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王朝封建统治衰败的原因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为了保证这个过渡的顺利实现，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政治上使国家由君权主义的社会步入到民权主义的社会，即在彻底清除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和民众广泛参与的现代国家政权，并使之沿着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运行。对清政府来说，如果它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及时而有效地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就会较为顺利的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反之，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自身的统治出现全面的危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事实上，清政府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代化挑战，不仅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回应措施，相反，其政治统治却不断呈现出日趋衰败的迹象。
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特别是鸦片战争前的四、五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增多，斗争规模也在日益扩大，这些起义大大震撼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也表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它的尽头。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因素并不是通过自身生产力的发展积累起来，而是由外国的殖民侵略带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受到外部现代化挑战时所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在政治领域内，就不可能像原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拥有足够的时间，以使其政治的发展接受现代化因素，并逐步对其政治制度加以调整，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加上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本身固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的没落属性，直接削弱了中国对现代化挑战做出积极而有效反应的能力。这样，政治衰败就必然会成为近代中国封建政治统治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政治结构本身的衰败。自19世纪初以来，清政府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向过分专制型集权的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加强，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的纵向关系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皇室)，从而导致省这一级的中层政权和县一级基层政权的萎缩，后来当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则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离心倾向。二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内朝的皇帝和亲信集团的权力在不断加强，而外朝内阁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由于清政府权力运用的直接目标是获得下属和人民的臣服，而不是去积极地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尽管权力在不断集中，政府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却并没有相应增强。特别是当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去了久已存在的均衡之后，中央对社会的支配能力也就不断丧失了。
其次，从权力体系的运作来看，上述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消极结果。权力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到19世纪中后期时，官员们玩忽职守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因为在动辄得咎的情况下，积极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很容易给政敌们留下把柄。而在由互相牵制的罗网所形成的官员互相倾轧的官场风气中，防范政敌的倾轧不能不成为官员们的头等大事。由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实上成为官员们共同信奉的哲学。但是，虽不求有功，却不能不求升官晋爵，于是，粉饰太平、层层相助就成为普遍的为官之道。敷衍塞责和虚夸假报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能力。
最后，19世纪中国的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趋广泛和严重。这种趋势在l8世纪即已开始。后来虽有嘉庆时代的改革，但腐败之风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
客观而言，造成官场腐败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官吏的俸禄太低，以致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于是，朝廷只得允许他们自行创收，除摊派到老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日益沉重之外，官员的损公肥私、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现象日益普遍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更是有增无减。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和普遍化，不仅毒害了官场的风气，而且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还没有真正感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清政府所出现的上述这些政治衰败现象并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后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中国影响的加剧以及由于这种影响，中国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开始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战争的失败，在心理上使人们受到沉重的打击，一些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清醒，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另一方面，政治衰败过程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开始对政治衰败的问题加以关注。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政治 现代化才真正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随着清政府政治衰败过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到1 9世纪末2 0世纪初，已经开始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为了扼制住这种衰败，清政府开始了自救行动。清政府对政治衰败的挽救主要集中在两次维新运动上，即戊戌变法和新政的推行。
首先、两次维新运动在政治上的目标都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在戊戌变法中，虽然维新派人士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但在此前维新派的宣传中，曾多次提到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的政治改革主张。而且，在变法期间，政治改革确实在整个变法内容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而在数年后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中，则明确地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当然，作为中国封建势力的代表，我们无法相信慈禧太后之流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也无法相信这个所谓的“新政”会给中国的民族振兴带来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政作为宪政改革的前奏，使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偏离数千年固有的发展轨道，并跨入一个新的历程，而且，虽然清政府也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但在客观上它向政治革新所走出的被动而又关键的一步，这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给人们所带来的理念上的转变，同时对于清末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也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其次、两次维新运动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就曾提出机器大工业是国家富强的首要基础。同时，他还论证了大工业对于克服中国国民愚昧守旧思想、提高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以及转变社会风气的所能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第三、在清政府长达12年的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得最泛、最深入的一项。1905年1月2日，清政府上谕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这样，在中国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遂告废止。这使全国的教育系统和学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中国相沿了十余个世纪的人才选拔制度和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质变。新式学堂和留学运动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崭新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入与持久，更表现为传统文化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性连环已经被打破，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纽带已经被割断。
