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会理事长成思危同志，因病于7月12日0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成思危的广东情
曾就职广东省总工会，17岁进入华工学习，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心系广东转型升级发展
上周，处在崩溃边缘的中国股市刚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绝地反击，化险为夷。却在周末，传来了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因病与世长辞的消息。
成思危与广东也曾有过一段缘，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1951年，16岁的成思危怀揣着一颗报国心，从香港回到广州。随后，成思危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广东省总工会工作，1952年11月，17岁的成思危又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华南工学院学习。
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46岁才弃化工转学经济的成思危，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被人称为“一号提案”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该提案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潮也由此掀起。
成思危一再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
对此，他提出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步；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开板仪式正式举行。至此，成思危提出的风险投资事业从一纸文书，经过10年酝酿，已变成一颗鲜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创业板之父”。
心系广东“腾笼换鸟”
64年前，一心报国的成思危响应中央号召，从第二故乡香港回到祖国大陆，第一个落脚点便在广州，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广东省总工会组织科、华南工学院，均记录着年轻的成思危成长的足迹。虽然成思危在广东学习、工作时间不足5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广东的发展，近两年更为广东的发展支了不少招。1952年11月，17岁的成思危作为广东省总工会调干生，考入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学习，后转到华东化工学院。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获批，让改革开放以来习惯于喝“头啖汤”的广东人感到了危机。2013年年底，成思危出现在深圳举行的“前海论坛”上，并对深圳前海提出忠告，“金融的大政策是国家的，我们不能去改变，但是可以做好准备，前海有可能作为今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点，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2014年4月，成思危又受广东省总工会之邀，出席广东职工大讲堂。在谈及广东发展现状时，成思危提到，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
“腾笼换鸟计划，也就是产业转型升级，是广东迫切需要推动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这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此后，成思危还马不停蹄赶赴深圳腾讯公司，调研互联网金融项目。
记者 黄璨
成思危谈中国股市：股市改革，必须把“坏孩子”赶出去
成思危被誉为“创业板之父”，同时也因为首倡风险投资而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政治领域身居要职，经济领域著述颇多，他的一言一行往往引发股市震动。股市火热时，他理性地提醒民众；市场低迷时，他却表现出信心。在争议声中，他以审慎乐观、理性敢言的姿态把脉中国经济。
成思危生前对中国股市一直有着独到见解。今年5月，他就曾撰文驳斥国际金融阴谋论。成思危认为，对于金融安全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如果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是阴谋，本身就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成思危分析最近几年的中国股市认为，“中国股市会上升，因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摆在这里”，但中国股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投资者的信心受挫，出现了一些虚假信息，内幕交易，恶意操纵市场的情况，而惩罚的力度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股市上升的时候，投资者没赚什么钱。股市下跌的时候，首先赔的就是中小投资者。”
因此，成思危一直建言推动股市改革，建立退市制度。“股市改革必须把‘坏孩子’赶出去。”他曾在采访中表示，“建立退市制度难在哪里？我们原来的股市是审批制，上市公司就是一个资源，谁也不愿意退，所以要从根本上改成注册制。”
他还建议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情况：“因为一股独大，大股东就容易操纵，能不能国有企业互相换股、参股，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互相参股，那就会有互相的监督。”
创业板启动两年后，面临估值过高、高管离职套现等问题，成思危曾对此进行了反思。“有人说，创业板是造富板。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依靠科技，对国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科技的创新人、发明人，在实现他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得到高额回报是合理的。但如果是为了圈钱，发布虚假信息造富，我们是绝对反对的。”成思危说。
但他同时认为，对年轻的创业板不必太过苛求。“问题要认真地解决，要认真地完善，但是从长远看来，它还是往上走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审慎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
记者 莫谨榕
十余年后再回味先生言论越有味
12日早上，一打开手机便看到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去世的消息。此时，一幅十几年前我采访成思危先生的工作照浮现在我脑海。
那是2003年。“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系列活动于当年的11月6日-7日在珠海举行，1500多家企业领袖、跨国公司首脑及中外政要、经济界名流将聚集珠海，会上将发表由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中国著名的6位经济学家联合起草的《珠海宣言》。如此重大的活动，记者当然要提前介入，做足“功课”。
于是，我将一些需要采访的经济学家、大会组委会相关人士列了一个采访名单和采访提纲，分别与他们联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先生第一个给了我回复，并安排了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间，他当时担任组委会主席。我立即打点行装上了北京。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门口等候时，意外地见到一批珠海同行，原来，珠海市委宣传部得知我约到成思危副委员长专访，就招呼了当地媒体记者上北京，来个集体采访。
