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美丽的珠穆朗玛峰，巍峨的雪山，美丽的旗云，牧人与牦牛为伴，蓝天与雪山争辉。然而美丽的景色并不能消除你的缺氧。几吨重的电视拍摄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在海拔6300米的地方它的重量会让人感到增加了十倍甚至几十倍。虽然有登山运动员的协助，但是电视设备必须我们自己安装。4个小时过去了，当一切就绪的时候，我们珠峰报道组的每一个人都几乎要瘫痪了。美丽的珠峰开始变得模糊，蔚蓝的天空也变得昏黄，缺氧已经开始侵袭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吃饭，没有人喝水，甚至没有人说话。这是一个最难熬的夜晚，大风、寒冷，满嘴的黄沙；这是一个极度疲惫的夜晚，半梦半醒，窒息，梦话；这是我们到达珠峰的一个难忘夜晚，这个夜晚预示着珠峰报道小组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极其难忘的艰苦岁月。 一面鲜艳的党旗被挂在绿色的棉帐篷里，醒目、亲切，给我们带来力量。珠峰报道临时党小组成立了，成员张海鹏、王亚民、崔霞、张萌，加上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常青。我们举起右手，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庄严神圣，心潮澎湃。在海拔6300米，一切都在升华，帐篷里好像平添了许多宝贵的氧气，每个人的面庞荡漾着光彩。 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的这几十天里，几十条新闻已经陆续传回北京。在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坚强的意志挑战着生命的极限。吃饭好像吃药，每个菜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干涩。黄沙无处不在，饭盒里，鞋子里，睡袋里和编辑机里。大风是这里的常客，白天八级，晚上十级，出镜记者站不稳，摄像记者扶不稳，但是每一个党员的信念却如磐石一样坚定。在绒布冰川，在十级风力的珠峰脚下，珠峰报道组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一组组最生动的新闻画面。 张海鹏，刚刚从南极回来，又踏上珠峰报道的道路。由于身体没有得到全面恢复，登上高原后高山反应曾经非常严重。第一天夜里整夜未眠，心跳将近180次，吃了一整瓶的速效救心丸，那一夜极度盼望天明。后来，随着身体的适应，每天负责拍摄新闻、传送新闻、维修设备。他经常告诫年轻的同志，作为一个记者身份的党员，在最艰难的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挺身而出。 王亚民，此次报道的临时队长，任期大约25天。尽管高山反应不太强烈，但是每天要和咽炎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觉得在氧气只有北京40%的地方当领导，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缺氧+操心=头疼欲裂和生不如死。在珠峰的这段日子里，曾经动摇过，后悔过，但是每次看到鲜红的党旗就告诫和鼓励自己，希望自己能登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或者更高的地方。 崔霞，嘴肿得像香肠，眼睛肿得像铜铃。这两天腿突然不行了，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但是对新闻的执着和热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一直激励着她，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次珠峰报道，把最生动的新闻，在第一时间内传递给观众。 张萌，23岁的她是此次报道中最年轻的记者，在前期一个月的先期报道中，在经过青藏公路、藏北无人区里的高紫外线照射、风沙吹打以后，已经被大家谑称为野人。虽然已经无数次梦回淑女，虽然经常裹在寒冷的帐篷里因想家而哭泣，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入党四年的老党员，于是就坚强起来。 常青，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虽然不是党员，但是他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天除了在大风沙中拍摄新闻，还要负责传送新闻，经常要工作到夜里两点，早晨很早起床去拉发电机。