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荷尔德林
长江
很多同行同事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我今年选择来德国图宾根做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考虑学术水平名气之类（尽管这里出了黑格尔、腾尼斯和达伦道夫），而是因为这里有诗人荷尔德林。我对荷尔德林，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好像曾经是朋友，但他突然消失到另一个世纪中去了，好像我正想对他继续说什么，“哎，我觉得„„”，但转过身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这种感觉怎么来的？我常常问自己，好像又是一种什么“潜意识”或“情结”。
我最早是从海子那里听说“荷尔德林”这个名字的，说到海子，又引发出一些燕园旧事的回忆。我和海子不算真正“认识”，只是在当时高校文学圈的某些聚会中见过面，他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但因为年级高，总好像属于另一拨人，看我们都是俯视。按北大当时的分类,我当时不算 “搞文学的”，但我给他们的整个感觉可能很可靠，他们就不拿我当外人，当着我什么都说，什么都骂，什么都干„„现在我常常感到有点滑稽的是，这些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就变成“回忆”了，而实际上不过是当时日常杂七杂八胡闹的故事，现在的人们，还要从“风入松”之类大书店浩瀚的精美的书籍中去解读和继承，而很多有趣的的当事人们，这些年好像都沉到海底去了，反而很少出来讲述那些事情。
海子很喜欢荷尔德林，严格地说，是“最”喜欢荷尔德林。海子死后，一天傍晚，大家在北大29楼前搞露天纪念会，会上还提到荷尔德林，有的人认为荷氏的影响，是他自杀的原因之
一。海子纪念会，实际上是89年那个多事之春北大的第一次集会（但当时不是圈内人，未必知道此事）。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穷追某女生未遂的学生干部，情绪沮丧又不愿流露，不知什么心理机制作用，那天打扮极夸张，穿一深蓝色长风衣，大黑墨镜，很另类地站在人群后面，这和他平时春风少年的服装风格迥异。我还和另一个哥们儿站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私下议论，某某这身打扮也太“全副武装”了„„
海子的死，大家吃惊，但又不完全意外。他生命的精彩，就是一直和死亡融为一体，只可惜当时的政治激情，使得这一精彩的生与死，被涂鸦一样涂抹了浅薄短命的政治油彩，以至于等到激烈的争斗散去，海子的生死，也这么稀里糊涂地随风而散了，好像一个本来严肃的葬礼，大家正抬着棺木向墓地走，突然来了卖彩票的，人们纷纷放下棺木，蜂拥而去，赢了的吃喝玩乐，输了的落草为寇，而那口棺木就扔在半道上„„
可话也说回来,只因为那是棺材，如果是一个结婚坐骄子的，又会如何，坐轿的也会跳出来随大家一起奔过去，或自己步行回家？可能这就是“活着”的好处，中国的婚礼和葬礼都是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死人，另一个是活人。为什么结婚是“喜事”，不过因为是活着罢了！
后来很多年，这种意像，总在我脑中浮现，每每遇到抬棺木，就想到海子，我那年在云南做田野调查，参加过几次当地的那种葬礼，也都要抬棺木。当地的礼仪很严，一切都按各种关系排序，本来我是外人，没有角色，但族长对我说，你就按本家亲戚算吧。当地“本家亲戚”就是一个爷爷的，要披全孝，就是用白布从头到脚都披上，腰上也系白布，站成两排，举松明火把，天亮后要轮流抬棺材爬几个小时的山路，沿途鸣枪等。当时在摇曳的光影里和抬棺的路上，我就闪念联想到海子。
前几天，在这边帮助别人准备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讲座，我建议其中播放几部中国电影片断，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德语译成“回家的路”），其中后来在夜色雪野上抬棺送葬的人群，又唤起我这一类联想。我总觉得，海子的棺材，还扔在1989年的路上„„
总感到一种“造孽”的心情，这种感受，和现在人们每每提到的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去很远。
常常觉得欣慰的，就是在那一年，为了纪念海子，《世界文学》发表了他的遗作《我喜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那篇文章我读过多次，好像前不久和朋友喝酒，谈起荷尔德林，还拿出来读过，但现在说起来，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引述了几段荷尔德林的诗，“英雄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诗人何为，在神圣的黑夜，他走遍大地„„”。
后来读赫尔德林的诗，因为翻译的不同，这些话变成了好像不相关的另一些话，简直令我绝望，从此几乎不再读翻译的诗了。我后来屡屡产生过学德语的念头，深层意识里就是为了读荷尔德林的诗，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会觉得很离谱，但却是我真实的想法，最重要的证明，就是我事实上一直没有真正学会德语。如果不是为了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缥缈的动机，而是什么现实的目的，那凭着目前的便利条件，早就学会了。
