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界，孙大午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既是一家农牧企业的老板，又“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他既是一个行动者，又是一个思想者和言说者；他敢于向传统势力开炮，哪怕遭遇厄难亦在所不惜，但提到家人因此不得不为他担心时，他又常常热泪盈眶。他的企业其实并不大，但当他落难时，从学界、传媒界、法律界到企业界自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行动，并最终使他走出囹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孙大午成于此，落难于此，也获救于此。 萧三匝和孙大午相识相交多年，了解、理解“大午集团”的独特价值。他们的心灵对话，或许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展卷一读。 企业家应该是独立的、创新的 萧（ 萧三匝，下同）：有人说你是企业家，也有人说你的知识分子情怀太重，没有企业家“趋利避害”的意识。抛开理论上的定义，在你看来何为企业家？ 孙（孙大午，下同）：我们现在还没能给“企业家”下定义，很多人通常都把资本家、实业家、企业家甚至商人、买卖人混为一谈。 在历史上，商人多，买卖人、生意人多，但不应该说他们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也就是说，在工商时代才能出现企业家。即使在工商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挣钱的、搞企业的也未必就是企业家，比如资本家。我们教科书上说：企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赚钱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的工作。资本家只做加法，想的是如何增加自身的财富，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冒很大风险，就是为了聚拢财富、掠夺财富、积累财富。所以马克思描述过，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有200%的利润，他会不顾道德和法律。这就是资本家的原始积累状态。他们很少谈社会责任，或者淡化社会责任。 再就是实业家。我们历史上有不少的实业家。工商时代也出现过很多实业家。实业家以兴国为目的，他们是做大事的。他们中有些人是有国家或者政府背景的，从严格意义上看，也不能被称为企业家。当初孙中山先生就是想以实业救国。现在很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你说他们是企业家？好像也不是。我认为他们是实业家，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做的不仅仅是加法，还有乘法，是垄断性的放大。 我所认为的企业家应该是独立的、创新的，不仅仅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也可以说在精神和物质上没有上级。在市场经济中纵横捭阖，没有界限。经济上是独立的，思想上也是自由的、前沿的。因为他是自主的，甚至是野生的，完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没有自由之身，就没有自由之声；没有赤子之身，就没有赤子之心。再讲创新——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积累财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职业。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科技的，他都会投入创新热情，他有忧国忧民的胸怀。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独立、创新”。 美国有一任总统说过：美国什么物质财富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能失去企业家精神。只要企业家精神存在，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再造一个美国。我相信这个说法。 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家生活在煎熬里 萧：有人说企业家阶层在当下中国也是弱势群体，你是否认可这种判断？ 孙：我们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的企业家”，主要是说以经营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家。我在微博上说过：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家生活在煎熬里。尤其是在融资、行政审批、证照办理以及其他一些审批过程中，这些企业家大部分精力要耗费在人事关系上面，而不是生产创新上。这种关系让你不得不低下头弯下腰，以谄媚的姿态去祈求人家帮你办本该很合理很光明很正大的事。你说他是不是弱势群体？人家可以办，有时就不给你办，所以才出现了“寻租”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穿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鞋，走市场经济的路。我们过去的一些部门，比如农业部门，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土地局、畜牧局等都立了法，它们还都在依法管理。实际上，这些部门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种环境下，审批、年检，是让很多企业家都头痛的事。德国等许多国家就没有工商行政管理局，也没有审批、年检的概念，都是实行注册制、备案制。甚至汽车和驾照都没有年检，汽车坏了自己修，开车上路出了事自己负责。企业只需要在年底申报注册就可以了。我们国家的年检、审批，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比如说汽车年检，年检的时候是好的，但过了一两个月汽车坏了，你能负责吗？车上路了还得自己修。企业一年一检，但能保证检后就不发生其他事了吗？如亏损、倒闭，何必让政府负这么大的责任！在层层的年检、审批下，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家心力交瘁。我的体会就很深。就像我们每次申报贷款，材料都整成山一样高。“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企业家在这时怎能不是弱势群体？ 还有第二点，看我们的经济环境。比如说资源。就金融方面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是中小企业，很难融资贷款。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讲得好，我们的企业是“两多两难”：一是企业多、贷款难。企业多就是民营企业多，贷款难主要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二是资金多、投资难。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但没办法投资。 我们的企业家在行政管理、融资、土地、资源等方面是弱势群体，企业家是很悲壮的群体，遍体鳞伤者多，成功者寥寥无几。尽管他们有时候为了面子上的光鲜，开豪车、住好房、抽好烟、喝好酒，大把大把地花钱，实际上他们常常为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而发愁。没有出路，求告无门，这种现象很普遍。发不出工资还要硬撑门面，借高利贷，不能自拔。 农村金融合作领域尚未破题 萧：近年来，舆论比较关注民营企业遭遇“天花板”的问题。能否结合你的经历谈谈？ 孙：民营企业在土地使用、创业、金融创新方面都面临“天花板”，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具有必然性。我的企业能活下来，活在自主的金融创新上。大午“粮食银行”就是大午集团因地制宜成功实践的一种农村金融合作创新。 大午集团从养鸡、养猪起步，建有一个小型的饲料加工厂。随着养殖规模扩大，企业需要大量饲料粮。由于地处偏僻，周围地广人稀，土地多，粮食就多，附近村民就把余粮借给企业，企业则相当于办了一个便民的“粮食银行”。