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相关链接之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相关链接之二:“人民公社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相关链接之三:“国有国营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相关链接之四: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谈发展民营经济
相关链接之五：关于国有企业困境问题的探讨
相关链接之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
行业占63.3％。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整个经济结构较解放初期已
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53.5％，已居统治地位，公私
合营经济占26.3％，合作经济占19％，个体、私营经济只占0.9％。
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
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时我国所有制结构
基本上只剩下公有制经济成分，成为单一的公有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国民经济所有结构
相关链接之二:“人民公社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一） 该模式的特征可概括为“一大二公”:“大”即组织规模大，“公”即公有化程度高。
（二） 表现形式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劳动、评功记分、按工分和人口分配。
（三） 弊端：1.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在公社甚至县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难于因时、因地
制宜，搞好农业生产
2.农业劳动的组织形式成了“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劳动效率低下；
3.收益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损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挫伤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停滞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相关链接之三:“国有国营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一） 该模式最大的特征是“政企合一”：
1. 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2. 企业产权关系模糊；
3. 政府对企业的劳动用工实施统一安排和集中管理，制定统一的工资标准；
4. 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几乎完全受国家计划控制。
（二） 该模式的弊端：
1. 企业失去了本应有的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利；
2. 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3. 资源配置效率极为低下；
4. 造成严重的浪费。
相关链接之四: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谈发展民营经济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全市人口７５０万，其中２００万人“闯江湖”
◎温州没有特产，特产就是小老板，现在多是企业家
◎多赚一厘钱也是光荣的
财富之“源”：民营经济打天下
——温州因民营经济而出名，也因民营经济而得益。“没有民营经济，就没
有温州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温州的今天。”对这一说法，李强的
评价是：“毫不夸张”。
李强说，这里讲的民营经济，准确地说，是非公有制经济。它主要包括个体
工商户、民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自然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当然也包括
外资企业。温州的财富，绝大部分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列举几个数字：一是Ｇ
ＤＰ。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市ＧＤＰ从１３·２亿元增加到１０５５
亿元，年均递增１５·５％；二是财政收入，这是实打实的。１９７８年到２０
０２年，温州的财政收入从１·３５亿元增加到１２６·２亿元，年均增长２
０·８％。三是农民收入。１９７８年，温州的农民生活很困难，人均纯收入只
有１１３元，一半以上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州是浙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但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０９１元，年均增长１７·２％。四是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１９８１年的４２２元增加到去年的１４５９１元，年
均增长１５·９％。
民营经济彻底改变了温州面貌。过去温州城区小、马路窄、房子破、环境差，
现在温州的城市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城市建成区面积从改革开放前的２０余
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１２０多平方公里；过去基础设施很落后，现在温州已成
为全国４５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成为全国１８个主要港口城市之一，成为全国第一个电话号码升八位的地级市；过去温州的教育基础很差，现在全市特别是
农村，房子最好、最漂亮的是学校，温州中学是目前全
国硬件设施最好的中学之一。
所有这些方面的建设，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资金的积累和投入。温州的机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几乎全是靠市场化运作来筹措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和其它方面的资金搞起来的。如果只靠国家投入和地方财政，要建成现在的面貌，至少需要１００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温州的城市建设起码要后退一个世纪。
现在，全温州市的个体工商户有２０多万户，民营企业１３万多家，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９８·８％，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９６％，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７０％左右，外贸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９５％以上，从业人员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８０％左右。
财富之“路”：逼—放—闯
——温州人用了２０来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这一跨越，亚洲“四小龙”用了３５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用了１００年。
民营经济何以在温州这块土
地上生长得如此之快？李强说，温州发展民营经济，是给“逼”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情况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全市人均耕地不到半亩；国家投入少，建国后到１９８１年的３０多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只有６·５５亿元；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的可开发资源。“一差”，就是交通条件差。当时温州没有机场，没有铁路，仅有的一条公路也是破破烂烂。面对这样的现实，温州人不靠天、不靠地，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干。
温州的民营经济也是“放”出来的。“放”，是开放的“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更多地尝过计划经济甜头的温州人，对党的开放、搞活、富民的政策情有独钟。他们把自己比作“种子”，把党的政策比作“阳光雨露”，一遇雨露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改革开放伊始，温州的个体工商业、家庭工厂、专业市场，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而出。温州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首批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全国首批１３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这些都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温州的民营经济更是“闯”出来的。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这是“温州人精神”的初期内涵。现在，“温州人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温州人的精神，是温州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温州最大的特有的优势。当然，这种精神也是温州独特的传统重商文化的一种历史传承。形成于南宋、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主张义利并举、农商皆本，把通过辛勤劳动拥有物质财富看成一件光荣的事情。这种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文化物化在温州人身上，形成了温州人精神。