今年做交流项目，本来有很多选择，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印度都有，包括哈佛的项目，学校还专门打来电话说我今年肯定能去云云，但我一看到图宾根，想到荷尔德林，别的选择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一次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我说“我想去图宾根看看荷尔德林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但来到图宾根后，我一直没有去参观荷尔德林故居。距离很近，就在Neckar河边，从我办公室随便走几步就到了，平时也常常路过，今天下午去火车站那边办事还路过。其实，我刚到图宾根那天就按照旅游手册的指点，找到了那里，到了门前，在那个建筑旁看了半天，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人在门口等，我没有进去，因为觉得不是那种心情，太像个旅游的。我想另找一个时间，确实没有别的事情，花一个整天去，细细看看。现在每天去研究所，如果坐公交车，都是在“大学-荷尔德林街”（Uni-Hoelderlinstrasse）那一站下车，天天如此，就觉得一切都很近，不会失去，好像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去他们德语培训中心，听到一个女教师在介绍图宾根时，很动感情地谈到荷尔德林，我感到她好像对荷尔德林的东西很熟，也情有独钟，就找她问，她说她就是学日耳曼文学出身的，喜欢荷尔德林。我就问她能不能帮我介绍几首荷尔德林的诗，有时间给我讲一讲，我想读一读德语原文，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她很高兴地一口答应。我也问她在德语世界，人们是不是觉得荷尔德林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导向，因为在中国我认识的一个最好的诗人，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都是喜欢荷尔德林，结果都自杀了，我这次来图宾根，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来寻访荷尔德林的，她怎么看？她说，荷尔德林的东西，确实很特别，在德国也不是人人都懂，他执著地追寻古希腊精神的真谛，他的语言，非常复杂，深受他所诠释的古希腊古典文化影响，他的东西，实际上非常深刻反映近现代德国精神文化内涵，后来精神失常后，亲属把他接回来，住在这里，他的文风也变了很多，更为复杂。
我和他提到的中国的诗人，当然就是海子了，而另一个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指去年自杀的吴
涛。原来能和我谈荷尔德林最多的，就是吴涛。他有一些关于荷尔德林的书，也有诗集，有时来我家这边，还带过来，议论几句，记得他在那里感叹，“铁铸的摇篮，铁铸的，是铸的，不是用铁丝什么的编的，你说，他刚出生就要放到铁铸的摇篮里，这种力度，你说就咱们现在这帮人怎么能„„”。 朋友们大多觉得吴涛是一个内向、拘谨、沉默的人，其实我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吴涛来我这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感受，妙语连珠，总是在用一种他本人仅有的语言，表达一种仅仅他本人才有的想法。记得有一天，从下午开始，偶然谈到他的一位亲戚，本来是一个随便一带而过的话题，但不知怎么就由此展开，他一直在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描述这位亲戚，居然从下午一直谈到我们出去吃晚饭，喝酒，又回到住处，到了半夜，但一点都不觉得重复和厌倦，像我这么个能侃的人，竟然完全沦为地地道道的听众，而且一再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吴涛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和我在我家过的，除夕夜，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我家席地而坐，喝白酒，听蒙古民歌，还谈到荷尔德林。
铁锋说，他死的前一天，还躺在柏油路上，看天上的星星，这就是那个“神圣的黑夜”么？
我至今觉得奇怪的是，给吴涛收拾遗物的时候，我负责整理保存他的书，但我在收拾他的房间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那些关于荷尔德林的书，这一直让我疑惑。他带着这些书走了，为什么呢？去了哪里呢？
其实我只读过很少几首荷尔德林的诗，都是翻译的，现在越来越拿不准那就是荷尔德林本人的作品。假如那位德语教师真的帮忙，我想读一读原文，听荷尔德林本人怎么说，他毕竟是在疯狂的精神病状态下生活了36年的人，比尼采的10年长多了，差不多赶上我现在的年龄了，他懂的事情肯定比我多，而他的作品，恐怕要再疯狂360年，3600年，谁知道呢？
