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分册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孔孟之道
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他认为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才能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解释说“仁”就是“爱人”，尤其是爱自己的亲人。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首先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若能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状态，便能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还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这正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和开端。他明确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并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荀子的思想在后世也有不小影响。 儒学的经学化
汉初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减受重视。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学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汉儒大家首推董仲舒，他兼采阴阳五行学说，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向汉武帝上策建言，阐述自己的理论，并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实行。
此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
意识形态。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管理的后备人选。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入仕开辟了通途，因此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要求。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第2课 宋明理学
朱熹的理学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延续近千年的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继承孔孟“道统”。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信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指出人性本如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朱熹高度强调了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世人习称为“程朱理学”。
王守仁
“致良知”
第5课 儒家文化的传播
辐射东亚
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因儒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所以也称“儒家文化圈”。 越南 朝鲜 日本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单元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洋务派以借法自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 不仅促进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革，也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部。
随着时势的推移，西学的内涵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在器物层面零零星星地学习西方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一些人明确对中体西用论提出批评。
进化论的输入
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吸取和借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
1897年严复在报纸上发表译著《天演论》, 将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主旨，对进化论进行诠释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这给甲午战争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共和革命思潮 三民主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掀起了共和革命的大潮。
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国政府”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在《民报》将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简称“三民主义”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第7课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德先生”与“赛先生”
辛亥革命促成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一度给国人带来很大的希望。然而，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以及随后出现的军阀统治、军阀混战和种种社会危机，又将人们的希望击得粉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引进民主和科学。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破除陈腐的封建意识，自觉更新思想观念，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至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加入该刊编辑部或为该刊撰稿，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聚集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借用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Democracy 和Science ），形象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民主就是要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政治，用民主精神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所谓科学不仅仅是指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在看待客观事物时要运用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提倡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
中西文化论战
《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陆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斥拒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东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证更广泛地展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述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的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甚至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10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交通通讯的改进
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民间社团的兴起
强学会
社会习俗的变化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西方文化文明礼仪的传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尤其是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涉及剪发辫、禁缠足、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等方方面面，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习俗的变革。
清代服饰，官民有别。在民间，男子一般穿长袍、马褂。辛亥革命以后，许多象征封建等级特权的服饰，如顶戴花翎、补服黄马褂等被淘汰，洋装洋服开始流行，服装的样式不断翻新。民国初年，男子礼服一般为西服和袍褂。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大城市里流行的男装是西服、中山装和长衫，女装主要是旗袍。
清代官场上的称谓，多按官职大小，称“大人”、“老爷”。日常生活中，通行的社交礼节有跪拜、作揖、请安、拱手等。民国成立后，政府明令官员之间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或“君”相称。并颁布专门的《礼制》，废止跪拜、请安等旧礼节。改用鞠躬礼和脱帽礼。与此同时，西方的握手礼也开始流行。称谓和礼节的变化，是社会平等意识的体现，其意义在于破除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代之以人格的平等。