粮食银行的发展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中国企业界，孙大午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既是一家农牧企业的老板，又“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他既是一个行动者，又是一个思想者和言说者；他敢于向传统势力开炮，哪怕遭遇厄难亦在所不惜，但提到家人因此不得不为他担心时，他又常常热泪盈眶。他的企业其实并不大，但当他落难时，从学界、传媒界、法律界到企业界自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行动，并最终使他走出囹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孙大午成于此，落难于此，也获救于此。 萧三匝和孙大午相识相交多年，了解、理解“大午集团”的独特价值。他们的心灵对话，或许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展卷一读。 企业家应该是独立的、创新的 萧（ 萧三匝，下同）：有人说你是企业家，也有人说你的知识分子情怀太重，没有企业家“趋利避害”的意识。抛开理论上的定义，在你看来何为企业家？ 孙（孙大午，下同）：我们现在还没能给“企业家”下定义，很多人通常都把资本家、实业家、企业家甚至商人、买卖人混为一谈。 在历史上，商人多，买卖人、生意人多，但不应该说他们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也就是说，在工商时代才能出现企业家。即使在工商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挣钱的、搞企业的也未必就是企业家，比如资本家。我们教科书上说：企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赚钱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的工作。资本家只做加法，想的是如何增加自身的财富，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冒很大风险，就是为了聚拢财富、掠夺财富、积累财富。所以马克思描述过，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有200%的利润，他会不顾道德和法律。这就是资本家的原始积累状态。他们很少谈社会责任，或者淡化社会责任。 再就是实业家。我们历史上有不少的实业家。工商时代也出现过很多实业家。实业家以兴国为目的，他们是做大事的。他们中有些人是有国家或者政府背景的，从严格意义上看，也不能被称为企业家。当初孙中山先生就是想以实业救国。现在很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你说他们是企业家？好像也不是。我认为他们是实业家，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做的不仅仅是加法，还有乘法，是垄断性的放大。 我所认为的企业家应该是独立的、创新的，不仅仅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也可以说在精神和物质上没有上级。在市场经济中纵横捭阖，没有界限。经济上是独立的，思想上也是自由的、前沿的。因为他是自主的，甚至是野生的，完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没有自由之身，就没有自由之声；没有赤子之身，就没有赤子之心。再讲创新——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积累财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职业。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科技的，他都会投入创新热情，他有忧国忧民的胸怀。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独立、创新”。 美国有一任总统说过：美国什么物质财富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能失去企业家精神。只要企业家精神存在，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再造一个美国。我相信这个说法。 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家生活在煎熬里 萧：有人说企业家阶层在当下中国也是弱势群体，你是否认可这种判断？ 孙：我们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的企业家”，主要是说以经营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家。我在微博上说过：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家生活在煎熬里。尤其是在融资、行政审批、证照办理以及其他一些审批过程中，这些企业家大部分精力要耗费在人事关系上面，而不是生产创新上。这种关系让你不得不低下头弯下腰，以谄媚的姿态去祈求人家帮你办本该很合理很光明很正大的事。你说他是不是弱势群体？人家可以办，有时就不给你办，所以才出现了“寻租”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穿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鞋，走市场经济的路。我们过去的一些部门，比如农业部门，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土地局、畜牧局等都立了法，它们还都在依法管理。实际上，这些部门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种环境下，审批、年检，是让很多企业家都头痛的事。德国等许多国家就没有工商行政管理局，也没有审批、年检的概念，都是实行注册制、备案制。甚至汽车和驾照都没有年检，汽车坏了自己修，开车上路出了事自己负责。企业只需要在年底申报注册就可以了。我们国家的年检、审批，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比如说汽车年检，年检的时候是好的，但过了一两个月汽车坏了，你能负责吗？车上路了还得自己修。企业一年一检，但能保证检后就不发生其他事了吗？如亏损、倒闭，何必让政府负这么大的责任！在层层的年检、审批下，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家心力交瘁。我的体会就很深。就像我们每次申报贷款，材料都整成山一样高。“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企业家在这时怎能不是弱势群体？ 还有第二点，看我们的经济环境。比如说资源。就金融方面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是中小企业，很难融资贷款。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讲得好，我们的企业是“两多两难”：一是企业多、贷款难。企业多就是民营企业多，贷款难主要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二是资金多、投资难。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但没办法投资。 我们的企业家在行政管理、融资、土地、资源等方面是弱势群体，企业家是很悲壮的群体，遍体鳞伤者多，成功者寥寥无几。尽管他们有时候为了面子上的光鲜，开豪车、住好房、抽好烟、喝好酒，大把大把地花钱，实际上他们常常为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而发愁。没有出路，求告无门，这种现象很普遍。发不出工资还要硬撑门面，借高利贷，不能自拔。 农村金融合作领域尚未破题 萧：近年来，舆论比较关注民营企业遭遇“天花板”的问题。能否结合你的经历谈谈？ 孙：民营企业在土地使用、创业、金融创新方面都面临“天花板”，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具有必然性。我的企业能活下来，活在自主的金融创新上。大午“粮食银行”就是大午集团因地制宜成功实践的一种农村金融合作创新。 大午集团从养鸡、养猪起步，建有一个小型的饲料加工厂。随着养殖规模扩大，企业需要大量饲料粮。由于地处偏僻，周围地广人稀，土地多，粮食就多，附近村民就把余粮借给企业，企业则相当于办了一个便民的“粮食银行”。粮食银行的发展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