说起温州人的特点，李强说：一是恋乡不守土。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商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在各
地创办企业，建起了大量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目前７５０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有１６０多万，在海外的温州人还有５０多万。二是敢冒知进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温州人又不会蛮干，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三是自豪不自满。温州人善于经商，能够做成别人不容易做成的事情，能够做好别人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但是取得成功的温州人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进取，向新的目标迈进。
正是这样的温州人，不断推动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背着包袱过河”
——围绕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曾有过许多是非争论，温州人怎样在争论中发
展前行？
温州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从改革开放伊始，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先后经历过多次争论，李强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的比例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雇工经营问题，存在不存在剥削；三是供销员问题，是不是“买空卖空”；第四是分配关系问题，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第五是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假冒骗、偷漏税等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温州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引起争论的原因，李强认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当温州改革触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时，就会有人出来激烈地争论。二是改革相对超前和认识相对滞后所产生的碰撞。温州较早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较早地发展商品经济，较早地培育市场体系，面对新事物，有些人不了解、不理解，因此温州一
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所难免。三是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温州的干部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哪怕是芝麻大小的事，都可能会跟意识形态挂上钩。李强说，如果说别的地方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温州的改革开放不但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背着包袱过河。
可贵的是，争论面前，压力之下，温州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工作中的问题努力改进完善；对认识上的问题，能说清楚的说清楚，说不清楚的不争论，允许存在不同认识，坚持探索，坚持在实践中统一认识；对群众的创造，坚持“三不政策”————不争论、不张扬、不压制，做到面对议论不争论，面对问题不护短，面对改革不动摇，坚持正确的，完善不足的，克服负面的，引导扭曲的，改正错误的，从而大大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了温州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说，温州是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的。
三个“成语”
——在研究温州的民营经济时，人们发现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有人甚至把
温州民营经
济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一个极形象的词：“小狗经济”。李强说，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可以用几个成语概括：
一是“小题大做”。温州的民营经济是集群经济，主要是指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的产销大基地。温州的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温州企业的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的体现，是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以打火机为例。打火机有几十个零部件，温州人把它分开加工，一个零部件都有几十家企业在竞争加工，大大降低了成本。所以，温州的打火机售价只有国际市场上的十分之一。凭着价格优势，打破了日本、韩国在国际打火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则占到了全国市场的９０％、世界市场的７０％左右。
二是“举轻若重”。温州的民营经济以轻工业为主，轻工产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２／３。温州已建成一批国字号生产基地，如“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印刷之都”等１４个国家级生产基地；在品牌方面，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４个中国名牌产品，４０多个免检产品。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其中皮鞋企业４０００多家，去年年产量９亿多双，占全国市场的２５％，眼镜占全国市场的５０％以上，低压电器占全国市场的３５％„„
三是“无中生有”。温州的民营经济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温州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非常少，温州企业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能够做到“无中生有”。温州畜牧业不发达，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猪皮革、牛皮革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却有数千家的汽摩配生产企业。温州的企业自己没有生产技术，就花巨资向人家购买，或者重金请人家帮助开发；自己没有人才，就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招揽人才。这种现象，被称为温州发展中的“零资源现象”。
比财富更宝贵的
——很多人到温州学习考察后说：“温州真是盛产皮鞋、小电器呀！”但是，温
州最盛产的，
是小商贩、小老板和企业家，这是比物质财富更宝贵的东西。
民营经济给温州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不少人原来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现在成为管理几百人、几千人、年产值几十个亿的企业经营者。李强说，许多企业经营者都非常注重学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注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增强，他们不仅提出要建设“学习型企业”、“创新型企业”，自己也到国内外有名的高等院校“充电”，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一些企业家还被聘为名牌院校的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给大学生上课。
民营经济改变了温州人的思想观念。一是时间观念变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商机”已经成为温州人的信条。二是价值观念变了，在温州人的头脑里，赚钱是光荣的事情，能多赚一分钱也是光荣的，无论是一个纽扣、一只配件，只要能赚一厘、二厘，温州人都愿意做。同时，温州人也很慷慨，在“两江大水”期间，温州的企业一下子捐献了２亿多元。三是就业观念变了。过去，温州人都以在国营企业工作而自豪，如今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主动放弃工作，自谋职业，自找门路。四是风险意识和创业意识更强了。 现在，温州“人人想当老板、人人争当老板，人人都有创业冲动”，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李强说，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现在回顾一下才发现，温州发展最大的成就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是温州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创造了温州的路子，不断地给人以启示，不断地为全国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做法。
相关链接之六：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
有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叫《好日子》，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因为它生动地反映出人们过上富裕生活后的喜悦心情。的确，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
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
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人民日报》 (2003年02月21日第十二版)
