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的首任总检察官，他的存在很受争议，因为自他2003年上任至今的近10年里，路易斯仅完成了一次定罪。 今年6月的一天，59岁的路易斯身穿黑袍，来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宣告一项最高刑罚――事实上，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的首次判决――这位男性被告的罪恶行径等同于种族屠杀：将未谙世事的孩子训练成杀人凶手。证人们乘飞机从非洲赶到荷兰，坐在防弹玻璃间后旁听对托马斯・鲁班加的审讯。鲁班加是刚果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他被指控在国内冲突中使用童子军。路易斯将鲁班加定性为嗜血成性的军阀，他鼓动娃娃兵斗殴、强奸、杀人，毁了这些孩子的一生。 对鲁班加的审讯能达到这个程度不能不说是路易斯的成就。在案件审理的第一天，一位证人看到对面被告席上坐着的鲁班加，竟惊恐万分地撤回了全部证词。这起突发事件对公诉方来说是一种羞辱和挫败，但路易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保持淡定很重要，继续审讯就行了。对于这种恶性案件，法庭上随时都会发生意外。” 路易斯是国际刑事法院中名副其实的头号人物。国际刑事法院是在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的基础上成立的，由签署条约的121个国家资助运行，其中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并未参与。它是世界上惟一的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际法。简而言之，路易斯的罪案调查现场遍及全球。路易斯在九年悬而未决的争议声中即将卸任，但即使他不久于人世，只要人们一谈起在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的土地上伸张正义的行为就会想起路易斯。 路易斯语速很快，讲英语时带有明显的阿根廷口音。路易斯的工作是与全世界的邪恶罪犯作斗争，但他本人非常具有个人魅力，他看上去就像中年版的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对鲁班加的判决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第一次公开宣判，日期选择在路易斯卸任前的最后一天。这也是路易斯九年检察官生涯惟一一次判决。对于那些对国际刑事法院抱有较高期望的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这个国际正义的化身能够成功地为作恶者定罪，但路易斯的业绩显然令他们失望了。也有人评论他行使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职能，也履行了相关的法律职责，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对路易斯的指责声绵绵不绝，一起共事过的同仁和专家毫不隐晦地批评他的工作方式和处事策略，连私生活也没有放过。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路易斯曾尝试控诉苏丹总统奥马・阿尔-巴希，因为后者在苏丹西北部的达尔福尔施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一些同行认为路易斯没能筹集充足的证据，并在2009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公开下达逮捕令，致使逮捕行动成功实施的机率为零。外交官们则指责他的处理方式对搜捕造成阻碍，使苏丹总统有机会在境外逍遥时溜之大吉。 对于这些评论，路易斯的回答是：“那些对我指手划脚的人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压根不知道我搜集了什么证据，所以无权妄加评断。”对于他为什么没有在达尔福尔当地与原告证人面晤，路易斯的解释是：“如果我依惯例与证人在当地会面，就必须将他们的姓名告知辩方，那样势必会危及到证人的性命。外交官们想通过协商谈判制止杀戮行为，是很幼稚的想法，他们对案件一无所知，过多解释也是徒劳。因为外交官们热衷和平安乐，但那些亡命徒才不喜欢和平，他们杀人取乐，泯灭人性。” 路易斯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使命是预防犯罪，防止善良的人们受到伤害。使罪犯得到应有惩罚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首要职责，但这在国际刑事法院是排在第二位的。九年来，路易斯每个月都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荷兰海牙之间穿梭，每次飞行时长16个小时，其中有三周待在海牙。作为代表全世界24亿人利益的正义使者，路易斯经常接受来访，包括好莱坞影星兼联合国亲善大使安吉丽娜・朱莉一年两次的探访。 事实上，路易斯在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之前早已声名远播。上世纪80年代，路易斯离开了学术界，协助对在阿根廷发动军事政变的军阀进行控诉，他们在1976-1983年间杀害了2万名持异见者。这些政治犯有的死在了监狱里，有的从直升机上直接被扔进了南太平洋。民主制度建立后，阿根廷很多人（包括路易斯的母亲）都假装认为这类事件根本没发生过。 路易斯的母亲支持独裁统治，父亲也积极从事激进的反对党活动。