说起荷尔德林
长江
很多同行同事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我今年选择来德国图宾根做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考虑学术水平名气之类（尽管这里出了黑格尔、腾尼斯和达伦道夫），而是因为这里有诗人荷尔德林。我对荷尔德林，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好像曾经是朋友，但他突然消失到另一个世纪中去了，好像我正想对他继续说什么，“哎，我觉得„„”，但转过身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这种感觉怎么来的？我常常问自己，好像又是一种什么“潜意识”或“情结”。
我最早是从海子那里听说“荷尔德林”这个名字的，说到海子，又引发出一些燕园旧事的回忆。我和海子不算真正“认识”，只是在当时高校文学圈的某些聚会中见过面，他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但因为年级高，总好像属于另一拨人，看我们都是俯视。按北大当时的分类,我当时不算 “搞文学的”，但我给他们的整个感觉可能很可靠，他们就不拿我当外人，当着我什么都说，什么都骂，什么都干„„现在我常常感到有点滑稽的是，这些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就变成“回忆”了，而实际上不过是当时日常杂七杂八胡闹的故事，现在的人们，还要从“风入松”之类大书店浩瀚的精美的书籍中去解读和继承，而很多有趣的的当事人们，这些年好像都沉到海底去了，反而很少出来讲述那些事情。
海子很喜欢荷尔德林，严格地说，是“最”喜欢荷尔德林。海子死后，一天傍晚，大家在北大29楼前搞露天纪念会，会上还提到荷尔德林，有的人认为荷氏的影响，是他自杀的原因之
一。海子纪念会，实际上是89年那个多事之春北大的第一次集会（但当时不是圈内人，未必知道此事）。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穷追某女生未遂的学生干部，情绪沮丧又不愿流露，不知什么心理机制作用，那天打扮极夸张，穿一深蓝色长风衣，大黑墨镜，很另类地站在人群后面，这和他平时春风少年的服装风格迥异。我还和另一个哥们儿站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私下议论，某某这身打扮也太“全副武装”了„„
海子的死，大家吃惊，但又不完全意外。他生命的精彩，就是一直和死亡融为一体，只可惜当时的政治激情，使得这一精彩的生与死，被涂鸦一样涂抹了浅薄短命的政治油彩，以至于等到激烈的争斗散去，海子的生死，也这么稀里糊涂地随风而散了，好像一个本来严肃的葬礼，大家正抬着棺木向墓地走，突然来了卖彩票的，人们纷纷放下棺木，蜂拥而去，赢了的吃喝玩乐，输了的落草为寇，而那口棺木就扔在半道上„„
可话也说回来,只因为那是棺材，如果是一个结婚坐骄子的，又会如何，坐轿的也会跳出来随大家一起奔过去，或自己步行回家？可能这就是“活着”的好处，中国的婚礼和葬礼都是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死人，另一个是活人。为什么结婚是“喜事”，不过因为是活着罢了！
后来很多年，这种意像，总在我脑中浮现，每每遇到抬棺木，就想到海子，我那年在云南做田野调查，参加过几次当地的那种葬礼，也都要抬棺木。当地的礼仪很严，一切都按各种关系排序，本来我是外人，没有角色，但族长对我说，你就按本家亲戚算吧。当地“本家亲戚”就是一个爷爷的，要披全孝，就是用白布从头到脚都披上，腰上也系白布，站成两排，举松明火把，天亮后要轮流抬棺材爬几个小时的山路，沿途鸣枪等。当时在摇曳的光影里和抬棺的路上，我就闪念联想到海子。
前几天，在这边帮助别人准备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讲座，我建议其中播放几部中国电影片断，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德语译成“回家的路”），其中后来在夜色雪野上抬棺送葬的人群，又唤起我这一类联想。我总觉得，海子的棺材，还扔在1989年的路上„„
总感到一种“造孽”的心情，这种感受，和现在人们每每提到的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去很远。
常常觉得欣慰的，就是在那一年，为了纪念海子，《世界文学》发表了他的遗作《我喜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那篇文章我读过多次，好像前不久和朋友喝酒，谈起荷尔德林，还拿出来读过，但现在说起来，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引述了几段荷尔德林的诗，“英雄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诗人何为，在神圣的黑夜，他走遍大地„„”。
后来读赫尔德林的诗，因为翻译的不同，这些话变成了好像不相关的另一些话，简直令我绝望，从此几乎不再读翻译的诗了。我后来屡屡产生过学德语的念头，深层意识里就是为了读荷尔德林的诗，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会觉得很离谱，但却是我真实的想法，最重要的证明，就是我事实上一直没有真正学会德语。如果不是为了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缥缈的动机，而是什么现实的目的，那凭着目前的便利条件，早就学会了。
