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内外学者对“大家”思想的认识
（一）由自然观，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崇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起点是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同整个生物界的历史进化一样，“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而造成这种巨大飞跃的关键是劳动。因为“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李宗富，2011）因此，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在用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具有了二重性，即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基础性平台。他通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马恩生态思想的逻辑主线。
复旦大学的王凤才教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混沌型的原始文明，对应原始社会。这一阶段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化。第二阶段是经验型的农业文明，对应人类古代社会，有机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人化。第三阶段是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对应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征服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物化。
（二）由实践观，到“人化自然”
“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争论点。以实践来理解人的活动，是摆脱“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抽象争论的一个关键。一些学者以此为重点，对马恩生态思想进行了阐发。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即实践。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而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是“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把自然分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产物”、“历史的产物”的“周围的感性世界”。 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实践劳动，人与自然才相互作用；自在自然才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只有这个人化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东松指出，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概念及其内涵来看，有人认为，马克思应该属于人类中心主义者。然而学者D•李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种把自然视
为我们身体的认识，将构成对主客体二分法所阐述的我们自己与自然的异化的征服”事实上，马克思生态思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单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它是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以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由物质变换、合理农业，到生产者的联合
自然观与实践观是马恩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劳动观则是马恩生态思想的具体展开。尤其是近代以来劳动的社会形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对于自然的平衡、对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构成双重威胁。一些学者将马恩的这种分析看作是生态思想。 李京文、李东松认为，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动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考察，揭示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出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资本主义方式也迅速地使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发生了“物质变换的断裂”。在乡村，人们不断地把产出物从土地上拿走，“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表现为环境污染。上海市委党校的时昊青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裂缝”无法弥补。由此，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为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使人和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使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真正解决”。
由此，形成了以自然观和实践观为理论基础，以劳动为中介，以制度批判和社会理想建构为目标的生态思想逻辑架构。
国外学者对马恩生态思想的认识
（一）对马恩生态思想的批判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从异化消费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不是马克思认为的由异化劳动引起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却忽略了这种浪费性过度生产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异化消费。为此，应该实行稳态的经济增长方式以避免群众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实行分散的、分权的非官僚式的管理方式等，而不是进行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阿格尔认为，在今天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失去了效用。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性的，不包括现代生态哲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文化和自然元素。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他系统论证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必要性。奥康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就需要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人
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即需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主题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进行融合，阐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从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和自然维度。
此外，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吉恩-保罗•德里格、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也质疑马恩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
（二）对马恩生态思想的辩护
要从哲学上探讨生态问题，就不能不考察德国哲学家A•施密特的关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他考察了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到晚期著作中的自然观。他认为，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施密特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除了“社会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的思想。“自然在其种种规律中是完成了的存在着的东西。”这是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理解，也是理解施密特自己的自然概念的关键。施密特的其它所有观点和论证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霍华德•帕森斯编纂了《马克思和思格斯论环境保护》，在这本书中帕森斯罗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环境、自然的词句和段落，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生态感应性。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分为十个主题。帕森斯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生成物。“这样，在海克尔创造了‘生态学’这个术语之前，在当代出现‘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很久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对走向生态学之路有了一种理解”。
目前，国外学者论著译介中最重要的当属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Shigeru Iwasa），他以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为主题，在1994年出版了《环境的思想》一书。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进一步发掘马恩的生态思想，把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新主题。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环境伦理观。岩佐茂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等著作的解读，探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进而把环境伦理的核心从人与自然界谁是中心、谁是“主体”的问题转换成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正如岩佐茂自己所说“环境伦理虽然只是人看待自然时的伦理，但它并不是抽象地把人对自然的规范视为问题，而是一种在人与人相互的社会关系中关于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的伦理性规范”。
受到关注的还有美国俄勒冈大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辩护。试图“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
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物质观、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持久而紧密的联系。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对自然采取“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态度，反而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自然的批判，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要修复这种断裂，就必须废除资
本主义，建立通过联合起来的方式废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