他说，他要在珠峰的艰苦环境中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具体行动。 从北京到拉萨，从拉萨到珠峰脚下，鲜红的党旗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要用我们对于党的无比忠诚，对电视事业的无比热爱，让鲜红的党旗在海拔6300米处更加鲜艳。 进驻珠峰的日子 王亚民 2005年4月8日夜里，我被自己的呼吸憋醒。在此后的10多天里，每天凌晨4点钟都会在近乎窒息的感觉中醒来。从4点多到9点钟起床这段时间，由于极度缺氧不能入睡，只能在零下20多度的帐篷内，蜷缩在冰冷的睡袋里，想象着现在北京美好的天气。每天5个多小时的浅睡眠会让你觉得睡得很累，帐篷里温度很低，你会发现桌上的矿泉水结着冰坨，然后用10分钟穿上毛衣，10分钟穿上毛裤，10分钟穿上绒裤，10分钟穿上上衣，然后是喘息，然后毅然却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并不温暖的睡袋。咽炎是我体检惟一的毛病，然而咽炎在珠峰却变得极为痛苦，每天起床后，嗓子好像被粘住了，你得慢慢地咽口水，把嗓子浸湿，然后是刺痒般的干咳。没有热水，起床后只能用结着冰丝的湿纸巾擦脸，用结着冰丝的漱口水刷牙，几天没有洗脚，没有洗澡，身上是馊的，脚丫子是发粘的，然后伸进冰凉的鞋子里，想想都会起鸡皮疙瘩，吃饭了，拿着没有洗过的餐盒，顶着8级的大风，50米不到的距离，却让你感觉很长，所有的饭菜都是一个味道，因为厚厚的舌苔，已经品尝不出什么味道，吃饭就像吃药，得使劲咽，得用水冲。珠峰的风沙很大，帐篷里也一样，沙子打到露出的肉上，真难受。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拉发电机，我、常青、海鹏大叔，轮流上阵，经过零下20多度的长夜，发电机像个石头，任你缺氧休克，就是不发动，半个小时后，发动机极不情愿地发出声响，这时三个人已经面无人色。 拍新闻，4月10日这天我和常青出去拍珠峰隆升的新闻，阵风10级，一张嘴，出镜词还没有出口，就被一阵风噎了回去，一口沙子糊到嘴里，嗓子里，牙齿上都是。再看常青，被两个藏族小伙子一把抱住，机器砸到鼻子上，已经有血浸出来了，还好，机器没事。湿纸巾擦了两块，血还在流，“没事，快拍吧，趁这会儿风小。”常青说。4个多小时，这条新闻才完成，由于没有戴眼镜，我眼睛被沙子打得红肿起来，晚上睡觉时，一跳一跳的疼。晚上编片子，编辑机又出故障了，这是我们带来的三台编辑机中，惟一能使用的一台了。常青和海鹏只好拿出工具自己修了，麂皮和酒精擦完磁头，机器终于能用了，张海鹏实在太累了，一屁股坐到后面的纸箱子上，没想到的是，坐到了刚打来的一盆热菜粥上，一帮人赶紧过来又擦又拍打。 “回北京后我要热爱每一天！”这是一天下来，三个大男人躺在被窝里不变的话题。但是每当看到军用帐篷里那面鲜艳的党旗，每个人变得无语，眼睛里开始闪烁着晶莹的东西，于是每个人开始有了力量，信念就更坚定了。听说这几天，每个记者都在打听海拔6500米营地的情况，有的人开始进行体能训练，海拔6500米，或者更高，我们要把鲜红的党旗和中央台的台旗插到那里。我们是普通的人，所以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也会自私，面对困难我们也会害怕和彷徨，我们是党员，我们是央视记者，所以我们会克服甚至忘记我们作为普通人的那些弱点而坚强起来，让我们为我们心中的目标，前进、求索，甚至献出我们的一切。 珠峰的风和风中的珠峰 崔霞 能去一趟珠峰，一直是我的梦想。在今年4月，我作为对珠峰高程测量和中科院珠峰科学考察进行现场报道的女记者，来到了神秘而又美丽的珠穆朗玛峰，海拔８８４８．１３米的“地球身高”真的会改写吗？我将在地球之巅――珠峰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现场报道。 4月8日中午12点半，在经历了几天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和我们报道组一行5人，来到了珠峰大本营，这里的海拔是5200米。刚到大本营的第一天，一种新闻的直觉马上提醒我们，必须马上拍摄。于是我们顾不上休息，扔下行李，架机器拍摄新闻。这天，珠峰的风很大，可是我们全然没有感觉，拍完新闻、传完稿件和图象，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的十点。可能是由于晚上做节目分散了注意力，当我回到帐篷，躺在睡袋里，才感觉头痛欲裂，心跳得特别快，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一夜没眠，外面的风把帐篷吹得呼呼地响，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20多度，躺在睡袋里的我惟一的感受就是：风别把帐篷吹垮了。
