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对哲学情有独中，几十年来，就是喜欢，说不出什么理由。在自学中，深刻体会到哲学按照功用，可以分为理论哲学（或曰纯哲学）和应用哲学（或曰哲学的运用）。纯哲学研究的人多，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哲学研究，学派林立，体系完备，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门完成学。而应用哲学，可以说处处都有，而又处处没有。说处处都有，是因为人们在思维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都在运用哲学思维，如考虑先进性，落后性，工作中抓两头；考虑安全因素和不安全因素；等等。说没有，是因为，直到现在，还没应用哲学这一门学问的教科书（也许本人不知道而矣），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应用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和应用方法、应用的注意事项，研究现状、发展方向等，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笔者怀着好奇心，发现这一点，总想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但由于力不从心，只好求教各位博友。在此，先将哲学思维方法的运用，晒在下面，现丑了。
一、哲学思维运用的广泛性
经常有人这样说，学哲学有什么用？既然不能当饭吃，又不能赚钱，甚至连哲学博士找工作都成了困难，在美国开出租车的哲学博士大有人在。哲学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如此演绎，不仅哲学，历史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有什么用？艺术有什么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的危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拜金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在衡量一门学问、一项社科成果的时候，往往是以能否赚钱，能否直接创造财富作为标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对这类问题和现象，也只能摇头苦笑而已。
要证明哲学有什么用，看来是件很困难的事，而要证明哲学什么用也没有，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三个例子也许能给人启发：一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先生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有人问我，你搞了一辈子哲学，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我确实说不出哲学有什么用，也不好说哲学没有用，只好回答，我们哲学系八二届的学生现在毕业20周年了，看看他们今天在做什么，也许多少能回答你的问题。”据悉，该系八二届的毕业生并不因为误入哲学系而碌碌无为，他们中从教的有大学校长、有博导、有美国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从政的有市委书记、市长，从商的有股票上市的民营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所在单位的骨干。二是世界科学史、思想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培根，在哲学、法学、自然科学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他曾当上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用法律充实我的腰包，用哲学满足我的灵魂”。三是头发有什么用？没有它也照样吃喝，长得壮实，对留光头的人头发连装饰的作用都没有，但千年古墓中出土的古尸，肉体和骨骼都化成了腐土，而头发却完好地保留下来，有人认为有用莫过金钱，古语却说“钱财乃身外之物”、“为富不过三代”，而思想、精神、学问反而象头发一样千古不朽。
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并非没有用，只不过是它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而已。反思哲学社会科学被人所忽视，大体有两大原因：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作用的特点所致。它的特点一是有远用而无近用，它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二是有大用而无小用，它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社会的公共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人具体工作的影响。三是有潜用而无明用，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先是在思想意识接受，继而才转化成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影响人的具体行为方式。第二，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战争或和平时期、计划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更容易左右人们的思想，判别事物价值的标准更直接、更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二、哲学思维运用的特征
哲学思维方法指的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所运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法。在改造世界时它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肯定和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第二，它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所以哲学的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不盲从权威的批判性的反思。第三，它是实践第一的思维方法。它强调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人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社会实践发展了，人的思想认识就必须不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四，它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它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实践观庸俗化，反对把过去的、一时成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它以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类经验中的一切行为。
总的来说，哲学思维方法的运用不在于给人多少具体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给人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巨大的推动力。
三、哲学思维在公共决策中的运用
公共决策是一种社会决策，通俗地说就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公共决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性，它牵涉到城市管理、环保、交通、治安、教育等许多方面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决策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社会的大事，不是政府部门本身，更不是少数领导人自己的事情。公共决策有很大的风险性，一旦失误，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社会性的、难以用金钱去弥补的，严重的还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和支持率。所以，决策者在制订公共政策时，除了要有历史感、责任感以及具备高水平的决策能力之外，运用哲学思维方法去指导决策，是致关重要的。在公共决策中应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一项社会性的决策，应该是客观的、可行的，因此，必须符合社会各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如果脱离实际，超越了现有的客观的条件，那怕是出发点再好，也很容易造成重大失误。比如一些地方在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城市基本建设过分强调“一步到位”、“多少年不落后”，结果是地方经济大伤元气，再无发展后劲，一座座高楼大厦成了领导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年年的经济停驰，一个个精神萎靡不振，则是领导人的“心病”和“愧咎”。
二是一分为二的原则。在辩证法看来，任何社会性的决策都是有利有利弊的，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决策，关键在于要把握好决策的得与失、利与弊的“度”。有些决策用经济价值标准去看是“失大于得”，而从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标准去看却“得大于失”。比如教育的投入、改善市民文体活动条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政府都要花大量的钱，但政府不能把这些支出看成“赔本”的决策，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贫困人口减少了，带来的是社会安定、民心向党，所带来的“利”将远远大于经济上的“失”。
三是系统均衡的原则。公共决策牵涉面广，最易犯的错误是顾此失彼，具体表现是解决了某方面的问题，却产生了另外的、甚至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过去在分配政策上“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表面上解决了贫富不均的矛盾，却带来了消极怠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后果；有的地方为了急于引进人才而给与过分优惠条件，却打击了本地人才、已有人才的积极性；有些城市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只考虑到某些已有的优势领域，而忽视了城市的均衡性发展，畸型的经济发展也许在某一时期是高速的、奏效的，但抵御风险的能力却是脆弱的，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危险的