第四单元 上海历史的变迁
第15课 开埠前的上海
设县
上海地区，春秋属吴。战国先后属越、楚。秦汉以后曾分属昆山、海盐、由拳、娄县、嘉兴诸县，至唐天宝年间才出现了第一个县级治所－华亭县。此时，在今青浦东北的松江南岸出现了青龙集镇。它向难与华亭县城相通，溯江西进可达苏州，东面则是大海。这种踞江瞰海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内航海运的优越条件，使青龙镇变得非常繁盛。
到南宋时期，由于水路渐趋淤浅缩狭，海舶无法直接上溯，青龙镇遂趋于荒路。此后，海船改泊于上海浦边，即今十六铺岸边，这个聚落因此迅速发展。南宋末年，此处成为上海镇。至元代，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因上海的商贸地位日趋重要，遂划出华亭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等无乡，正式设置上海县。
设县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建筑城墙。到明代因倭寇侵扰而使筑城自卫的问题日益迫切。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海乡绅顾从礼奏请筑城，同年九月动工，十一月竣事，城墙的建筑奠定了开埠前上海城市的基本格局。
第16课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
上海开埠与租界的市政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屈辱地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以《虎门条约》为主要依据的《上海土地章程》订立，具体规定了上海西人居留地的地方法、范围、使用界定、市政管理原则等内容。这个章程的
颁布，宣告英租界的辟设。而美、法两国也紧随英国之后相继辟设租界。租界的辟设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按照土地章程，租界作为西人居留地，实行华洋分处原则，即华人可以到租界理进行买卖交易，但不得入内租地、造房、租房、居住。1853年，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小刀会起义爆发。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清政府为了切断城厢附近居民与小刀会的联系，强令居民迁徙，并放火焚烧十六铺一带的民宅、商铺，逼迫大批难民流入租界。于是，租界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事实上的华洋杂居。
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领事不合法地抛开中国政府，单方面修改土地章程，修改后的章程为租界建立自己的“政权”奠定了“法律基础”、7月11日，租界的“市政机关”正式产生。这个机关在英文中称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 但在中文中却呗翻译为“工部局”并长期习用。
华洋杂居的局面改变了租界中基本只有西人的历史，而工部局的建立以及以后其各种下属机关的陆续设置，最终导致了租界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行政治理范围而取得了一种独立地位。中国政府只能虚拥土地主权之名，至此租界成为了所谓“国中之国”。由于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冒险家“来到上海淘金，其中亦有不少恶行昭著的违法分子，因此上海也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第17课 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
经济的发展
民族工业的创建
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并且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开始了近代经济的发展进程。当时上海集中了数量众多的洋行、银行、钱庄、栈号等商业贸易组织和机构。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上海经济的主流还是以外贸为主导的贸易导向性经济。
依托繁荣的对外贸易，上海民族商业资本迅速积累。在洋货行销的刺激下，约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诞生了仿洋机制品工业，并进一步孕育了民族工业的创建。一大批面粉、棉纺织、火柴、卷烟、肥皂等民族资本工厂纷纷建立。
第五单元 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20课 古代的史家与史籍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2000余年，历代修史不断，史家辈出，史籍浩瀚。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人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当政时期，祖先曾是西周的史官，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图书典籍。司马迁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育，师从当时著名的学问家董仲舒等，年轻时便通晓当时的主要学问。成年后，司马迁又周游南北各地，考察社会风俗，寻访历史古迹。游学的经历，充实了他的社会阅历，
也为他日后编撰《史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受命继任太史令，得以饱览宫廷藏书。大约在三十岁后，司马迁遵循父亲的遗嘱，着手《史记》的撰写。不久，他因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腐刑，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坚忍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发愤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名作《史记》。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0余万字。司马迁创造性地运用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部分，完整地叙述了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约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取材宏富，内容广博，据事直书，详今略古，尤其关注当代；且叙事生动，言语简练。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一生酷爱读史，深感历史上的治乱兴亡都有共通的道理，应该从中总结经验，为当下社会提供借鉴。他抱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治史目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撰成《通志》八卷，送呈给宋英宗。英宗阅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继续编述，并为他设置史局，让他自选编撰的助手，提供借阅宫廷藏书以及供应笔札等条件。宋神宗即位后，历时19年的撰述工作方告完成。神宗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全书290余卷，300余万字，按年月顺序，记载了上起战国，下迄北宋建国前1300多年的史事。《资治通鉴》史料征引广博，史事取舍谨慎、考辨精细。全书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借以展示历代盛衰治乱、成败安危之迹，用为历史的借鉴。其他如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礼乐历数等，书中也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司马光学问渊博，文风古朴，善于叙事，长于剪裁。《资治通鉴》的许多篇章，写的生动传神，引人入胜，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史名篇。为赞誉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后人将他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学界的“两司马”。
刘知几与章学诚
唐代的刘知几和清代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
刘知几生活在唐武周、中宗时期，曾任著作郎，左史等职，参与国史的编撰。因与监修官员意见不合，郁郁不得志，便闭门治学，潜心于《史通》的写作。《史通》对唐以前的中国史学做了系统的考察，阐述了史书体例、编撰方法以及史家著述的原则等。刘知几论史学编撰，提倡“善恶必书”的秉笔直书；他还提出史家“三长”说，认为优秀的史学家应当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方面的素质。他的这些史学观点，不仅时人以为知言，也得到了后代学者的公认。
章学诚，清乾隆、嘉庆年间人。一生未入仕途，以教授和替人修书为生。章学诚不满于乾嘉时代的考据学风，倾心于文史评议。他的《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研究、品评古今学术的名著。章学诚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
术研究当经世致用。他在刘知几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认为史家如果缺乏职业道德、心术不端，就不可能写出信史。
第21课 史学的转型
梁启超与“新史学”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历史学也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1901年、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传统史学与国家、人民的事业毫无关系，不过充当了帝王的“政治教科书”；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虽然发达，但国民却未能从中受到教益。他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倡议建立新史学，重写中国史。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对当时的史学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史学在历史观念、治史目的、对象等发面，都与传统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史学持历史进化的观点，区别于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观念；新史学以国民群体为历史重心，区别于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历史重心；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区别于传统史学为帝王个人提供借鉴。总之，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在史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促成了一股新史学的思潮。不少史学家身体力行，撰述新型的史学著作，一批反映“新史学”思想和宗旨的史学著作相继问世。