4月10日，是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的第三天，这天的风力达到了8级，而瞬间的风力则达到了11级。早上10点如约来到中科院的营地，前往这次的拍摄地点――海拔5300米的绒布冰川的冰碛物上进行采访。一路走来，由于风太大，要爬上一个山坡对于我来说，可就更加艰难了，因为坡太陡，我只好用手趴在地上，一步步往上爬，幸亏有康老师帮忙，他在前面还能用手拉着我，后面是张大叔，他还能在我摔下去以后，托我一把，等我爬到山上的时候，我已经是满嘴、满脸都是沙子，以至于在场的人都笑我：抹了天然的防晒霜。 站在空旷的冰碛物上，被风一吹，人都站不稳，摄像机被风一刮，随时都有可能吹倒在地，张大叔和德嘎、次旦老师三人得紧紧地把摄像机抱住，因为气温太低，他们三人还得轮流在怀里焐焐摄像机。出镜和采访可就更艰难了，本来人就被风吹得站不稳，风一吹，尘土飞扬，眼睛根本睁不开，说着说着就得停下，而我的采访对象康老师和杨老师还得充当我的“保镖”，因为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风吹倒，幸亏两位老师把我给拉住，我才幸免“遇难”。几天采访下来，我的眼睛、嘴全肿了。再加上气温太低，腿也被冻出了毛病，现在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站在珠峰脚下，看着风中的珠峰，我默默地祈祷，希望我们这次珠峰报道能够圆满成功。 来吧，珠峰 常青 初到珠峰大本营，顾不上高原反应。大家二话没说开始了工作。于是架机器的架机器、找科学家的找科学家、拍片子的拍片子忙碌起来。我架好编辑机，接好线，抡起机器开始拍摄，才意识到这是海拔5200米的珠峰，肺像是炸了一样，脑袋瓜子里像有一趟火车左冲右撞，四肢无力，眼睛发黑。才想起了上山前于老师（有着十六次上珠峰经验的老登山队员）的叮嘱――一上到大本营先不要动，一定先躺两天，要不铁人也受不了。等片子传回北京，我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环顾四周，天呀，上来前还生龙活虎的队员们，都已腊黄了脸，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 不曾想，真正的煎熬在晚上。首先是难以想象的低温，零下26摄氏度，恐怖！一摸睡袋――冰凉！怎么进呀？穿着厚衣裳睡吧！“来吧！”王队长一声大叫，我们三个硬着头皮进到了睡袋！顿时帐篷里传来了整齐有序地上牙撞下牙的声音。睡觉不能翻身想象得到吗？这就是珠峰大本营的夜晚！除了身体周边一厘米半径内是热的，其他地方是万万不可接触的。身体僵硬地睡到了半夜，天呀！想半夜上个厕所！怎么出去呀，扛着！再坚持，天亮了！ ����睁开眼睛――是土。被夜间8级大风，12级阵风搅到帐篷里的土。没有水洗脸，哈！！幸亏准备了湿纸巾，一摸，完了，全冻上了。就这么凑合着吧，起床。把饭盆里的土倒出去。打了一盆粥，于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吃饭也是个力气活。一口气吸上几口，再紧急呼吸几个来回，几次下来就丧失了吃下去的决心。但早饭是一定要吃的。因为珠峰大本营的午饭要等到两点。 “发电机”是三个男组员心中永远地痛！三个大老爷们，我，队长亚民，大叔，轮流上阵，你拉几下我来几下，两轮下来，三个人围着发电机大喘粗气。任我们如何努力，它就是不发动。同样关上它也需要付出相等的代价。传完片子，夜里两点。三个人，全副武装，扑向它，关上。跑回来，同样地大喘着粗气。 那是一个10级阵风的日子，队长亚民和我拍一个关于珠峰原始高度的片子，才真切地领略到人比自然的渺小。在风里，根本站不住，张不开嘴。王亚民，一米八的个子，体重80公斤以上，出现场，东倒西歪――“观众――朋友――吓！”一口沙子，没词了。因为有两个藏族哥们在一旁扶着，我的摄像机变成了五脚架。 两个女队员，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她们是崔霞、张萌。两个标准的江南美女。珠峰的几天下来，一个瘸了腿，一个肿了脸。脸不洗、牙不刷，成了鱼沉雁落，没有一分生气。但工作起来却让人“胆战心惊”，我们三个大老爷们最怕二位美女来我们的帐篷。她们一来一准就是又有选题了。我们还能说什么，整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海鹏大叔――著名的“三极片”摄像师（去过南极、北极、珠峰），采访部里国宝一级的人物。高山反应较重，心脏跳动次数单分钟曾超过150下。从未言过退却。厉害！ 条件虽然恶劣，我们热情依然高涨。战斗中的岁月使我们团结如一人。让风更大些吧！让空气再稀薄些吧！发电机我要让你彻底驯服！湿纸巾任你冻成冰块！