今年做交流项目，本来有很多选择，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印度都有，包括哈佛的项目，学校还专门打来电话说我今年肯定能去云云，但我一看到图宾根，想到荷尔德林，别的选择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一次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我说“我想去图宾根看看荷尔德林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但来到图宾根后，我一直没有去参观荷尔德林故居。距离很近，就在Neckar河边，从我办公室随便走几步就到了，平时也常常路过，今天下午去火车站那边办事还路过。其实，我刚到图宾根那天就按照旅游手册的指点，找到了那里，到了门前，在那个建筑旁看了半天，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人在门口等，我没有进去，因为觉得不是那种心情，太像个旅游的。我想另找一个时间，确实没有别的事情，花一个整天去，细细看看。现在每天去研究所，如果坐公交车，都是在“大学-荷尔德林街”（Uni-Hoelderlinstrasse）那一站下车，天天如此，就觉得一切都很近，不会失去，好像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去他们德语培训中心，听到一个女教师在介绍图宾根时，很动感情地谈到荷尔德林，我感到她好像对荷尔德林的东西很熟，也情有独钟，就找她问，她说她就是学日耳曼文学出身的，喜欢荷尔德林。我就问她能不能帮我介绍几首荷尔德林的诗，有时间给我讲一讲，我想读一读德语原文，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她很高兴地一口答应。我也问她在德语世界，人们是不是觉得荷尔德林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导向，因为在中国我认识的一个最好的诗人，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都是喜欢荷尔德林，结果都自杀了，我这次来图宾根，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来寻访荷尔德林的，她怎么看？她说，荷尔德林的东西，确实很特别，在德国也不是人人都懂，他执著地追寻古希腊精神的真谛，他的语言，非常复杂，深受他所诠释的古希腊古典文化影响，他的东西，实际上非常深刻反映近现代德国精神文化内涵，后来精神失常后，亲属把他接回来，住在这里，他的文风也变了很多，更为复杂。
我和他提到的中国的诗人，当然就是海子了，而另一个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指去年自杀的吴
涛。原来能和我谈荷尔德林最多的，就是吴涛。他有一些关于荷尔德林的书，也有诗集，有时来我家这边，还带过来，议论几句，记得他在那里感叹，“铁铸的摇篮，铁铸的，是铸的，不是用铁丝什么的编的，你说，他刚出生就要放到铁铸的摇篮里，这种力度，你说就咱们现在这帮人怎么能„„”。 朋友们大多觉得吴涛是一个内向、拘谨、沉默的人，其实我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吴涛来我这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感受，妙语连珠，总是在用一种他本人仅有的语言，表达一种仅仅他本人才有的想法。记得有一天，从下午开始，偶然谈到他的一位亲戚，本来是一个随便一带而过的话题，但不知怎么就由此展开，他一直在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描述这位亲戚，居然从下午一直谈到我们出去吃晚饭，喝酒，又回到住处，到了半夜，但一点都不觉得重复和厌倦，像我这么个能侃的人，竟然完全沦为地地道道的听众，而且一再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吴涛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和我在我家过的，除夕夜，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我家席地而坐，喝白酒，听蒙古民歌，还谈到荷尔德林。
铁锋说，他死的前一天，还躺在柏油路上，看天上的星星，这就是那个“神圣的黑夜”么？
我至今觉得奇怪的是，给吴涛收拾遗物的时候，我负责整理保存他的书，但我在收拾他的房间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那些关于荷尔德林的书，这一直让我疑惑。他带着这些书走了，为什么呢？去了哪里呢？
其实我只读过很少几首荷尔德林的诗，都是翻译的，现在越来越拿不准那就是荷尔德林本人的作品。假如那位德语教师真的帮忙，我想读一读原文，听荷尔德林本人怎么说，他毕竟是在疯狂的精神病状态下生活了36年的人，比尼采的10年长多了，差不多赶上我现在的年龄了，他懂的事情肯定比我多，而他的作品，恐怕要再疯狂360年，3600年，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