第八单元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
第30课 17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
洛克的分权学说
首创政治分权学说 为英国“光荣革命” 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论证，提出了一系列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原则的理论观点。著作有《政府论》
第31课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
孟德斯鸠：近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前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他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近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论法的精神》是他毕生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总结，被称为“理性自由法典”。
孟德斯鸠政治法学理论的核心是法律的精神。他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的“根本理性”，“法”就是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的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的法并不服从于神，而是遵从理性。
孟德斯鸠对国家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欣赏“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并汲取洛克的分权思想，明确将政府的权利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提出三权彼此独立，相互制约，以防权利腐化和专制暴政。
伏尔泰：启蒙运动的泰斗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著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是伏尔泰。他在政治上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是反教权的坚强斗士。他毕生传播改革的思想，被尊为启蒙运动的泰斗。
伏尔泰反对教会权威，主张宗教宽容，认为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他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天主教教士为“败类”，号召“踩死败类”。但他并不反对宗教，而是自然神论者。
伏尔泰主张法国必须实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免专制统治；制约贵族权力以免无政府状态；实行政教分离。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既保障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又避免发生革命。他还倡导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宣传自由平等思想。
卢梭：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也是教育学家和文学家。他从探索怎样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不自由的问题入手，最终得出革命的结论。
卢梭对社会做了深刻的思考，对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人类原本生活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但是财产私有制，以及在私有制下的“文明社会”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因此，财产私有制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卢梭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学说，但是与前人相比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认为，契约一旦订立，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有人民结合成的集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
卢梭认为，政府由作为主权者人民所同意的人组成，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自然可以对政府加以限制、纠正和撤换。人民拥有对政府的永远的革命权。卢梭的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是法国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专政的理论基础。
第九单元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第33课 现代化在英国的启动
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巨大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引发整个经济领域以及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最早发端于英国及西欧地区，随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作为现代化起点的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英国，这与英国在17—18世纪所形成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工业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密切相关。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圈地运动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同时也引发了农业的革命性变法。由于农业资本家经营的农场将谷物种植和畜牧业结
合起来，推行多种作物轮作制和耕地、牧场轮换制，农业生产率与农作物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大批农民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煤炭资源的开发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使英国获得了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能源、资金和原料等条件。17—18世纪英国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这些资源距离制造业中心较近，水路交通方便，易于开采和运输。煤炭取代木材，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燃料，为冶铁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和丰富的新能源。英国是最早进行海外殖民活动的西欧国家之一，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英国排挤了荷兰和法国，确立了海上霸权，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和贸易体系，从殖民地获取的资源和利润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688“光荣革命”后，英国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在18世纪，英国的宪政体制进一步改善，使国内政局保持了长期稳定。英国政府重视商业利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立法保护私人产权，鼓励技术创新，最早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制度。
17世纪的英国已经是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心之一，在实验科学和机械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英国的工场手工业面向大众消费，产品批量大、规格化，易于发展分工和采纳新技术。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毛纺织业、采矿和冶金等部门的手工工场发展迅速，在产业分工、技术进步、熟练工人培养等方面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世界下半叶，随着一系列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相继发明，英国诞生了第一个现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瓦特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制出“万能蒸汽机”，可适用于各种工厂的生产，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焦炭和搅拌炼铁法的使用，促进了冶金业的巨大发展，钢铁成为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重要材料。