专题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相关链接之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相关链接之二:“人民公社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相关链接之三:“国有国营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相关链接之四: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谈发展民营经济
相关链接之五：关于国有企业困境问题的探讨
相关链接之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
行业占63.3％。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整个经济结构较解放初期已
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53.5％，已居统治地位，公私
合营经济占26.3％，合作经济占19％，个体、私营经济只占0.9％。
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
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时我国所有制结构
基本上只剩下公有制经济成分，成为单一的公有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国民经济所有结构
相关链接之二:“人民公社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一） 该模式的特征可概括为“一大二公”:“大”即组织规模大，“公”即公有化程度高。
（二） 表现形式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劳动、评功记分、按工分和人口分配。
（三） 弊端：1.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在公社甚至县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难于因时、因地
制宜，搞好农业生产
2.农业劳动的组织形式成了“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劳动效率低下；
3.收益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损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挫伤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停滞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相关链接之三:“国有国营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一） 该模式最大的特征是“政企合一”：
1. 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2. 企业产权关系模糊；
3. 政府对企业的劳动用工实施统一安排和集中管理，制定统一的工资标准；
4. 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几乎完全受国家计划控制。
（二） 该模式的弊端：
1. 企业失去了本应有的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利；
2. 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3. 资源配置效率极为低下；
4. 造成严重的浪费。
相关链接之四: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谈发展民营经济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全市人口７５０万，其中２００万人“闯江湖”
◎温州没有特产，特产就是小老板，现在多是企业家
◎多赚一厘钱也是光荣的
财富之“源”：民营经济打天下
——温州因民营经济而出名，也因民营经济而得益。“没有民营经济，就没
有温州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温州的今天。”对这一说法，李强的
评价是：“毫不夸张”。
李强说，这里讲的民营经济，准确地说，是非公有制经济。它主要包括个体
工商户、民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自然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当然也包括
外资企业。温州的财富，绝大部分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列举几个数字：一是Ｇ
ＤＰ。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市ＧＤＰ从１３·２亿元增加到１０５５
亿元，年均递增１５·５％；二是财政收入，这是实打实的。１９７８年到２０
０２年，温州的财政收入从１·３５亿元增加到１２６·２亿元，年均增长２
０·８％。三是农民收入。１９７８年，温州的农民生活很困难，人均纯收入只
有１１３元，一半以上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州是浙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但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０９１元，年均增长１７·２％。四是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１９８１年的４２２元增加到去年的１４５９１元，年
均增长１５·９％。
民营经济彻底改变了温州面貌。过去温州城区小、马路窄、房子破、环境差，
现在温州的城市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城市建成区面积从改革开放前的２０余
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１２０多平方公里；过去基础设施很落后，现在温州已成
为全国４５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成为全国１８个主要港口城市之一，成为全国第一个电话号码升八位的地级市；过去温州的教育基础很差，现在全市特别是
农村，房子最好、最漂亮的是学校，温州中学是目前全
国硬件设施最好的中学之一。
所有这些方面的建设，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资金的积累和投入。温州的机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几乎全是靠市场化运作来筹措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和其它方面的资金搞起来的。如果只靠国家投入和地方财政，要建成现在的面貌，至少需要１００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温州的城市建设起码要后退一个世纪。
现在，全温州市的个体工商户有２０多万户，民营企业１３万多家，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９８·８％，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９６％，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７０％左右，外贸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９５％以上，从业人员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８０％左右。
财富之“路”：逼—放—闯
——温州人用了２０来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这一跨越，亚洲“四小龙”用了３５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用了１００年。
民营经济何以在温州这块土
地上生长得如此之快？李强说，温州发展民营经济，是给“逼”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情况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全市人均耕地不到半亩；国家投入少，建国后到１９８１年的３０多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只有６·５５亿元；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的可开发资源。“一差”，就是交通条件差。当时温州没有机场，没有铁路，仅有的一条公路也是破破烂烂。面对这样的现实，温州人不靠天、不靠地，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干。
温州的民营经济也是“放”出来的。“放”，是开放的“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更多地尝过计划经济甜头的温州人，对党的开放、搞活、富民的政策情有独钟。他们把自己比作“种子”，把党的政策比作“阳光雨露”，一遇雨露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改革开放伊始，温州的个体工商业、家庭工厂、专业市场，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而出。温州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首批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全国首批１３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这些都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温州的民营经济更是“闯”出来的。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这是“温州人精神”的初期内涵。现在，“温州人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温州人的精神，是温州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温州最大的特有的优势。当然，这种精神也是温州独特的传统重商文化的一种历史传承。形成于南宋、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主张义利并举、农商皆本，把通过辛勤劳动拥有物质财富看成一件光荣的事情。这种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文化物化在温州人身上，形成了温州人精神。