第四、在军事方面，由于传统军事组织的落伍，已不再适应对外作战的要求，清政府把编练新军作为其军事改革的突破口。本来，清政府扩充新军的目的是要为其封建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支撑点，但由于绝大多数新军的士兵和军官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更容易受革命思想
的影响，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和鼓动下，反而成为了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一只重要的军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建立和编练新军的过程中，由于清政府在这个时期正处于政治衰败的高峰，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已经遭到极大的削弱，因此，建 立起来的新军往往为军阀势力所掌握，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从而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总的来说，从两次维新运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看，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许多的领域，但它的核心内容还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最终目的是要对封建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当然，清政府所进行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在不久以后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被推翻而归于彻底失败。但应当看到，这些尝试和努力具有十分鲜明的改革性质。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新政，都是清王朝试图以传统的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选择，在保存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动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些改革使现代化的因素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它是顺应了后发展上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由于这些改革包括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向制度性转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讲，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这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推进到制度化的阶段。因此，尽管后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导致这些改革的失败，但它对此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具有悠久文明而又长期固步自封的传统国家，如果不是遭受外力的重大刺激和挫折，而且这种刺激和挫折已经威胁到民族的生存时，便不易促发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变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打击下，一步步的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不仅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随着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而岌岌可危，中国已经明显地具备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对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加以反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并将中国带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去。但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高度坚固性和成熟性使得它在面临现代化挑战的时候，由于其过分缺乏弹性和对现代化的恐惧，使其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想真正将中国的社会发展汇入到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不仅需要统治集团对这种潮流有较深刻的体察，从而形成一种明智和明确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统治集团在利益上做出某种“牺牲”。而1 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虽然已经从自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灾难中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变革的必然性，同时也通过新政等方式进行了一些并非彻底的尝试和努力，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一一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怕是暂时的。这样，他们对损害到自身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总是踌躇再三，一拖再拖，结果坐失良机，最后只能走向灭亡。
浅谈清王朝封建统治衰败的原因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为了保证这个过渡的顺利实现，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政治上使国家由君权主义的社会步入到民权主义的社会，即在彻底清除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和民众广泛参与的现代国家政权，并使之沿着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运行。对清政府来说，如果它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及时而有效地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就会较为顺利的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反之，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自身的统治出现全面的危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事实上，清政府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代化挑战，不仅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回应措施，相反，其政治统治却不断呈现出日趋衰败的迹象。
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特别是鸦片战争前的四、五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增多，斗争规模也在日益扩大，这些起义大大震撼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也表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它的尽头。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因素并不是通过自身生产力的发展积累起来，而是由外国的殖民侵略带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受到外部现代化挑战时所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在政治领域内，就不可能像原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拥有足够的时间，以使其政治的发展接受现代化因素，并逐步对其政治制度加以调整，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加上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本身固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的没落属性，直接削弱了中国对现代化挑战做出积极而有效反应的能力。这样，政治衰败就必然会成为近代中国封建政治统治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政治结构本身的衰败。自19世纪初以来，清政府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向过分专制型集权的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加强，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的纵向关系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皇室)，从而导致省这一级的中层政权和县一级基层政权的萎缩，后来当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则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离心倾向。二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内朝的皇帝和亲信集团的权力在不断加强，而外朝内阁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由于清政府权力运用的直接目标是获得下属和人民的臣服，而不是去积极地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尽管权力在不断集中，政府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却并没有相应增强。特别是当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去了久已存在的均衡之后，中央对社会的支配能力也就不断丧失了。
其次，从权力体系的运作来看，上述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消极结果。权力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到19世纪中后期时，官员们玩忽职守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因为在动辄得咎的情况下，积极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很容易给政敌们留下把柄。而在由互相牵制的罗网所形成的官员互相倾轧的官场风气中，防范政敌的倾轧不能不成为官员们的头等大事。由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实上成为官员们共同信奉的哲学。但是，虽不求有功，却不能不求升官晋爵，于是，粉饰太平、层层相助就成为普遍的为官之道。敷衍塞责和虚夸假报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能力。
最后，19世纪中国的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趋广泛和严重。这种趋势在l8世纪即已开始。后来虽有嘉庆时代的改革，但腐败之风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