蒸汽机和钢铁业的发展为铁路和蒸汽机车的发明创造了条件。19世纪初，蒸汽机车和蒸汽船的发明实现了陆上和水上交通运输业的大变革。快速、廉价的交通方式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化进程。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诸多工业部门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过渡，从而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与工业化同时，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英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贵族、乡绅的社会影响力下降，农民的人数日益减少，新生的企业主以及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相连的商人、银行家等阶层的地位不断上升，产业工人的队伍成大壮大，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呈现初新的特点，
在圈地运动、海外扩张、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波又一波浪潮的推动下，19世纪中叶的英国站在了世界现代化的最前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型。
第34课 现代化在欧洲的扩展
法国进入工业社会
在欧洲大陆，法国是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到18世纪下半叶，通过从英国引进新技术，已初步建立起现代纺织业、冶金业等工业部；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也为法国发展大工业积累了巨额的资金。
思想启蒙运动和1789年发生的大革命扫荡了法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法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尽管封建王朝几次复辟，但传统的封建秩序已无法再恢复。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法国最终建立。
在政体变革的同时，法国的经济面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拿破仑统治时期（1799—1815），通过国家政策扶持、技术革新等方式，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许多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纺织、冶金、化学等工业部门的产量成倍增长。
1815年后，法国政局趋于平稳，工业革命进入大发展时期。通过从国外大力引进机器和新工艺、高薪聘请熟练技工等手段，法国各个工业部门的机械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工业化进入完成阶段。通过纺织、冶金、煤炭、化学、铁路等经济部门的技术革新，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导的现代化工业。1870年，法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机器大生产成为工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法国进入工业社会。
德国统一与现代化
德国的现代化伴随着的国家的统一进程。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度逐步发生改变。1806年，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军队摧毁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1848年“三月革命”后，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相继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并进一步放松了对工商业的限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鲁士依靠其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展迅速。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通过发动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用“铁和血”的方式，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成为欧洲第一号工业强国，主要经济指标先后赶上或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特别是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诞生了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25%左右。
国家统一和工业化使德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各个行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人口剧增，到1900年，德国已有约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由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使德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
第35课 现代化在北美、东亚的扩展
美国的崛起
19世纪，美国得益于独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和自由传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强国。
美国的工业化也是始自纺织业。最初主要依靠英国的技术和设备，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创新。如1793年怀特尼发明的扎棉机，提高脱棉工效数十倍。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交通航运和钢铁工业的技术革新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如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直接推动了内河航运。1828年，美国紧随英国之后开始修建铁路，通过私人集资的形势迅速发展，推动了西部的开拓。
美国的机器制造业在19世纪上半叶也得到发展。与同期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以生产的标准化见长，机器部件和零件规格划一，精确度高，易于安装和维修，促进了流水线式的规模生产。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联邦政府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并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迎来了美国工业化的新高潮。19世纪下半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贝尔、爱迪生等人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为美国的工业化插上了翅膀。
美国此轮工业化的主要增长部门是新兴的电讯业和一些重工业部门，如钢铁、电气、石油、化学和汽车工业等。重工业成为美国工业化的标志。
制造业的发展也为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19世纪80年代，通过政府的土地赠与和个人的加大投资，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发展起来，农业生产被进一步市场化，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到20世纪初，美国取代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化国家。
日本“脱亚入欧”
19世纪中叶，当欧美许多国家纷纷进行工业革命之时，位居东亚的岛国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是，经过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不仅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且实现了由弱转强的发展。
明治维新的出发点是振兴天皇制下的国家。针对过去的封建割据状态，明治政府采取“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等措施，在政治上重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1885年实行内阁制，四年后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召开了议会，在现代政治制度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家发展离不开人才。明治政府一方面向欧美国家积极派遣留学生或考察团，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兴办现代教育，包括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通过政府扶持的形式兴办高等教育。
“强兵”是日本改革的重心所在。除了从西方引进兵器、兴办军工厂和聘请西方教官外，还实行义务兵役制，组建常备军，取消武士的从军特权。同时，通过宣扬武士道精神，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经济上，日本通过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和现代化产业制度，建立了较发达的纺织业、造船业、军事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了发展农业，日本改革土地制度，确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农民自由选种作物，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一个封建的东方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日本保留了传统的天皇制，未能完全确立现代政治体制，国家权力掌握在官僚和军部手中，把军事工业放在发展的首位，给后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