路易斯说：“我无法说服母亲，但母亲信服审判结果。这就是我喜欢审判的原因，它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同我母亲有相同看法的人都认识到了军阀的罪恶。” 2009年初，鲁班加案件的第一个原告证人改变了供词，审讯过程几乎卡壳。令媒体更加吃惊的是，路易斯根本没有出席审讯，而是出现在了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是：整个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陷入混乱。路易斯对此并无任何不悦，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立案起诉，此后也不必继续出现在法庭上。而达沃斯论坛却至关重要不能缺席，在那里路易斯与五、六位国家总统会面，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合作…… 然而审判并未真正终止，一位刚果军阀即将在离犯罪现场4000英里外的地方接受审判。与此同时，路易斯也通过这次事件体会到在国际司法体系中，重要人物的舆论引导作用。如果这些政治人物不是来自阿根廷，而是来自德国或者瑞典，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个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检察官从不需要与政界人士打交道，因为有现成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 当法律条文无能为力时，就需要有人奋起反抗以保护本应受到保护的民众。更宽泛地讲，这也解释了路易斯为何四年前在达尔福尔会选择用“公开下达逮捕令”的方式来威吓阿尔-巴希。当时由于预审团的法官们认为路易斯证据不足，路易斯对阿尔-巴希种族灭绝暴行的指控未能成立，致使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强烈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授权和执行能力。阿尔-巴希得意地驱逐了在达尔福尔地区对近500万难民实施援助的外国慈善团体，他还打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旅行，看看他在这些国家是否会被逮捕，以嘲弄国际刑事法院的无能。对国际刑事法院权威性的一个更大挑战，是乌干达总统邀请阿尔-巴希参加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为了挽回国际刑事法院的“颜面”，路易斯专程飞到乌干达劝说总统撤回邀请。路易斯承认，世界检察官的工作让他非常孤寂。特殊的职业身份要求他必须独挑大梁，孤军奋战。而作为一个处理争议问题的公众人物，其声誉也很容易受到玷污，但他义不容辞。 路易斯坚信，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景十分广阔。回首过去，路易斯将它视作一艘没有船员、目的地不明的美丽帆船，万事俱备后，扬帆启航，乘风破浪。展望未来，他希望和平公正遍及世界各地，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们会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路易斯是一位谙熟国内外政治和历史条约的学者，对于各类冲突解决方案也颇为在行。他说：“我工作的目标不是审判和定罪，而是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在肯尼亚、象牙海岸、乌干达、刚果和中非等地传闻的恶行正受到调查。另外还准备对八个国家行使调查，包括哥伦比亚、阿富汗和朝鲜。调查行动并不会导致审判或定罪，但路易斯认为能够起到预警作用。对于哥伦比亚国内刑事司法系统对所谓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一恐怖组织进行打击，路易斯深感欣慰。而对于朝鲜两次袭击杀害韩国平民，路易斯认为如果朝鲜军方能意识到自己会面临控诉，就会三思而行了。 路易斯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一群孩子，虽然这些孩子与他毫无关系，他们是乌干达游击队首领约瑟夫・科尼绑架的无辜童子军。一个名叫“视线外的儿童”的圣地亚哥非营利组织制作了一段片长28分钟的视频《科尼2012》，发布在YouTube网站，以抨击科尼使用童子军及屠杀等罪行。短短六天内就有上亿人点击观看，科尼的罪行也因此进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路易斯认为这1亿观众就是他的支持者，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具有国际化背景，熟练掌握高新技术。但这只是开始，还需要大家协力对全世界20亿儿童进行反战和反恐教育。 今年6月16日，由缔约国一致推举的冈比亚女司法部长法图・本苏达接任路易斯的首席检察官一职，她从2004年起就在国际刑事法院担当路易斯的助手。路易斯认为法图是接任的最佳人选，而他本人则以对鲁班加的定罪为近10年来的世界检察官生涯画上句号。他说，自上任时的伊拉克战争到前不久利比亚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垮台，正义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世界发生着变革，他对未来的一切欣然向往。 [编译自英国《泰晤士杂志》]