浅谈国内外学者对“大家”思想的认识
（一）由自然观，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崇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起点是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同整个生物界的历史进化一样，“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而造成这种巨大飞跃的关键是劳动。因为“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李宗富，2011）因此，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在用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具有了二重性，即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基础性平台。他通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马恩生态思想的逻辑主线。
复旦大学的王凤才教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混沌型的原始文明，对应原始社会。这一阶段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化。第二阶段是经验型的农业文明，对应人类古代社会，有机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人化。第三阶段是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对应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征服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物化。
（二）由实践观，到“人化自然”
“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争论点。以实践来理解人的活动，是摆脱“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抽象争论的一个关键。一些学者以此为重点，对马恩生态思想进行了阐发。
东南大学的叶海涛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即实践。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而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是“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把自然分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产物”、“历史的产物”的“周围的感性世界”。 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实践劳动，人与自然才相互作用；自在自然才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只有这个人化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东松指出，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概念及其内涵来看，有人认为，马克思应该属于人类中心主义者。然而学者D•李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种把自然视
为我们身体的认识，将构成对主客体二分法所阐述的我们自己与自然的异化的征服”事实上，马克思生态思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单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它是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以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由物质变换、合理农业，到生产者的联合
自然观与实践观是马恩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劳动观则是马恩生态思想的具体展开。尤其是近代以来劳动的社会形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对于自然的平衡、对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构成双重威胁。一些学者将马恩的这种分析看作是生态思想。 李京文、李东松认为，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动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考察，揭示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出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资本主义方式也迅速地使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发生了“物质变换的断裂”。在乡村，人们不断地把产出物从土地上拿走，“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表现为环境污染。上海市委党校的时昊青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裂缝”无法弥补。由此，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为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使人和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使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真正解决”。
由此，形成了以自然观和实践观为理论基础，以劳动为中介，以制度批判和社会理想建构为目标的生态思想逻辑架构。
国外学者对马恩生态思想的认识
（一）对马恩生态思想的批判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从异化消费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不是马克思认为的由异化劳动引起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却忽略了这种浪费性过度生产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异化消费。为此，应该实行稳态的经济增长方式以避免群众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实行分散的、分权的非官僚式的管理方式等，而不是进行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阿格尔认为，在今天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失去了效用。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性的，不包括现代生态哲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文化和自然元素。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他系统论证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必要性。奥康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就需要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人
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即需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主题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进行融合，阐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从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和自然维度。
此外，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吉恩-保罗•德里格、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也质疑马恩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
（二）对马恩生态思想的辩护
要从哲学上探讨生态问题，就不能不考察德国哲学家A•施密特的关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他考察了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到晚期著作中的自然观。他认为，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施密特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除了“社会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的思想。“自然在其种种规律中是完成了的存在着的东西。”这是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理解，也是理解施密特自己的自然概念的关键。施密特的其它所有观点和论证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霍华德•帕森斯编纂了《马克思和思格斯论环境保护》，在这本书中帕森斯罗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环境、自然的词句和段落，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生态感应性。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分为十个主题。帕森斯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生成物。“这样，在海克尔创造了‘生态学’这个术语之前，在当代出现‘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很久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对走向生态学之路有了一种理解”。
目前，国外学者论著译介中最重要的当属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Shigeru Iwasa），他以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为主题，在1994年出版了《环境的思想》一书。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进一步发掘马恩的生态思想，把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新主题。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环境伦理观。岩佐茂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等著作的解读，探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进而把环境伦理的核心从人与自然界谁是中心、谁是“主体”的问题转换成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正如岩佐茂自己所说“环境伦理虽然只是人看待自然时的伦理，但它并不是抽象地把人对自然的规范视为问题，而是一种在人与人相互的社会关系中关于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的伦理性规范”。
受到关注的还有美国俄勒冈大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辩护。试图“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
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物质观、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持久而紧密的联系。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对自然采取“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态度，反而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自然的批判，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要修复这种断裂，就必须废除资
本主义，建立通过联合起来的方式废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