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这就是美丽的珠穆朗玛峰，巍峨的雪山，美丽的旗云，牧人与牦牛为伴，蓝天与雪山争辉。然而美丽的景色并不能消除你的缺氧。几吨重的电视拍摄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在海拔6300米的地方它的重量会让人感到增加了十倍甚至几十倍。虽然有登山运动员的协助，但是电视设备必须我们自己安装。4个小时过去了，当一切就绪的时候，我们珠峰报道组的每一个人都几乎要瘫痪了。美丽的珠峰开始变得模糊，蔚蓝的天空也变得昏黄，缺氧已经开始侵袭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吃饭，没有人喝水，甚至没有人说话。这是一个最难熬的夜晚，大风、寒冷，满嘴的黄沙；这是一个极度疲惫的夜晚，半梦半醒，窒息，梦话；这是我们到达珠峰的一个难忘夜晚，这个夜晚预示着珠峰报道小组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极其难忘的艰苦岁月。 一面鲜艳的党旗被挂在绿色的棉帐篷里，醒目、亲切，给我们带来力量。珠峰报道临时党小组成立了，成员张海鹏、王亚民、崔霞、张萌，加上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常青。我们举起右手，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庄严神圣，心潮澎湃。在海拔6300米，一切都在升华，帐篷里好像平添了许多宝贵的氧气，每个人的面庞荡漾着光彩。 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的这几十天里，几十条新闻已经陆续传回北京。在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坚强的意志挑战着生命的极限。吃饭好像吃药，每个菜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干涩。黄沙无处不在，饭盒里，鞋子里，睡袋里和编辑机里。大风是这里的常客，白天八级，晚上十级，出镜记者站不稳，摄像记者扶不稳，但是每一个党员的信念却如磐石一样坚定。在绒布冰川，在十级风力的珠峰脚下，珠峰报道组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一组组最生动的新闻画面。 张海鹏，刚刚从南极回来，又踏上珠峰报道的道路。由于身体没有得到全面恢复，登上高原后高山反应曾经非常严重。第一天夜里整夜未眠，心跳将近180次，吃了一整瓶的速效救心丸，那一夜极度盼望天明。后来，随着身体的适应，每天负责拍摄新闻、传送新闻、维修设备。他经常告诫年轻的同志，作为一个记者身份的党员，在最艰难的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挺身而出。 王亚民，此次报道的临时队长，任期大约25天。尽管高山反应不太强烈，但是每天要和咽炎做“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觉得在氧气只有北京40%的地方当领导，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缺氧+操心=头疼欲裂和生不如死。在珠峰的这段日子里，曾经动摇过，后悔过，但是每次看到鲜红的党旗就告诫和鼓励自己，希望自己能登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或者更高的地方。 崔霞，嘴肿得像香肠，眼睛肿得像铜铃。这两天腿突然不行了，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但是对新闻的执着和热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一直激励着她，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次珠峰报道，把最生动的新闻，在第一时间内传递给观众。 张萌，23岁的她是此次报道中最年轻的记者，在前期一个月的先期报道中，在经过青藏公路、藏北无人区里的高紫外线照射、风沙吹打以后，已经被大家谑称为野人。虽然已经无数次梦回淑女，虽然经常裹在寒冷的帐篷里因想家而哭泣，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入党四年的老党员，于是就坚强起来。 常青，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虽然不是党员，但是他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天除了在大风沙中拍摄新闻，还要负责传送新闻，经常要工作到夜里两点，早晨很早起床去拉发电机。