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的首任总检察官，他的存在很受争议，因为自他2003年上任至今的近10年里，路易斯仅完成了一次定罪。 今年6月的一天，59岁的路易斯身穿黑袍，来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宣告一项最高刑罚――事实上，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的首次判决――这位男性被告的罪恶行径等同于种族屠杀：将未谙世事的孩子训练成杀人凶手。证人们乘飞机从非洲赶到荷兰，坐在防弹玻璃间后旁听对托马斯・鲁班加的审讯。鲁班加是刚果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他被指控在国内冲突中使用童子军。路易斯将鲁班加定性为嗜血成性的军阀，他鼓动娃娃兵斗殴、强奸、杀人，毁了这些孩子的一生。 对鲁班加的审讯能达到这个程度不能不说是路易斯的成就。在案件审理的第一天，一位证人看到对面被告席上坐着的鲁班加，竟惊恐万分地撤回了全部证词。这起突发事件对公诉方来说是一种羞辱和挫败，但路易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保持淡定很重要，继续审讯就行了。对于这种恶性案件，法庭上随时都会发生意外。” 路易斯是国际刑事法院中名副其实的头号人物。国际刑事法院是在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的基础上成立的，由签署条约的121个国家资助运行，其中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并未参与。它是世界上惟一的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际法。简而言之，路易斯的罪案调查现场遍及全球。路易斯在九年悬而未决的争议声中即将卸任，但即使他不久于人世，只要人们一谈起在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的土地上伸张正义的行为就会想起路易斯。 路易斯语速很快，讲英语时带有明显的阿根廷口音。路易斯的工作是与全世界的邪恶罪犯作斗争，但他本人非常具有个人魅力，他看上去就像中年版的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对鲁班加的判决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第一次公开宣判，日期选择在路易斯卸任前的最后一天。这也是路易斯九年检察官生涯惟一一次判决。对于那些对国际刑事法院抱有较高期望的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这个国际正义的化身能够成功地为作恶者定罪，但路易斯的业绩显然令他们失望了。也有人评论他行使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职能，也履行了相关的法律职责，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对路易斯的指责声绵绵不绝，一起共事过的同仁和专家毫不隐晦地批评他的工作方式和处事策略，连私生活也没有放过。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路易斯曾尝试控诉苏丹总统奥马・阿尔-巴希，因为后者在苏丹西北部的达尔福尔施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一些同行认为路易斯没能筹集充足的证据，并在2009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公开下达逮捕令，致使逮捕行动成功实施的机率为零。外交官们则指责他的处理方式对搜捕造成阻碍，使苏丹总统有机会在境外逍遥时溜之大吉。 对于这些评论，路易斯的回答是：“那些对我指手划脚的人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压根不知道我搜集了什么证据，所以无权妄加评断。”对于他为什么没有在达尔福尔当地与原告证人面晤，路易斯的解释是：“如果我依惯例与证人在当地会面，就必须将他们的姓名告知辩方，那样势必会危及到证人的性命。外交官们想通过协商谈判制止杀戮行为，是很幼稚的想法，他们对案件一无所知，过多解释也是徒劳。因为外交官们热衷和平安乐，但那些亡命徒才不喜欢和平，他们杀人取乐，泯灭人性。” 路易斯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使命是预防犯罪，防止善良的人们受到伤害。使罪犯得到应有惩罚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首要职责，但这在国际刑事法院是排在第二位的。九年来，路易斯每个月都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荷兰海牙之间穿梭，每次飞行时长16个小时，其中有三周待在海牙。作为代表全世界24亿人利益的正义使者，路易斯经常接受来访，包括好莱坞影星兼联合国亲善大使安吉丽娜・朱莉一年两次的探访。 事实上，路易斯在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之前早已声名远播。上世纪80年代，路易斯离开了学术界，协助对在阿根廷发动军事政变的军阀进行控诉，他们在1976-1983年间杀害了2万名持异见者。这些政治犯有的死在了监狱里，有的从直升机上直接被扔进了南太平洋。民主制度建立后，阿根廷很多人（包括路易斯的母亲）都假装认为这类事件根本没发生过。 路易斯的母亲支持独裁统治，父亲也积极从事激进的反对党活动。路易斯说：“我无法说服母亲，但母亲信服审判结果。