客观而言，造成官场腐败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官吏的俸禄太低，以致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于是，朝廷只得允许他们自行创收，除摊派到老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日益沉重之外，官员的损公肥私、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现象日益普遍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更是有增无减。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和普遍化，不仅毒害了官场的风气，而且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还没有真正感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清政府所出现的上述这些政治衰败现象并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后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中国影响的加剧以及由于这种影响，中国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开始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战争的失败，在心理上使人们受到沉重的打击，一些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清醒，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另一方面，政治衰败过程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开始对政治衰败的问题加以关注。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政治 现代化才真正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随着清政府政治衰败过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到1 9世纪末2 0世纪初，已经开始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为了扼制住这种衰败，清政府开始了自救行动。清政府对政治衰败的挽救主要集中在两次维新运动上，即戊戌变法和新政的推行。
首先、两次维新运动在政治上的目标都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在戊戌变法中，虽然维新派人士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但在此前维新派的宣传中，曾多次提到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的政治改革主张。而且，在变法期间，政治改革确实在整个变法内容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而在数年后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中，则明确地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当然，作为中国封建势力的代表，我们无法相信慈禧太后之流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也无法相信这个所谓的“新政”会给中国的民族振兴带来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政作为宪政改革的前奏，使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偏离数千年固有的发展轨道，并跨入一个新的历程，而且，虽然清政府也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但在客观上它向政治革新所走出的被动而又关键的一步，这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给人们所带来的理念上的转变，同时对于清末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也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其次、两次维新运动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就曾提出机器大工业是国家富强的首要基础。同时，他还论证了大工业对于克服中国国民愚昧守旧思想、提高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以及转变社会风气的所能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第三、在清政府长达12年的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得最泛、最深入的一项。1905年1月2日，清政府上谕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这样，在中国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遂告废止。这使全国的教育系统和学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中国相沿了十余个世纪的人才选拔制度和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质变。新式学堂和留学运动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崭新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入与持久，更表现为传统文化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性连环已经被打破，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纽带已经被割断。
第四、在军事方面，由于传统军事组织的落伍，已不再适应对外作战的要求，清政府把编练新军作为其军事改革的突破口。本来，清政府扩充新军的目的是要为其封建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支撑点，但由于绝大多数新军的士兵和军官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更容易受革命思想
的影响，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和鼓动下，反而成为了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一只重要的军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建立和编练新军的过程中，由于清政府在这个时期正处于政治衰败的高峰，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已经遭到极大的削弱，因此，建 立起来的新军往往为军阀势力所掌握，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从而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总的来说，从两次维新运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看，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许多的领域，但它的核心内容还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最终目的是要对封建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当然，清政府所进行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在不久以后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被推翻而归于彻底失败。但应当看到，这些尝试和努力具有十分鲜明的改革性质。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新政，都是清王朝试图以传统的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选择，在保存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动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些改革使现代化的因素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它是顺应了后发展上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由于这些改革包括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向制度性转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讲，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这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推进到制度化的阶段。因此，尽管后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导致这些改革的失败，但它对此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具有悠久文明而又长期固步自封的传统国家，如果不是遭受外力的重大刺激和挫折，而且这种刺激和挫折已经威胁到民族的生存时，便不易促发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变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打击下，一步步的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不仅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随着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而岌岌可危，中国已经明显地具备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对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加以反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并将中国带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去。但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高度坚固性和成熟性使得它在面临现代化挑战的时候，由于其过分缺乏弹性和对现代化的恐惧，使其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想真正将中国的社会发展汇入到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不仅需要统治集团对这种潮流有较深刻的体察，从而形成一种明智和明确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统治集团在利益上做出某种“牺牲”。而1 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虽然已经从自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灾难中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变革的必然性，同时也通过新政等方式进行了一些并非彻底的尝试和努力，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一一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怕是暂时的。这样，他们对损害到自身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总是踌躇再三，一拖再拖，结果坐失良机，最后只能走向灭亡。