他说，他要在珠峰的艰苦环境中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具体行动。 从北京到拉萨，从拉萨到珠峰脚下，鲜红的党旗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要用我们对于党的无比忠诚，对电视事业的无比热爱，让鲜红的党旗在海拔6300米处更加鲜艳。 进驻珠峰的日子 王亚民 2005年4月8日夜里，我被自己的呼吸憋醒。在此后的10多天里，每天凌晨4点钟都会在近乎窒息的感觉中醒来。从4点多到9点钟起床这段时间，由于极度缺氧不能入睡，只能在零下20多度的帐篷内，蜷缩在冰冷的睡袋里，想象着现在北京美好的天气。每天5个多小时的浅睡眠会让你觉得睡得很累，帐篷里温度很低，你会发现桌上的矿泉水结着冰坨，然后用10分钟穿上毛衣，10分钟穿上毛裤，10分钟穿上绒裤，10分钟穿上上衣，然后是喘息，然后毅然却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并不温暖的睡袋。咽炎是我体检惟一的毛病，然而咽炎在珠峰却变得极为痛苦，每天起床后，嗓子好像被粘住了，你得慢慢地咽口水，把嗓子浸湿，然后是刺痒般的干咳。没有热水，起床后只能用结着冰丝的湿纸巾擦脸，用结着冰丝的漱口水刷牙，几天没有洗脚，没有洗澡，身上是馊的，脚丫子是发粘的，然后伸进冰凉的鞋子里，想想都会起鸡皮疙瘩，吃饭了，拿着没有洗过的餐盒，顶着8级的大风，50米不到的距离，却让你感觉很长，所有的饭菜都是一个味道，因为厚厚的舌苔，已经品尝不出什么味道，吃饭就像吃药，得使劲咽，得用水冲。珠峰的风沙很大，帐篷里也一样，沙子打到露出的肉上，真难受。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拉发电机，我、常青、海鹏大叔，轮流上阵，经过零下20多度的长夜，发电机像个石头，任你缺氧休克，就是不发动，半个小时后，发动机极不情愿地发出声响，这时三个人已经面无人色。 拍新闻，4月10日这天我和常青出去拍珠峰隆升的新闻，阵风10级，一张嘴，出镜词还没有出口，就被一阵风噎了回去，一口沙子糊到嘴里，嗓子里，牙齿上都是。再看常青，被两个藏族小伙子一把抱住，机器砸到鼻子上，已经有血浸出来了，还好，机器没事。湿纸巾擦了两块，血还在流，“没事，快拍吧，趁这会儿风小。”常青说。4个多小时，这条新闻才完成，由于没有戴眼镜，我眼睛被沙子打得红肿起来，晚上睡觉时，一跳一跳的疼。晚上编片子，编辑机又出故障了，这是我们带来的三台编辑机中，惟一能使用的一台了。常青和海鹏只好拿出工具自己修了，麂皮和酒精擦完磁头，机器终于能用了，张海鹏实在太累了，一屁股坐到后面的纸箱子上，没想到的是，坐到了刚打来的一盆热菜粥上，一帮人赶紧过来又擦又拍打。 “回北京后我要热爱每一天！”这是一天下来，三个大男人躺在被窝里不变的话题。但是每当看到军用帐篷里那面鲜艳的党旗，每个人变得无语，眼睛里开始闪烁着晶莹的东西，于是每个人开始有了力量，信念就更坚定了。听说这几天，每个记者都在打听海拔6500米营地的情况，有的人开始进行体能训练，海拔6500米，或者更高，我们要把鲜红的党旗和中央台的台旗插到那里。我们是普通的人，所以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也会自私，面对困难我们也会害怕和彷徨，我们是党员，我们是央视记者，所以我们会克服甚至忘记我们作为普通人的那些弱点而坚强起来，让我们为我们心中的目标，前进、求索，甚至献出我们的一切。 珠峰的风和风中的珠峰 崔霞 能去一趟珠峰，一直是我的梦想。在今年4月，我作为对珠峰高程测量和中科院珠峰科学考察进行现场报道的女记者，来到了神秘而又美丽的珠穆朗玛峰，海拔８８４８．１３米的“地球身高”真的会改写吗？我将在地球之巅――珠峰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现场报道。 4月8日中午12点半，在经历了几天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和我们报道组一行5人，来到了珠峰大本营，这里的海拔是5200米。刚到大本营的第一天，一种新闻的直觉马上提醒我们，必须马上拍摄。于是我们顾不上休息，扔下行李，架机器拍摄新闻。这天，珠峰的风很大，可是我们全然没有感觉，拍完新闻、传完稿件和图象，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的十点。可能是由于晚上做节目分散了注意力，当我回到帐篷，躺在睡袋里，才感觉头痛欲裂，心跳得特别快，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一夜没眠，外面的风把帐篷吹得呼呼地响，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20多度，躺在睡袋里的我惟一的感受就是：风别把帐篷吹垮了。
