国国内不安定苗头的出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575页。），更把如何科学认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存在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特别是从把握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全部过程的基本矛盾来入手，明确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最为尖锐、也最为巨大的历史任务。
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以其极为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底和极其巨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勇气，承担和解决了这个历史任务。
还在195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为鉴，明确提出，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的“想法”，只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还特别强调和加写了一段话：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在并且也只能在矛盾产生和推移的无限过程中获得发展。只是，在这里，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已经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了在当时是最为深刻的辩证分析，但在理论上，却没有把它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加以一体概括，因而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把握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到了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大大推进了这个深化过程。这年年底，同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而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明确指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当然“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以“基本制度适合需要”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因而可以通过自身来“及时地加以调整”，而“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这里，已经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一体并列，作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根本性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这同样是第一次。只是，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明确地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念，来对之加以深入概括。
两个半月之后，也即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所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它的这个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贯通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发现。
二
毛泽东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另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在上述伟大发现的过程中，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固有的特殊内在性质和特殊解决途径，做出了系统性的深入揭示，从而为后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以之指导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奠定了牢固可靠的科学基础。
首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内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做了系统性的科学揭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相同”。就内在性质而言，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矛盾，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其内在性质上的根本特点。对这个根本特点的主要表现，毛泽东也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他首先指出，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对矛盾而言，相适应的一面即是其基本的与决定的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它的这种性质，集中表现在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能够使“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正因为它具有这样基本的、决定的一面，所以，才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表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与此同时，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比如所有制上的某些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等等，等等，还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存在矛盾，因而还必须继续探索和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尽管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这不适应的一面是处在非基本与非决定的地位，但如果对之不能及时地正确地不断予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就依然会在这些环节上受到阻碍。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也“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把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因此，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只不过，“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而已。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矛盾来说，也呈现着同样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虽然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矛盾中间，适应也是其基本的与决定的一面，但对不适应这一非基本与非决定的一面，同样绝不能忽视。如果忽视了，“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甚至使县委以上的干部逐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那么，“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05页。）。
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解决途径上的特殊性也做了系统性的科学揭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解决途径上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只要作为这个社会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还保持着其本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的矛盾运动，就不会导致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剧烈冲突，而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是在基本适应之下的不适应，所以就不需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各项改革，以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来达到矛盾的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要“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8页。）。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首先坚持这个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也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那样，“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都不讲了”，只是埋头搞事务，“不搞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很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就难免出现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甚至连党和国家都会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就会因此而出现逆转。
总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决途径特殊性的上述分析，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这个特殊性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而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而这一点的现实实现，则依赖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领导力量与思想灵魂的共产党与马列主义的存在。只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把共产党建设好，把广大人民教育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得到解决，才具备前提。否则，“某种暂时复辟”，就会成为“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到毛泽东做出上述分析的1956-1957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上述着眼于其特殊性的具体、深入的系统分析；而“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页。），就无从发现支配这一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当然也就会在涉足这一事物的实践中，由于盲目性的作祟而发生重大失误，甚至会招致彻底失败。毛泽东的上述分析，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有后人看来是必须加以发展、加以深化的地方，但是，他所取得的这些科学成果，却又正是这种发展、深化所必须由以出发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史上，也就永远具有着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开创性意义。
三
毛泽东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又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依据不同的人们在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不同的客观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不同关系，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进而为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是基础性、始源性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即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的与政治的社会关系。因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其实际的承当者，就只能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页。）。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正误，也正因为这样，而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对人与人之间具体矛盾的处理，并进而对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着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作用。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运动，因而，他就既不能正确认识、也不能正确处理在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之后，苏联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毛泽东是第一人；而由人们在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不同的客观地位入手，来分析由此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不同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为从现实的“人”的相互关系上，妥善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开辟了根本道路的，毛泽东还是第一人。
首先，毛泽东科学确立了区分两类矛盾的客观标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而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这两类矛盾，首先应该弄清楚的，就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首先依据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这种根本对立的客观地位而划分了“人民”和“敌人”的营垒之后，毛泽东进一步从范围上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同时，他又特别从性质上强调，“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如此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本身，就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认识史上，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理论创见；而毛泽东确立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标准，则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显然具有着十分重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同时，毛泽东又深刻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地位。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同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而，不仅这两类矛盾相互之间的比重，而且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都已经起了重大的与根本的变化。集中表现，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地位来说，已越来越处于突出位置；就比重来说，则成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最大部分的矛盾。即使是“现在的阶级斗争”，也只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总题目”（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对这个“总题目”处理得是否得当，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前途。