第七分册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孔孟之道
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他认为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才能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解释说“仁”就是“爱人”，尤其是爱自己的亲人。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首先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若能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状态，便能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还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这正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和开端。他明确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并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荀子的思想在后世也有不小影响。 儒学的经学化
汉初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减受重视。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学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汉儒大家首推董仲舒，他兼采阴阳五行学说，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向汉武帝上策建言，阐述自己的理论，并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实行。
此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
意识形态。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管理的后备人选。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入仕开辟了通途，因此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要求。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第2课 宋明理学
朱熹的理学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延续近千年的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继承孔孟“道统”。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信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指出人性本如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朱熹高度强调了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世人习称为“程朱理学”。
王守仁
“致良知”
第5课 儒家文化的传播
辐射东亚
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因儒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所以也称“儒家文化圈”。 越南 朝鲜 日本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单元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洋务派以借法自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 不仅促进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革，也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部。
随着时势的推移，西学的内涵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在器物层面零零星星地学习西方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一些人明确对中体西用论提出批评。
进化论的输入
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吸取和借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
1897年严复在报纸上发表译著《天演论》, 将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主旨，对进化论进行诠释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这给甲午战争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共和革命思潮 三民主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掀起了共和革命的大潮。
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国政府”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在《民报》将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简称“三民主义”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第7课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德先生”与“赛先生”
辛亥革命促成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一度给国人带来很大的希望。然而，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以及随后出现的军阀统治、军阀混战和种种社会危机，又将人们的希望击得粉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引进民主和科学。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破除陈腐的封建意识，自觉更新思想观念，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至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加入该刊编辑部或为该刊撰稿，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聚集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借用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Democracy 和Science ），形象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民主就是要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政治，用民主精神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所谓科学不仅仅是指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在看待客观事物时要运用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提倡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
中西文化论战
《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陆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斥拒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东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证更广泛地展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述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的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甚至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10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交通通讯的改进
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民间社团的兴起
强学会
社会习俗的变化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西方文化文明礼仪的传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尤其是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涉及剪发辫、禁缠足、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等方方面面，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习俗的变革。
清代服饰，官民有别。在民间，男子一般穿长袍、马褂。辛亥革命以后，许多象征封建等级特权的服饰，如顶戴花翎、补服黄马褂等被淘汰，洋装洋服开始流行，服装的样式不断翻新。民国初年，男子礼服一般为西服和袍褂。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大城市里流行的男装是西服、中山装和长衫，女装主要是旗袍。
清代官场上的称谓，多按官职大小，称“大人”、“老爷”。日常生活中，通行的社交礼节有跪拜、作揖、请安、拱手等。民国成立后，政府明令官员之间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或“君”相称。并颁布专门的《礼制》，废止跪拜、请安等旧礼节。改用鞠躬礼和脱帽礼。与此同时，西方的握手礼也开始流行。称谓和礼节的变化，是社会平等意识的体现，其意义在于破除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代之以人格的平等。
第四单元 上海历史的变迁
第15课 开埠前的上海