这就是我喜欢审判的原因，它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同我母亲有相同看法的人都认识到了军阀的罪恶。” 2009年初，鲁班加案件的第一个原告证人改变了供词，审讯过程几乎卡壳。令媒体更加吃惊的是，路易斯根本没有出席审讯，而是出现在了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是：整个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陷入混乱。路易斯对此并无任何不悦，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立案起诉，此后也不必继续出现在法庭上。而达沃斯论坛却至关重要不能缺席，在那里路易斯与五、六位国家总统会面，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合作…… 然而审判并未真正终止，一位刚果军阀即将在离犯罪现场4000英里外的地方接受审判。与此同时，路易斯也通过这次事件体会到在国际司法体系中，重要人物的舆论引导作用。如果这些政治人物不是来自阿根廷，而是来自德国或者瑞典，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个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检察官从不需要与政界人士打交道，因为有现成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 当法律条文无能为力时，就需要有人奋起反抗以保护本应受到保护的民众。更宽泛地讲，这也解释了路易斯为何四年前在达尔福尔会选择用“公开下达逮捕令”的方式来威吓阿尔-巴希。当时由于预审团的法官们认为路易斯证据不足，路易斯对阿尔-巴希种族灭绝暴行的指控未能成立，致使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强烈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授权和执行能力。阿尔-巴希得意地驱逐了在达尔福尔地区对近500万难民实施援助的外国慈善团体，他还打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旅行，看看他在这些国家是否会被逮捕，以嘲弄国际刑事法院的无能。对国际刑事法院权威性的一个更大挑战，是乌干达总统邀请阿尔-巴希参加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为了挽回国际刑事法院的“颜面”，路易斯专程飞到乌干达劝说总统撤回邀请。路易斯承认，世界检察官的工作让他非常孤寂。特殊的职业身份要求他必须独挑大梁，孤军奋战。而作为一个处理争议问题的公众人物，其声誉也很容易受到玷污，但他义不容辞。 路易斯坚信，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景十分广阔。回首过去，路易斯将它视作一艘没有船员、目的地不明的美丽帆船，万事俱备后，扬帆启航，乘风破浪。展望未来，他希望和平公正遍及世界各地，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们会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路易斯是一位谙熟国内外政治和历史条约的学者，对于各类冲突解决方案也颇为在行。他说：“我工作的目标不是审判和定罪，而是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在肯尼亚、象牙海岸、乌干达、刚果和中非等地传闻的恶行正受到调查。另外还准备对八个国家行使调查，包括哥伦比亚、阿富汗和朝鲜。调查行动并不会导致审判或定罪，但路易斯认为能够起到预警作用。对于哥伦比亚国内刑事司法系统对所谓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一恐怖组织进行打击，路易斯深感欣慰。而对于朝鲜两次袭击杀害韩国平民，路易斯认为如果朝鲜军方能意识到自己会面临控诉，就会三思而行了。 路易斯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一群孩子，虽然这些孩子与他毫无关系，他们是乌干达游击队首领约瑟夫・科尼绑架的无辜童子军。一个名叫“视线外的儿童”的圣地亚哥非营利组织制作了一段片长28分钟的视频《科尼2012》，发布在YouTube网站，以抨击科尼使用童子军及屠杀等罪行。短短六天内就有上亿人点击观看，科尼的罪行也因此进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路易斯认为这1亿观众就是他的支持者，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具有国际化背景，熟练掌握高新技术。但这只是开始，还需要大家协力对全世界20亿儿童进行反战和反恐教育。 今年6月16日，由缔约国一致推举的冈比亚女司法部长法图・本苏达接任路易斯的首席检察官一职，她从2004年起就在国际刑事法院担当路易斯的助手。路易斯认为法图是接任的最佳人选，而他本人则以对鲁班加的定罪为近10年来的世界检察官生涯画上句号。他说，自上任时的伊拉克战争到前不久利比亚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垮台，正义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世界发生着变革，他对未来的一切欣然向往。 [编译自英国《泰晤士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