四是勇于创新的原则。辩证法对事物都是放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去把握的，被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着奔流不息的河水，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万物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得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就得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改革要有敢于冒风险的勇气，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能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本人对哲学情有独中，几十年来，就是喜欢，说不出什么理由。在自学中，深刻体会到哲学按照功用，可以分为理论哲学（或曰纯哲学）和应用哲学（或曰哲学的运用）。纯哲学研究的人多，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哲学研究，学派林立，体系完备，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门完成学。而应用哲学，可以说处处都有，而又处处没有。说处处都有，是因为人们在思维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都在运用哲学思维，如考虑先进性，落后性，工作中抓两头；考虑安全因素和不安全因素；等等。说没有，是因为，直到现在，还没应用哲学这一门学问的教科书（也许本人不知道而矣），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应用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和应用方法、应用的注意事项，研究现状、发展方向等，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笔者怀着好奇心，发现这一点，总想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但由于力不从心，只好求教各位博友。在此，先将哲学思维方法的运用，晒在下面，现丑了。
一、哲学思维运用的广泛性
经常有人这样说，学哲学有什么用？既然不能当饭吃，又不能赚钱，甚至连哲学博士找工作都成了困难，在美国开出租车的哲学博士大有人在。哲学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如此演绎，不仅哲学，历史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有什么用？艺术有什么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的危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拜金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在衡量一门学问、一项社科成果的时候，往往是以能否赚钱，能否直接创造财富作为标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对这类问题和现象，也只能摇头苦笑而已。
要证明哲学有什么用，看来是件很困难的事，而要证明哲学什么用也没有，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三个例子也许能给人启发：一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先生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有人问我，你搞了一辈子哲学，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我确实说不出哲学有什么用，也不好说哲学没有用，只好回答，我们哲学系八二届的学生现在毕业20周年了，看看他们今天在做什么，也许多少能回答你的问题。”据悉，该系八二届的毕业生并不因为误入哲学系而碌碌无为，他们中从教的有大学校长、有博导、有美国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从政的有市委书记、市长，从商的有股票上市的民营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所在单位的骨干。二是世界科学史、思想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培根，在哲学、法学、自然科学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他曾当上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用法律充实我的腰包，用哲学满足我的灵魂”。三是头发有什么用？没有它也照样吃喝，长得壮实，对留光头的人头发连装饰的作用都没有，但千年古墓中出土的古尸，肉体和骨骼都化成了腐土，而头发却完好地保留下来，有人认为有用莫过金钱，古语却说“钱财乃身外之物”、“为富不过三代”，而思想、精神、学问反而象头发一样千古不朽。
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并非没有用，只不过是它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而已。反思哲学社会科学被人所忽视，大体有两大原因：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作用的特点所致。它的特点一是有远用而无近用，它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二是有大用而无小用，它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社会的公共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人具体工作的影响。三是有潜用而无明用，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先是在思想意识接受，继而才转化成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影响人的具体行为方式。第二，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战争或和平时期、计划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更容易左右人们的思想，判别事物价值的标准更直接、更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二、哲学思维运用的特征
哲学思维方法指的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所运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法。在改造世界时它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肯定和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第二，它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所以哲学的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不盲从权威的批判性的反思。第三，它是实践第一的思维方法。它强调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人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社会实践发展了，人的思想认识就必须不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四，它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它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实践观庸俗化，反对把过去的、一时成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它以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类经验中的一切行为。
总的来说，哲学思维方法的运用不在于给人多少具体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给人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巨大的推动力。
三、哲学思维在公共决策中的运用
公共决策是一种社会决策，通俗地说就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公共决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性，它牵涉到城市管理、环保、交通、治安、教育等许多方面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决策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社会的大事，不是政府部门本身，更不是少数领导人自己的事情。公共决策有很大的风险性，一旦失误，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社会性的、难以用金钱去弥补的，严重的还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和支持率。所以，决策者在制订公共政策时，除了要有历史感、责任感以及具备高水平的决策能力之外，运用哲学思维方法去指导决策，是致关重要的。在公共决策中应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一项社会性的决策，应该是客观的、可行的，因此，必须符合社会各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如果脱离实际，超越了现有的客观的条件，那怕是出发点再好，也很容易造成重大失误。比如一些地方在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城市基本建设过分强调“一步到位”、“多少年不落后”，结果是地方经济大伤元气，再无发展后劲，一座座高楼大厦成了领导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年年的经济停驰，一个个精神萎靡不振，则是领导人的“心病”和“愧咎”。
二是一分为二的原则。在辩证法看来，任何社会性的决策都是有利有利弊的，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决策，关键在于要把握好决策的得与失、利与弊的“度”。有些决策用经济价值标准去看是“失大于得”，而从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标准去看却“得大于失”。比如教育的投入、改善市民文体活动条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政府都要花大量的钱，但政府不能把这些支出看成“赔本”的决策，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贫困人口减少了，带来的是社会安定、民心向党，所带来的“利”将远远大于经济上的“失”。
三是系统均衡的原则。公共决策牵涉面广，最易犯的错误是顾此失彼，具体表现是解决了某方面的问题，却产生了另外的、甚至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过去在分配政策上“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表面上解决了贫富不均的矛盾，却带来了消极怠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后果；有的地方为了急于引进人才而给与过分优惠条件，却打击了本地人才、已有人才的积极性；有些城市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只考虑到某些已有的优势领域，而忽视了城市的均衡性发展，畸型的经济发展也许在某一时期是高速的、奏效的，但抵御风险的能力却是脆弱的，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危险的
四是勇于创新的原则。辩证法对事物都是放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去把握的，被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着奔流不息的河水，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万物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得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就得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改革要有敢于冒风险的勇气，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能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