设县
上海地区，春秋属吴。战国先后属越、楚。秦汉以后曾分属昆山、海盐、由拳、娄县、嘉兴诸县，至唐天宝年间才出现了第一个县级治所－华亭县。此时，在今青浦东北的松江南岸出现了青龙集镇。它向难与华亭县城相通，溯江西进可达苏州，东面则是大海。这种踞江瞰海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内航海运的优越条件，使青龙镇变得非常繁盛。
到南宋时期，由于水路渐趋淤浅缩狭，海舶无法直接上溯，青龙镇遂趋于荒路。此后，海船改泊于上海浦边，即今十六铺岸边，这个聚落因此迅速发展。南宋末年，此处成为上海镇。至元代，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因上海的商贸地位日趋重要，遂划出华亭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等无乡，正式设置上海县。
设县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建筑城墙。到明代因倭寇侵扰而使筑城自卫的问题日益迫切。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海乡绅顾从礼奏请筑城，同年九月动工，十一月竣事，城墙的建筑奠定了开埠前上海城市的基本格局。
第16课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
上海开埠与租界的市政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屈辱地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以《虎门条约》为主要依据的《上海土地章程》订立，具体规定了上海西人居留地的地方法、范围、使用界定、市政管理原则等内容。这个章程的
颁布，宣告英租界的辟设。而美、法两国也紧随英国之后相继辟设租界。租界的辟设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按照土地章程，租界作为西人居留地，实行华洋分处原则，即华人可以到租界理进行买卖交易，但不得入内租地、造房、租房、居住。1853年，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小刀会起义爆发。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清政府为了切断城厢附近居民与小刀会的联系，强令居民迁徙，并放火焚烧十六铺一带的民宅、商铺，逼迫大批难民流入租界。于是，租界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事实上的华洋杂居。
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领事不合法地抛开中国政府，单方面修改土地章程，修改后的章程为租界建立自己的“政权”奠定了“法律基础”、7月11日，租界的“市政机关”正式产生。这个机关在英文中称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 但在中文中却呗翻译为“工部局”并长期习用。
华洋杂居的局面改变了租界中基本只有西人的历史，而工部局的建立以及以后其各种下属机关的陆续设置，最终导致了租界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行政治理范围而取得了一种独立地位。中国政府只能虚拥土地主权之名，至此租界成为了所谓“国中之国”。由于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冒险家“来到上海淘金，其中亦有不少恶行昭著的违法分子，因此上海也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第17课 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
经济的发展
民族工业的创建
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并且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开始了近代经济的发展进程。当时上海集中了数量众多的洋行、银行、钱庄、栈号等商业贸易组织和机构。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上海经济的主流还是以外贸为主导的贸易导向性经济。
依托繁荣的对外贸易，上海民族商业资本迅速积累。在洋货行销的刺激下，约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诞生了仿洋机制品工业，并进一步孕育了民族工业的创建。一大批面粉、棉纺织、火柴、卷烟、肥皂等民族资本工厂纷纷建立。
第五单元 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20课 古代的史家与史籍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2000余年，历代修史不断，史家辈出，史籍浩瀚。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人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当政时期，祖先曾是西周的史官，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图书典籍。司马迁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育，师从当时著名的学问家董仲舒等，年轻时便通晓当时的主要学问。成年后，司马迁又周游南北各地，考察社会风俗，寻访历史古迹。游学的经历，充实了他的社会阅历，
也为他日后编撰《史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受命继任太史令，得以饱览宫廷藏书。大约在三十岁后，司马迁遵循父亲的遗嘱，着手《史记》的撰写。不久，他因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腐刑，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坚忍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发愤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名作《史记》。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0余万字。司马迁创造性地运用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部分，完整地叙述了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约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取材宏富，内容广博，据事直书，详今略古，尤其关注当代；且叙事生动，言语简练。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一生酷爱读史，深感历史上的治乱兴亡都有共通的道理，应该从中总结经验，为当下社会提供借鉴。他抱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治史目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撰成《通志》八卷，送呈给宋英宗。英宗阅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继续编述，并为他设置史局，让他自选编撰的助手，提供借阅宫廷藏书以及供应笔札等条件。宋神宗即位后，历时19年的撰述工作方告完成。神宗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全书290余卷，300余万字，按年月顺序，记载了上起战国，下迄北宋建国前1300多年的史事。《资治通鉴》史料征引广博，史事取舍谨慎、考辨精细。全书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借以展示历代盛衰治乱、成败安危之迹，用为历史的借鉴。其他如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礼乐历数等，书中也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司马光学问渊博，文风古朴，善于叙事，长于剪裁。《资治通鉴》的许多篇章，写的生动传神，引人入胜，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史名篇。为赞誉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后人将他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学界的“两司马”。
刘知几与章学诚
唐代的刘知几和清代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
刘知几生活在唐武周、中宗时期，曾任著作郎，左史等职，参与国史的编撰。因与监修官员意见不合，郁郁不得志，便闭门治学，潜心于《史通》的写作。《史通》对唐以前的中国史学做了系统的考察，阐述了史书体例、编撰方法以及史家著述的原则等。刘知几论史学编撰，提倡“善恶必书”的秉笔直书；他还提出史家“三长”说，认为优秀的史学家应当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方面的素质。他的这些史学观点，不仅时人以为知言，也得到了后代学者的公认。
章学诚，清乾隆、嘉庆年间人。一生未入仕途，以教授和替人修书为生。章学诚不满于乾嘉时代的考据学风，倾心于文史评议。他的《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研究、品评古今学术的名著。章学诚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
术研究当经世致用。他在刘知几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认为史家如果缺乏职业道德、心术不端，就不可能写出信史。
第21课 史学的转型
梁启超与“新史学”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历史学也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1901年、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传统史学与国家、人民的事业毫无关系，不过充当了帝王的“政治教科书”；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虽然发达，但国民却未能从中受到教益。他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倡议建立新史学，重写中国史。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对当时的史学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史学在历史观念、治史目的、对象等发面，都与传统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史学持历史进化的观点，区别于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观念；新史学以国民群体为历史重心，区别于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历史重心；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区别于传统史学为帝王个人提供借鉴。总之，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在史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促成了一股新史学的思潮。不少史学家身体力行，撰述新型的史学著作，一批反映“新史学”思想和宗旨的史学著作相继问世。