成思危先生的秘书很准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首先问：“哪位是羊城晚报的记者林丹？”见我举手，他说：“跟我来，你先采访。”我顿时很感动，他给了我单独采访的机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体现了对羊城晚报和我本人工作的尊重。
虽然成思危是人大副委员长，但令我意外的是，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就像我常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些学者。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我们竟是从拉家常开始的。我很好奇，他明明是个化学家，怎么串行成了经济学家，他说，他觉得中国更需要经济学人才，所以去美国留学时改了行。
留给我的“独家”时间不多，我很快切入主题。他告诉我，之所以要发表《珠海宣言》，就是要让世界倾听发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期望是平等、诚信、合作、发展。我们所说的平等不是财富的平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权利的平等，是不分国家、种族、贫富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是以某些发达国家为主导。全球化不是变相掠夺，而是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实现机会成本。”
当时我问他：中国的声音到底有多大？他说：“一个宣言发表容易，实现很难，但它是一个开始。”
十几年后，回味成思危先生这些话，越咂越有味道，今天，中国的声音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记者 林丹
金句频出，不少人都直呼“过瘾”
1998年,成思危提出“一号提案”时已是63岁，但近20年来，成思危仍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他多次来到广东与业界人士交流，有趣、时尚、亲切、不打官腔、率直可爱……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
2014年4月，成思危出席广东职工大讲堂。据当时与会人士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当时的他虽已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思维十分敏捷。“他是一个有趣、时髦的老头儿，幽默风趣的话语体系，说话不打官腔，十分直率可爱。”该人士回忆道，记得当时有人问他年轻人要不要买房的问题，他很真诚地回答道，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够买起房，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啃老”。“整个演讲中，成老‘金句’频出，让现场不少人都直呼‘过瘾’”。
此前，2013年5月成思危也到访过广州，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一齐出席某经济论坛进行主旨演讲。曾任羊城晚报记者的李晓莉回忆道，虽然已近80岁高龄，但成思危演讲时仍思路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当时，中国黄金金价不断飙升，中国大妈纷纷抢购黄金，成思危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居民手上货币太多导致的。“当时成老用了一句比喻，称‘超发的货币就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迟早要被放出来’，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也做了文章的标题”。
此外，财经媒体人孟德思旧昨天一早撰文回忆，多年来多次采访成思危，也见证了成思危身体状况的变化。据其回忆，去年7月在民建中央办公室的专访时，“老爷子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而采访进行到一半时，“老爷子已经满头大汗”。
记者 黄璨
成思危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会理事长成思危同志，因病于7月12日0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成思危的广东情
曾就职广东省总工会，17岁进入华工学习，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心系广东转型升级发展
上周，处在崩溃边缘的中国股市刚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绝地反击，化险为夷。却在周末，传来了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因病与世长辞的消息。
成思危与广东也曾有过一段缘，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1951年，16岁的成思危怀揣着一颗报国心，从香港回到广州。随后，成思危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广东省总工会工作，1952年11月，17岁的成思危又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华南工学院学习。
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46岁才弃化工转学经济的成思危，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被人称为“一号提案”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该提案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潮也由此掀起。
成思危一再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
对此，他提出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步；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开板仪式正式举行。至此，成思危提出的风险投资事业从一纸文书，经过10年酝酿，已变成一颗鲜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创业板之父”。
心系广东“腾笼换鸟”
64年前，一心报国的成思危响应中央号召，从第二故乡香港回到祖国大陆，第一个落脚点便在广州，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广东省总工会组织科、华南工学院，均记录着年轻的成思危成长的足迹。虽然成思危在广东学习、工作时间不足5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广东的发展，近两年更为广东的发展支了不少招。1952年11月，17岁的成思危作为广东省总工会调干生，考入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学习，后转到华东化工学院。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获批，让改革开放以来习惯于喝“头啖汤”的广东人感到了危机。2013年年底，成思危出现在深圳举行的“前海论坛”上，并对深圳前海提出忠告，“金融的大政策是国家的，我们不能去改变，但是可以做好准备，前海有可能作为今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点，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2014年4月，成思危又受广东省总工会之邀，出席广东职工大讲堂。在谈及广东发展现状时，成思危提到，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
“腾笼换鸟计划，也就是产业转型升级，是广东迫切需要推动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这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此后，成思危还马不停蹄赶赴深圳腾讯公司，调研互联网金融项目。
记者 黄璨
成思危谈中国股市：股市改革，必须把“坏孩子”赶出去