再者，毛泽东还系统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原则。毛泽东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他突出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虽然，“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是，“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始终“忠实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总的原则，而且，他还针对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各自不同的具体特点，提出了贯彻这个原则的各个不同的具体方针。比如，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要坚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坚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人民内部在科学、艺术领域中不同见解、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矛盾，要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等等。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总之，就是一定要通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又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题目”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则和完整方针。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通过对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题目”的正确解决，而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同样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把握上，确实存在着某些不足乃至偏误。比如，在对这个基本矛盾本身的认识上，总体揭示比较充分，具体研究尚待深入；又如，在如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问题上，对于通过完善、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清除旧社会在这方面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适应，高度重视，而对通过及时调整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不适应，则有所流失；再如，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对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这类矛盾，论述相当深入、全面，而对于如何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推进这类矛盾的解决，则有所忽视，这都是其中明显的不足。至于对作为这个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他由一开始对八大决议表述的保留（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到后来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再到最后走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则更显然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对这个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把握上的严重偏失。但是，不管毛泽东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多少偏失，却都并不能淹没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人类历史的演进，在许多极为重要的关节点上，都是依赖了为之开辟道路的“第一个”和“第一次”。虽然这些“第一个”、“第一次”往往并不那么完满，但人类历史却正是靠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才终于踏上了新的台阶。因此，不管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有什么不足，它们在人类历史上，却永久占有着远远超过“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无数后来者的开拓道路、肇启先机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上述系统揭示，他通过这种揭示而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所第一次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完整学说，作为引领人类通过社会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指导理论，将随着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延展，随着后人对这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科学真理首创形态的无比夺目的绚丽光辉。
作者：高宝柱
党史文汇 2003年03期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认识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即是由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就此而言，认识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从共性与个性的内在统一上，来把握它所特有的矛盾运动规律。建设社会主义，则不过是依据这些规律，来具体地、历史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和各个不同领域中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深入揭示了支配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系统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理论，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奠定了根本性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全局性的理论指南。
一
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头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总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做了总体性的科学揭示。但是，他却并没有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第8-9页。）。恩格斯和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曾分别指出，“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3页。），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37页。）。但他们使用的这个“基本矛盾”概念，主要是为了揭示上述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中，所占据的作为最终根源和集中表现的重要地位，而并没有赋予它以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8页。）。恩格斯更明确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但囿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却只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的方向，做出这样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预见，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作出系统和明确的科学分析。针对把“对抗”泛化为一切矛盾本质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并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第282页。）。但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列宁也没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做出完整、深刻的科学揭示。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后共达30年之久。应该说，他已经能够依据这样长时期的实践经验，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上，有所发现，有所建树。但思想上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却使他不但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反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已经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发生了严重的倒退。1938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只有两年，斯大林就宣称，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因而不会有经济危机，不会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611、625页。）。但是，客观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断冲击着上述的错误理论观点，迫使斯大林在他临逝世的前一年，不得不承认，“‘完全适合’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涵义，“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而这，还要以“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为前提。如果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8、611、625页。）。但直到最后，斯大林也“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有所进展，但却始终没有形成正确、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要求的科学理论体系。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波折，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中国国内不安定苗头的出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575页。），更把如何科学认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存在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特别是从把握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全部过程的基本矛盾来入手，明确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最为尖锐、也最为巨大的历史任务。
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以其极为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底和极其巨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勇气，承担和解决了这个历史任务。
还在195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为鉴，明确提出，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的“想法”，只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还特别强调和加写了一段话：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在并且也只能在矛盾产生和推移的无限过程中获得发展。只是，在这里，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已经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了在当时是最为深刻的辩证分析，但在理论上，却没有把它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加以一体概括，因而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把握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到了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大大推进了这个深化过程。这年年底，同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而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明确指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当然“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以“基本制度适合需要”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因而可以通过自身来“及时地加以调整”，而“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这里，已经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一体并列，作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根本性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这同样是第一次。只是，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明确地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念，来对之加以深入概括。
两个半月之后，也即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所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它的这个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贯通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发现。
二
毛泽东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另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在上述伟大发现的过程中，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固有的特殊内在性质和特殊解决途径，做出了系统性的深入揭示，从而为后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以之指导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奠定了牢固可靠的科学基础。