第八单元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
第30课 17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
洛克的分权学说
首创政治分权学说 为英国“光荣革命” 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论证，提出了一系列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原则的理论观点。著作有《政府论》
第31课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
孟德斯鸠：近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前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他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近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论法的精神》是他毕生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总结，被称为“理性自由法典”。
孟德斯鸠政治法学理论的核心是法律的精神。他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的“根本理性”，“法”就是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的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的法并不服从于神，而是遵从理性。
孟德斯鸠对国家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欣赏“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并汲取洛克的分权思想，明确将政府的权利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提出三权彼此独立，相互制约，以防权利腐化和专制暴政。
伏尔泰：启蒙运动的泰斗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著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是伏尔泰。他在政治上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是反教权的坚强斗士。他毕生传播改革的思想，被尊为启蒙运动的泰斗。
伏尔泰反对教会权威，主张宗教宽容，认为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他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天主教教士为“败类”，号召“踩死败类”。但他并不反对宗教，而是自然神论者。
伏尔泰主张法国必须实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免专制统治；制约贵族权力以免无政府状态；实行政教分离。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既保障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又避免发生革命。他还倡导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宣传自由平等思想。
卢梭：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也是教育学家和文学家。他从探索怎样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不自由的问题入手，最终得出革命的结论。
卢梭对社会做了深刻的思考，对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人类原本生活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但是财产私有制，以及在私有制下的“文明社会”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因此，财产私有制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卢梭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学说，但是与前人相比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认为，契约一旦订立，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有人民结合成的集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
卢梭认为，政府由作为主权者人民所同意的人组成，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自然可以对政府加以限制、纠正和撤换。人民拥有对政府的永远的革命权。卢梭的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是法国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专政的理论基础。
第九单元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第33课 现代化在英国的启动
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巨大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引发整个经济领域以及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最早发端于英国及西欧地区，随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作为现代化起点的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英国，这与英国在17—18世纪所形成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工业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密切相关。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圈地运动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同时也引发了农业的革命性变法。由于农业资本家经营的农场将谷物种植和畜牧业结
合起来，推行多种作物轮作制和耕地、牧场轮换制，农业生产率与农作物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大批农民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煤炭资源的开发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使英国获得了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能源、资金和原料等条件。17—18世纪英国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这些资源距离制造业中心较近，水路交通方便，易于开采和运输。煤炭取代木材，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燃料，为冶铁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和丰富的新能源。英国是最早进行海外殖民活动的西欧国家之一，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英国排挤了荷兰和法国，确立了海上霸权，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和贸易体系，从殖民地获取的资源和利润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688“光荣革命”后，英国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在18世纪，英国的宪政体制进一步改善，使国内政局保持了长期稳定。英国政府重视商业利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立法保护私人产权，鼓励技术创新，最早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制度。
17世纪的英国已经是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心之一，在实验科学和机械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英国的工场手工业面向大众消费，产品批量大、规格化，易于发展分工和采纳新技术。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毛纺织业、采矿和冶金等部门的手工工场发展迅速，在产业分工、技术进步、熟练工人培养等方面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世界下半叶，随着一系列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相继发明，英国诞生了第一个现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瓦特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制出“万能蒸汽机”，可适用于各种工厂的生产，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焦炭和搅拌炼铁法的使用，促进了冶金业的巨大发展，钢铁成为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重要材料。