4月10日，是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的第三天，这天的风力达到了8级，而瞬间的风力则达到了11级。早上10点如约来到中科院的营地，前往这次的拍摄地点――海拔5300米的绒布冰川的冰碛物上进行采访。一路走来，由于风太大，要爬上一个山坡对于我来说，可就更加艰难了，因为坡太陡，我只好用手趴在地上，一步步往上爬，幸亏有康老师帮忙，他在前面还能用手拉着我，后面是张大叔，他还能在我摔下去以后，托我一把，等我爬到山上的时候，我已经是满嘴、满脸都是沙子，以至于在场的人都笑我：抹了天然的防晒霜。 站在空旷的冰碛物上，被风一吹，人都站不稳，摄像机被风一刮，随时都有可能吹倒在地，张大叔和德嘎、次旦老师三人得紧紧地把摄像机抱住，因为气温太低，他们三人还得轮流在怀里焐焐摄像机。出镜和采访可就更艰难了，本来人就被风吹得站不稳，风一吹，尘土飞扬，眼睛根本睁不开，说着说着就得停下，而我的采访对象康老师和杨老师还得充当我的“保镖”，因为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风吹倒，幸亏两位老师把我给拉住，我才幸免“遇难”。几天采访下来，我的眼睛、嘴全肿了。再加上气温太低，腿也被冻出了毛病，现在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站在珠峰脚下，看着风中的珠峰，我默默地祈祷，希望我们这次珠峰报道能够圆满成功。 来吧，珠峰 常青 初到珠峰大本营，顾不上高原反应。大家二话没说开始了工作。于是架机器的架机器、找科学家的找科学家、拍片子的拍片子忙碌起来。我架好编辑机，接好线，抡起机器开始拍摄，才意识到这是海拔5200米的珠峰，肺像是炸了一样，脑袋瓜子里像有一趟火车左冲右撞，四肢无力，眼睛发黑。才想起了上山前于老师（有着十六次上珠峰经验的老登山队员）的叮嘱――一上到大本营先不要动，一定先躺两天，要不铁人也受不了。等片子传回北京，我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环顾四周，天呀，上来前还生龙活虎的队员们，都已腊黄了脸，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 不曾想，真正的煎熬在晚上。首先是难以想象的低温，零下26摄氏度，恐怖！一摸睡袋――冰凉！怎么进呀？穿着厚衣裳睡吧！“来吧！”王队长一声大叫，我们三个硬着头皮进到了睡袋！顿时帐篷里传来了整齐有序地上牙撞下牙的声音。睡觉不能翻身想象得到吗？这就是珠峰大本营的夜晚！除了身体周边一厘米半径内是热的，其他地方是万万不可接触的。身体僵硬地睡到了半夜，天呀！想半夜上个厕所！怎么出去呀，扛着！再坚持，天亮了！ ����睁开眼睛――是土。被夜间8级大风，12级阵风搅到帐篷里的土。没有水洗脸，哈！！幸亏准备了湿纸巾，一摸，完了，全冻上了。就这么凑合着吧，起床。把饭盆里的土倒出去。打了一盆粥，于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吃饭也是个力气活。一口气吸上几口，再紧急呼吸几个来回，几次下来就丧失了吃下去的决心。但早饭是一定要吃的。因为珠峰大本营的午饭要等到两点。 “发电机”是三个男组员心中永远地痛！三个大老爷们，我，队长亚民，大叔，轮流上阵，你拉几下我来几下，两轮下来，三个人围着发电机大喘粗气。任我们如何努力，它就是不发动。同样关上它也需要付出相等的代价。传完片子，夜里两点。三个人，全副武装，扑向它，关上。跑回来，同样地大喘着粗气。 那是一个10级阵风的日子，队长亚民和我拍一个关于珠峰原始高度的片子，才真切地领略到人比自然的渺小。在风里，根本站不住，张不开嘴。王亚民，一米八的个子，体重80公斤以上，出现场，东倒西歪――“观众――朋友――吓！”一口沙子，没词了。因为有两个藏族哥们在一旁扶着，我的摄像机变成了五脚架。 两个女队员，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她们是崔霞、张萌。两个标准的江南美女。珠峰的几天下来，一个瘸了腿，一个肿了脸。脸不洗、牙不刷，成了鱼沉雁落，没有一分生气。但工作起来却让人“胆战心惊”，我们三个大老爷们最怕二位美女来我们的帐篷。她们一来一准就是又有选题了。我们还能说什么，整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海鹏大叔――著名的“三极片”摄像师（去过南极、北极、珠峰），采访部里国宝一级的人物。高山反应较重，心脏跳动次数单分钟曾超过150下。从未言过退却。厉害！ 条件虽然恶劣，我们热情依然高涨。战斗中的岁月使我们团结如一人。让风更大些吧！让空气再稀薄些吧！发电机我要让你彻底驯服！湿纸巾任你冻成冰块！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