首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内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做了系统性的科学揭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相同”。就内在性质而言，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矛盾，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其内在性质上的根本特点。对这个根本特点的主要表现，毛泽东也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他首先指出，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对矛盾而言，相适应的一面即是其基本的与决定的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它的这种性质，集中表现在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能够使“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正因为它具有这样基本的、决定的一面，所以，才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表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与此同时，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比如所有制上的某些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等等，等等，还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存在矛盾，因而还必须继续探索和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尽管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这不适应的一面是处在非基本与非决定的地位，但如果对之不能及时地正确地不断予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就依然会在这些环节上受到阻碍。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也“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把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因此，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只不过，“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而已。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矛盾来说，也呈现着同样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虽然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矛盾中间，适应也是其基本的与决定的一面，但对不适应这一非基本与非决定的一面，同样绝不能忽视。如果忽视了，“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甚至使县委以上的干部逐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那么，“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05页。）。
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解决途径上的特殊性也做了系统性的科学揭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解决途径上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只要作为这个社会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还保持着其本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的矛盾运动，就不会导致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剧烈冲突，而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是在基本适应之下的不适应，所以就不需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各项改革，以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来达到矛盾的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要“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8页。）。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首先坚持这个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也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那样，“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都不讲了”，只是埋头搞事务，“不搞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很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就难免出现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甚至连党和国家都会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就会因此而出现逆转。
总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决途径特殊性的上述分析，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这个特殊性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而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而这一点的现实实现，则依赖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领导力量与思想灵魂的共产党与马列主义的存在。只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把共产党建设好，把广大人民教育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得到解决，才具备前提。否则，“某种暂时复辟”，就会成为“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到毛泽东做出上述分析的1956-1957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上述着眼于其特殊性的具体、深入的系统分析；而“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页。），就无从发现支配这一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当然也就会在涉足这一事物的实践中，由于盲目性的作祟而发生重大失误，甚至会招致彻底失败。毛泽东的上述分析，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有后人看来是必须加以发展、加以深化的地方，但是，他所取得的这些科学成果，却又正是这种发展、深化所必须由以出发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史上，也就永远具有着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开创性意义。
三
毛泽东在揭示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又一个巨大历史贡献，就是依据不同的人们在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不同的客观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不同关系，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进而为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是基础性、始源性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即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的与政治的社会关系。因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其实际的承当者，就只能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页。）。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正误，也正因为这样，而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对人与人之间具体矛盾的处理，并进而对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着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作用。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运动，因而，他就既不能正确认识、也不能正确处理在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之后，苏联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毛泽东是第一人；而由人们在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不同的客观地位入手，来分析由此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不同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为从现实的“人”的相互关系上，妥善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开辟了根本道路的，毛泽东还是第一人。
首先，毛泽东科学确立了区分两类矛盾的客观标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而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这两类矛盾，首先应该弄清楚的，就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首先依据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处的这种根本对立的客观地位而划分了“人民”和“敌人”的营垒之后，毛泽东进一步从范围上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同时，他又特别从性质上强调，“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如此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本身，就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认识史上，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理论创见；而毛泽东确立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标准，则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显然具有着十分重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同时，毛泽东又深刻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地位。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同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而，不仅这两类矛盾相互之间的比重，而且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都已经起了重大的与根本的变化。集中表现，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地位来说，已越来越处于突出位置；就比重来说，则成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最大部分的矛盾。即使是“现在的阶级斗争”，也只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总题目”（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对这个“总题目”处理得是否得当，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前途。
再者，毛泽东还系统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原则。毛泽东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他突出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虽然，“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但是，“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始终“忠实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总的原则，而且，他还针对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各自不同的具体特点，提出了贯彻这个原则的各个不同的具体方针。比如，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要坚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坚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人民内部在科学、艺术领域中不同见解、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矛盾，要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等等。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总之，就是一定要通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又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题目”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则和完整方针。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通过对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题目”的正确解决，而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同样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把握上，确实存在着某些不足乃至偏误。比如，在对这个基本矛盾本身的认识上，总体揭示比较充分，具体研究尚待深入；又如，在如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问题上，对于通过完善、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清除旧社会在这方面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适应，高度重视，而对通过及时调整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不适应，则有所流失；再如，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对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这类矛盾，论述相当深入、全面，而对于如何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推进这类矛盾的解决，则有所忽视，这都是其中明显的不足。至于对作为这个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他由一开始对八大决议表述的保留（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到后来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横排版第356、373-374、318-319、374、373、356、357、319、364、375、357、459、365、371、368-369、371、370、454、456-457、475页。），再到最后走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则更显然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对这个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把握上的严重偏失。但是，不管毛泽东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多少偏失，却都并不能淹没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人类历史的演进，在许多极为重要的关节点上，都是依赖了为之开辟道路的“第一个”和“第一次”。虽然这些“第一个”、“第一次”往往并不那么完满，但人类历史却正是靠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才终于踏上了新的台阶。因此，不管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有什么不足，它们在人类历史上，却永久占有着远远超过“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无数后来者的开拓道路、肇启先机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上述系统揭示，他通过这种揭示而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所第一次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完整学说，作为引领人类通过社会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指导理论，将随着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延展，随着后人对这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科学真理首创形态的无比夺目的绚丽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