蒸汽机和钢铁业的发展为铁路和蒸汽机车的发明创造了条件。19世纪初，蒸汽机车和蒸汽船的发明实现了陆上和水上交通运输业的大变革。快速、廉价的交通方式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化进程。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诸多工业部门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过渡，从而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与工业化同时，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英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贵族、乡绅的社会影响力下降，农民的人数日益减少，新生的企业主以及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相连的商人、银行家等阶层的地位不断上升，产业工人的队伍成大壮大，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呈现初新的特点，
在圈地运动、海外扩张、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波又一波浪潮的推动下，19世纪中叶的英国站在了世界现代化的最前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型。
第34课 现代化在欧洲的扩展
法国进入工业社会
在欧洲大陆，法国是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到18世纪下半叶，通过从英国引进新技术，已初步建立起现代纺织业、冶金业等工业部；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也为法国发展大工业积累了巨额的资金。
思想启蒙运动和1789年发生的大革命扫荡了法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法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尽管封建王朝几次复辟，但传统的封建秩序已无法再恢复。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法国最终建立。
在政体变革的同时，法国的经济面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拿破仑统治时期（1799—1815），通过国家政策扶持、技术革新等方式，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许多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纺织、冶金、化学等工业部门的产量成倍增长。
1815年后，法国政局趋于平稳，工业革命进入大发展时期。通过从国外大力引进机器和新工艺、高薪聘请熟练技工等手段，法国各个工业部门的机械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工业化进入完成阶段。通过纺织、冶金、煤炭、化学、铁路等经济部门的技术革新，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导的现代化工业。1870年，法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机器大生产成为工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法国进入工业社会。
德国统一与现代化
德国的现代化伴随着的国家的统一进程。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度逐步发生改变。1806年，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军队摧毁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1848年“三月革命”后，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相继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并进一步放松了对工商业的限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德意志各邦中，普鲁士依靠其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展迅速。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通过发动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用“铁和血”的方式，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成为欧洲第一号工业强国，主要经济指标先后赶上或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特别是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诞生了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25%左右。
国家统一和工业化使德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各个行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人口剧增，到1900年，德国已有约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由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使德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
第35课 现代化在北美、东亚的扩展
美国的崛起
19世纪，美国得益于独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和自由传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强国。
美国的工业化也是始自纺织业。最初主要依靠英国的技术和设备，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创新。如1793年怀特尼发明的扎棉机，提高脱棉工效数十倍。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交通航运和钢铁工业的技术革新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如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直接推动了内河航运。1828年，美国紧随英国之后开始修建铁路，通过私人集资的形势迅速发展，推动了西部的开拓。
美国的机器制造业在19世纪上半叶也得到发展。与同期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以生产的标准化见长，机器部件和零件规格划一，精确度高，易于安装和维修，促进了流水线式的规模生产。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联邦政府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并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迎来了美国工业化的新高潮。19世纪下半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贝尔、爱迪生等人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为美国的工业化插上了翅膀。
美国此轮工业化的主要增长部门是新兴的电讯业和一些重工业部门，如钢铁、电气、石油、化学和汽车工业等。重工业成为美国工业化的标志。
制造业的发展也为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19世纪80年代，通过政府的土地赠与和个人的加大投资，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发展起来，农业生产被进一步市场化，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到20世纪初，美国取代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化国家。
日本“脱亚入欧”
19世纪中叶，当欧美许多国家纷纷进行工业革命之时，位居东亚的岛国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是，经过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不仅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且实现了由弱转强的发展。
明治维新的出发点是振兴天皇制下的国家。针对过去的封建割据状态，明治政府采取“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等措施，在政治上重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1885年实行内阁制，四年后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召开了议会，在现代政治制度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家发展离不开人才。明治政府一方面向欧美国家积极派遣留学生或考察团，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兴办现代教育，包括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通过政府扶持的形式兴办高等教育。
“强兵”是日本改革的重心所在。除了从西方引进兵器、兴办军工厂和聘请西方教官外，还实行义务兵役制，组建常备军，取消武士的从军特权。同时，通过宣扬武士道精神，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经济上，日本通过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和现代化产业制度，建立了较发达的纺织业、造船业、军事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了发展农业，日本改革土地制度，确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农民自由选种作物，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一个封建的东方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日本保留了传统的天皇制，未能完全确立现代政治体制，国家权力掌握在官僚和军部手中，把军事工业放在发展的首位，给后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