说起温州人的特点，李强说：一是恋乡不守土。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商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在各
地创办企业，建起了大量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目前７５０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有１６０多万，在海外的温州人还有５０多万。二是敢冒知进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温州人又不会蛮干，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三是自豪不自满。温州人善于经商，能够做成别人不容易做成的事情，能够做好别人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但是取得成功的温州人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进取，向新的目标迈进。
正是这样的温州人，不断推动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背着包袱过河”
——围绕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曾有过许多是非争论，温州人怎样在争论中发
展前行？
温州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从改革开放伊始，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先后经历过多次争论，李强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的比例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雇工经营问题，存在不存在剥削；三是供销员问题，是不是“买空卖空”；第四是分配关系问题，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第五是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假冒骗、偷漏税等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温州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引起争论的原因，李强认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当温州改革触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时，就会有人出来激烈地争论。二是改革相对超前和认识相对滞后所产生的碰撞。温州较早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较早地发展商品经济，较早地培育市场体系，面对新事物，有些人不了解、不理解，因此温州一
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所难免。三是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温州的干部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哪怕是芝麻大小的事，都可能会跟意识形态挂上钩。李强说，如果说别的地方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温州的改革开放不但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背着包袱过河。
可贵的是，争论面前，压力之下，温州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工作中的问题努力改进完善；对认识上的问题，能说清楚的说清楚，说不清楚的不争论，允许存在不同认识，坚持探索，坚持在实践中统一认识；对群众的创造，坚持“三不政策”————不争论、不张扬、不压制，做到面对议论不争论，面对问题不护短，面对改革不动摇，坚持正确的，完善不足的，克服负面的，引导扭曲的，改正错误的，从而大大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了温州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说，温州是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的。
三个“成语”
——在研究温州的民营经济时，人们发现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有人甚至把
温州民营经
济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一个极形象的词：“小狗经济”。李强说，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可以用几个成语概括：
一是“小题大做”。温州的民营经济是集群经济，主要是指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的产销大基地。温州的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温州企业的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的体现，是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以打火机为例。打火机有几十个零部件，温州人把它分开加工，一个零部件都有几十家企业在竞争加工，大大降低了成本。所以，温州的打火机售价只有国际市场上的十分之一。凭着价格优势，打破了日本、韩国在国际打火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则占到了全国市场的９０％、世界市场的７０％左右。
二是“举轻若重”。温州的民营经济以轻工业为主，轻工产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２／３。温州已建成一批国字号生产基地，如“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印刷之都”等１４个国家级生产基地；在品牌方面，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４个中国名牌产品，４０多个免检产品。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其中皮鞋企业４０００多家，去年年产量９亿多双，占全国市场的２５％，眼镜占全国市场的５０％以上，低压电器占全国市场的３５％„„
三是“无中生有”。温州的民营经济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温州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非常少，温州企业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能够做到“无中生有”。温州畜牧业不发达，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猪皮革、牛皮革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却有数千家的汽摩配生产企业。温州的企业自己没有生产技术，就花巨资向人家购买，或者重金请人家帮助开发；自己没有人才，就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招揽人才。这种现象，被称为温州发展中的“零资源现象”。
比财富更宝贵的
——很多人到温州学习考察后说：“温州真是盛产皮鞋、小电器呀！”但是，温
州最盛产的，
是小商贩、小老板和企业家，这是比物质财富更宝贵的东西。
民营经济给温州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不少人原来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现在成为管理几百人、几千人、年产值几十个亿的企业经营者。李强说，许多企业经营者都非常注重学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注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增强，他们不仅提出要建设“学习型企业”、“创新型企业”，自己也到国内外有名的高等院校“充电”，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一些企业家还被聘为名牌院校的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给大学生上课。
民营经济改变了温州人的思想观念。一是时间观念变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商机”已经成为温州人的信条。二是价值观念变了，在温州人的头脑里，赚钱是光荣的事情，能多赚一分钱也是光荣的，无论是一个纽扣、一只配件，只要能赚一厘、二厘，温州人都愿意做。同时，温州人也很慷慨，在“两江大水”期间，温州的企业一下子捐献了２亿多元。三是就业观念变了。过去，温州人都以在国营企业工作而自豪，如今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主动放弃工作，自谋职业，自找门路。四是风险意识和创业意识更强了。 现在，温州“人人想当老板、人人争当老板，人人都有创业冲动”，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李强说，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现在回顾一下才发现，温州发展最大的成就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是温州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创造了温州的路子，不断地给人以启示，不断地为全国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做法。
相关链接之六：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
有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叫《好日子》，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因为它生动地反映出人们过上富裕生活后的喜悦心情。的确，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
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
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人民日报》 (2003年02月21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