成思危被誉为“创业板之父”，同时也因为首倡风险投资而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政治领域身居要职，经济领域著述颇多，他的一言一行往往引发股市震动。股市火热时，他理性地提醒民众；市场低迷时，他却表现出信心。在争议声中，他以审慎乐观、理性敢言的姿态把脉中国经济。
成思危生前对中国股市一直有着独到见解。今年5月，他就曾撰文驳斥国际金融阴谋论。成思危认为，对于金融安全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如果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是阴谋，本身就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成思危分析最近几年的中国股市认为，“中国股市会上升，因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摆在这里”，但中国股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投资者的信心受挫，出现了一些虚假信息，内幕交易，恶意操纵市场的情况，而惩罚的力度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股市上升的时候，投资者没赚什么钱。股市下跌的时候，首先赔的就是中小投资者。”
因此，成思危一直建言推动股市改革，建立退市制度。“股市改革必须把‘坏孩子’赶出去。”他曾在采访中表示，“建立退市制度难在哪里？我们原来的股市是审批制，上市公司就是一个资源，谁也不愿意退，所以要从根本上改成注册制。”
他还建议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情况：“因为一股独大，大股东就容易操纵，能不能国有企业互相换股、参股，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互相参股，那就会有互相的监督。”
创业板启动两年后，面临估值过高、高管离职套现等问题，成思危曾对此进行了反思。“有人说，创业板是造富板。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依靠科技，对国家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科技的创新人、发明人，在实现他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得到高额回报是合理的。但如果是为了圈钱，发布虚假信息造富，我们是绝对反对的。”成思危说。
但他同时认为，对年轻的创业板不必太过苛求。“问题要认真地解决，要认真地完善，但是从长远看来，它还是往上走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审慎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
记者 莫谨榕
十余年后再回味先生言论越有味
12日早上，一打开手机便看到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去世的消息。此时，一幅十几年前我采访成思危先生的工作照浮现在我脑海。
那是2003年。“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系列活动于当年的11月6日-7日在珠海举行，1500多家企业领袖、跨国公司首脑及中外政要、经济界名流将聚集珠海，会上将发表由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中国著名的6位经济学家联合起草的《珠海宣言》。如此重大的活动，记者当然要提前介入，做足“功课”。
于是，我将一些需要采访的经济学家、大会组委会相关人士列了一个采访名单和采访提纲，分别与他们联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先生第一个给了我回复，并安排了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间，他当时担任组委会主席。我立即打点行装上了北京。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门口等候时，意外地见到一批珠海同行，原来，珠海市委宣传部得知我约到成思危副委员长专访，就招呼了当地媒体记者上北京，来个集体采访。
成思危先生的秘书很准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首先问：“哪位是羊城晚报的记者林丹？”见我举手，他说：“跟我来，你先采访。”我顿时很感动，他给了我单独采访的机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体现了对羊城晚报和我本人工作的尊重。
虽然成思危是人大副委员长，但令我意外的是，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就像我常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些学者。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我们竟是从拉家常开始的。我很好奇，他明明是个化学家，怎么串行成了经济学家，他说，他觉得中国更需要经济学人才，所以去美国留学时改了行。
留给我的“独家”时间不多，我很快切入主题。他告诉我，之所以要发表《珠海宣言》，就是要让世界倾听发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期望是平等、诚信、合作、发展。我们所说的平等不是财富的平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权利的平等，是不分国家、种族、贫富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是以某些发达国家为主导。全球化不是变相掠夺，而是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实现机会成本。”
当时我问他：中国的声音到底有多大？他说：“一个宣言发表容易，实现很难，但它是一个开始。”
十几年后，回味成思危先生这些话，越咂越有味道，今天，中国的声音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记者 林丹
金句频出，不少人都直呼“过瘾”
1998年,成思危提出“一号提案”时已是63岁，但近20年来，成思危仍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他多次来到广东与业界人士交流，有趣、时尚、亲切、不打官腔、率直可爱……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
2014年4月，成思危出席广东职工大讲堂。据当时与会人士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当时的他虽已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思维十分敏捷。“他是一个有趣、时髦的老头儿，幽默风趣的话语体系，说话不打官腔，十分直率可爱。”该人士回忆道，记得当时有人问他年轻人要不要买房的问题，他很真诚地回答道，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够买起房，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啃老”。“整个演讲中，成老‘金句’频出，让现场不少人都直呼‘过瘾’”。
此前，2013年5月成思危也到访过广州，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一齐出席某经济论坛进行主旨演讲。曾任羊城晚报记者的李晓莉回忆道，虽然已近80岁高龄，但成思危演讲时仍思路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当时，中国黄金金价不断飙升，中国大妈纷纷抢购黄金，成思危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居民手上货币太多导致的。“当时成老用了一句比喻，称‘超发的货币就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迟早要被放出来’，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也做了文章的标题”。
此外，财经媒体人孟德思旧昨天一早撰文回忆，多年来多次采访成思危，也见证了成思危身体状况的变化。据其回忆，去年7月在民建中央办公室的专访时，“老爷子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而采访进行到一半时，“老爷子已经满头大汗”。
记者 黄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